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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小平:政治学行政学前沿--研究路径与方法论

文章来源:《理论与改革》2021年第1期 时间:2021-04-07

摘要:前沿是一个学科发展的新趋势、新思潮、新分支、新主题和新方法,代表了学术研究方向性的创新思想、观念、原理和体系。研究政治学、行政学理论前沿,可以从具有重大时代意义的话题、社会广泛关注的难题、学界集中研究的论题、政府部门的治理命题中去把握,应当在创新性强的实践中去体验和阐发。研究理论前沿是为了创造前沿性思想。按照学术的成长规律、演化规律和整合规律,运用目标分析、比较研究、趋势分析、多学科交叉研究等创新研究方法论,研究政治学、行政学理论前沿,可望从中打开学术创新的“窗口”。 

关键词:政治学;行政学;理论前沿;研究路径;方法论 

作者简介:高小平,温州大学特聘教授。  

  

理论前沿是学术研究中具有方向性、前瞻性、指导性、创新性的思想、观念、原理和体系。对学科而言,前沿代表着一个学科发展的新趋势、新思潮、新分支、新主题和新方法,以及对当代世界及中国所面临的重大实践问题的研究[1]。把握前沿,是学术发展的关键,是从事科学研究和理论工作的基本功。研究和解决前沿领域的问题,既可以带动学科内其他相关问题的解决,又有助于将学科建设向前推进,取得更大的发展。研究政治学行政学的理论前沿,是学者在撰写论文、参与研讨、决策咨询等各种研究方式中都普遍遇到的重大问题,特别是在确定选题、搭建框架、设计思路过程中往往成为首要的问题,要求研究者及时追踪、准确把握、努力开创学术理论前沿。 

如何研究和把握政治学行政学前沿,这是一个复杂性问题和高难度问题,恕我腹俭,无法进行系统论述,仅结合个人体会,从宏观的研究路径和方法论的角度做一些思考,谈几点粗浅认识。 

  

一、研究政治学行政学前沿要树立宏大叙事路径理念 

政治学行政学前沿是本领域中最具挑战性的研究内容,是关乎学科前途命运的重大理念、思想、观点和方法等。学科前沿不等同于学科热点,不能简单地用学术市场中“叫卖”声的大小来判断。学术“热点”一般比较容易发现,而前沿则具有一定的隐蔽性。[2]因此,追踪研究理论前沿不能随波逐流,也不能陷入局地风向的漩涡,而要树立宏大叙事路径理念,从时代性、关切性、实践性三个方面入手去考量。 

(一)产生政治学行政学前沿的源头:“时代性” 

“时代”是人的主体性的存在方式,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基本视阈。于不断发展的时代性中所形成的具有重大时代意义的命题,便是政治学行政学首要的前沿问题。研究每个时期所体现的主体性特征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过程,就成为政治学行政学理论前沿的研究路径选择。 

“智者顺时而谋,愚者逆时而动。”政治学行政学研究作为人类基本的社会科学活动之一,像一个“智者”,承担着引领时代风气的积极作用和重要责任。捕捉时代性问题,立足国家的需要,站在历史的潮头,认清世界的大势,把握国家的脉动,解答发展的难题,明确未来的方向,是学术研究者的光荣使命。 

