关键词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政治建设思想，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学
王炳权，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习近平指出，“政治问题，任何时候都是根本性的大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样样是政治，样样离不开政治。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最重要的就是处理好各种复杂的政治关系，始终保持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正确政治方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围绕新时代政治建设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崭新境界，提供了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根本指针。对这些重要论述进行体系化梳理、学理化阐释，有助于更好展现新时代政治建设思想非凡的理论创造力、真理感召力、政治引领力、实践推动力，有助于构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旗帜和灵魂的新时代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
一、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和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发挥政治建设的统领作用
（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全力推进政治建设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经济建设是中心工作，文化建设是内在灵魂，社会建设是支撑条件，生态文明建设是重要基础，政治建设则是全程贯穿、全域覆盖、全面统摄的根本保证。
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深刻昭示，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才振衰起弊、起死回生，找到适合自身的政治发展道路，基于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政治的根本方向，来厘定政治关系、规制政治行为、构设政治体系、形塑政治文化、推动政治发展，才能确保中国政治在五千年文明长河中不干涸断流、“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的大一统格局不分化碎解的根脉上实现现代转型，确保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现代化建设各方面方向正确、活力有序。习近平精辟地指出：“国家治理体系是由众多子系统构成的复杂系统。这个系统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党是领导一切的”，“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大棋局中，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车马炮各展其长，一盘棋大局分明”。正是在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作用，特别是党中央一锤定音、定于一尊的权威引领下，人大、政府、政协、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武装力量、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社会组织以及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才能够既协同发力又各负其责，共同参与国家治理。进入新时代所形成的这一统分结合、主次分明、本固枝荣的治理体系，为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现代化国家建设各方面提供了如骨架而贯穿性托举、如经络而覆盖式调控、如细胞而系统化浸透的根本性结构，提供了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政治根基。
（二）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从“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到“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再到“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作为党的建设的内容支撑，成为其发展变化规律的生动映现。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是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党的各项建设同向发力综合发力的系统工程”，明确强调“把党的政治建设放在首位”，“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党的根本性建设”。之所以赋予党的政治建设以“统领”“首位”“根本性建设”的定性，是因为“任何政党都有政治属性，都有自己的政治使命、政治目标、政治追求。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崇高政治理想、高尚政治追求、纯洁政治品质、严明政治纪律。如果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上的先进性丧失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就无从谈起”，这是根本道理所在；是因为“旗帜鲜明讲政治、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是党的生命”，这为历史经验所示；是因为反复强调要警惕的“‘七个有之’本质上是政治问题，概括起来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形成利益集团，妄图攫取党和国家权力；一个是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作祟，大搞非组织活动，破坏党的集中统一”，这由问题导向所致。
党的政治建设涉及诸多要素，包括把准政治方向、坚持党的政治领导、夯实政治根基、涵养政治生态、防范政治风险、永葆政治本色和提高政治能力等各个方面，其中“保证全党服从中央，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这一首要任务，具有丰富理论意涵与鲜明行动指向：一是在政治心理层面强调树立绝对忠诚，指出“党内所有的政治问题，归根到底就是对党是否忠诚”。二是在政治行为层面强调对标对表看齐，指出“必须经常看齐、主动看齐，这样才能真正看齐。这是最最紧要的政治”。三是在政治规则层面强调完善制度供给，提出“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党的建设首位，以一系列重要制度性安排保证全党自觉向党中央看齐”，包括完善落实“两个维护”的制度、健全党中央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严格执行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制度以及健全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的组织制度，等等。
（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政治发展道路影响甚至决定国家各方面事业的发展。习近平指出，“以什么样的思路来谋划和推进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管根本、管全局、管长远的作用。古今中外，由于政治发展道路选择错误而导致社会动荡、国家分裂、人亡政息的例子比比皆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坚持正确的政治发展道路更是关系根本、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进入新时代，一方面，习近平坚定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旗帜鲜明地指出“我国人民民主与西方所谓的‘宪政’本质上是不同的”，“决不能走西方‘宪政’、‘三权鼎立’、‘司法独立’的路子”，“极力宣扬所谓的‘普世价值’……是挂羊头卖狗肉，目的就是要同我们争夺阵地、争夺人心、争夺群众，最终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把改革开放定义为往西方‘普世价值’、西方政治制度的方向改，否则就是不改革开放。这是曲解我们的改革开放”。
另一方面，习近平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这主要体现在，一是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具有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和鲜活跃动的时代特质。这条政治发展道路，一方面植根静水深流的绵延历史，它的若干政治制度“与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天下共治理念，‘共和’、‘商量’的施政传统，‘兼容并包、求同存异’的政治智慧都有深刻关联”，“顺应向内凝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发展大趋势，承继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中国文化大一统传统”；另一方面立足波澜壮阔的生动实践，“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属于改革开放以来党团结带领人民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方面取得的重大进展；再一方面朝向前景光明的未来，“是符合中国国情、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正确道路”，“为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确立了正确方向”。二是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具有清晰完整的核心要义和科学可行的实现路径。