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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景治:实事求是评价共产国际历史地位和贡献
作者:李景治 文章来源:《理论视野》2019年第6期 时间:2019-09-10

【提要】共产国际推进了国际共运整体大发展,指导和帮助各国共产党的建立、建设,积极支持和指导各国革命运动,推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但共产国际作为统一的国际性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指挥中心”的定位,其高度集中的组织体系和组织结构,其过分集中、缺乏广泛民主的运转方式,以及对各国党内部事务的干预,特别是直接决定各国党领导人的安排,越来越脱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国革命发展的需要。列宁逝世后,共产国际受苏联影响,“左”倾错误越来越明显,后果越来越严重。共产国际七大部分纠正了这些错误,组织制度和领导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其工作出现新气象。值得思考的是,从长远看,国际共运的发展是否需要一个统一的国际组织,它应处于怎样的地位、发挥什么的作用、如何发挥作用,它应当同各国革命党保持怎样的关系。 

【关键词】实事求是评价 共产国际 历史地位和历史贡献 

【中图分类号】D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47(2019)06-0082-09 

【DOI】10.19632/j.cnki.11-3953/a.2019.06.013 

共产国际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三个无产阶级政党的全球性国际组织,也被称为第三国际。今年是共产国际成立100周年。如何评价共产国际的功过是非,学术界存在各种不同见解。但是,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评价共产国际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贡献。应充分肯定,共产国际极大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和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的总结推广,指导和帮助各国共产党的建立、建设,指导帮助各国共产党的反法西斯斗争,支持了社会主义苏联,积极促进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当然也应当看到,由于客观历史条件和时代的局限性,以及人们对如何建立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国际组织、国际组织在推动国际共运和各国革命中所处的地位、应发挥的作用等问题,还缺乏全面正确认识,致使共产国际在自身组织建设、处理与各成员共产党关系、指导各国共产党活动等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纪念共产国际100周年,既要充分肯定它的成就、贡献和积极作用,总结其成功的经验,也要吸取其教训,以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振兴和健康发展。

一、推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整体大发展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发展都与无产阶级政党及其国际组织密切相关。从一定意义上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就是一部世界共产党及其国际组织建立、发展的历史。共产主义者同盟,是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组织。由于当时各国还不具备建立本国独立的共产党组织的条件,西欧先进国家的共产党人共同组织了一个国际性的共产党组织,这就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正式建立及其作为同盟纲领《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

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推动工人运动发展和加强共产党组织建设方面发挥了开创性、基础性的作用。

19世纪60年代,工人运动获得广泛发展,欧美各国工人运动和革命组织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各国工人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也越来越需要相互支持。于是,第一国际应运而生。第一国际在加强各个工人运动团结、相互支持方面发挥巨大作用。它在批判和战胜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流派、错误思潮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传播。它的纲领更加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和革命实际情况相结合。[1] 它进一步完善和实践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为今后各国共产党和革命组织的建立建设,打下了基础、树立了典范。

19世纪70—80年代,各国工人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获得更为广泛的发展。西欧等各国普遍建立了社会主义政党,其他进步组织蓬勃发展。各国政党、革命组织、工人团体和社会主义者需要经常交流经验,沟通情况,就共同关系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交换看法、协调行动。于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工人党、英国的社会民主联盟等发起成立第二国际。第二国际是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人团体(包括工会、合作社)的国际联合组织,不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那样的国际性革命政党组织。第二国际的成立和活动进一步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促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向更加广泛的方向发展。它联合各国革命政党、工人团体开展反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努力维护工人合法权益和切身利益。随着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壮大以及西欧各国选举制度的改革,一些工人团体和社会主义政党的领袖、活动家和代表人物,被选入议会。他们利用议员的身份维护工人和人民群众的权益,反对政府的反动政策和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但是,各国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及其议员把主要精力放在议会活动和与此相关的选举活动上,各国党的议会党团成为党的实际领导中心,一些党的领导人和代表人物还参加了资产阶级政府。各国党都在不同程度上忽视工人运动和实践斗争,脱离广大人民群众。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各国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纷纷公开支持本国政府参战。第二国际破产。

以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左派,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并酝酿成立新的革命国际组织。共产国际创建于十月革命后的欧亚出现革命高潮中。列宁亲自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作了《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2] 的报告,强调共产国际的中心任务是消除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幻想,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大会根据列宁的报告作出决议,制定通过暴力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战略方针。

