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是现代国家政治生活中最为重要的组织。要了解世界政治中各国的内政和外交，就需要对各国政治生活中主要政党进行研究。对于国际社会来说，了解中国，首先需要了解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了解现代中国的一把钥匙。对从事外交研究的中国学者来说，研究、分析、阐释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更需要了解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对外工作之间的紧密关系。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在革命、建设、改革以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对外工作领域积累了丰富的外交思想、理论和实践资源，是我们深化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理论研究、丰富外交学理论以及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的重要学理源泉。关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理论研究，有若干重要议题需要深入思考。

（一）宪法和党章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党章是每一个党员的根本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从共同纲领到宪法，都确立了中国对外工作的基本原则和立场。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的章程也经过了多次修订，其中的很多内容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基本原则以及不同时期关于对外工作的指导思想和立场。我们研究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外交，一般比较重视其宪法中的外交思想和原则，尤其是研究竞争性多党政治国家的外交思想，一般只要从其宪法入手就可以满足研究的需要。但是如果研究中国外交思想及其发展，除了要重视中国宪法中的外交思想和原则之外，还需要将宪法和党的章程紧密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全面理解中国外交思想的根基以及脉络；否则，对它的理解就是不完整和不全面的，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以及中国的政治制度决定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中国对外工作基本原则、指导思想、立场等方面的诸多论述具有一致性和相通性。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长期处于领导和执政地位，其世界观、价值观、执政观等必然深刻体现在宪法之中。

（二）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的对外工作

发展中国家不少政党在领导民族解放或者革命过程中，在思想、理论、组织和实践上，很少有为解放和革命后政权建设进行系统谋划和准备的。同世界上很多政党不同，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革命中，就很重视政权和组织建设，其中就包括外事组织建设和对外工作。在不同阶段的根据地建设中，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对外工作方面的机构建设和人才储备工作，为后来执政积累了宝贵的组织基础和外交经验，包括培养了一批外事领导干部和骨干力量，从而为夺取政权以后迅速开展外交工作做好了准备，这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对长远目标的追求。对比战后世界上不少发展中国家政党的斗争历程可以发现，它们在革命后的政权建设方面显然准备不足，导致执政根基不稳。《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一书中这样描述革命阶段党的对外交往工作：“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逐步学会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识和处理对外关系和对外工作问题，初步积累了这方面的经验。”① 所以，研究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工作及思想，不仅要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的外交和党的对外工作，而且应该重视 1921—1949 年这段时期党的对外工作，包括中国共产党的世界观、外交思想、对外工作组织、外交外事人才储备等。

（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工作

学术界一度比较流行的看法是，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中国外交是“革命外交”，改革开放后是“和平发展外交”。在西方的中国研究话语中，“革命外交”是指在中国外交史中出现了较大曲折，暗指改革开放后的中国②外交才回到了“正常”状态。但是，笔者认为这两个阶段的外交不能相互否定，既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外交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外交，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外交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外交。结合百年世界历史和百年党史来看，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世界大势是民族独立、民族解放、去殖民化的正义运动蓬勃发展，中国外交当时支持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和反殖民主义运动，主张独立与和平，这也代表着世界大义。随着殖民体系终结，世界上主权国家体系基本定型，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中国及时将对外工作调整到和平与发展上。结合百年世界史来看，两个阶段的中国外交在道义和理念上是一致和一贯的。如果再结合百年党史来看，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解放、独立的行动在各个阶段也是一致和一贯的。按照这一逻辑，我们就容易理解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这个论断。

（四）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理论

研究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党外交、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需要在中国的制度体系中来认识，从政治学学理层面揭示三者的原理、逻辑。国际上很重视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但一般侧重历史的描述，很少看到从政治学角度对这个命题进行阐述。

做好这方面研究有几项基础工作，一是要了解竞争性政党制度下政党的外交逻辑；二是了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中国制度体系、中国外交制度；三是以通行的话语对特殊的知识进行概括，从而提升中国政党外交、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的对外传播能力和影响力。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各项事业的领导者。2018年3月，习近平曾明确指出，我们的政党制度是新型政党制度。众所周知，竞争性政党制度对外交的最大影响，就在于政党轮替对一个国家外交连续性和确定性造成的干扰。例如，在当今世界政治中，很多国家在竞争性多党政治的影响下，外交政策波动和反复很大，缺乏确定性和连贯性，成为世界性的外交难题。但是，在中国的新型政党政治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外交在思想、原则、理念和政策上具有高度稳定性、连贯性和确定性，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政党制度和政治制度。对于这一点，当前很有必要从政治学角度进行学理阐释。

（五）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中公道思想的挖掘

中国共产党有一以贯之的世界观和外交价值观。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话语中，有八个字令人印象深刻，那就是党章中提到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在中国共产党与外部世界交往的百年过程中，“公道”是最能反映其对外工作理念的词汇，“公道”实际上也是中国外交的一种基本价值观。

在西方政治生活中，由于政党只是特殊群体或者特定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因此其很难做到公正、公道。这种类型的政党在偏向某一边时，其在理念、政策、外交上必然狭隘化，有时甚至极端化。中国共产党显然不是这种类型的政党。在对外工作中，中国共产党重视按照事物的是非曲直和国际道义作出独立判断，进而制定对外政策。党章中阐明，“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我党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关系，”这本身就是公道思想的体现。1956年，毛泽东提出判断是否属于干涉内政的几个标准，其中一个是“纯粹属于内政范围的事，如民族之间或党派之间的斗争，如果外国介入，就是干涉内政”②。有的国家利用他国内部政党矛盾对其进行干涉、分化，这些都是国际关系以及政党关系中经常出现的现象。要建立一个更好的、新型的国际关系，各国政党显然需要有更强的外交约束，避免利用他国内部政党政治干涉其内政。总之，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只要恪守和奉行公道，就会站到历史发展的正确一边，就有利于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21世纪的世界，迫切需要公道的价值观来纠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