“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关键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其中，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点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精髓所在、核心所在、灵魂所在，“三统一”在新时代注入了崭新内涵，即“党的领导”向“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演进，“人民当家作主”向“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跃升，“依法治国”向“全面依法治国”扩展，形成了具有新时代鲜明特色的“三统一”新架构。三是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具有系统完备的制度支撑和严整规范的原则导引。习近平指出，“这一政治发展道路的核心思想、主体内容、基本要求，都在宪法中得到了确认和体现，其精神实质是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促进的。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国家的领导核心和指导思想，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爱国统一战线，社会主义法制原则，民主集中制原则，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等等，这些宪法确立的制度和原则，我们必须长期坚持、全面贯彻、不断发展”。其中，国家的根本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国家的根本任务即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国家的领导核心即中国共产党；国家的指导思想即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时代化成果；国体即中国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政体即党领导人民组织国家政权机关的形式；基本政治制度即政治发展的基础平台与主体要件；爱国统一战线即把不同党派、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信仰以及生活在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全体中华儿女都团结起来、共同参与国家治理；社会主义法制原则为政治发展定轨，民主集中制原则为政治发展定基，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为政治发展定向。这些制度规范和原则规定共同托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二、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一）深化对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实现从人民民主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历史飞跃，中国人民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首创性地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这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新时代民主政治建设领域的集中体现，为新时代民主政治建设高扬起光辉旗帜、提供了根本遵循。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理论的，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民主政治理论新的飞跃，将人类民主理论体系推向崭新境界。习近平的重要论述破立并举，一方面揭破“民主=西式民主=选举民主”的迷思，振聋发聩地提出“民主未必仅仅体现在‘一人一票’的直选上”，“我们在追求民意方面，不仅不比西方国家少，甚至还要更多”，激浊扬清地强调“民主不是一种定制的产品，全世界都一个模式、一个规格”，正本清源地指明“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关键在于是不是真正做到了人民当家作主，要看人民有没有投票权，更要看人民有没有广泛参与权；要看人民在选举过程中得到了什么口头许诺，更要看选举后这些承诺实现了多少；要看制度和法律规定了什么样的政治程序和政治规则，更要看这些制度和法律是不是真正得到了执行；要看权力运行规则和程序是否民主，更要看权力是否真正受到人民监督和制约”；另一方面创发“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等一系列基于新时代民主政治建设经验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由此，以其“破”而释放出思想解放运动般的伟力对西方民主进行祛魅、检视、清理，以其“立”而重构性、整体性、开创性地推动人类民主理论体系掀起“术语的革命”。
全过程人民民主又是实践的，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建的新型政治文明形态实现了对西式民主的全方位超越。这些实践真实管用，在实践主体上，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通过始终在场并不断出场来共同参与、建设、享有民主；在实践过程上，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环环相扣、节节交织；在实践范围上，经济民主、政治民主、文化民主、社会民主、生态民主共生共在、协同一体；在实践依托上，在法治轨道上建构一整套以人民为中心的制度体系保障民主质量；在实践效能上，落定以党为领导核心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双心重叠式同心架构，使“民主”直通“民生”，使“集中力量办大事”与“群众利益无小事”实现结构性对接，进而真实有效、活力有序、持续有力地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当然，从全过程人民民主最根本的方面讲，广大人民群众主要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对此，习近平作出的重要论述在三个方面表现出其突出的特性。
首先，以政治性为统领，是习近平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相关论述的显著标识。对此，习近平从制度定位、活动载体和政治优势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就制度定位而言，强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政治制度安排”，就活动载体而言，对人大工作提出要“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善于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善于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就政治优势而言，强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具有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保证党领导人民依法有效治理国家的显著优势”。突出政治性，意在表明党不仅缔造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还决定了其结构性的制度样态和功能性的运行过程。
其次，以人民性为主线，是习近平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相关论述的鲜明底色。对此，习近平从权为民所有、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就权为民所有而言，提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构成了人民江山的制度性基石。就权为民所赋而言，强调“人民通过民主选举产生自己的代表，组成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就权为民所用而言，一方面厘清制度的内在属性，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实现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另一方面明晰制度运行方位，即“要围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突出人民性，意在表明以人民为中心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内在规定性，是其灵魂所在、生命所在。
最后，以法治性为指向，是习近平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相关论述的重要特质。对此，习近平从立法的时代要求、质量要求、能力要求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就立法的时代要求而言，在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依法治国的辩证联结中审视人大立法工作，强调“坚持改革决策和立法决策相统一、相衔接，立法主动适应改革需要，积极发挥引导、推动、规范、保障改革的作用，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就立法的质量要求而言，提出“发展要高质量，立法也要高质量”等重大命题。就立法的能力要求而言，强调“立法人员必须具有很高的思想政治素质，具备遵循规律、发扬民主、加强协调、凝聚共识的能力”。突出法治性，意在表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及人大立法工作之于法律这一治国之重器、法治这一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的关键作用。