回顾历史,应当承认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第二国际,都在其所处的时代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做出了自身的贡献。但与之相比,共产国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仍占有独特的地位并做出独特的贡献。在共产国际的推动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具有空前的广泛性。共产主义者同盟只涉及欧洲。第一国际主要活动也在欧洲,直到后期才扩展至北美。第二国际在发达国家和地区活动,较少关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情况。共产国际则发展到世界六大洲,尤其是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国际领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革命活动,具有深刻的革命性。它大力支持并指导帮助欧亚革命,始终把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当作指导方针,把建立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当作奋斗目标,且从未放弃动摇。第一国际的整个活动几乎都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与蒲鲁东主义、工联主义和巴枯宁主义等机会主义派别的斗争。第二国际则出现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和考茨基主义的泛滥,发生理论上的演变。而共产国际始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它内部虽然存在意见分歧和“左”的错误,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第二国际组织松散,各种组织自行其事,国际领导机关的建议对其没有约束力,整个国际难以形成统一的战斗力。与之相比,共产国际组织严密,具有强大的动员力和组织力,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在共产国际的推动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得到空前、整体大发展。

二、指导和帮助各国共产党的建立建设 

共产国际建立于1919年3月。经过短短四年的努力,它在世界六大洲创建了共产党组织。到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时,全世界已有68个共产党组织和四百多万党员。共产国际为各国共产党的建立建设进行了多方面的指导帮助。

一是直接帮助一些国家建立共产党或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就是最明显的例子。1920年3月,共产国际维经斯基等人来华,了解“五四运动”后的中国革命形势,同中国共产主义者和先进知识分子进行广泛接触。在北京,他们会见了李大钊,双方商谈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并取得共识。后经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一行前往上海会见陈独秀、李达等人,就建党问题取得一致意见。随后,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陈独秀、李达等人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此后,北京、湖南、广东、山东、湖北等地也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和活动,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打下了政治、思想和组织基础。

1920年8月,共产国际任命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马林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1921年6月,马林抵达上海,亲自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筹建工作;1921年7月,马林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并代表共产国际发表讲话。中国共产主义小组和共产党的建立,都离不开共产国际的指导帮助。其他国家共产主义组织和共产党的建立也得到共产国际的指导帮助。

二是指导帮助各国共产党进行组织建设。1920年夏天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共产国际章程》和《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对共产国际的性质、组织原则、活动方式、自身建设都做了明确规定,实际上也为各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树立了典范。共产国际明确要求,各国共产党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共产主义者同盟和第一国际及其各国社会主义政党都坚持民主制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但这种民主原则和民主制度并不是不要集中,而是强调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它坚持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在代表大会闭幕期间,其执行委员会负责全党的工作,以及各种选举、表决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等,都体现了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以及民主与集中的高度统一。把马克思恩格斯所主张的民主制说成不要集中的“单纯”“完全”的民主,显然是一种错误的理解。第二国际及其各国党的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就是建立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之上。这就导致其一盘散沙的局面,严重影响和阻碍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也使第二国际各党在资本主义危机加剧、帝国主义战争爆发、革命形势日益成熟的时候难以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夺取革命的胜利。

针对这种情况,列宁旗帜鲜明地提出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其核心是:凡是承认党纲、在物质上支持党并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人,才能成为党员;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党是无产阶级有组织的部队,应当成为组织的总和;党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党要保持自己组织的严整和队伍的统一,必须有全党共同遵守的纪律;党应当坚持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要求,党按民主集中原则组织起来,必须有统一的党章、统一的纪律和统一的领导机关,党内实行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党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正是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强大的革命政党,领导俄国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夺取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共产国际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理论和建党思想建立起来的,完全摆脱了第二国际及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坚定不移地实行民主集中制。同时,共产国际也要求各国共产党,以列宁的建党思想为指导,按照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做法及相关制度加强党的建设。因此,各国共产党也得到大发展,成为组织统一、纪律严明、能够开展统一行动、充满生机活力的革命政党和战斗部队,成为各国革命的领导者和推动者。

三是指导各国共产党制定正确的理论纲领和行动纲领。1919年3月,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分析了十月革命后的国际形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趋势和各国共产党的任务,制定了《共产国际行动纲领》[3]。《共产国际行动纲领》阐明了党的奋斗目标以及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和方法,规定了共产党的任务是彻底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新型无产阶级国家,实现劳动人民对国家的管理,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铲除世界帝国主义体系。它强调,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第一步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无疑对各国共产党纲领的制定起到指导作用。