时代给出的主体性命题一般具有多维度、多层次特征,研究者可从三个方面切入。 

一是反映历史逻辑。“时代”是个多义词。依据经济、政治、文化等状况可以确立为特定的时代,如社会学者提出的“风险社会时代”[3]。按照历史时期划分也可以做出若干时代的判定,如历史学者认为“历晋至宋,时代移改,各随事立”,在著述中如常常出现的“有明一代”“有清一代”,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时代概念。事实上,横断面的“时代”只有在符合纵向历史逻辑的条件下才能成为真正具有政治学行政学研究价值的“时代”。民国时期爆发的“五四”运动作为一个政治和文化事件早已进入政治、文化关注的视野,过往的“五四”研究倾向于把政治和社会运动与个性解放的话语对立起来加以论证,以突出“五四”作为中国革命悲剧性命运形象的地位。这种分析框架的不足是过度强调个人启蒙以及挫折的一面,遮蔽了“社会改造”的重要价值,从而不自觉地以西方的历史视角衡量“五四”运动的意义,忽略了其推动中国现代历史转型的一面。[4]从这个视角出发对民国历史的研究,才能揭示现象背后的逻辑必然性。笔者认为,这是抓住了“时代性”。当然,我们更多时候是在下述场景下应用“时代”范畴的:将人类社会的全面重大转型作为时代的标记,如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工业文明转向后工业社会、数字经济、生态文明的历史时代。抑或是将重大转折中的某个片段作为尺度,定位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所形成的某一个新阶段。 

作为中国学者的具体研究路径,“时代性”可以进一步通过对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改革开放史的研究,获取政治学行政学前沿的时代方位;通过对社会深层次、根本性变革的研究,找到政治学行政学前沿的思想指引;通过对党的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基本政策的研究以明确政治学行政学前沿的逻辑线索。 

二是规范社会性质。“时代”是反映社会属性的范畴。社会性质是由社会主要矛盾决定的。[5]如何认识社会主要矛盾,如何将社会主要矛盾以精准的话语做出规范,是产生政治学行政学前沿理论问题的重要源头。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一条教训就是对社会性质认识的不准确导致对时代的误判。我们从新中国成立不久就正确地认识了社会主要矛盾,1956年,党的八大报告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1981年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做了规范的表述:“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2017年,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始终紧紧扭住这个主要矛盾,同时与时俱进地正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与转化,是规范社会性质的基础和前提。 

对社会性质展开全面深入的研究,这条进路的现实意义在于,找准中国特色政治学行政学的走向,确立学术体系的中国特色、中国话语,将政治学行政学的理论和研究工作建立在时代的基石之上,从而坚定不移地朝着正确的道路走下去。 

三是展示世界愿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判断,意味着我们从中国的视角观察世界的能力有了新的提升,标志着中国对人类共同命运的认知进入了新的高地,形成了国际格局的大视野。我国国际地位、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和塑造力进一步提高,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国内建设和改革;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与坚持把中国自己的事情、正在做的事情办好,是完全一致的。 

在这个意义上,依据这个基本判断,我们可以研究的前沿课题内容很多。现在全世界的主体还处于工业化时代,但是发达国家已经开始进入新的循环经济、生态经济、知识经济的时代,我国也开始迈向这个新的阶段。这个时代的特征就是在经济和社会总量中知识、信息、服务等份额正在超过传统的实体经济和社会资源的份额,并且有继续发展的趋势,对经济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在一个时代需要解决的众多命题中,某个命题是影响其它命题解决的龙头性、根本性问题,就是我们说的政治学行政学前沿。 

(二)通向政治学行政学前沿的桥梁:“关切性” 

“关切”是古往今来政治家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是当今政治学行政学回应国家变革和民众呼声的结合点。张居正说:“‘知人’、‘安民’二语乃万世治天下者之准则。以九德甄别人才,以率作考成保泰守业,无一语不关切治道。”政治学行政学前沿问题往往出自学术界、思想界、知识界最为关注、迫切需要解决的公共问题。“关切点”是通向中国政治学行政学前沿的桥梁。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我国学术界普遍关切的重大课题,政治学行政学将其作为重中之重。在研究中国治理的过程中,采用实证和规范研究,基于中国治理的实践经验,选择典型案例进行剖析和提炼,阐释和探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总体战略、路线、道路、方针和政策,进行原创性理论构建和阐发,是占据学术前沿的关键。[6]政治学行政学研究,要从国情和政情出发,对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方向、目标选择、重点问题、发展路径进行系统性、节点性分析,阐发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理论,探索当代中国治理模式所具有的独特的内在逻辑结构和多维的外在表现特征。在世界治理体系现代化与中国国家逻辑、中国治理实践相统一中寻求有效应对和化解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的治理规则、程序及其秩序,积极解决政府权威决策力、政策执行力与社会治理效能之间的矛盾,是国家治理现代化面临的挑战,也是具有很强关切性的学术前沿。[7] 