（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相关论述走进历史文化深处，阐发道理学理原理，揭示出协商民主的中国基因。协商民主是生发于内、自成一脉，还是进口西方、导源于外，是关乎其定型于中国路向还是依附于西方式样的“元问题”。面对这一长期以来众说纷纭的理论争拗，习近平正本清源、一锤定音地提出，“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民主形式，它源自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政治文化，源自近代以后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进程，源自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源自新中国成立后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在政治制度上共同实现的伟大创造，源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政治体制上的不断创新，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理论基础、实践基础、制度基础”，这些论述在返本溯源中切中要害，在切中要害中以正视听。同时，“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把握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这一基本定性”“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制度安排”等一系列命题的提出，使得协商民主的内涵、属性、边界、价值等根本性问题前所未有地清晰起来、明确起来。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相关论述面向现实政治生活，擘画具体实践图景，明确了协商民主的中国进路。这些论述既高屋建瓴又细致入微，对协商民主的目标图、路线图、施工图进行立体构画：一是确保协商民主有内容承载，即“在党的领导下，以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为内容，在全社会开展广泛协商，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二是确保协商民主有机构依托，即“人民政协要发挥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作用”。三是确保协商民主有运行场域，即“涉及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事情，要在全体人民和全社会中广泛商量；涉及一个地方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这个地方的人民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一部分群众利益、特定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这部分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基层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基层群众中广泛商量”。四是确保协商民主有渠道布设，即“统筹推进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五是确保协商民主有文化浸润，即“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良传统，广泛倡导有事多协商、遇事多协商、做事多协商，积极培育协商民主文化”。六是确保协商民主有重点方向，即“按照协商于民、协商为民的要求，大力发展基层协商民主，重点在基层群众中开展协商”。七是确保协商民主有方法支撑，即“通过民主集中制的办法，广开言路，博采众谋”，并“建立健全提案、会议、座谈、论证、听证、公示、评估、咨询、网络等多种协商方式”。
（三）把国家层面民主制度同基层民主制度有机结合起来推进民主建设
习近平强调，要“把国家层面民主制度同基层民主制度有机结合起来”，这一点的特有优势在于它的广泛性和有效性。一方面，国家层面民主制度确保人民群众对国家重大事务的参与，真正实现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的形式、任务和内容；另一方面，基层民主制度通过村民自治、居民自治以及企事业单位职工参与管理等形式，确保了人民群众对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事务的管理，特别是直接参与到社区治理之中。前一方面为整体政治运行提供了稳定度高、耐久性强的基础性框架，后一方面是确保人民民主权利落地生根的关键，二者的结合便是国家治理与基层治理的有机衔接，便是人民在国家层面和基层层面的民主权利得到充分保障。
其中，基于“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的鲜明导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在新时代进入“换挡提速”的历史新阶段，其间形成三重亮点。第一重亮点是定位重置，即不再将基层场域仅视为自治单元，而是将之确定为“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确定为“国家治理的基石”。第二重亮点是理念重塑，即着力实现基层民主与基层治理的复合，既强调“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又强调“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实现“从‘管理民主’到‘治理有效’”的跨越。第三重亮点是模式重组，即形成“党建引领基层自治共治格局”，强调“把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作为贯穿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的一条红线”，实现“既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也要发挥居民自治功能”。
（四）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是国家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的基本原则
经过百余年的实践，民主集中制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建构、政治权力运行、政治生活实践的基本法则，以其对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秩序、分工与协同、监督与支持、制约与配合、程序与实体、局部与整体、组织与个人关系的协调高效处理，而统摄性地规制着全部社会政治关系，并渗透到人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工作方法之中。从历史脉络看，中国共产党推进民主集中制的发展历经四个阶段，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认同与确立、形成与锻铸，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拓展与顿挫、恢复与转机，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反思与重构、规范与积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深化与开新、升华与飞跃。
在新时代的深化与开新、升华与飞跃的过程中，习近平对于民主集中制的相关论述深刻阐明了其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根本性地位。一是阐明其内在机理，强调“民主集中制包括民主和集中两个方面，两者互为条件、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辩证统一、不可分割”。二是阐明其基本定位，一方面从总体上指出民主集中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鲜明特点”，另一方面从管党治党角度指出“民主集中制，是领导班子的根本工作制度，是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标志”，再一方面从党治国理政角度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我国国家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的基本原则，是我国国家制度的突出特点”。三是阐明其现实效能，强调“民主集中制，是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制度，是民主和集中紧密结合的制度”，是保证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以及保证党的团结统一的法宝。总之，民主集中制既是“党之体”，也是“国之体”，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本质特征。
（五）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重要法宝作用
习近平对于统一战线的理解，同对于政治的理解是紧密相连的，他多次引用毛泽东关于“所谓政治，就是把拥护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的经典论断，并提出“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决定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关键，是最大的政治”“民心是最大的政治”等崭新命题，进而在这一语境下强调“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题”。
习近平对于统一战线的工作部署，是全方位、多层面的。第一，紧扣重点领域，在政党政治领域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拓宽了多党合作舞台；在民族工作领域“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在宗教事务领域强调“坚持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相互尊重”。第二，锚定关键群体，强调“党外知识分子工作，是统一战线的基础性、战略性工作”，提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要把他们组织起来，加强引导、发挥作用”，指出留学人员是“统战工作新的着力点”，关注网络统战工作并要求“把这些人中的代表性人士纳入统战工作视野”，指出“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并“让他们都能同我们一条心”，要求“发挥港澳台和海外统战工作争取人心的作用”，以科学使用、发挥作用为重点、以加强培养、提高素质为关键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等等。第三，形成战略抓手，以“构建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有关方面各负其责的大统战工作格局”为工作抓手和载体。
三、抓好新时代政治能力建设，推动党的领导能力、国家治理能力和干部政治能力现代化
（一）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能力和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
习近平指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因此，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首先需要党具备强大的领导能力。