三、积极支持和指导各国革命运动 

共产国际在支持和指导帮助各国革命运动,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这种作用,集中体现在理论和方针政策的指导以及派经验丰富的革命者亲临帮助等方面。共产国际对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各国革命面临的主要任务及时进行分析和判断,以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国革命的发展。共产国际成立后,对欧美国家共产党及其他革命组织的革命活动、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民主革命进行了指导帮助,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

十月革命后,欧洲出现革命高潮。但各国共产党及其他革命组织还不够成熟,存在“左”倾问题,严重阻碍革命事业的发展。对此,共产国际非常关注。1920年,共产国际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讨论了反对“左”派幼稚病的问题,主要针对在欧亚革命高潮中,欧美一些工人政党中出现的一股“左”倾思潮。其领袖和代表人物积极要求革命,但又缺乏实践经验,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改良主义走到另一个极端,否定议会斗争和工会的作用,拒绝任何妥协,把阶级与政党、领袖与群众完全对立起来,甚至主张打倒领袖。列宁全面论证了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关系以及革命政党的战略策略。他指出,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称为领袖的人们组成的集团主持的。列宁指出,共产党和革命组织的基本策略原则是,必须密切联系群众,积极争取群众,努力扩大同盟者和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掌握策略的灵活性,善于进行必要的妥协。[4] 列宁的上述主张,得到大会赞同,变为大会决议。这一决议的贯彻落实,推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欧美国家革命运动的健康发展。

共产国际高度重视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民主革命。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专门讨论了民族殖民地问题,列宁就此作了报告。报告明确指出,当今世界已划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应当从这一基本出发点来看待和解决民族问题。报告要求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帮助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被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支持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报告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第一步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领导阶级是无产阶级,主力军是农民。报告强调,共产党应当支持本国资产阶级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可以与之结盟,但要保持自身的独立性。

1922年1月,远东各国共产党及革命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萨法罗夫作了题为《共产党人在民族殖民地问题上的立场及其与民族革命政党的合作》的报告,强调民族解放运动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应积极吸收农民参加,强调各国共产党要支持本国资产阶级反帝的民族民主运动。在共产国际远东会议直接影响下,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明确提出,党在现阶段的任务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革命的基本动力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共产国际的上述方针,为半殖民地民族民主革命开辟了正确的道路。

共产国际时刻关注国际形势和革命局势的变化。1921年,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的新特点和发展趋势,明确革命高潮已经过去,革命将缓慢发展,共产国际应由全面进攻转向积极防御,为未来革命作更周密、更扎实的准备。党的主要任务是到群众中去,争取工人大多数,建立工人阶级统一战线。这无疑是正确的,有利于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健康发展,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但在列宁逝世后,共产国际停止了纠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倾错误,对革命形势作出过分乐观分析,错误地引导了各国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由于苏共党内斗争和“左”倾错误影响,共产国际对国际形势和革命任务的判断出现失误。1924年,共产国际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季诺维也夫在向大会作的报告指出,世界革命形势仍在不断发展,事变比我们预料的快得多,新的阶级搏斗已经开始,新的革命在敲门。大会赞同他的观点,并将其写入大会决议。第五次代表大会中断了由列宁主导的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助长了共产国际及其各项方针政策和重要举措进一步“左”倾。这也使各国共产党建设及其领导的革命斗争遭到很大的干扰和冲击,甚至导致灾难性后果。同时,共产国际为更加布尔维克化而斗争的方针,给各国共产党特别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党造成严重后果,也阻碍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正常发展。

1928年召开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会上,“左”倾路线占据主导地位。大会所坚持的理论、所通过的决议、所制定的方针政策,都存在“左”的错误。大会通过了《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任务提纲》的决议。该提纲提出国际工人运动三个发展时期理论。其中最重要的是,它认为第三时期始于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这一时期是资本主义总危机急剧发展的时期,是帝国主义矛盾激化和战争时期,是资本主义体系面临全面崩溃的时期,也是世界进入革命发展的时期。这一决议要求各国共产党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而进行决战。大会决议对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采取了错误的方针,认为社会民主党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工人政党,经常发挥法西斯主义的作用,是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最危险的敌人。会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左”倾错误越发严重,导致共产党同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更加敌对、工人阶级队伍进一步分裂。这从客观上阻碍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国革命的发展,削弱了反法西斯力量。

