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作者在中俄智库高端论坛（2019）上的发言。 

一、世界乱象及其政治根源

美国在国际上对多国发起贸易战、关税战、制裁、科技战、技术战、金融战，导致国际关系紧张动荡，全球经济下行风险陡增。当今我们的世界面临着1989年冷战结束前后30年来最为严重的动荡、混乱、危险的政治局势。

导致全球局势动荡和生活不安的直接原因在政治。

世界政治生态严重恶化：政治分裂、政治失序、政治对抗、政治冲突、政治混乱。西方肆意输出民主，兜售西式政治模式，策动颜色革命，摧毁他国合法政权，造成一些国家和地区动荡及二战以来最大的难民潮。国际社会面临着空前的治理赤字、和平赤字和发展赤字。以美国带头的西方政治阵营生产了越来越多的劣质政治产品和政治垃圾，给国际政治生态造成严重污染。

世界政治生态败坏的根源在西方政治。

二、世界政治乱象由何而来、谁之罪？

世界之乱，来自于西方政治，源于西方政治痼疾及其扩张本质，发自西方政治放纵、政客任性和不负责任。美国政治发烧，全球政治发热；政治高烧，经济受难，民众受罪。

30年前，在冷战中成功瓦解了苏联之后，美国为首的西方坐在了世界金字塔的塔尖，收获了数以万亿计的冷战红利。为一劳永逸地主导的政治经济和思想秩序，西方继续寻找对手和敌人，拉帮结伙，对外输出民主，发动“自由、民主”的十字军远征，破坏国际战略平衡和区域稳定，打破了中东地区脆弱的政治生态，挑起了文明和宗教冲突。

为掩盖地缘政治私利和“文明”扩张。先是把西式民主神化、普世化和模式化，另一方面宣扬人类文明冲突。

然而，30年的国际政治实践表明，正是西方政治偏见、政治傲慢和政治自私导致了世界政治乱象：首先是西方世界对外输出民主，结果是输出的是动乱，给世界带来不幸；其次是所谓民主转型国家深受其害，或者为了搭便车，失去主权，或者分崩离析，或者在政治依附和政治夹缝中苦苦探寻；再次是西方政治阵营自食其果，民主变质，否决政治，深陷党争泥潭。

西方国家得以通过策动颜色革命而兵不血刃地促动他国政权更迭，借机扩大政治势力范围、争得地缘政治优势。然而，正是由于西方国家不计后果地极力对外输出民主，造成了一些国家民族隔阂生隙、宗教种族冲突时起，国际社会严重分裂，世界政治生态急剧恶化。可以说，西方政治成了当今世界政治失序和生态恶化的乱源。最近两年爆发了二战以来世界上最大的难民危机，中东北非国家发生的人道主义灾难。对此，西方政客罪责难逃。而面对难民涌入和恐袭不断，西方国家也是在自食其果。

近些年某些西方智库鼓吹“文明冲突论”、“新干涉主义”、“人权高于主权”、“新有限主权论”、“民主使命论”。某些西方外交智囊一方面高唱“民主国家不战论”，鼓吹“民主国家联合体”、“民主同盟”、“价值观外交”、“自由与民主之弧”。对价值观不同的非西方世界却宣扬或策动“可控混乱”、“离岸平衡”、“混合战争”。这不仅阻碍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进程，也给世界和平带来严重威胁。西方政治恶行严重恶化了国际政治氛围：对话少了——对抗多了；信任少了——怀疑多了；合作少了——冲突多了；多边少了——单边多了；互利共赢少了——零和博弈多了。美国宣扬国内规则高于国际法，动辄对他国实施制裁。滥用长臂管辖，动用国家、司法等强力打击私人公司合法市场经营。背信弃义，撕毁国际协议条约，以单边主义代替多边协商和互利合作。

当下的西方政治阵营表现出缺少世界领导应有的智慧、胸怀、思想和境界。而某些西方大国政客的无能、无知、无耻更是加速了西方政治堕落与衰落，将世界带入了一个冰冻期。

三、美国又将世界带入一个新的政治对抗周期？

冷战结束、世界两极政治对立格局消失已经快30年了，人类社会并未迎来“天下太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是西方经济和政治模式积累矛盾和问题的总爆发。在西方世界内部，经济危机造成贫富对立，社会矛盾加剧，民粹主义、孤立主义、排外思潮蔓延。面对愈演愈烈的种族冲突、难民大潮、两极分化、社会撕裂等政治矛盾和社会乱象，美国非但不审视自身错误，反而将责任转嫁到中国、俄罗斯及世界其他国家。美国掌权者为了摆脱美国两党内斗和社会分裂的困局，不惜与全世界为敌。

面对这些严峻挑战，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领导人理应共谋发展，实现互利共赢，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但20多年来西方政治家却反其道而行之：对外输出民主，通过制造“可控混乱”肆意干涉他国内政;拉帮结派、煽风点火，挑起地区冲突，维护自身霸权，谋取地缘政治私利;以意识形态划线，视中俄等国为敌，将思想、政治、外交、军事的矛头指向中国和俄罗斯。正如俄罗斯学者所言，现在世界又一次被西方政客划分为两个阵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阵营以及其他非西方世界。

