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正本清源强化政治学的主体性 

主体性是指人在实践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能力、作用、个人看法以及地位，即人的自主、主动、能动、自由、有目的地活动的地位和特性。确立人的主体性，首先要知道从哪里来，才能知道到哪里去。从哪里来属于本源性问题，政治学的主体性首先来自于对本源问题的认识。 

政治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也是伴随着现代化而发展起来的。与自然形成的传统社会不同，现代社会是基于目的而构建起来的。为了冲破封建社会的人身束缚和专制等级特权的压制，以自由、平等、人权、民主为核心的自由主义政治学说产生。这一学说一直延续至今，成为西方主流政治学说。20世纪末，美国学者福山提出“历史的终结”，即人类思想再难以超越自由主义政治学说。 

中国是从漫长的传统专制社会步入现代化并建立政治学的。无论是中国的现代化，还是政治学的学科建设，都吸收了且还会进一步吸收西方现代化和政治思想的积极成果。但是，中国特色政治学的鲜明标志是马克思主义指导。 

马克思主义站在新的人类历史高点上。马克思主义是在资本主义有了相当程度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充分肯定资本主义社会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进步作用，另一方面也尖锐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和阶级局限性。正是在充分吸收同时又积极扬弃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得以产生并不断发展。这使得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站在人类历史前所未有的高点上，这就是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在于高度重视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的条件，并为创造这些条件而进行理论和实践探索。因此，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体系，它在实践中不断吸收新的养分，使之永葆理论的青春。它不会简单地宣布“历史的终结”，恰恰相反，它强调人类解放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这就为人类发展和思想进步打开了广阔的空间。 

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实践性。由于不同国家的历史和国情不同，马克思主义必须与各国实践相结合。正是经过无数曲折，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产生，并开创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因此，马克思主义的资源，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内容，也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最大增量。”[3] 

中国的政治学是在社会主义遭受重大挫折之后恢复重建的。恢复重建后的中国政治学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取得了突出成绩。从政治导向看，中国的政治学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但由于马克思主义一度被简单化，甚至被歪曲和封闭，又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有所欠缺，西方政治思想存在相当的影响力，甚至出现有学者将西方政治思想作为政治学本源的倾向，认为只有西方的政治学才是政治学，由此导致本末倒置，在政治学研究中我们失去了指导思想的主体性，更多的是“跟着说”：即西方人提出命题，我们跟着论证；西方人提出议题，我们跟着讨论；西方人提出观点，我们去做注脚。我们本来是研究的主体，却因为不知自己的本源而沦为一定要别人代表的客体。近些年，政治学的原创性研究愈来愈与时代的呼唤不相称，这与我们对学科的本源问题缺乏深刻认识密切相关。特别是青年一代学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不够扎实，对西方政治学的接受较多，研究主体性的缺失更为突岀。所以，强化政治学研究的主体性，必须正本清源，牢牢树立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当然，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研究问题并非易事，除了真信以外还要真懂、会用。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体系，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要吸收借鉴一切有益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但在这一过程中要始终保持自己的主体性，不能简单地“跟着说”，而要在吸收和批判中“自己说”；不能简单地与外国学说“接轨”，而要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不断探索和自我表达。 

二、以原始创新强化政治学的主体性 

主体性是人通过在世界上的地位和能力反映出来的品质。任何一门学科都是因为问题而生，因为解决问题而成长的。只有不断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才能显示出研究者的主体性。学科具有普遍性，问题则具有特殊性。问题源于生活，理论内生于实践。正是在解决一个个特殊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特色的政治学。 

现代国家最早建立于欧洲，在欧洲产生的现代政治学关注的重点是搭建现代政治思想大厦，偏重于政治宏大问题。美国是由西欧的移民建立起来的新兴国家，“欧洲大陆的政治学主要关心国家、主权和法律。早期美国政治学反映了这些关注。政治学曾是‘国家的科学’，一些富有创新精神的早期著作的标题都含有‘国家’一词。”[4]但是，随着政治学在美国的运用和对美国政治问题的研究，美国的政治学趋向于政治科学，特别是借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解决实际问题。“政治科学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像自然科学”。[5]如果将欧美政治学比作一棵大树，那么欧洲的政治学是主干，美国的政治学则是从这一主干上生长出来的枝叶，甚至是末梢。 

中国是一个与欧美完全不同的文明古国，具有鲜明的历史延续性。近代以来，尽管遭遇西方强大的挑战并向西方学习，但中国始终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延续下来，并因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特别是改革开放，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在这一过程中，产生出特有的中国问题。正是在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中，产生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种马克思主义具有原始创新性，它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照搬照抄，更不是对其他理论的简单复制。 

中国的政治学于1980年恢复重建，其背景便是大量政治问题需要研究。正是从中国问题出发，中国政治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体系：从政治思想研究看，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居于主导地位；从政治制度研究看，着重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从国家治理研究看，对宏观、中观和微观的治理进行了多层次的研究；从政治发展研究看，对农村农民问题、民族问题、历史传统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以上研究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回答和解决的政治问题。正是在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了政治学的鲜明中国特色，体现出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主体性。如根据西方政治制度理论的先在预设，中国将向普适性的政治发展模式转型；由于严重的农民问题和民族问题，中国会出现“政治崩溃”，但是，中国的政治发展并没有按照既定的模式转变，中国也没有发生“政治崩溃”。中国的政治学者在研究政治发展问题时，不是从先在的理论预设出发，而是从我国实际岀发，着眼于问题的有效解决，取得了与西方结论完全不同的理论成果，具有原创性，充分体现了中国政治学的主体性。 

