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中国之治 中国之学 自主知识体系 学术治理体系
当代世界政治格局正经历深刻的历史性嬗变，多重危机叠加共振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呈现加速演进态势。在此背景下，全球化进程遭遇逆流，世界经济长期陷入低迷状态，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思潮泛起，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革命性演变与重构，世界历史进程已然踏入系统性变革与秩序重塑的关键阶段。大国博弈日益呈现科技硬实力与思想软实力的双轮驱动特征，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改变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置身于世界文明激荡的宏大场域之中，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既要全面、系统地研判世界政治变迁的历史脉络与演进规律，明晰自身发展的时空坐标；更须立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紧密围绕时代命题，以高度的学术自觉回应人民期待，实现思想范式与学术话语的创造性突破，构建具有中国气派、彰显中国特色的自主知识体系与学术治理范式，在世界思想版图上留下鲜明且独特的东方智慧坐标。
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机遇
哲学社会科学作为人类用以认知世界并推动社会变革的核心工具，不仅承载着文明演进的精神指向，更是国家竞争力的战略支撑，其发展质量映射着民族的思维深度与文明的成熟程度，深刻影响着国家建设进程的历史刻度。在当今时代，哲学社会科学肩负着培根铸魂、资政育人的时代使命，亟需构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体系，以持续的理论创新引领实践突破。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１]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面对文明演进的历史性跃迁与制度竞争的世纪性博弈，中国学术界须确立三大主体性认知维度：如何解码全球秩序重构的深层逻辑？如何阐释中国道路的文明价值？如何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生产体系？这不仅影响学术研究的范式革新，更关乎中国智慧参与人类文明对话的历史方位。
科学认识当代世界格局的演变特征。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文明形态竞争已突破传统地缘边界，世界秩序正经历从“量变累积”到“质变突破”的临界转换。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正面临制度性衰变与功能性失调的挑战，全球财富创造中心发生革命性转移。冷战终结形成的“历史终结论”幻象，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遭遇根本性质疑。在国际政治格局演变进程中，美国所倡导并推行的“美式民主”与“美式自由”输出模式，本质上是资本力量裹挟下的政治渗透与重构，其所引发的文明断层现象已演变为持续性的地缘政治动荡，对地区乃至全球的和平与稳定构成严峻挑战。美国凭借军事干预等手段对诸多国家发动战争，使其陷入长期治理困境。
辨清西方自由民主模式的基因缺陷。尽管 “民主”构成了现代西方政治理论的价值基石与制度基础，但西式民主因其内在的结构性弊端，往往在实际运行中偏离其预设轨道。近年来，所谓自由民主的西方国家内部的民粹主义思潮、种族冲突等社会问题不断加剧，深刻揭示了西方民主政治深层的制度性短板及其面临的实践困局。金钱政治异化、群体政治极化、治理效能弱化，共同构成了西式民主制度衰变的“三重悖论”，其根源在于资本逻辑对政治逻辑的全面僭越。西式民主已陷入“程序正确性”与“实质有效性”的深刻矛盾之中：从“阿拉伯之春”等“颜色革命”的连锁失败、欧洲民粹主义浪潮到拉美左翼复兴运动的兴起可以看出，历史辩证法正在证伪虚妄的“历史终结论”。这种全球性的制度反思为中国学术界提供了三大研究向度：一是探究西方现代性危机的文明根源；二是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学理阐释；三是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体系。当前，我们亟需构建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学术评价体系，并在文明比较的维度上确立中国之治的价值坐标。