从向内的维度来看，提高党的领导能力要求党自身具备“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能力”。其一，“把方向”能力的核心是“把准政治方向”，而“政治方向，就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就是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其二，“谋大局”能力既指向国内与国际关系，强调“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又指向中央与地方关系，强调“地方和部门的权威都来自于党中央权威”，因而要“牢固树立大局观念和全局意识……任何具有地方特点的工作部署都必须以贯彻中央精神为前提”。其三，“定政策”能力关键在于“点子、政策、方案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客观规律、符合科学精神”。其四，“促改革”能力既包括校准“促”的方位，即“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也包括增强“促”的力度，“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从向外的维度来看，提高党的领导能力要求党对于国家和社会治理要强化“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这四种能力的形成有着明晰的历史脉络。党在革命战争时期的首要任务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此时党的领导能力以社会号召力为支点。建构新国家意味着从“破坏旧世界”到“建设新世界”的转换，需要提升党的群众组织力，动员群众巩固新政权、全面改造整个社会的各种关系。在改革开放的推进过程中，党提出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通过解放思想促进社会生产力全面释放、充分涌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党的领导能力更加系统集成、综合全面，强化政治领导力以“提出和贯彻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带领人民前进”，强化思想引领力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强化群众组织力来“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强化社会号召力即“共产党员首先站出来、敢于冲上去”进而“把群众带动起来、凝聚起来、组织起来”，最终四力汇为合力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行稳致远。
（二）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习近平从大历史观出发，指出“古往今来，大多数社会动荡、政权更迭，原因最终都可以归结为没有形成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二者耦合互促、正向互动，就需要向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要活力、要动能。
一要在正本清源中举旗定向，为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明确政治主题，首创性地提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权力是不可分割的。不能简单讲党政分开或党政合一”。以往一些没有前提地搞党政分开的做法带来了诸多问题。一是根本性的，即动摇党治国理政的根基，因为“党”脱离“政”便会在治理过程中处于悬浮状态、立于尴尬位置、流于空洞口号，既丧失统摄力，又缺乏存在感。二是操作性的，即“分开”的边界、力度、“火候”、机制、人员配置以及“分开”后的协调与整合等技术性问题难以解决，甚至无法解决。此外，这一提法也容易引发歧义和误导。为此，习近平直面矛盾问题不回避，指出“在这个问题上，当时我们的理论认识和实践经验都不够，对如何解决好我们面临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问题是探索性的”，并强调“处理好党政关系，首先要坚持党的领导，在这个大前提下才是各有分工，而且无论怎么分工，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不能简单讲党政分开或党政合一，而是要适应不同领域特点和基础条件，不断改进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由此，习近平指出，新时代体制机制改革“以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统领”，要求“从领导体制、机构职责、资源配置、运行机制上把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落实到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
二要在复杂局面中把牢取向，为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嵌入人民逻辑，突出性地要求“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始终着眼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从体制机制改革的底层逻辑来看，马克思主义提出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崇高社会理想，明确“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民主的国家制度”，党则“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古老的东方大国建立起保证亿万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制度”，而从“自由人联合体”的价值愿景到“保证亿万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制度”的政治实景，人民、人民至上、人民当家作主自然成为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取向。从体制机制改革的现实观照来看，习近平看到无论是“以政党轮替、三权鼎立为主要特征的西方政治体制模式日益暴露出其弊端和局限性”，还是“一些国家盲目移植或‘被输入’西方政治体制模式，结果陷入无休止的政权更迭和社会动荡”，这些将人民逻辑区隔于制度运转而非嵌入于制度生命的做法均无法改变“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局面。与之相反，“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国家是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我国国家制度深深植根于人民之中”，“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体现人民共同意志，维护人民合法权益，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属性，也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有效运行、充满活力的根本所在”。这是党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在具体实际中所展现出的最大“特殊性”，是与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与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最鲜明的区别。
（三）提高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把群团组织建设得坚强有力
习近平引用列宁的观点，生动而深刻地指出党领导的群众组织是“无产阶级政权体系的‘传动装置’和‘杠杆’，功能是把党和劳动群众联系起来”，进而围绕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把正工会发展道路、青年运动方向、妇女发展道路，把群团组织建设得坚强有力。
第一，以凸显政治性把群团组织建设得坚强有力。强调工会“决不能成为西方那种‘独立工会’”，而是“党领导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是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共青团“决不能成为国外那种自发的或者具有各种政治色彩甚至光怪陆离的青年团体”，而是“党联系青年最为牢固的桥梁纽带”“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妇联“决不能成为国外的那种女权组织、贵妇人联合会”，而是“党和政府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纽带”。总之，“政治性是群团组织的灵魂，是第一位的”，体现在“承担起引导群众听党话、跟党走的政治任务，为夯实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作出贡献上”。
第二，以明确先进性把群团组织建设得坚强有力。指出“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是党直接领导的群众组织，承担着组织动员广大人民群众为完成党的中心任务而共同奋斗的重大责任。没有先进性，怎么能组织动员群众前进呢？要参加各类群团组织的所有群众都做到先进不容易，但群团组织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个成员众多、有着几千万甚至几亿成员的组织，必须把保持和增强先进性作为重要着力点”。这里，党的先进性决定党直接领导的群众组织也必须具有先进性的阐释链条十分明晰，要求后者真正成为“在群众中、在基层凝聚人心、坚守前哨、冲锋陷阵的战斗队、工作队”。
第三，以强化群众性把群团组织建设得坚强有力。批评“一些群团组织不同程度存在‘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现象”，指出“群团组织中存在的问题，实质是脱离群众”，强调“群团机关不能成为安排养老的场所，不能成为养尊处优、混天度日的地方，更不能成为投机取巧、升官晋爵的跳板”，并提出明确要求：一是提升吸纳群众的能力，“把普通群众中的优秀人物纳入组织，多一点‘下里巴人’，少一点‘阳春白雪’”。二是提升触达群众的能力，“减少中间层次，不要叠床架屋，要更好适应基层工作和群众工作需要”，并在基层场域“把神经末梢搞敏感，把毛细血管搞畅通”。三是提升服务群众的能力，“克服重‘精英’轻‘草根’的倾向”以及“自弹自唱、自娱自乐、隔空喊话、封闭运行的倾向”，真正“把握群众所需所急所盼，少搞一些强加于群众的活动，多提供一些对路的服务”。
