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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树华:戈尔巴乔夫的迷思与西方谜局

文章来源:《环球时报》2022-09-01 时间:2022-09-01

8月,在不少俄罗斯人眼中是一个“不祥之秋”。俄罗斯历史上的8月曾多次发生动荡和混乱的重大政治事件。比如31年前1991年的8月,就发生了震惊世界的“8·19事件”,也被称为“挽救苏联的最后一搏”。当时的政治主角之一,正是刚刚去世的苏联首任也是最后一任总统戈尔巴乔夫。“8·19事件”几个月后,在西方圣诞节之夜,戈尔巴乔夫在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三位斯拉夫兄弟的要挟下发表电视讲话,宣告苏联解体,70多年的苏联作为地缘政治和国际法主体自此消亡。

在当今世界,戈尔巴乔夫是最富争议的政治人物之一。对于他的历史角色,俄罗斯和西方世界的评价大相径庭。俄罗斯共产党和俄罗斯议员称其为“历史罪人”,而在西方,戈尔巴乔夫生前获得嘉奖无数,包括199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和2008年的美国“自由勋章”。

然而,这位当政时一直鼓吹要改变外交思维模式,一心融入西方“文明世界大家庭”的苏联领导人做梦也想不到,他主动解散“华约”后,统一后的德国并未脱离北约而“中立”。北约先后5轮东扩,进一步将边界向俄罗斯边境推进。30多年前,他满心幻想通过“西式民主化”改造苏联、借此融入欧美,却反成了瓦解苏联、导致苏共败亡的一个重要政治肇因。

苏联和俄罗斯曲折的政治进程像是一面镜子。戈尔巴乔夫和苏共在“民主化”等问题上犯下“颠覆性错误”,最终在政治、经济、外交等各方面都打了败仗,其深刻教训值得汲取并牢记。

民主梦幻与信仰迷失 

苏联曾是社会主义的大本营,被西方阵营视为眼中钉。西方除保持强大军事压力外,还发明“水滴石穿”“和平演变”等作为对苏政治和思想渗透的手段。西方常常借口民族宗教等问题,以民主、人权为工具,对苏进行政治战、心理战、文化战、外交战。

上世纪70年代,西方诱导苏联签订《赫尔辛基协议》,将人权、自由、民主等问题纳入政治谈判议题。苏联后期,苏共渐次抛弃政治信仰,理想信念动摇,落入西方国家设下的“民主、人权”等政治圈套和道路陷阱。

1985年4月,年轻的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在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共中央最高领导层在政治上发生方向性改变。打着“公开性、民主化和外交新思维”等旗号,戈尔巴乔夫开始对苏联政治制度采取激烈和根本性的改造,期望通过“民主化”、配合外交“新思维”,向西方妥协退让,换得西方认可,跻身“西方文明世界”。

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公开性”政策受到西方政要和媒体吹捧。但与境外对戈尔巴乔夫的掌声和欢呼相反,苏联的民主化改革不但没有振兴苏共和复兴苏联,反而导致苏共丧失合法性,引发政治分裂和国家瓦解,最终走上了一条政治自杀的绝路。

政治改革的关键是方向问题。苏共后期的改革变成“放弃信仰、背弃方向、抛弃制度”。“改革”变成改向,改弦易辙,西化“改革”变成自掘坟墓,最后自取灭亡。

政治热潮与治理失败 

1988年开始,戈尔巴乔夫进行一系列政治改组,这些改组直接触及苏联国家和宪法的根本性要素,包括苏共领导地位、人民代表苏维埃制度、联邦制、选举和政党制度等,成为导致苏联政治裂变的重要原因。比如修改宪法,删除宪法第六条,取消苏共领导地位;宣布政治多元化,实行多党制;推行议会制普选,建立总统制等。

在政治多元化、多党制浪潮下,苏联民族分裂势力在各加盟共和国迅速得势,向中央发起“法律战”“主权战”,并相继宣布“主权独立”。在俄罗斯联邦和各加盟共和国遥相呼应下,戈尔巴乔夫被自己所谓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束缚住手脚,无力维护联盟的统一。

1988年后短短两三年时间,苏联政治形势急剧恶化,国家在政治、经济、民族等领域的危机不仅没有缓和,反而急剧加深。

2006年,时值苏联解体15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反思认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苏联在民主自由问题上犯了“幼稚病”。多数原则、选举原则、公决原则的适用性与选择需要依据各国国情。戈尔巴乔夫罔顾苏联具体的历史条件和改革需要,强调下级可以不服从上级,并美其名曰这是“民主”的需要。随即苏联各个地区根据本地区的“多数”和“民意”行事,造成无政府主义泛滥,各加盟共和国公然与中央开展“主权战”“法律战”,反共、反苏、反社会主义势力趁机大肆夺权,民族分裂势力、政治激进思潮和复仇势力大行其道。