解构西方中心主义的认知霸权。在人类政治文明演进的历史长河中，西方中心主义的认知霸权正逐渐被解构，而东方智慧的创造性突破愈发凸显。在全球化遭遇逆流、制度竞争进入白热化阶段的当代语境下，中国治国理政实践以其持续稳定的发展效能，构建起一种具有范式革新意义的制度文明新形态。在发展历程中，中国形成改革、发展、稳定之间动态平衡的机制，破解了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发展悖论。这种植根于本土政治传统的制度设计，不仅颠覆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固有认知模式，更在实践层面为人类政治文明新样态提供了新模板。中国之治的治理效能，本质上实现了对西方中心主义认知霸权的解构。反观西式民主制度，其内部存在难以克服的资本主宰、政党恶斗和社会撕裂等痼疾，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框架内，通过一系列制度性设计，这些难题得到了有效的化解。这种超越东西方传统政治思维的制度创新，为发展中国家开辟了一条既有自主性又兼具开放性的全新现代化路径。中国制度文明的全球意义，体现在其对人类共同价值的创造性实践上。从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消除绝对贫困到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中国始终秉持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合作共赢突破零和博弈的理念。这种将服务民族复兴与促进人类进步相统一的价值追求，正在重塑国际政治的价值坐标系，为处于变革中的世界注入确定性的力量。中国之治既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生动彰显，也是中华文明天下情怀的现代转化，其制度文明的创新之举，正在书写人类政治文明演进的新篇章。
二、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使命
当代人类文明演进正经历一场深刻的双重解构变革。西方中心主义的认知范式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其解释边界不断受到挑战，而非西方文明的范式创新自觉正逐渐觉醒。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国家主导的学术话语体系正遭遇严重的解释力危机，其理论框架不仅难以阐释其内部政治极化加剧、社会撕裂深化等治理困境，更无力回答“世界怎么了”“世界向何处去”的时代命题。在此背景下，中国的治国理政实践创造了制度文明创新范式，突破了西方世界固守的理论教条和逻辑束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２]置身文明形态迭代的关键当口，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肩负着特殊的历史使命：必须以深邃的历史视野审视自身的发展方位，既要以清醒的认知肯定改革开放铸就的文明复兴重要基业，更需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回应时代之问。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力量激烈博弈的当下，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实现从学术追随到学术自主的范式跨越，已成为当代学人面临的战略性课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和中国，如果墨守成规、思想僵化，没有理论创新的勇气，不能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不仅党和国家事业无法继续前进，马克思主义也会失去生命力、说服力。”[３]建设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立足中国国情，在“特色”“风格”“气派”等关键领域下功夫，彰显时代性、民族性、科学性、创造性。
突破美式话语桎梏。当前，全球知识生产格局正处于范式革命的关键转折点。西方中心主义的认知框架已难以解释非对称性崛起的文明现象，无法回应发展中国家对发展自主权的根本诉求，这表明构建自主的知识体系已成为文明竞争的必然要求。冷战后西方的“历史终结论”叙事，其实质是将特定文明经验转化为话语霸权，其理论预设中的“民主—专制”等对立逻辑已沦为桎梏人类文明进步的认知枷锁。中国学术创新的紧迫性源于文明对话的深层需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校特别是中央党校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研究上多下功夫，多搞‘集成’和‘总装’，多搞‘自主创新’和‘综合创新’”。[４]这一指示虽然针对党校提出，但其蕴含的理论创新方法论对于整个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学界实现知识生产范式的创造性转换，可以从三个维度突破西方话语的规训：在价值层面，确立人民主体性的学术坐标；在方法层面，创新文明互鉴的研究范式；在实践层面，构建用于解释中国道路的元理论。只有将制度优势转化为理论创新的“源代码”，方能打破依赖西方理论所造成的学术困局。要强化自主理论建构的基础建设，形成既能阐释中国道路独特性，又具有文明对话包容性的知识体系。这种认知革命既是学术突围的战略支点，更是文明复兴的必由之路。
绽放中国之治光彩。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践探索，实现了千年治国传统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创造性融合，孕育出具有文明突破意义的治理效能革命，催生了经济持续增长与社会长期稳定的双重奇迹，持续迸发制度创新能力，为发展中国家破解现代性困境提供超越西方路径的解决方案。中国治理范式的全球性启示，在于实现以下突破：在制度层面，构建起“政党—国家—社会”的有机协同机制；在价值层面，确立效率与公平的动态平衡模式；在实践层面，开创“改革—发展—稳定”良性互动的治理方程式。这种突破性实践，不仅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认知藩篱，更通过消除绝对贫困、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等治理成效，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应对人类发展难题上的优越性。当下，理论创生的使命聚焦于构建能够解释中国治理的知识体系，而这需要完成三个层面的范式转换：在历史维度，深入阐释中华文明治理基因的现代转化；在比较维度，精准揭示制度效能差异的文明根源；在实践维度，细致提炼治国理政经验的世界意义。我们要建立基于中国治理实践的元理论框架，形成既能阐释本土治理逻辑，又能参与全球治理对话的学术话语体系。这种理论创新已不再处于探讨 “能否实现”的阶段，而是亟待通过方法革新与概念革命，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具有普遍解释力的学术范式。