（四）抓住“关键少数”的政治能力建设，领导干部要成为具有强大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
习近平反复强调“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这一经典论断，指明“领导干部具体行使党的执政权和国家立法权、行政权、监察权、司法权”这一中国式构权运权机理，强调“真正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既“靠制度”也“靠我们在国家治理上的高超能力，靠高素质干部队伍”，提出“在领导干部的所有能力中，政治能力是第一位的”。同时，政治能力又具象化为三种能力：一是政治判断力，即“以国家政治安全为大、以人民为重、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本，增强科学把握形势变化、精准识别现象本质、清醒明辨行为是非、有效抵御风险挑战的能力。”二是政治领悟力，即“对党中央精神深入学习、融会贯通，坚持用党中央精神分析形势、推动工作”。三是政治执行力，即“经常同党中央精神对表对标，切实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由此，以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的修炼和砥砺带动领导干部政治能力的整体提升，确保作为党内“关键少数”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老实人，成为忠党报国、本领高强、善作善成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
四、党长期执政条件下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营造和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一）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
从逻辑原点着眼，明确党的自我革命归根结底是党的性质所决定的。习近平指出，“我们党之所以有自我革命的勇气，是因为我们党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正是党在新时代坚守“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本色，看到“西方某个政党往往是某个阶层或某个方面的代表，而我们必须代表全体人民”，始终“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和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为崇高理想奋斗和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完成党的各项工作和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永不脱离群众，与群众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盐同咸、无盐同淡”，才能使其自身修复并强固“没有自己的特殊性”这一自己“最大的特殊性”，进而全力以赴同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作斗争，无私无畏摆脱一切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的“围猎”腐蚀，并向党内成为这些集团、团体、阶层同伙的人开刀。
一是从现实基点着手，明确党的自我革命刀刃向内直指大党独有难题。习近平强调党必须秉持“‘愈大愈惧，愈强愈恐’的态度”，满怀忧党兴党之心地指出“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解决，那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强调“如果我们党回避问题，总有一天会有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同时，随着实践和认识的深化，习近平还基于对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的全息检视创造性地提炼总结出大党独有难题，即“如何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如何始终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如何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如何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如何始终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如何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从而明确了自我革命剑锋所指、刀刃所向。
二是从具体落点着力，明确党的自我革命以体系化的方式铸造成套设备。习近平指出，“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像中国共产党如此严肃认真地对待自身建设，如此高度自觉地以科学的态度、体系化的方式推进自我革命，这是我们党的显著优势，也是引领时代的制胜之道。”在推动党的自我革命的战略体系中，“九个以的实践要求是根本法宝、战略总纲，其间既有引领性的思想武器，即以党的创新理论滋养初心使命、淬炼政治灵魂、矫治政治行为；又有系统化的制度机制，即以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制度规范体系的有效运行，特别是党和国家监督制度的健全、党内法规体系的完善全方位织密制度的笼子；还有常态化的约束力量，包括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这一专司正风肃纪反腐的纪检监察铁军，也包括人民这一无所不在的监督力量。
（二）建设廉洁政治，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地进行反腐败这一最彻底的自我革命
习近平指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保持党的肌体健康，始终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明确强调“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新时代以来，党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掀开反腐败这一最彻底的自我革命，其反腐力度之强、反腐规模之大前所未闻、亘古未有。
对于反腐败斗争、建设廉洁政治，习近平从一般与特殊两个层面加以认识。从一般层面看，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因政治清明廉洁得治得兴，因腐败肆虐风行而衰而朽。对此，习近平提出或强调了多组具有普遍意义的命题，比如“权力是最大的腐蚀剂”，“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是一条铁律”，“自我监督是世界性难题，是国家治理的哥德巴赫猜想”，“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等等。从特殊层面看，针对中国具体实际明确提出“腐败问题对我们党的伤害最大”，“党面临的最大风险和挑战是来自党内的腐败和不正之风”，“腐败是党内各种不良因素长期积累、持续发酵的体现”，“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姓公不姓私”，等等。
更为重要也更具新时代特点的是，习近平强调“开展反腐败斗争首先要从政治上看”。这里的“从政治上看”，既包括政权存亡意义上的政治，即“腐败问题对党的执政基础破坏力最大、杀伤力也最大，是最容易颠覆政权的问题，是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反腐败斗争是场输不起也决不能输的重大政治斗争”；又包括政权归属意义上的政治，即“不能存在党内同党外相互勾结、权钱交易的政治利益集团”，“权力寻租，体制外和体制内挂钩，形成利益集团，挑战党的领导”，“政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必须消除党内政治隐患，坚决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如果党的权力被他们攫取、党的领导干部成了他们的代理人甚至自己就搞利益集团，红色江山就会改变颜色”；还包括政权根基意义上的政治，“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正是在一般规律把握与特殊问题识别的叠加认知之中，特别是在“从政治上看”这一最本质最深彻的政治透视之下，新时代反腐败斗争史无前例地全面铺开、涤荡九州，还政治生态以海晏河清、朗朗乾坤。
（三）作风问题直接关系政治生态，要大力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
习近平强调，“‘四风’是违背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是当前群众深恶痛绝、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也是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根源”，“领导干部的作风直接关系党内风气和政治生态，关系民心向背，决定着党的群众基础”。
端起大历史的望远镜回顾过往便可以看到，党的优良作风是党在过去艰难困苦、英勇牺牲的不懈斗争中取得的精神成果，也是不断加强政治建设所必须坚定捍卫的精神高地。当然，优良作风并非一经生成便永久持存，而是需要呵护、滋养和巩固。无论是革命时期掀起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大规模整风运动，还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针对贪污、官僚主义等破坏党和人民血肉联系的不良作风进行整治而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组织保障，抑或是通过解放思想、重新确立正确思想路线为改革破冰突围提供动力引擎，均证明了这一点。同样，面对党的作风问题愈益凸显，习近平严正指出，“一个时期以来，作风问题在党内确实相当严重，已经到了非抓不可的时候，不抓不行了”。
穿过高精度的显微镜剖视现实便可以看到，党的作风问题是政治问题，既附着于、黏连于、渗透于政治运行的细部，又危及政治运行的根底。习近平高度重视作风建设对于政治建设全局的重要性并明确指出，“中国没有一种政治势力能够取代中国共产党。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很牢固，但如果作风问题解决不好，也有可能出现‘霸王别姬’这样的时刻”。为此，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四风”问题进行全方位扫描，以整治“四风”作为新时代政治建设切入口、政治生态矫治器，以八项规定这一新时代的徙木立信之举，牵引带动对“四风”问题的清理，通过保持定力、寸步不让的抓常抓细抓长推动党风政风焕然一新，社风民风持续向好，直至真正化风成俗、弊绝风清。