四、推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 

共产国际坚决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扩张,积极参加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它深刻揭露了法西斯主义的实质,指出执政的法西斯是金融资本的极端反动、极端沙文主义和极端帝国主义分子的公开恐怖独裁。它还有力回击了帝国主义国家的反苏反共言行,揭露了英美企图与德意法西斯势力妥协并将其侵略矛头引向苏联的阴谋。

共产国际指导各国共产党开展多种形式的反抗斗争。其中最突出的是建立和发展敌后游击队。同时,它努力动员各国共产党支援苏联反法西斯战争。当时苏联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反法西斯战争的中坚力量。苏联的兴亡,不仅关乎国际共运的前途命运,而且直接影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同时,共产国际还协助苏联向一些反法西斯组织提供武器装备,派遣军事专家、医疗专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不断发展壮大,也得到了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指导帮助。中、朝、越、法、意、希等欧亚国家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迅速崛起,发展到几万到几十万人。此后,中、朝、越等国共产党正是依靠这支力量和人民群众的支持,赢得了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这些都与共产国际帮助奠定的坚实基础分不开。

建立和发展统一战线,是列宁时期共产国际的重要战略和策略思想。这一思想最初表现为建立工人阶级统一战线。早在1921年,共产国际三大通过的列宁起草的《论策略》提纲,就初步提出了工人阶级统一战线的策略,要求各国共产党争取同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一道行动、以争取工人阶级的目前利益。1922年召开的共产国际四大,再次肯定了建立工人阶级统一战线的意义,强调这一统一战线是向其他党派组织工人和无党派人士发出的共同斗争的建议。尽管这一策略主要适用于欧洲国家并在实践中遇到阻力而未能全面实现,但它所体现的思想还是值得肯定的,为后来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935年,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季米特洛夫作了题为《法西斯的进攻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的报告。报告指出了法西斯势力的严重危害,深刻揭露了法西斯主义的本质。面对法西斯势力的日益猖獗和世界大战危险的迫在眉睫,大会 提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大会报告全面阐述了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必要性、目标和方式,强调要把反法西斯当作首要任务,为此必须建立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有农民、小资产阶级、知识界和其他民主派人士参加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这一分析,对于各国共产党认清法西斯主义的实质和危害、对于它们积极参加反法西斯战争,具有重大意义。在这一战略方针的指引下,欧亚各国共产党都先后建立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从而最大限度地团结、联合了反法西斯力量,为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创造有利条件。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实现国共合作和全国联合抗战的局面,就是贯彻这一战略方针的结果,也是共产国际积极促成的结果。苏联和各国共产党还积极推动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毛泽东在总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经验时,曾把统一战线作为致胜三大法宝之一。如果总结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经验,建立并不断发展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无疑是不可或缺的。

但在贯彻落实共产国际建立和发展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方针的过程中,存在两种错误倾向。一种错误倾向是,仍旧以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为敌,拒绝与其合作开展反法西斯斗争。这使欧洲反法西斯斗争难以形成两党团结合作的局面,削弱了反法西斯斗争的力量,影响了反法西斯斗争的效果。另一种错误倾向是,对资产阶级政府、反共的顽固派、投降派,采取妥协退让的态度。中共的王明,就是其中一个代表人物。他把统一战线看得高于一切,把国民党政府看作统一战线的领导者。他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也就是说一切经过国民党政府,一切服从国民党政府。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敌对行动乃至反共高潮,他一再主张退让妥协,造成恶劣影响和严重后果。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决抵制和反对王明的投降路线,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嚣张气焰,维护我们党的独立自主和正当权益,也坚持和维护了抗日统一战线。

五、几点思考 

共产国际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国革命作出巨大贡献,也因主客观原因而出现失误、存在不足,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国革命造成一定损失和负面影响,留给我们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