推动学术自主自强。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解码为方法论自觉，系统梳理中华文明绵延赓续的精神宝库。在悠久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不仅形成具有文明标识度的世界观、治理观等复合体系，更在农耕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的千年实践中，构筑起涵盖治国理政、社会治理、生态伦理等多维度的经验智慧。这种深嵌文明根脉的实践智慧资源库，亟待通过当代哲学社会科学范式创新，转化为具有普遍解释力的原创性知识体系。这些智慧既包括历代盛世王朝治国平天下、物阜民丰的有益启示，也涵盖王朝末世战乱频仍、国计民生凋敝不堪的负面教训，共同构成当代中国治国理政的宝贵历史经验。
要聚焦当代中国实践创新形成的理论富矿，以战略聚焦推动学术范式突破。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及全球治理等关键领域，重点攻关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战略性议题，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系统研究，强化对历史经验谱系与当代实践创新的理论互构，着力形成具有学科穿透力的前沿成果。
要构建跨文明对话的知识生产机制。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彰显原创性理论贡献，将中国治理智慧创新性地转化为全球知识公共产品，系统阐释发展范式转型中的中国经验对现代性困境的破解路径，切实增强中国学术话语的范式辐射力与议题塑造能力。
要立足学术主体性建构，以方法论自觉锻造学科内生动力。建立植根本土实践的理论分析框架，在知识生产、价值阐释、规律认知层面形成自主学术标识，持续提升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解释力与实践引领力。研究者需切实提升格局，拓宽视野，自觉打破学科壁垒，积极主动地推动学科融合，创新研究方法，这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政治学的必由之路。
三、解码中国之治与建构中国之学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中国政治学要实现真正的发展乃至崛起，自主探索是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做到方向明、主义真、学问高、德行正，自觉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学术己任，以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为思想追求，在研究解决事关党和国家全局性、根本性、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上拿出真本事、取得好成果。”[５]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解码中国之治、提炼中国之理、弘扬中国之道、建构中国之学，是破题之关键。
解码中国之治。中国之治是中国的国家治理范式，突破了西方政治现代化范式的理论困境，在制度定型与实践创新的辩证统一中，构建起发展型民主的实践路径，既恪守根本政治原则，又保持治理效能调适，形成守正创新的动态平衡机制。凭借植根于五千多年文明积淀的治理智慧，中国之治在价值维度上实现了工具理性与人文精神的有机统一，展现出历史连续性与时代创新性的双重特征，其经验体系包含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结构；在治理哲学层面，既蕴含着中华文明独特的治理伦理与认知框架，也提炼出具有现代性启示的治理规律。面对全球治理体系的失序困局，中国之治不仅实现了传统治理智慧的现代性转换，还通过发展路径创新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文明转型的实践参照，开拓了人类政治文明演进的新维度。
提炼中国之理。破解中国国家治理范式的生成密码，需构建多维度的分析框架。从理论维度看，这一治理范式体现为发展逻辑与文明特质的深度融合，既包含由经济崛起支撑的实践效能，更蕴含中华文明转化而来的治理智慧。其优势表现为结构稳定性与发展适应性的动态平衡，在顶层设计的确定性框架内，通过渐进调试实现治理效能的持续优化。从实践维度看，中国式现代化强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在硬实力方面展现出超大规模国家现代化转型的能力，在软实力方面形成传统治理资源与现代制度文明有机结合的价值体系。这一范式超越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二元对立，在制度创新中实现文明传承与治理效能的辩证统一。对全球治理而言，其构建的“实践—制度—价值”体系，既包含本土化治理经验的特殊逻辑，又提炼出具有普遍参照意义的治理规律，将传统治国智慧进行现代性转换，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不同于西方中心主义的发展路径，拓展了人类政治文明的理论视域与实践可能。