五、政治文化是政治生活的灵魂，建设积极健康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
（一）核心价值观是国家的重要稳定器，是一个国家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
习近平在论述党内政治生活、政治生态、政治文化的关系时首创性地提出“政治文化是政治生活的灵魂”的原理性命题，并在新时代以来不断凸显核心价值观建设与政治建设和政治生活的密切关联。
其一，从政治高度看待核心价值观建设。习近平既延伸纵向视角，在长时段历史中指出“儒家思想总体上为我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统治秩序和社会秩序提供了精神支撑”，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形成了一套以个人本位主义为基础的价值体系，对建立和巩固资本主义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又拓宽横向视野，指出“美国把培育和宣传它那一套‘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念作为国家战略”，而“一些国家发生社会动荡、政权更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核心价值体系混乱了，核心价值观受到了怀疑和否定”。在对历史经纬与现实格局的深思中，习近平强调“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国家的重要稳定器，能否构建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核心价值观，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关系国家长治久安”，要求“从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战略高度”看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
其二，从政治方面布局核心价值观建设。习近平认为，“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强调“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从而将核心价值观建设纳入政治建设之中、纳入国家治理整体布局之内，即“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要靠思想教育、实践养成，而且要用体制机制来保障”。所谓“用体制机制来保障”包括着多重层面，在政策机制层面“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政策都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在法律机制层面“用法律来推动核心价值观建设”，在管理机制层面要求“各种社会管理要承担起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责任”。
（二）弘扬革命精神和革命文化，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世代相传
革命精神、革命文化、革命话语在一段时间内受到“告别革命论”“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论”以及各种错误思潮的撕扯和挤压而隐微不彰，甚至被视为是“非主流”的“主流文化”。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旗帜鲜明地指出，“从‘革命党’转变成了‘执政党’。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但同时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自此，革命精神和革命文化这面旗帜被举得更高更稳，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而其间的亮点则包括：在精神文化层面“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在教育培塑层面“既注重知识灌输，又加强情感培育，使红色基因渗进血液、浸入心扉”；在资源支撑层面强调“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等等。
（三）以文化人，挖掘、继承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
将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更好融于政治文化之中、更好化于政治建设之中，是新时代再造政治文化、推进政治建设的显著标识。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内核，习近平从不同侧面进行提炼，一方面包括治国理政之道，例如，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大一统传统；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德主刑辅、以德化人的德治主张；民贵君轻、政在养民、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民本思想；等贵贱均贫富、损有余补不足的平等观念；法不阿贵、绳不挠曲的正义追求；任人唯贤、选贤与能的用人标准；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改革精神；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外交之道，以和为贵、好战必亡的和平理念；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的思想；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居安思危的思想，等等。另一方面包括政治道德操守，例如，清廉从政、勤勉奉公、俭约自守、力戒奢华的思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报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等等。总之，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滋养化育、融渗浸润于新时代政治建设之中，中华政治之道得到深度挖掘、活化继承、守正创新。
六、加强新时代思想政治建设，把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中心环节
（一）引导全党全国人民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两个确立”在正式提法中被明确为“新时代伟大实践的最重大政治成果”，因前者“全党才有了‘顶梁柱’，14亿多中国人民才有了‘主心骨’”，因后者“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才有了思想上的‘定盘星’、行动上的‘指南针’”。“两个维护”在正式提法中被明确为“最重要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新时代对民主集中制的创造性运用，同以人民为中心是统一的”。同时，“两个确立”是“两个维护”的政治前提和思想基础，“两个维护”是“两个确立”的政治责任和实践要求，要把对“两个确立”决定性意义的深刻领悟转化为做到“两个维护”的行动自觉。正是因为“两个确立”“两个维护”之于政治建设具有根本性、全局性、战略性意义，因而其实质性地构成了对全党同志、全军官兵、全国人民进行思想教育的灵魂所在、主线所在，其间主要强调几个关键点：一是“核心”，指出“核心只有党中央的核心，看齐只能向党中央看齐，不能层层讲‘核心’、层层喊‘看齐’”，明确“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对象是习近平总书记而不是其他任何人”，最终达到“在思想上高度信赖核心、感情上衷心爱戴核心、政治上坚决维护核心、组织上自觉服从核心、行动上始终紧跟核心，一切行动听从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指挥”。二是“思想”，指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要把用新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作为首要政治任务。三是“权威”，强调“以实际行动维护党中央一锤定音、定于一尊的权威。”
（二）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理念
习近平反复“提醒全党不要忘了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强调全党“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坚守初心，牢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以真挚的人民情怀滋养初心，时刻不忘我们党来自人民、根植人民，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是我们胜利前进的不竭力量源泉；以牢固的公仆意识践行初心，永远铭记人民是共产党人的衣食父母，共产党人是人民的勤务员，永远不能脱离群众、轻视群众、漠视群众疾苦”，在经济社会领域“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政治发展方面强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决不能依据地位、财富、关系分配政治权力！”总之，以人民观的全面修复和强固树立，教育全党同志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判断是非、善恶、美丑、功过、得失、苦乐、荣辱、爱憎的根本标准。
（三）全面加强各级各类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一是立足长远，面向学校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习近平指出，“争夺青少年的斗争是长期的、严峻的”，明确“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定语就是‘社会主义’，这是我们对培养什么人的本质规定”，强调“我们的教育绝不能培养社会主义破坏者和掘墓人，绝不能培养出一些‘长着中国脸，不是中国心，没有中国情，缺少中国味’的人！”为此，就要加强和改进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建立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体制机制，让党的创新理论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既要“推动思想政治工作贯通人才培养体系，发挥融入式、嵌入式、渗入式的立德树人协同效应”，又要重点抓好思政课，“坚持灌输性和启发性相统一”，并针对思政课建设相对薄弱环节强调“民办学校、中外合作办学也要把思政课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按照要求办好思政课，在这方面没有例外”。