冷战结束30年来后，难道美国又将世界带入一个新的政治对抗周期？

中俄两国有识之士不希望看到世界重新被分割为两个对立的阵营，反对动辄以经济制裁为手段打压他国，谋求政治私利、破坏全球产业链、阻碍国际合作。呼吁西方政客和智囊放下政治纠纷和意识形态分歧，少些地缘争夺和对抗思维。呼吁世界大国提出安全、合作的新倡议、新计划、新愿景，重建政治互信，构建全新的全球合作伙伴关系，为人类发展提供新动能、新活力。

四、谁之罪？——美国成为全世界的“问题”

现如今，美国由过去世界秩序的塑造着、领导者，如今却成蜕变成了“自私、要挟、无信、破坏、蛮横、霸凌”等的代名词。美国政治成为全世界的头号问题。乃至近期美国外交界和智库界认定，特朗普是对全球秩序的主要威胁。而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格雷厄姆·艾莉森则进一步指出，美国民主长期的失败才是更深层的原因。2018年8月28日，他在美国《外交》双月刊发表发题为《自由秩序的真相》的网文，断言，美国政治体制的失败是对美国的世界地位最大的威胁。

30年前，冷战刚刚结束时，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比重已经从战后的二分之一降至四分之一，现在更是落到只有七分之一。人们看到，美国确实在衰落。但它是“优雅地退出世界舞台的中央”，还是“碰撞得头破血流，跌跌撞撞地摔下国际舞台”？也许未来几年会见分晓。但什么样的结果将取决于美国政治精英的政治选择。

如今，如何与衰落、孤立主义、单边主义的美国相处，是摆在各国领导人面前的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而美国选择什么样的姿势面对自身的衰落则是考验美国政要智慧与历史表现的关键。我们看到，在过去的一两年中，一方面美国内部政治分裂与极化加剧，另一方面美国对外却“四处出击、到处树敌”，搅乱他国和全世界不安。作为最大的政治产品生产地和出口地，美国政府成了“全球之恶”：横行霸道、挑起冲突、输出混乱，甚至不惜撕毁国际条约、准备热战。作为美国内政的延伸——美国外交和军事行动给世界带来深刻分裂和持久混乱。难怪美国国际政治专家罗伯特·卡根出于对美国的“好战”和“侵略性”传统的深刻理解，得出“美国是个地地道道的危险国家（Dangerous Nation）”的结论。

2019年4月30日美国《华盛顿观察家报》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团队核心成员之一、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基轮·斯金纳（Kiron Skinner）在华盛顿一场安全论坛上谈到，中美之间的博弈是不同文明之间的斗争，美国当前是首次面对非白人种族的强大竞争对手。美国政要内部重拾20多年前“文明冲突”的论调，显示美国政策有滑向“法西斯主义”的危险。

美国政治上层企图树立外部敌人，借以弥合政治分裂，妄想掉转枪口一致对外，进而在国内进行政治动员。但唯我独尊、与全世界为敌，尤其是将中国、俄罗斯视为敌手的政策，不可能使美国“再次伟大”，相反，这将加速美国的衰弱、衰落乃至失败。

五、怎么办？——迎接“后西方、后美国霸权”的世界

回顾冷战后美国与世界政治发展历程，我们看到，美国非但没能充分运用好自身权力和影响造福国际社会，反而循着称霸与对抗的行为逻辑越走越远，挥霍了苏联瓦解后在经济和政治层面留下的“冷战红利”。

美国的学界和政治精英们鼓吹文明冲突，发动反恐战争，大肆对外输出民主，挑动“颜色革命”，最终使美国成为世界政治的乱源和“冲突制造者”。美国的错误以及世界政治的混乱现实，使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美式政治思维”的负面效应甚至危害。

美国正在走下坡路，但必须看到，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对于国际社会而言仍是最具实质影响的政治力量。在可预见的未来，无论作为全球正能量还是负能量，美国独一无二的地位还将长期延续。虽然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在全世界氛围内的领导力已经衰落，但给他国制造问题、带来麻烦的破坏性能力仍然很强。在这一背景下，中俄作为世界性大国，在国际事务中不能不将美国视为最重要的外部力量。因此，如何看待美国？如何与美国打交道是一个大问题。

一是跳出“美国即世界”的思维陷阱。世界那么大，不只有美国。在地球上，除美国之外，世界上还有广阔的亚非拉地区。应当看到，即便是美国模式被长时间奉为“神圣和经典”，自视为山巅之城乃至世界的神殿，“去美元化” “非美国化”“去美国化”的进程已经开启。

二是客观而全面审视美国。美国内部并非铁板一块。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矛盾的加剧，美国的政治对抗定会进一步扩大、社会裂痕将进一步加深。