弘扬中国之道。构建当代中国学术理论体系，必须置于文明演进与全球转型的双重历史坐标中进行考察。这一知识建构工程需要建立跨文明比较框架，既要解析本土实践的历史连续性，又要把握全球治理变革的时代特殊性。中国的国家治理范式实现了发展路径、实践智慧与理论创新的三重辩证统一，这种具有历史性意义的突破，不仅重塑了现代政治文明的认知维度，而且为知识体系的自主创新奠定了实践基础。当前学术体系建构亟待突破“西方中心论”的认识论局限，通过解构其话语预设中的文明等级结构，构建具有文明兼容性的解释框架，实现本土经验的学理转化。这种理论创新应聚焦历史维度阐释传统治理智慧的现代转换，在实践维度提炼超大规模国家的发展规律，在价值维度探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路径。学术创新的根本在于建立自主的理论生产机制，通过实证研究提炼制度演进逻辑，在文明对话中构建具有全球解释力的知识范式，将制度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使传统治国理政智慧通过现代学术语言实现创造性转化， 形成能够解释中国、对话世界、引领未来的概念体系。
建构中国之学。建构高质量发展的中国之学，既要全面精准把握世界政治发展演变的总体特征与基本逻辑，又要找准自身的时代定位与发展方向，紧跟时代脚步，回应人民期待，在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实现思想突破与学术超越。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自觉自立自强，加快构建起中国特色的知识体系、教学体系和研究体系，用中国道理总结中国经验，将中国经验升华为中国理论，切实提升在国际学术界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当代知识体系的创新性建构，需立足于实践哲学层面的问题框架，重点解构本土发展命题与全球治理转型之间的认知张力，持续完善跨文明对话的阐释机制，着力破解民生诉求与文明演进挑战所形成的价值悖论，通过构建自主性理论范式，以实践来验证制度文明的生成逻辑，并依托本土经验重构现代性阐释的元理论，形成具有文明主体性的解决方案体系。
当前及今后，发展中国政治叙事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要讲清、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观、人民观、世界观，讲明、讲透中国之治的系统观、历史观、实践观。[６]构建本土治理话语体系，需立足文明传承与制度创新的双重维度：在文化哲学层面，系统梳理东方治理传统中的文明基因与治理智慧，解析其与现代政治文明的契合机制；在实践阐释层面，通过实证研究揭示发展道路的实践辩证法，即其历史哲学基础与制度效能生成的内在关联；在价值传播层面，凝练政党伦理的现代性转换路径，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具有文明对话能力的概念集群，构建基于实践验证的跨文明阐释范式。
四、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宏观路径方向
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体现着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彰显着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
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战略还不十分明确，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哲学社会科学训练培养教育体系不健全，学术评价体系不够科学，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还不完善；人才队伍总体素质亟待提高，学风方面问题还比较突出等。[７]具体表现为以下方面。一是战略规划的系统性不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缺乏整体性战略设计，呈现相互分离的“三张皮”现象。学术研究方向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衔接不够紧密，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略显失衡，反映出学术供给与时代需求的结构性错位。二是科研力量的协同性不足。高校、党校与科研院所等哲学社会科学主力军尚未形成合力，处于“多龙治水”的分散状态。科研组织呈现个体化、碎片化与短期化特征，难以支撑重大理论攻关及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三是知识生产的原创性较为薄弱。学术研究整体一定程度上存在“三多三少”现象，即阐释性成果多而原创性成果稀缺，跟踪研究多而前瞻研究不足，微观研究多而宏观建构较为薄弱，导致关键学术话语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得到根本改变。四是评价体系的导向性偏差。现行学术评价过度依赖西方标准、量化指标与行政考核，形成 “三重依赖”。