第一,如何评价共产国际的功过是非。总的原则,应该历史地、实事求是地评价。评价要把握大局,抓住问题的主流、主导方面。从主流、主导方面来说,共产国际在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国革命发展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是积极的,所做的贡献是主要的,而其消极影响、所造成的损失是次要的。评价应该做到功过分明,既不能以功盖过,也不能以过盖功。肯定成就是为了总结经验,指出不足是为了汲取教训,最终都是为了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国革命的发展。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评价国际组织,既要看到这种发展变化的过程,也要对每个发展阶段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共产国际建立初期,在列宁的亲自指导下,在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国革命发展,特别是帮助各国共产党建立建设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1924年召开共产国际五大。政治路线上,“左”的观点成为主流。组织建设上,通过《共产国际所属各国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提纲,以反右倾的名义打击持不同意见的同志。结果共产国际和大多数党的“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越来越严重。1928年共产国际六大召开。“左”倾路线和理论体系形成。对革命形势的分析盲目乐观,认为资本主义总危机急剧发展,面临全面崩溃,无产阶级应该进行直接革命发动。同时,组织上的集权更加严重,要求共产国际各国支部无条件服从共产国际执委会。这种“左”倾错误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共产国际中间时期占主导地位。共产国际七大纠正了“左”倾错误,确立了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开展反法西斯斗争的路线。共产国际后期,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为反法西斯斗争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

第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是否需要一个统一的国际组织。我们不能超越历史条件来思考和回答这个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刚刚兴起的时候,无疑需要建立这样的组织。当时,工人运动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和革命组织的领导,马克思主义需要国际平台进行传播并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各国共产主义者也需要组织起来交流经验、采取一致行动。因此,可以说共产主义者同盟是应运而生。由于当时共产主义者人数较少,各国又没有建立自己的独立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就建成国际性共产党。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都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壮大、更加深入、更加需要联合起来的时候建立起来的,也是时代的产物。与共产主义者同盟相比,它们主要是以各国革命政党和组织为基础组建的。第一国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共产主义者同盟为典范建立建设。而第二国际与此不同,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国际联合组织,是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和组织、工会、合作社的联合组织。它组织松散、没有严格的组织章程和统一的纲领。但它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资本主义和平发展的客观环境和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组织发展的需要。其早期和中期确实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共产国际是在第二国际陷入危机和举步维艰的情况下,顺应世界革命潮流和各国革命迫切要求而建立的。它成立后,推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整体性空前大发展,指导帮助各国建立建设共产党组织。指导帮助各国革命运动和反法西斯斗争,促进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事实证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需要建立国际组织,需要国际组织的推动、组织和协调。我们不能因为共产国际工作中出现一些问题而否定国际组织的建立活动的必要性。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组织毕竟历史的产物,我们肯定其历史地位、历史贡献,但也并意味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这种组织形式以后仍然适用。二战后苏联主导建立了欧洲共产党情报局,效果不佳,没有存在几年就解散了,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第三,国际组织应当处于怎样的地位、发挥什么的作用、如何发挥作用。共产国际具有三重身份:各国共产党的国际联合组织;统一的世界性共产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挥中心。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和共产国际的运转中,共产国际作为各国共产党国际联合组织的身份似乎并不突出,乃至被人们淡忘。共产国际的另外两个身份,即统一的世界性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挥中心,却非常突出。

共产国际本身就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它有自己的纲领、章程,以及严密的组织结构。其最高权力机关是代表大会,但实际权力由共产国际执委会掌握。各国共产党都是它的一个支部,和共产国际是上下级从属关系。各国党纲领和章程的制定要经过执委会批准,其代表大会的报告和大政方针也要执委会同意才能贯彻执行。各国党的人事安排,特别是重要领导干部的任免,也要经过执委会批准。各国党要定期向执委会或向共产国际地方局汇报工作。例如,共产国际要求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每三个月向其远东局汇报工作。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精神和执委会的决定,各国党必须坚决贯彻执行。由于苏共的特殊地位,其组织原则、组织制度和组织架构及其领导机关的工作作风,必然对共产国际及其执委会产生巨大影响,甚至可以说,共产国际是照搬苏共的党建模式。苏共模式本身就存在问题,共产国际再照搬这一模式,无疑会产生更加不利的影响。

从实践看,苏共和共产国际的组织原则、组织制度和组织架构容易产生过度集权的现象。即全党的权力集中在中央,中央的权力集中于执委会特别是书记。书记个人独断专行的现象比较严重。当然,由于苏共在共产国际的特殊地位,由于共产国际毕竟是一个共产党的国际组织,共产国际执委会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制约,还不可能完全像苏共那样集权。即使如此,过分集权的现象还是对共产国际及其执委会的工作产生很大的消极影响。共产国际的一些决议严重脱离实际,产生严重后果。事实证明,共产国际作为一个国际性共产党建立、建设和活动,存在不少弊端。但应历史地看待和评价这种组织形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刚刚兴起和发展初期建立这种国际性共产党是需要的,有利于各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而共产国际时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获得空前广泛发展,从东方到西方,从殖民地半殖民地到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情况千差万别。而且,各国共产党搞好自身建设、领导本国革命的能力越来越强。在这种情况下,把共产国际定位为各国共产党联合组织并坚持按这一定位进行活动,显然更有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国革命的发展。而把共产国际定位为统一的国际性共产党并按这一定位进行活动,明显脱离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和各国共产党的实际需要。今后,这一组织模式已过时,不可能再被重新启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各国共产党需要加强联系和相互支持,但需要探索新的途径。