当前,我国政治学行政学对国家治理的研究出现三个趋势。第一个是将政治学科、行政学、公共管理学科有机融合,使得政治学科的理论性、宏观性分析路径为行政学、公共管理学科的确立和发展提供价值定位、战略视野、宏观环境。第二个是将应用性、技术性和科学性鲜明的行政学、公共管理学科的研究用于为政治学科的发展提供实证基础、分析框架、科学方法和技术路线。第三个是形成善政与善治研究有分有合的学科演化路径。 

前一部分提出的“时代性”概念下可以分出许多具体的问题,有实务界关注的问题,也有理论界关注的问题,貌似没有必要将“关切性”从“时代性”中分开来理解,但是“关切性”这个题目与“时代性”问题有所不同,后者侧重于对外部世界的洞察,前者侧重于对内部结构的观照,“关切性”所指向的研究其主体性偏好更强烈。此外,对同样一个“时代”,由于考虑问题的角度、划分类别的标准、分析研究的机制不同,都可以有不同的研究取向及路径。比如,学术界研究问题往往是从学科的视角出发的,理论界关注的问题可以划分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因此,学术界、理论界、思想界关注的问题可能是时代性的,也可能是跨时代性或非时代性的(如朴学朴学又称为考证学,主要是对古籍加以整理、校勘、注疏、辑佚等。)。 

(三)检验政治学行政学前沿的标准:“实践性”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检验政治学行政学研究是否具备前沿性的唯一标准,也是研究政治学行政学前沿的唯一源泉。 

张友渔指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纯学术的东西。从历史上各种学说的产生和发展的情况可以证明学术是以实际为基础的。”[8]政治学行政学研究是一个在开放场域中竞技的游戏,学术的前沿没有固定的疆界。不一定是理论问题才能成为前沿,实际操作也可以成为前沿问题。随着定量研究、实证研究、循证研究的兴起,公共政治和公共管理领域的实务性研究越来越多地成为学术前沿。 

实践研究成为学术研究的前沿,一般需要同时具备三个条件。 

一是实践过程的创新性。实践创造理论,是针对所有理论问题的本源而言的,前沿性理论则是由创新性实践产生的,没有创新的重复式工作或创新程度较低的管理行为可以是政治学行政学研究对象,但未必能成为前沿。从创新实践到创新理论,是追踪学术前沿的重要路径。比如中国的基层民主协商、社区治理,在初期没有成熟的理论指导,但其实践发展却具有很强的原创性。还有各地创办的行政办事服务大厅,开始的时候也不是一个理论问题,大家都这样办了,本来群众办一件事要经过几个部门,跑几个单位,后来把它整合到一个大厅里联合办公,再后来整合到一张网上办理,这样一项具体的管理机制改进,也具有创新性。[9] 

二是研究过程的创新性。从实践创新到理论创新的中间环节是探究,即对社会现象、社会生活、社会行动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规律的主动把控过程,是对实践的根本性原因与更高可靠性依据的寻求。研究工作包括三个方面:确立指导理论、开展本学科的分析、对社会实践现象的抽象。2019年3月,李克强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动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下硬功夫打造好发展软环境。这是一个实践性的命题。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课题组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研究党的十八大以来简政放权、创新监管、优化营商环境和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的探索实践,探讨分析“放管服”改革的思想渊源和发展历程,梳理总结具体举措和进展成效,特别是结合行政学研究范畴,解析了“放管服”改革对政府管理理念、职能转变、组织结构、运行机制、技术工具、服务方式等方面产生的重大变革,并对“放管服”改革的发展趋势进行了科学展望,所形成的研究报告就具有学术前沿性。[10]研究的创新也包括方法的创新。有不少研究成果运用新的适切性的方法,如系统分析法、数量分析法、比较分析法、案例分析法等,在研究对象、研究材料、研究时间不变的情况下也可以形成创新的研究过程。 