在戈尔巴乔夫掌权的最后几年,苏联政权摇摇欲坠,苏共在政治上自身难保。戈尔巴乔夫在经济改革不见成效的背景下,却奢谈西式民主和自由。到了1990年,戈式经济改革无计可施,政治上大势已去。

政治上的错误往往会带来颠覆性后果。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顷刻间使苏共犹如失魂落魄,变成泥足巨人。在不到6年时间里,戈尔巴乔夫打着“民主、人道”旗号,不仅使苏联改革误入歧途,而且葬送了70多年的苏联社会主义事业,埋葬了国际共运中最具影响力、有着90多年历史、拥有近2000万党员的苏联共产党。

政治病毒与道路迷失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并未迎来梦想中的“西式民主自由”,反而是财阀当道和寡头统治。在外交方面,继承苏联衣钵的俄罗斯不仅失去全球性“超级大国”和社会主义阵营“首领”地位,而且被西方大国视为“冷战”后失败的国家,沦落到被排挤、被边缘化的境地。

30多年前,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西方大国自认为在东西方较量的大棋局中不战而胜。在西方战略家和谋士们眼里,“民主”“自由”“人权”等政治工具功不可没,是摧毁社会主义、赢得冷战的政治“利器”。美国一些战略智囊对此毫不隐讳。布热津斯基就写道,美国确实在苏联解体的政治进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而民主、人权、民族等议题取得了对苏联的话语优势。布氏认为,民主、自由、人权、民族等议题吸干了苏联的资源,使苏联在意识形态上不再强大,其政治成功不再具有吸引力。他还特别提到,戈尔巴乔夫本人也起到“里应外合”的重要作用。

苏共的垮台与苏联的瓦解源自政治上的失败,苏共在“民主”等关键性政治问题上犯了大错。戈尔巴乔夫陷入民主迷思,落入西方设下的政治陷阱,最后缴械投降,将政权拱手相让。因此,苏共在民主等重大政治问题上混乱,是导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东欧阵营瓦解的重要政治原因。

苏联解体后,西方阵营并没有因为叶利钦宣称抛弃共产主义、拥抱资本主义民主和市场而停止对俄罗斯进行挤压,反而继续推进北约东扩,支持车臣等分裂势力,变本加厉地削弱和分化俄罗斯。

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民主化”,不仅没有给老百姓带来自由和幸福,反而导致一场普京所说的“二十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至今苏联的灰烬仍在燃烧。2005年时普京曾说,上世纪末苏联推行的民主化“是一场灾难”,到头来“只是一小撮财阀和寡头的自由”,广大百姓一无所获。

跳出西方陷阱,探求自主之路 

1985年至今的近40年间,俄罗斯经历了苏联和俄罗斯两种不同的国家形态,经历了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普京执政的三个不同历史时期。时至今日,西方阵营精英和舆论认定,戈尔巴乔夫的6年是三者中“最民主自由的”,叶利钦的9年是与西方关系“最为接近的”,而普京执政的时期则“背离了民主”,与西方世界渐行渐远。

然而,俄罗斯老百姓的感受和评价却截然不同。俄国内一次有关历史人物评价的民意调查显示,民众对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评价不高,而且要远低于普京。有72%和80%的俄罗斯人分别认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期走了一条错误道路。

如今,俄罗斯主流舆论认为,30多年来俄罗斯之所以不断遭遇如此挫折和打击,来自西方的民主化和市场化“教师爷”们难辞其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西方战略家一方面有意识地向苏联等国家输出“软弱、分裂、有病毒的自由民主思潮”,另一方面却为自己保留了极端排外和富有进攻性的“保守主义”思想。失去信念和定力的戈尔巴乔夫等人不幸落入西方的政治圈套,盲目进口“民主价值”,结果导致“民主”与“自由”泛滥成灾、亡党亡国。

普京执掌俄罗斯后,西方阵营对俄罗斯的政治打压进入一个新阶段。还在2006年,普京提出“主权民主”概念。这既是对俄罗斯政治发展道路的探索,也是对西方贩卖“民主”、煽动“颜色革命”的回应,同时也表明普京否定了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西化、民主化”路线,也与“寡头式的自由”划清界限。普京认为,俄罗斯应当是当今世界一个具有领导力和影响力的强国,俄罗斯必须走自主之路。“俄罗斯民族不能迷失自己,俄罗斯永远是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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