二是抓住要害，面向军队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习近平看到，“敌对势力企图在我国策动‘颜色革命’，千方百计对我军实施‘政治转基因工程’”，“敌对势力总是幻想着在我军这座钢铁长城上打开缺口，千方百计对我军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极力鼓吹‘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说到底就是妄图使我军脱离党的领导”。为此，就要“着力构建新时代人民军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通过这一工作打牢广大官兵永远听党话跟党走、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的思想根基，带动军队的政治纲纪重振、组织形态重塑、斗争格局重整、建设布局重构、作风形象重树，塑造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
三是全域覆盖，面向群众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新时代以来既强调“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又突出群众的文明风尚培育，通过狠刹餐饮浪费之风、树立辛勤劳动观念、促推家风家教塑造、弘扬勤俭节约风尚、构建和谐包容文化、加强网络文明建设、提升市民文明素质、培育文明淳朴乡风、宣传孝亲敬老文化、创作高尚文艺作品、强化公民环境意识、大力提倡志愿精神、深化全民阅读活动等全方位提高社会文明程度。
七、加强新时代政治理论与政治话语建设，不断为寻求真理和发展真理开辟道路
（一）既确保全党在共同思想理论基础上的高度集中统一，又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习近平强调，“党和国家指导思想在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占据统摄地位，必须持续加强理论武装工作”。持续加强理论武装工作，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习近平指出，“思想上的统一是党的团结统一最深厚最持久最可靠的保证”，而“怎么实现全党思想、意志、行动的统一？最根本的就是用党的基本理论武装全党”，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一全党思想意志行动，推动全党全面系统掌握这一思想的基本观点、科学体系，遵循这一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在共同思想理论基础上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另一方面，“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精神上丧失群众基础，最后也要出问题”。因此，就要从打牢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的政治高度看待理论武装工作向全社会的拓展，做到“以党内教育引导和带动全社会的学习，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走好走实党的创新理论在群众中扎根、在基层中落脚的“最后一公里”。
（二）牢牢掌握并不断强化党在民族宗教领域的话语权
掌握并强化党在民族宗教领域的话语权，本质上是争夺该领域发展道路的定义权、关键议题的阐释权、整体态势的塑造权。一方面，在纠偏治乱、廓清是非、发出正声中提振党在民族领域的话语权，习近平“强调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等理念，鲜明提出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明确“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推动“中华民族”首次入宪，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党章、纳入治疆方略和治藏方略，强力开展反分裂、反干涉重大斗争，将中华民族的实体性、整体性以及凝聚力、向心力和认同感推向崭新高度。另一方面，从多个方面提升党在宗教领域的话语权。其一，明确政治信仰与宗教信仰的关系，指出“共产党员要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者”而“绝不能在宗教中寻找自己的价值和信念”，批评干部队伍中“有的不信马列信鬼神，从封建迷信中寻找精神寄托，热衷于算命看相、烧香拜佛，遇事‘问计于神’”。其二，调节科学观念与宗教信仰的关系，指出“加强对青少年的科学世界观宣传教育，引导他们相信科学、学习科学、传播科学”。其三，把正主流文化与宗教信仰的关系，遏制宗教“去中国化”“逆中国化”“政治化”的错误倾向，指出“发挥宗教积极作用，不是把宗教当作济世良方，人为助长宗教热”，要求“对教规教义作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
（三）强化政治学的支撑性作用，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
新时代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在新时代政治建设思想的总体框架中展开。一方面，就地位而言，习近平认为政治学是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这种支撑作用，既展现在基本理论支撑上，即它能够为其他学科提供具有元理论意义的理论基础和思想资源；也体现在学科融合支撑上，即它作为一种独特知识范式、学科视角、研究进路有助于打破学科壁垒、推动学科交融；还表现在学术人才支撑上，即它在培养具有深厚理论基础、宽广国际视野、强烈学术报国热情的哲学社会学科人才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就方位而言，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习近平提出的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题中之义、支撑柱石。尤为需要注意的是，除了习近平关于政治建设的论述本就是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旗帜、灵魂以及最主要最重要研究对象之外，习近平的相关论述实际上还为政治学明确了发展转向、开列了攻坚议题。就前者而言，习近平指出“西方的东西要借鉴，但不能完全吃它这碗饭，不能全盘接受”，批评有的人对于西方“普世价值”的认同、对于西方一些政治话语的借用。就后者来说，习近平要求回答好“如何看待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如何看待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如何看待自由、民主、平等的科学内涵和实践”“如何看待西方所谓‘普世价值’”“如何看待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等议题，而这些正是政治学的核心议题群。
（四）强化国际传播能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新时代的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国际社会对我国的关注前所未有。同时，由于西方长期把持文化霸权、国际舆论格局依然是西强我弱，“何谓中国”“中国何为”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塑”而非出于“自塑”，中国的国际形象在西方恶意制造并海量输出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强硬论”“中国傲慢论”“中国掠夺论”“中国不负责论”“中国搭便车论”“中国失败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全输论”等奇谈怪论中被污名化、妖魔化。对此，习近平指出，“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并从多个方面展开具体论述：一是一语破的揭穿敌对势力的底层逻辑，指出他们“就是要把我们党、我们国家说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诱使人们跟着他们的魔笛起舞”。二是旗帜鲜明地强调全方位开展舆论斗争，指出“现代管理学有一个基本原理，就是不仅要做、而且要让人知道做了什么”，既“要主动发声，让人家了解我们希望人家了解的东西，让正确的声音先入为主”，又对于各种政治谣言和奇谈怪论“及时反驳，让正确声音盖过它们”。三是全面建构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即“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中国的“文明大国形象”“东方大国形象”“负责任大国形象”“社会主义大国形象”，“引导国际社会形成正确的中共观、中国观”，最终让可信、可爱、可敬的当代中国形象在世界上不断树立和闪亮起来。
八、强化新时代政治安全建设，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一）世界大变局与中国新时代交织激荡，必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当前，世界大变局与中国新时代交织激荡、联动互构。就前者而言，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以中国为代表的重要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发展能力、综合国力、国际地位不断增强，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都再也无法单独主宰世界事务。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面对这一形势，习近平明确指出“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强调“要在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中，增强我们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不被迟滞甚至中断”。
（二）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坚定维护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