三是研究结论的创新性。广义的研究结论应该包括对实践结果的研究、研究过程的终端和研究分析的总结。研究结论的创新性,首先要体现在对实践结果的研究创新性上。实践成效越大,标志着其结果创新程度越高,但这不构成导致研究创新的必然条件,好的研究可以在实践结果的创新中汲取理论营养,推出创新思想,甚至可以在实践创新程度并不高的结果中得出高水平的学术创新成果。其次要体现到研究的结果中。研究过程有创新的必然体现到结论的创新中来,研究过程中创新不足的,也可以通过在研究结论中进一步提炼,生产出创新点。2003年我国抗击“非典”疫情后,各级政府制定和完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加强应急体制、机制、法制建设。应急管理“一案三制”,是对政府应急管理实践体系的创新,也是对应急决策理论和行政组织理论的重大创新,具有很强的学术前沿性。[11] 

综上,宏大叙事与细小论理是同一条路径的两股“车道”。再大的叙事场景也要通过具象的人与事、角度与层次、设问与解答来实现。从时代重大的话题、社会关注的难题、学界集中研究的论题、政府部门的治理专题中去研究,在创新性强的实践中去体验和阐发,就是政治学行政学前沿的基本路径。 

  

二、研究政治学行政学理论前沿要坚持科学的方法论 

狭义的科学方法论是指关于科学研究、科学评价、科学发展的正确的、适用的、一般的方法。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方法有很多,比如对称方法、五维空间方法、复杂系统论方法、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统一的方法、公理方法、典型分析方法、应然与实然相统一方法、规范与实证相统一方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方法、抽象与具体相统一方法等。[12]作为政治学行政学前沿的研究方法,需要人们进行选择性、融合性应用。研究方法是一门科学,不同学科、不一样的研究对象运用研究方法也有很多学问,政治学行政学前沿研究要配置科学合适的方法。 

(一)从学术“源头”研究理论前沿的方法:“彼岸法” 

“彼岸法”是按照“彼岸性”原理建构的研究方法。“彼岸性”是与“此岸性”相对的概念。人对此岸的认识比较容易,彼岸则存在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大多数知识属于彼岸性范畴。笔者在这里借用这个概念,意在说明一种“面向式”“应然性”“本质性”研究方法。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本质与现象的统一,面向彼岸,研究此岸,有助于认识事物的本质,可以形成创新性前沿思维。彼岸性研究方法是对称方法、五维空间方法、应然与实然相统一方法等的融合。从根本上说,彼岸性研究是一种对理想境界与未来状态的学术追求。 

这一类研究方法可以通过三种方式运用。 

一是对原有理论的“再读”。一个成熟的理论如何持续创新动力?就是靠不断地重新解读、重新阐释、重新建构。学界大家的经典论述,“经、史、子、集”的泱泱国故,在由现实的实践激发出来的灵感催促下,对学科基础理论产生了新的想法。于是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实践促使我们重新研究国家、社会、民主、法治等基础理论,重新理解制约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体制性因素与人为因素,重新理解市场的力量、人的独立性、社会的合作的含义,重新理解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内涵。 

二是进行最优化配比。如同“帕累托最优”理论那样,希冀管理和决策活动实现人力、物力、财力的充分利用,资源配置的最优化,以最小的成本创造最大的效率和效益,并以此展开逼近性研究,拓展传统管理学的“次优化”理论。 

三是“巨观性”研究。在一个无限缩小的微观世界中,呈现出“巨观”现象,社会科学研究有时也会出现这一“两极相同”现象——最宏观的研究与最微观的研究相结合,易产生新的发现。马克思的《资本论》从最微观的商品开始研究,直至最宏观的人类社会历史全景描述,这样大的跨度是其理论创新的重要方法。 