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必须坚持顶层设计、全面考量、系统施策，以有效解决学术治理主体、客体、治理手段之间的不匹配问题，以及知识供给侧、流通侧、消费侧、监管评价侧等环节衔接不畅的难题。学术是文化的深层内核，学术发展是文化繁荣和国运兴盛的重要组成部分。哲学社会科学对于国家发展与文明进步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必须以构建科学高效的学术治理体系为关键点与突破口，充分发挥体制机制优势，明确战略方向，优化科研布局，合理配置资源，创新科研组织方式，推动学科交叉融合，强化研究方法训练，以提升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能力。同时，要抓紧研究建立导向鲜明、符合规律、科学权威、公开透明的学术评价体系和评价机制。此外，应尊重思想创造，发扬学术民主精神，加强学风文风建设，鼓励学术争鸣，涵养积极健康活跃的学术生态。
坚持守正创新，贯彻落实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战略方针。依据中国特色的历史、文化和国情，制定并落实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当代治理范式的创新性建构，需在制度供给维度构建顶层设计与实践创新的双向互构机制，在文明传承维度建立东方治理智慧与现代性转换的范式通道，在知识生产维度形成元理论建构与经验验证的循环体系。其核心要义在于实现中国化治理情境的认知模型重构、跨文明对话的主体性认知范式确立以及知识生产新模态的制度化保障。
坚持系统思维，加强学术组织体系革新。厘清“谁来治理、治理什么、怎样治理”等关键问题，构建科学合理的学术治理体系，加快推进学术治理理念、学术供给、学术流通、学术消费、学术评价、学术监管、学术服务等机制的改革进程，促进学术治理主体多样化、治理客体精准化和治理规则科学化。以集约化的社会化知识大生产需求为导向，加快学术生产方式的升级步伐。构建完善上中下游一体化畅通的学术产业链价值链，涵盖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人才体系、教学体系、出版体系、传播体系、评价体系等有机整体。
坚持端正学风，构建科学高效的学术治理体系。研究成立覆盖各学科、各学会、各区域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结合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的理事会制度、学术评价制度、荣誉表彰制度，增强全国学术引领与资源整合能力，激发学术激励与学术活力，形成上下一体、协调攻关的合力，构建学术共同体。根据结构与体制等差异，明确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分工。端正文风学风，坚持问题意识、力戒形式主义，培育方向明、主义真、学问高、德行正的学术队伍，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生态。
坚持自主开放，建立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学术评价标准和规则体系。应扭转对英美等外来学术理论与标准的依赖，打破西方国家在学术标准方面的垄断地位。加强与共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流合作，共建更加公正合理、互认互通的学术标准与规则，如学术期刊出版评价标准与人才成果评价体系。在学术评价中，妥善处理好定性与定量、数量与质量、自主创新与开放交流之间的关系。强化对外学术交流沟通，积极吸收借鉴全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向希望独立自主发展进步的国家传播中国知识声音、中国思想理论与中国智慧方案，促进中外文化融通，增进文明交流，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
坚持科学发展，提升学术治理成效。系统构建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妥善处理好加强党的领导与尊重学术规律、强化制度建设与解放科研生产力、硬性管理与方向引导评价激励、门槛性约束与高质量引领、传统学科与新兴交叉学科、集体攻关与灵活创造之间的关系，推进“三大体系”与自主知识体系之间的协调互动。采取自主化、差异化、特色化发展策略，出精品、出人才、出大师，通过励精图治与学术善治，增强在国际学术舞台的竞争力。
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号角已经吹响，广大学人应共同努力，不负时代，不负人民，从自身做起，从当下做起。从原创性概念、学术命题、分析逻辑、基本原理、学科流派等方面构建起全链条、全流程、多学科的知识体系。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唯有加强学术治理体系建设、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方能解码中国之治、提炼中国之理、弘扬中国之道、构建中国之学，正确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使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巍然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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