三是把握节奏、保持战略定力。如何与美国相处，是全世界的一个大问题。在美国社会精英眼里，世界是你争我斗的“擂台”，是你死我活、有你没我充斥着打斗的“拳台”。而作为发展中的大国的中国，大可不必跟着美国的鼓点起舞，应避免与美国这样的强敌陷入“缠斗”，要把主要精力放在促进自身与世界的共同发展上。

四是超越“争斗和零和”的美式思维和行为方式。在这个全球化、多极化的世界里，美国并非我们唯一的参照系，更非中国发展必须战胜或压倒的对象。跳出美式单一线性、非黑即白和零和博弈、二元对立的美式思维及行为方式的陷阱，从中华文化和全人类文明的高度和广度看世界政治风云变幻，为中国发展和人类进步迎来海阔天空。

五是团结美国之外的多数国家，创造人类发展创造更广阔的舞台。世界上多数国家或忌惮或反对美国激进的单边主义行动，不希望退回从前那种撕裂、对抗或者完全封闭甚至再对抗的老路。

六、中国发展超越大国间对抗逻辑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中国不能缺席。”从更宽广的视野来看整个世界，我们会发现，一旦跳出“美国即是世界”的思维陷阱，中国的发展与崛起实则拥有更为广阔的空间与目标。

与美式“你死我活、有我没你”的擂台、拳台文化不同，在中国文化视野里，世界是展示人类不同文明的“大舞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而不同、合合共生、协和万邦”。与美式极限施压、特朗普式抬高要价、压榨对手、谋取暴利的商业做法不同，中国主张机会均等，互利互惠，共同分享做大的蛋糕。

因此，从文明发展和历史进步的角度来看，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中国的发展，需要超越美国一贯奉行“比、争、斗”这样的大国对抗的政治逻辑，超越美式固有的冷战思维和零和游戏规则，转而着眼于自身壮大、推动全球发展，与世界最多数人民一起携手创造人类生活的美好未来。放眼全球，与渴望发展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携手共进，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比较优势，与国际社会分享中国改革和发展经验。为国际社会推出“亚投行”“一带一路”等更多更好地公共产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与繁荣，推动人类文明进步。

我们应有足够自信和能力，与各国人民一道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迎接和拥抱一个没有霸权主导、全球化、多元化的崭新世界。

七、中俄携手迎接新挑战，探索未来发展之路

应当指出，美帝国衰落与中国、俄罗斯等强国的发展不应是此消彼长、非此即彼的关系。未来世界正朝着多极化和多向度的趋势发展，世界多元文明之花将竞相绽放。与美国专注于与他国的“争斗”不同，今天世界面临的共同挑战还很多。

一是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区域一体化与各国追求自主性与独立性之间的张力日益彰显。资本力量日益突破主权国家的约束在全球范围进行扩张，导致各国在经济上日益相互依赖。这就使得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社会，呈现出各国国家利益冲突、各国内部政党矛盾和社会矛盾、国际资本利益与国际政治关系等各种因素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的局面。

二是全球范围内的经济与技术的快速发展趋势与各国贫富悬殊及不平等加剧趋势持续扩大。美国版的全球化主要服务于跨国资本利益。资本的无限制扩张，并未导致“红利共享”。相反，却在一国、甚至跨越国界，将社会彻底分裂成贫富对立两极：金字塔的顶端是不及1%的极少数巨富阶层，而底端则是99%的庞大的雇佣者阶层。

三是信息、人工智能等技术不断进步，极大改变了人类经济社会生活，也导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人与自然的矛盾主要表现为资源的严重浪费与环境的肆意污染。人与社会的矛盾主要体现为技术进步不断冲击人类伦理、新技术的使用带来各种不确定性。此外，海量的大数据为少数网络信息科技巨头公司所掌握，这对个人信息保护与大数据利用的监管提出严峻的挑战。而世界范围内技术的飞速发展与政府能力的滞后，凸显了现代社会的脆弱性。

四是美国掉下“神坛”，中俄等新兴市场国家的改革与发展步入“无人区”。由于过去可以模仿的西方老师出了问题、犯了错，甚至是掉队了，中俄等新兴经济体不得不由跟跑、并跑，变成自己探路，甚至是在队伍前面领跑。

世界向何处去？中俄怎么办？有赖于中国、俄罗斯这两个国家的开辟新路。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历史悠久的国家，俄罗斯则是曾经与美国并驾齐驱的苏联的继承者、是实际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为迎接未来世界不确定性和各类新挑战，历史寄希望于中俄两国超越东西方文明二元对立的逻辑，探索一条更和平、更包容、更科学、更公正、更均衡、更协调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今年是中俄建交70周年。70年间中俄两国关系经历了磨砺和考验，现在更加稳定、成熟。两国政治上彼此信任，经济上互利合作，国际事务中相互支持，是当今大国关系的典范。

在当今世界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下，中俄两国努力捍卫自身发展权和道路选择权，在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奋力探索。中俄两国的政治发展力、道义感召力和形象吸引力日益彰显，且相得益彰。只要中俄站在一起，世界就多一些和平、多一些安全、多一些稳定、多一些进步、多一些包容、多一些文明、多一些发展、多一些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