(二)从学术“对头”研究理论前沿的方法:“反差法” 

反差是一个光学概念,又叫密度差,明暗对比度大,说明反差性强。反差性问题研究方法是理论与实际结合的研究方法的特殊表现形态。其前沿性需要解决从实践中提炼反传统理论的见地。比如,一个接受了多年体制内教育的青年人,一旦走上社会,就感觉反差很大,甚至产生“老师欺骗了我”的想法,这里就有可研究的前沿问题。笔者曾经担任一个单位的团委负责人,利用工作便利,做过一次问卷调查,从中发现从学校到社会的年轻人在进入工作岗位以后的一段时间(约二至三年),普遍存在心理不适现象,称之为“青年适应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压抑感重、自信心弱、倾诉欲强、期望值高,源自工作适应度与心理适应度的“负相关性”。这一发现,颠覆了以往人们普遍认为的工作适应得快,心理自然就容易适应的逻辑推理性认知。[13]当代青年之所以喜欢沉浸于ACGN(英文Animation动画、Comic漫画、Game游戏、Novel小说的合并缩写,是华语文化世界比较流行的新词汇),便与社会适应度的“负相关性”即反差,有直接关系。 

“反差萌”是新兴艺术的一种表现手法,指人物出现与原本形象不同的特征或多种互为矛盾的特征同时存在,这两种或多种“萌点”相互矛盾,产生反差,相互衬托。逻辑与现实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反差,实际问题有些符合逻辑,却不一定都能成为前沿问题,逻辑和现实的反差的现象往往蕴藏着理论富矿。 

异质性研究方法也是一种反差法研究。异质性是遗传学概念,指遗传性状可以由多个不同的遗传物质改变所引起。异质性疾病(得病的原因是因为特殊体质,都是先天的,原因不明)是由基因突变导致的。政治学行政学研究中的异质性可以理解为与相关性研究、同质性研究相区别的研究路径。在诊断社会疾病、政治弊端、行政陋习,提供治理方案时,仅用西方成熟的腐败治理理论往往是难以奏效的,而寻找腐败的异质性因素,有助于发现其特殊的“基因”和发生机理,建立有针对性的治理机制。 

(三)从学术“前头”研究理论前沿的方法:“萌芽性” 

新思想都是从萌芽成长起来的,不可能一开始就成为大树。检验小草嫩苗能不能长成栋梁之材,有三个关键点需要把握。 

一是新思想的萌芽是不是在一个大的系统中具有合理的定位。新思想一般不具备完善的、体系化、系统化的框架,但它如果不在一个系统中存在,游离于完全不同的系统之间,漂移在空洞想象的无序之中,就可能是“天方夜谭”,甚至是“信口开河”,而如果在一个坐标系中有一席之地,则可望发展成为一个新的体系。 

二是新思想是不是具有发展趋势。一个新理论从某一个结构中的点突破而来,其条件是占据了“元点”的位置,是发展的“源头”。从治理概念的提出,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就是从若干年来经济体制改革、政治和行政体制改革不断推向纵深,拓展到文化、生态、社会管理的改革,形成五位一体的改革战略格局。可见,最早的治理思想,如中国古代的“烝民乃粒,万邦作乂”,强调要使民众安定下来,就需要各个诸侯国共同治理,虽然十分简约,却微言大义,毫不稚嫩,包含了现代治理思想的雏形。 

三是研究萌芽性思想要善于从前人研究的“合理内核”中发现可开发利用、改造创新的前沿问题。撰写学术论文的文献综述,就是一个通过梳理观点、挖掘合理内核的过程,文献综述做得好,实际上就是萌芽性前沿研究的成功起步。马克思、恩格斯从费尔巴哈、黑格尔、康德那里汲取了他们思想的合理内核,最终创造出马克思主义。例如,他们对费尔巴哈的“类”的思想进行深入阐述、推进研究,去除了费尔巴哈对社会理解的抽象性和僵化性,提出了“社会”的现实性、具体性、历时性、发展性等特征,建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14] 

