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9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主办、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承办的“《政治学研究》编委会2019年年会”在杭州召开。在本次会议上，《政治学研究》编委、《政治学研究》编辑部专家学者，围绕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学学科发展、中国政治学的学术共同体建构，以及《政治学研究》的建设与发展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取得了广泛共识。

一、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

1979年3月，邓小平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①40年来，中国的政治学学科发展与改革开放同步同调前进，学科建设取得了重大发展。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的核心任务逐步从跟跑西方政治学转变为与西方政治学并跑、领跑。在中国政治实践快速变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如何根植中国本土政治实践、创新政治学理论，业已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中的重大命题。

与会学者认为，政治学界应重视基于中国政治实践建构中国政治学的话语体系。1979年，邓小平提出的“补课”任务开启了中国在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恢复、重建政治学的历程。在补课的早期阶段，政治学界从西方引进了政治学的概念、范畴、体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些概念、理论和方法主导了中国的政治学研究。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政治学者开始意识到舶来的西方理论不能指导中国实践。这一变化要求中国的政治学者系统反思西方理论，不断推进政治学本土化、建构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与会学者也特别强调，政治学补课阶段引进的概念、理论和方法中，不少是知识性的、常识性的内容，中国的政治学研究没有必要与普遍的政治科学常识划清界限。在中国政治学本土化的过程中，政治学者的任务是准确鉴别普遍概念形成的特殊历史语境，并结合当代的新语境对这些概念的适用性作出新的表述，而不应不加鉴别地全盘摈弃这些概念。

与会学者提出，新时代中国政治学应肩负“服务国家利益、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使命。有学者借鉴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的发展历程指出，美国政治学界有着“为国家利益服务”的强烈自觉，重视将政治问题学术化。推动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发展，政治学界同样要有选取中国政治现实和政治发展中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问题作为研究对象的高度自觉，要研究“真问题”，更要研究“重要的真问题”。其一，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应根植本土经验，守住比较优势，坚持实事求是，摒弃西方理论预设，基于中国政治实践修正政治学普遍理论。其二，中国政治学者应着眼于创新政治学普遍理论，中国的政治学者也应当自觉具备比较视野、国际视野，关注他国的政治实践。在国际比较视野中开展政治学研究，既是政治学科学化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背景下的时代任务。其三，中国政治学研究应准确把握当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的阶段特征。与美国政治学研究相比，中美政治学发展仍处于不同阶段，美国的政治学研究较为成熟，在研究议题上呈现出了碎片化的特征，更侧重生理型的研究取向。而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则更应重视病理型的研究，更多关注中国国家建构和政治发展中具有普遍性的重大现实问题。

与会学者普遍认同政治学的学科发展应与中国的国家治理实践紧密结合。多名学者系统回顾了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认为《政治学研究》刊发的论文能够充分关注中国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切中中国政治学研究中的主要问题，正确把握了办刊方向。学者们认为，政治学的学科发展应重视回应中国国家治理和政治发展中的重要事件，坚持采用学术标准分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重大现实问题，使对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成果能够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力。

二、《政治学研究》与政治学的学术共同体建构

哲学社会科学恢复与重建以来，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发展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同样面临着诸多问题与挑战。与会学者深刻反思了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中知识积累不足、理论进步有限等突出问题，指出建构中国政治学的学术共同体是推进政治学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而《政治学研究》理应承担起构建中国政治学学术共同体的重大使命。

形成共同的关注是培育政治学学术共同体的第一要务。与会学者指出，政治学学科范围比社会学、法学更为广泛，应更加重视凝练、聚焦研究问题，推进政治学知识积累。从研究选题来看，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政治学发展有着“排浪式推进”的特点。所谓“排浪式推进”是指政治学研究始终在不同议题之间切换，知识积累稍显不足。与会学者认为，《政治学研究》可以从凝练研究问题、引领学术风气两个方面推动学科发展。一是围绕重大问题设置专栏，组织专业学者开展专题讨论，深入推进政治学的知识积累与理论进步。二是重视批判性的学术论文，鼓励学者相互砥砺、质疑和批评，在争鸣中推动政治学的学科发展。

政治学是关于公共问题的讨论，构建政治学学术共同体的另一个重要任务在于确立学科门槛，形成公共话题的专业学术共同体。学者们指出，政治问题研究，不等于政治学研究。政治学研究要求运用政治学的概念工具，应形成“政言政语”。政治学应建立学科专属的概念、理论和方法论体系，形成专业平台、建立学术标准、积累专业知识，推动政治学学术共同体从专门化走向专业化、从专业化走向职业化。有学者比较了中美政治学领域两本重要期刊《美国政治科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和《政治学研究》的发文趋势，发现中国政治学更加重视规范研究，美国政治学则更重视实证研究。在实证方法的运用中，中国更侧重定性研究方法，美国则侧重定量研究方法。近年来，美国政治学的定量研究比重持续下降，中国政治学开始更多采用定量研究方法，但较少采用在美国政治学界已成“新贵”的实验法。学者们一致认为，中国政治学界应特别重视政治科学理论和方法的规范训练，重视方法的多元化、科学化，以便更好地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科学方法是学术共同体建构和政治学理论发展的必要前提，但不是充分保障。学者们指出了当前政治学经验研究中存在现象描述有余、理论提炼不足的突出问题。近年来，伴随着政治学界方法训练的不断推进，基于经验研究的政治学成果数量正在不断增加。但是，不少经验研究都缺乏提炼，“光讲事、不讲理”。实证论文更侧重描述现实，或解释机理，但未能将这些发现提炼为更加普遍化的、一般性的理论创新。学者们强调，政治学研究应重视回归经典、回归理论，在政治学学科的概念和理论体系中开展经验研究，运用基本学术规范推进知识积累和理论创新。同时，政治学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技术、制度的层面，也应该涉及价值层面的讨论。