共产国际还有一重身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挥中心。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国革命都是在共产国际的指挥进行的。各国共产党都要按照共产国际的决议、决定和指示精神开展工作。而这些决议、决定和指示的制定者并不完全了解各国的情况,也不完全了解各国党真正需要什么。而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涉及六大洲,交通和信息也不很方便。这都给共产国际的指挥工作带来不困难。有时一个文件、一个精神,传达到位,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更重要的是,共产国际的许多政策是根据苏联的情况和苏联的需求制定的。有时这些政策不仅不能对一些国家的革命起积极推动作用,反而起负面作用。例如,中国共产党的三次“左”倾都与共产国际有关。1927年中共“八七”会议后,共产国际新任驻华代表罗明那兹提出不间断革命论,认为中国革命必须不停留地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1928年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革命敌人之一,提出城市中心论,错误地指责农村游击战争。1929年革命低潮尚未过去,共产国际在给中共的信中,却认为革命高潮仍在延续,中国已进入全国危机时期,要求中共发动群众保卫苏联。1930年王明被安排在中共领导岗位,他开始推行一条更加严重的“左”倾路线。由于他坚决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采取盲动、冒险的方针,致使中共在白区的力量遭受重大损失。这种脱离中国的实际情况的瞎指挥,对各国革命危害很大。同时,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向各国共产党提出实行布尔什维克化的任务。会后执委会通过《共产国际所属各国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提纲。布尔什维克化本是苏共党内斗争和推行“左”倾路线的结果,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搞“大清洗”,排除党内持不同意见者,为推行“左”倾路线扫清道路。把这种做法移植的各国党势必造成严重后果。后来,王明等人也打着为中共布尔什维克化的旗号打压、排除乃至残害坚持正确意见的好同志。事实证明,共产国际不适合承担国际共产主义“指挥中心”“司令部的责任。

第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组织应当同各国革命党保持怎样的关系。各国共产党组织上应当是独立的,独立自主地制定本国革命的路线和方针政策,独立自主地领导本国革命。共产国际应当尊重各国党的独立自主地位,而把工作重点放在调查研究、形势分析、宏观政策制定和组织各国党交流经验上。各国党贯彻落实宏观政策,应当结合本国实际情况,不能原封照搬。尤其是在组织安排方面,共产国际更不能直接插手乃至决定各国党主要领导人的任免,应当支持各国党依据党章、通过民主选举产生领导机关及其主要领导人。共产国际直接插手和决定各国党重要领导人的做法,明显违背了各国党的党章和共产国际的章程。其实践效果也不好。共产国际上述问题直到共产国际第七代表大会才引起高度重视。大会通过的《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决议,赋予各国党独立自主根据国情制定策略的权力,宣布共产国际以后一般不再直接干预各国党内部组织事项。共产国际第七代表大会后,其领导方式有了很大好转。

苏共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各国应当学习借鉴其成功的经验,共产国际也有义务总结和推广苏共的成功经验。苏联给了共产国际大量的支持和援助,没有这种支持和援助,共产国际很难进行正常的活动。因此,苏共在共产国际内地位比较特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苏共以“老子党”自居,奉行大党主义。共产国际所有重要事项都是由苏共决定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实际上只是最高执行者,负责把它苏共的决定转变为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策。共产国际的重大决策无疑应当征求苏共的意见,但不能照搬苏共的,也应广泛听取各国党的意见。因为苏共的决策,是根据苏联的实际情况,不一定适合各国的具体情况。同时,苏共还干预乃至决定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既违背了共产国际的章程,也不符合各国的一律平等的原则,其结果显然不好。共产国际七大前方针政策的一些失误,同这一缺乏充分民主的组织制度和苏共大党主义具有密切关系。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11页 

[2]《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92~708页。 

[3] 参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9~58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2016年版。 

[4]《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2~211页。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原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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