学术“源头”“对头”“前头”既是与目标分析法、比较研究法、趋势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对应的,又是不完全对应的,“源头”“对头”“前头”讲的是研究过程中的思维方法,较之具体研究方法更加抽象,适用范围更大。换言之,狭义的科学方法论要与广义的方法论结合,既可以将一种或多种具体研究法作为“源头”“对头”“前头”研究方法的工具,也可以将“源头”“对头”“前头”作为导向,渗透、融会于具体研究方法中。总之,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中国的政治学行政学前沿问题研究,这是源头,透过现象把握本质,使“彼岸”与“此岸”在具体时代获得历史性统一,这是从政治层面导出的研究方法;运用反差法,研究矛盾性问题、异质性问题,在学术争鸣中获取对立面统一的关切性问题,这是从管理层面导出的研究方法;按照问题意识的思路,研究潜在形态和成长性的社会实践问题,这是从行政层面导出的研究方法。 

  

三、按照学术发展规律研究政治学行政学理论前沿 

研究理论前沿是为了创造前沿性思想,而思想创新必须遵循学术发展规律。从学科角度看,学术发展一般要经过“前科学→常规科学→危机→科学革命→新的常规科学”这么一些阶段。[15]从学术体系看,包含知识基础、层次结构、工作范式等方面在内的学术体系存在着“形成-发展-消亡”的周期性规律。[16]理论前沿研究除了具备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的发展规律特点外,也有自身独特的规律。只有按照社会科学发展规律和本学科自身规律才能创造新的思想观点、新的理论体系。 

(一)政治学行政学前沿的成长规律:“时序性” 

时序性是学术研究的“命门”。海德格尔认为,时间是一切先验范畴用于现象的必要条件。古人说“阴阳四时运行,各得其序”,认为时序是客观规律,按照时序行事就是尊重自然规律。“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时序,毋令独蒙恶声焉”,认为按照时序叙述,有助于洗刷蒙受冤屈者的坏名声。“舜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认为舜的业绩主要是靠很强的时序观念取得的。《文心雕龙》是一部研究写文章、做学问的古代经典专著,其中专门有《时序篇》,强调“十代九变”。刘勰用发展的观点来看待文字和学术,认为学术创作和社会现实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这些都是说时序研究具有前沿性、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和科学研究规律的。 

所谓时序性就是时间资源的意义和价值以及如何分配时间资源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中,经历了一个持续的时间资源化、资源稀缺化的过程。自从工业化、城市化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把自然时间转化成社会时间,实现时间的资源化以来,也就开始了对时间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过程,并使人类进入时间资源开发和时间资源稀缺化的轮番升级之中。20世纪后期,时间资源稀缺化开始变得越来越紧张,并对社会治理构成挑战。虽然社会生活以及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正在与时间资源的稀缺化进行艰苦而积极的抗争,但社会治理在这方面开展的行动尚不能令人满意。在很大程度上,现在所运用的社会治理模式仍然是缺失了时间之维的,并未对时间资源稀缺化的现实做出有效回应。[17] 

这里涉及四个政治学行政学的前沿问题。一是时间是以什么样的形态与方式成为资源的?二是随着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时间是如何变成为稀缺资源的?三是时间资源与历史机遇是如何在某个具体时期、具体国度、具体环境下实现汇合,以及如何把握时序性机遇?四是政治民主化与时间资源化之间是什么关系,公平正义与时间效率之间的矛盾怎样解决?这些问题中包含着许多前沿性研究课题,需要政治学行政学学者们思考。 

(二)政治学行政学前沿演化的规律:“空间性” 