当然，中国的政治学恢复重建时间不长，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未能形成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的普遍自觉。在学习吸收外国政治学的过程中，出现了照搬照抄、简单套用、盲目追随的倾向，在话语表达上属于“套着说”，处于复制的状态。这种复制的状态显然失去了自己的主体性，也难以产生原创性成果。特别是这种复制还是一种简单的复制。复制者并没有系统把握西方政治学大树的生长过程，未能从西方政治学大树的主干上汲取有益的成分，误以为外国最新的便是最前沿的，其实这恰恰是对枝叶，甚至是对末梢的复制。这会从根本上制约政治学人回答时代提出的重大命题。应该看到，中国是一个古老文明的大国，是以社会主义制度为支撑、以改革开放为动力，并正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新兴大国，且面临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一过程中，有大量政治问题需要研究。这些问题没有现成答案，只能从我国实际出发，以政治学的自主、自为的探索，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形成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习近平总书记说：“解决中国的问题，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要坚持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如果不加分析把国外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奉为圭臬，一切以此为准绳，那就没有独创性可言了。如果用国外的方法得出与国外同样的结论，那也就没有独创性可言了。”[6]没有独创性，也就没有中国特色政治学。 

三、以内在标准强化政治学的主体性 

主体性要通过人在世界上的能力和地位反映出来。这种反映需要有客观标准来衡量，并通过实践加以检验。科学是为解决问题而产生和发展的，检验一种理论是否科学的唯一标准在于对问题的解决。这种标准内在于解决问题的过程和结果之中，而不是之外。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科学，在于其能够通过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指出了前进的方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等一系列理论。这些理论不符合某些人的外在的标准，被讽刺为“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但能够解决中国革命道路问题，因此是科学的理论。这种内在于解决问题的标准，体现中国的政治学恢复重建之后，从我国实际出发，从解决中国问题入手，取得了很大进展。政治学恢复重建之初，比较多地学习和吸收外国的政治学说，并以相应的话语加以表达，表现为“跟着说”。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化，中国的政治学者开始从简单地照搬外来理论的窠臼中跳了出来，在政治学的话语表达方面有了主体性。政治学研究通过话语反思、话语调整、话语清理、话语转换、话语原创等方式进行自我表达，取得了一批具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如国家治理、国家认同和国家建构的原始概念都来自于国外，但中国政治学者根据中国实践实现了创造性的转换，赋予了丰富的中国涵义。检验这些创新性研究成果的标准便内在于对理论和实际问题的回答。 

当然，政治学在中国还是一门很年轻的学科，还未能形成成熟的并能体现主体性的学术和话语体系，也未能形成一套成熟的并能体现主体性的学术评价标准。中国走向世界，广泛吸收外来学术，对于政治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却出现了这样一种倾向，即将西方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当成“唯一准则”，只有西方的政治学才是科学的。这一倾向依照知识生产标准化的惯性，愈演愈烈。这就是以外文刊物发表和SSCI论文收录作为学术成果的衡量标准。学术研究是一种人为的活动，需要通过发表论著加以表达。但是在将论著与职称晋升、人才称号认定等联系在一起时，如果以外文刊物发表和SSCI论文收录作为学术标准，自然会将人们的研究导向于外部性的标准。 

科学无国界。但是，社会科学以研究人类社会为目的，而人类社会是以国家为单位发展的。学术研究是一种知识生产。知识生产与其他生产一样，都具有“先入为主”的特点。这一特点在知识生产中反映得更为突出。人们对物质产品的消费可能是一时的，对知识产品的消费可能是终身的。知识生产会有相应的规范和标准。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规范和标准不可避免地有一定的主观意识和价值取向。外文刊物的主办者在取舍作品时必然有自己的标准和话语体系。这体现了主办者的主体性和认知。如果我们以反映主办者认知的标准为“唯一准则”，就很难体现自己的主体性，也很难产生原创性成果。例如，西方研究中国政治，长期存在专制主义、全能主义和威权主义的分析框架。这一框架已成为思维定式，并以其对中国政治加以规范化和格式化。如果要在西方主流刊物发表论文，不可避免地会进入其模式化的规范和话语体系之中，由此便“被规范”，只能“顺着说”，而这恰恰是不利于学术研究和创新的。 

批判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的可贵品质，它是独立自主地对科学的追求，学术研究是永无止境的过程。学术研究的对象是丰富多彩的，评价学术的标准也应该是多种多样的，关键在于对问题的解决。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中国人是最有发言权的。只有扎根中国大地，才能回应时代的呼声，产生原创性理论，其检验的标准内在于对问题的创新性解决。显然，中国的刊物更能体现中国学术的主体性，更能充分反映解决中国问题的时代呼唤，也更能表达对中国问题的原创性研究。外国刊物的成果可以作为参考，但不是衡量成果水平的主要标准，更不是唯一标准。中国学术要走向世界，首先要解决中国问题，从中国内在的逻辑说明中国问题。“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7]其重要前提便是以解决问题的内在标准来衡量研究成果的水平，强化研究的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