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基本条件。在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之下，我国国家安全理念、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为此，习近平明确提出“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把政治安全放在首要位置”。从最广泛的层面看，所有领域的安全样样是政治安全，样样离不开政治安全。从具体化的层面讲，维护政治安全就需要重点关注以下方面：一是聚焦政权安全，强调“对危及党的执政地位、国家政权稳定”的重大风险挑战“果断出手、坚决斗争”。二是聚焦制度安全，强调“我们治国理政的本根，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我们思想上必须十分明确，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绝不是西方化、资本主义化！”三是聚焦意识形态安全，强调“不好的舆论可以成为民众的‘迷魂汤’、社会的‘分离器’、杀人的‘软刀子’、动乱的‘催化剂’”，指出“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上，我们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对于思想舆论领域的“黑色地带”要“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斗”。
（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习近平主持起草党的十八大报告时说道，“党的十八大报告有一句话，我主持起草工作时就主张要写上去，就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指出“‘新的历史特点’这个概念，含义是很深刻的，是全面审视和判断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大势得出的重要判断”。正是因为前进道路上重大挑战、重大风险、重大阻力、重大矛盾不断累积甚至集中显露，就迫切需要拿出共产党人敢于斗争的风骨、气节、操守、胆魄，做到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压。对此，习近平一方面批评“遇见斗争直打摆子”、做“老好人”“太平官”“墙头草”2以及得“软骨病”“恐惧症”，另一方面明确斗争方向，强调“大方向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凡是危害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原则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各种风险挑战，只要来了，我们就必须进行坚决斗争，而且必须取得斗争胜利”。
九、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不断走向深入，创造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成功，扭转了冷战结束后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被动不利局面
纵观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社会主义的发展呈现为一条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从兴盛到危机、从低谷到振兴的前后继起的变动之路。其中，苏东剧变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危机、转入低谷的历史悲剧，一时间“社会主义失败论”“资本主义完胜论”的信徒“传经布道”、遍布寰宇，“历史终结论”在傲慢、短视和狂喜中粉墨登场、甚嚣尘上。然而，中国不但把科学社会主义旗帜举住举稳了，而且把科学社会主义全面推向新时代，使得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世界因中国而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对此，习近平一方面对当下作出定论，指出“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成功，冷战结束后世界社会主义万马齐喑的局面得到很大程度的扭转，社会主义在同资本主义竞争中的被动局面得到很大程度的扭转，社会主义优越性得到很大程度的彰显”；另一方面对未来加以前瞻，强调“当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成功建成现代化强国时，我们党领导人民在中国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将更加充分地展示出其历史意义”。
（二）运用“两个结合”这一最大法宝，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习近平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第一，“两个结合”深彻揭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生成机制，即它是在生生不息、接续成长、自我更化的中国政治文明脉络中基于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而开辟的新型政治文明形态，既构成中国政治文明一气贯通的发展进程中一个连续性阶段，又赋予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以中国形式、中国样态、中国生命，而绝非一种去中国化、去本土化、去历史化的文明断裂性质的产物。第二，“两个结合”深度开拓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样态，即它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以大公无私的人民政党、全程全域的人民民主、活力有序的良法善治有机统一为基底，以有力坚守并正向激活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政治制度和治理体系为框架，真正创造以人民为中心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的美好政治生活。第三，“两个结合”深刻指明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进路，即以更加坚定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守正创新地拓展植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为人类提供一种比资本主义政治文明更高更切实而更加完善合理的现代政治文明新图景。
（三）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今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国际社会对于“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一方面，习近平提出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一全新命题，真正超越了意识形态隔阂、社会制度差异、发展水平不同以及“普世价值”的历史局限；另一方面，习近平明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指引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总目标，是符合人类前进方向和时代潮流的光辉旗帜。其中，前者为后者提供正确理念指引，后者是对前者的最好现实呈现。
就前者而言，全球治理视域中的和平与发展即“和平是我们最大的共同利益，也是各国人民最大的共同期盼”，即“各国都应成为全球发展的参与者、贡献者、受益者”；全球治理视域中的公平与正义意指“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反对干涉别国内政，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全球治理视域中的民主与自由指向“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世界上的事情应该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来办”，认为“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要由这个国家的人民自己来评判。如果因为实现民主的形式不同就加以排斥，这本身就是不民主的行为”。
就后者而言，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局限于一国一域一时的狭隘范畴，而是在纵览国际风云、把握时代脉搏、引领世界潮流、洞察历史规律中对人类前途和未来加以全面把握，强调要“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秉持“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绿色低碳”的构建原则，形成“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这一理念求得全人类对美好生活、对美好世界向往的最大公约数、最大同心圆，超越了冷战思维、强权政治、零和博弈、国强必霸等种种陈旧思维、历史糟粕，是治世良方、天下之利、人间正道。
十、结语：从新时代政治建设思想到新时代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站在历史和时代制高点，立足思想和实践最前沿，围绕政治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展开全方位、系统性、深层次的思考，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这些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以标识性概念范畴、严整性科学体系、原创性理论贡献、引领性实践价值，有力撬动着政治概念、政党与国家性质、政党与国家权力、政党与国家机构、政治制度、政治文化、政治行为、政治民主、政治发展等一系列政治学原理的基础板块，展现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精华。然而，目前研究还未把这些包含原理性创新的论述进行体系化梳理、整体性呈现。事实上，对习近平关于政治的理解、判断和阐释、关于中国政治逻辑的透辟把握加以有机地、集成地、结构性地整合呈现，本身就会生成一整套以中国为对象、以中国为方法的新政治学原理体系，而这正是新时代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思想之源、立身之基、定向之魂、统领之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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