如果说上面的“时序性”重点是解决前沿“之前无、当下有、鲜涉猎”式的研究,那么“空间性”问题重点是要解决“国外有、国内无、可借鉴”式的研究方法问题。 

空间是与时间相对的一种物质客观存在形式,由长、宽、高、大、小表现出来。表达空间的概念有宇宙空间、物理空间、网络空间、思想空间、数字空间等。空间在地理学与天文学中指地球表面的一部分,有绝对空间与相对空间之分。在抽象意义上,空间是由不同的线组成,线组成不同形状,线内便是空间。从学术研究空间上说,只要划分概念和思想的界限发生了变化,空间性创新便可能出现。空间又是一个相对概念,“空”即“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无,名天地之始”。这与物理学中的“无界”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指空间中的任何一点都是任意方位的出发点,空间永远出现在当下时刻。我们党常说的“改革永远在路上”也是这个意思。 

作为研究策略,按照空间布局和领域划分研究学科前沿,是较为通行的做法。从政治学行政学研究领域看,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的边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空间性命题。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解决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主要是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市场决定论明确了国家、政府居于次要地位,市场所代表的私权应当高于政府代表的公权。这一理论或许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是仅就建设“有限政府”和“契约政府”来说,自有可取之处。处理好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主要是政府社会治理职能必须转变,强化社会自我免疫功能,创新政府的社会治理机制,加快实施政事分开、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18]此外,空间关系推理的研究方法、社会空间研究方法、空间顺序研究方法等也是常用的方法。 

近些年来政治学关注的方向,从国家治理现代化、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到民主政治、协商民主、法治中国,从党建理论、反腐败与廉政理论到劳工政治与社会抗争,从乡村治理到城市基层治理等,可以展现政治学理论前沿发展的整体态势都是以空间性为主要研究维度的。[19] 

行政学关注的机构改革、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务、部门协同、府际机制、区域性与流域性治理、深层次的政府管理范式变化、公共部门管理研究的途径变革、公共行政新知识体系、公共管理新战略思维、公共治理中非市场缺陷的政治经济分析、公共政策分析的新进展以及行政学和公共管理学科的危机、前途和命运等,成为研究的前沿,也与研究领域的空间存在着类同性、关联性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在借鉴国际公共管理领域的先进经验方面,我们同样需要拥有良好的空间感。要以博大宽广的胸怀胆略、包容学习的心量心态、扎实严谨的科学精神,获取“令人震撼的空间感”。[20]这就需要学者将自己的特殊经历、学术生涯、学术态度以及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学术观与改革开放的现实需求、风起云涌的国际浪潮紧密联系起来,将外部世界的空间问题转化为学术研究的空间感,进行知识生产与前沿探险,这样才能产生深刻的体认和同频共振,才能进入学术前沿的光辉殿堂。 

(三)政治学行政学前沿整合的规律:“交叉性” 

当前,政治学、行政学、管理学、公共管理学或多或少地都出现了学科“危机”,按照科学自身发展规律,这恰恰意味着正在孕育科学的革命。这种革命很大程度上将会在“交叉性”研究中实现。理论前沿性问题在成长和演化规律的作用下不断出现分化与融汇,在观点与学派的激荡中不断整合。社会的复杂性和理论的跨域性逐渐形成学科交叉化现象,体现为科学向综合性、整体性发展的趋势。交叉性研究是推动科学进步的重要动力。 

囿于每个人知识和能力的局限性,即使悉帅敝赋,也难取胜。交叉性研究一般需要组织团队进行,团队中要建立专业性人才与复合型人才的合理结构,其中特别是需要拥有从事各个专业无法做的“知识转化”工作的人才。然而独立的探索也是可能的,这里需要具备三个条件。 