三、当代中国政治学学术研究中的重大议题

以建构中国政治学学术共同体为目标，学者们认为《政治学研究》应承载起议题设置、规范确立、成果展示等主要任务，为中国的政治学研究树立标杆，也为政治学研究提供风向标，引领中国政治学的发展。结合当前世界和中国政治实践发展，学者们提出了中国政治学研究中的一些重要命题。

第一，运用经典的政治学概念、理论研究中国问题。政治学的核心概念和普遍理论是政治学的立身之本，政治学界需要在普遍理论中厘清一些基本的政治学概念。以国家理论为着眼点，学者们探讨了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主权、治权和民族等诸多概念。以民族议题为例，学者们指出，人口的国民化过程是指人口从各种依附关系中解脱出来成为现代社会基础的过程，它是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国家建构的经典理论中审视民族概念，政治学者才能更好地区分作为民族国家的民族和作为少数民族的民族，从而更好地理解当代中国国家建构中的民族议题。这样既可以避免在讨论中出现歧义，也可以更好地鉴别中国多民族国家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的特殊性，更好地反思、补充和修正政治学的普遍理论。此外，学者们也提出了党与国家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政府和公民关系等政治学研究中的经典议题。

第二，及时回应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中的最新进展。与会学者普遍倡导政治学应关注重大现实问题，在当前中国国家治理的具体语境中，治理和治理现代化则构成了政治学研究中的核心议题。与会学者深入讨论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指出“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新表述向政治学界提出了重新审视中国治理有效性的重大命题，政治学者应更多关注国家治理中的公共管理视角，重视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等研究议题，厘清治理、自治、德治、法治等系列概念。针对基层治理，有学者进一步区分了城市治理和农村治理，指出政治学界应关注农业税费、公共服务下乡对中国农村基层治理的长远影响。当前，国家行政力量在基层的延伸引发了标准化行政管理与多样化基层治理之间的矛盾。如何平衡村级治理行政化、村干部职业化与基层自治之间的矛盾，是当前政治学研究应关注的突出问题。有学者认为，目前政治学界较多关注社会治理、基层治理等研究议题，而对经济治理、文化治理的关注相对较少。此外，有学者提出，政治学界应更加重视国家治理中的一些重大制度变化，如监察体制改革、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等，以及社会矛盾的生成机制等。政治学界在研究重大现实问题时不能止步于应急性的对策研究，而要更加重视关注生成机理等更为长远的理论命题。

第三，重视前沿技术发展对政治实践与政治理论的长远影响。以“互联网+”、区块链和云计算等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为例，学者们指出技术的迅猛发展正在推动国家形态的快速变化。与传统国家相比，全组织和强技术成为了现代国家的两个核心要素，前者意味着国家的组织化程度、政治化程度发展到了极致，后者则表明现代科学技术已经全面装备了政府、装备了国家。目前，不少研究从工具的意义上十分认同新技术对治理的作用，但却完全忽视信息技术的过度使用问题，如“技术利维坦”和隐私保护等议题。政治学研究需要回应全组织、强技术语境下国家形态、功能和权力边界的最新变化。

第四，重视运用新的数据来源和分析方法开展政治学研究。与会学者认为，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为政治学的研究不仅提供了新的研究对象，也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料和研究工具。从研究资料来看，互联网的蓬勃发展极大增加了政治学研究的可用资讯，如最高法的裁判文书网公布了7000多份裁判文书。从研究工具来看，信息通讯技术也使得政治学研究可以通过建立语料库、数据库等开展文本分析。目前，大数据方法已经引入政治学界，但尚未得到广泛应用。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政治学研究》是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的重要表征，是政治学界高品质学术成果的展示平台，应该承担起参与、引领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的重大使命。《政治学研究》的编委会成员应承担起作为专家、行家和同行的责任，围绕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和学术共同体建构的要求，身体力行、积极倡导建立政治学学术共同体。与此同时，《政治学研究》也应进一步完善审稿机制、创新办刊形式、加大成果推广，应对新时代国内外期刊市场的诸多挑战。

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0~181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作者：高翔，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浙江省杭州市，310058）

（责任编辑：刘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