一是要有强烈的科学与人文意识。交叉性研究的本质是整体与部分的统一,科学精神与工匠精神的统一,功利观念与家国情怀的统一。学者的良知与责任感是进行交叉性研究的前提。 

二是要有丰富的想象力。想象力是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之间的中介性能力,是一种心智品质,可帮助人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从而使其看清世事或事实的全貌。政治学行政学的想象力主张个人只有置身于所处时代及社会中,才能理解自己、把握自己的学术命运。跨学科、多学科研究是增强想象力的强力推手。牛顿看见苹果落地而发现了万有引力,罗素坐船而发现孤立子波现象,这类例子不胜枚举。 

三是要树立有所不为、有取有舍的价值观。孟子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这句话大大低估了熊掌的身价,熊掌怎么能和鱼相提并论呢?其真实含义是,孟夫子住在滨海之地,鱼有的是,而熊掌极为贵重,因此他选择廉价的鱼,有理由认为他是选择了一种平民化的著述立场。得失、取舍是在兼顾的基础上的侧重,而侧重点要依据正确的价值观。 

近年来,公共危机管理研究获得长足进步,得益于从单一学科研究转向多学科研究中获取的交叉优势和跨学科研究动力,得益于对常态与非常态应急管理兼容并蓄研究的积极进展[21]。当代西方危机管理研究由过去的主要采用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发展为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统计学以及数学、地质学、气象学、天文学等多种学科协同研究以及多学科方法综合运用。在研究范围和重点上,呈现从自然灾害领域逐步转向社会领域、从独立危机管理转向整体性危机治理、从传统危机转向非传统危机领域等现象,其导因也与交叉性、多视角研究的快速发展直接有关。[22] 

政治学行政学发展规律是国家政治行政社会各种主体各种要素相互关系相互作用规律的综合反映。从意识形态到政治科学、从公共行政到公共管理、从政策分析到政策执行、从规范研究到循证研究……看上去扑朔迷离,其背后却隐含了坚挺的社会法则,关键在于我们研究工作者要有学养、慧眼、胆识和理论勇气,从宏观看要营造风清气正、广开言路、海纳百川的政治生态、社会环境和学术氛围[23]。 

  

结语 

研究路径、研究方法、研究规律,分别就是认识论、方法论、本体论(世界观),在终极意义上说它们是一致的。有正确的本体论(世界观),就有科学的认识论,就容易掌握科学的方法论。 

归根结底,政治学行政学前沿来源于历史的创造,来源于理论的创新,来源于实践的创制,是古与今、史与论、理论与实践结合互动的产物。捕捉学术前沿,要将国际视野和立足国情结合起来,把展望未来与回顾历史结合起来,把“嗅觉”“直觉”“自觉”“自信”统一起来。增强“理论感”[24],提高学术“嗅觉”的灵敏度;增强洞察力,提高学术“直觉”的意识力;增强规范性,提高学术“自觉”的能动性;增强建构力,提高学术“自信”的生成力。 

改革开放以来,恢复政治学行政学研究仅仅40年的时间,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也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巨大空间。充分利用好祖国灿烂的历史文化,积极吸纳国际研究成果,使之相互支撑,相得益彰。学者满怀好奇心和责任感进行一项学术研究时,应该不停地对问题进行追问,以期深入探寻该问题背后所折射出来的更为深刻的内在本质,使研究能够为社会知识的积累和社会实践服务。这是研究学术前沿的正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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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锋:《探寻学科前沿的四种研究路径——以数字阅读为例》,《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7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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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江平:《在第十三届中国经济论坛发表主旨演讲“正确处理好市场、社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经济网,http://www.ceweekly.cn/2013/1225/71808.shtml.2020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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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袁贵仁、杨耕:《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具有“令人震撼的空间感”》,《北京日报》,2013年5月27日。 

[21]童星:《兼具常态与非常态的应急管理》,《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22]刘一弘:《公共行政学视野下的危机定义研究回顾》,《风险灾害危机研究》(第四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23]袁莎:《唐太宗对唐朝初期秘书工作的积极影响》,《秘书》,2019年第6期。 

[24]叶明:《说“理论感”》,《社会科学家》,198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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