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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昔底德陷阱”对中美关系发展的非适用性分析

作者:吴志成王慧婷 时间:2017-07-14

  内容提要:近年来,一些西方学者炮制“修昔底德陷阱”并依此预测中美两个大国在世界权力转移中必然爆发战争。“修昔底德陷阱”的理论依据主要来源于权力转移理论和安全困境理论,它主要预设了三个前提条件,即新兴国家寻求武力改变现有体系、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以及霸权战争的收益大于成本。然而,这些前提假定完全不符合当今世界政治发展的客观现实,也有悖于当代中国和平发展的实践和中美关系发展的主流大势,因而将“修昔底德陷阱”机械地套用于分析中美关系的发展犯了本质性的错误。

  关键词:修昔底德陷阱;守成大国;新兴大国;霸权战争;中美关系

  

  

  “修昔底德陷阱”是一个用于描述国际关系中世界大国权力转移必然导致战争或“国强必霸”发展逻辑的概念。它借用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对希腊城邦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爆发战争原因的总结,形容历史上新兴大国的崛起必然挑战守成大国的主导地位并引起守成大国的恐惧,进而引发双方的冲突或战争。随着中国实力的快速增强和国际影响的全面提升,这一陈旧的历史逻辑又逐渐被一些西方学者简单套用于分析冷战后时代中国的持续发展和美国霸权的相对衰落,甚至断言当前中美两国已经陷入这一逻辑怪圈并可能爆发大规模战争。本文将从反驳这一逻辑的前提假定入手,具体分析将“修昔底德陷阱”套用于描述中美关系发展的谬误。

一、问题的提出与代表性观点

  世界政治发展的历史规律表明,大国的兴衰是全球体系演变的主要动力。近代以来,这种全球体系最初表现为欧洲中心,但是,随着19世纪下半叶意大利与德国相继完成国家统一,两国实力稳步上升,越来越在欧洲体系内部寻求与其实力相应的权力地位和收益分配。与此同时,在欧洲体系外部,美国和日本迅速崛起,逐渐开启全球权力中心转移的进程。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进一步加速了这种权力中心的转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开始丧失全球体系的核心地位,美国与苏联成为两个超级大国,激烈争夺世界霸权。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的解体,美国成为全球体系内唯一的霸权大国,但是21世纪以来美国的超霸地位正日益面临着新兴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的挑战。

  大国的兴衰之所以推动着全球体系的演变,一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国家的相对实力总是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由于不同社会的发展速度不均衡以及技术突破和组织形式变革对不同社会的优势偏好,世界大国的相对实力并非一成不变。二是国家相对实力变迁引发权力转移是一个自然的社会历史进程。自民族国家形成以来,这种权力转移或者以霸权战争为标志,或者以和平转移为特点。霸权战争模式在世界政治发展中占据着主导。欧洲三十年战争、七次反法同盟战争、两次世界大战等,每一次权力的转移都伴随着全球体系内霸权战争的爆发。和平转移模式则极为罕见,只有英美两国在二战前后完成了渐进式权力转移。两国之间既没有因为权力转移而爆发战争,也未导致相互关系恶化,相反还形成了少见的“特殊关系”。而在现今世界政治发展现实中,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和中美两国对彼此战略意图的担忧,很多学者认为中美两国已经陷入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结构性矛盾之中,并且由于两国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巨大,中美之间很难复制相对和平的渐进式权力转移模式。因此,近年来,一些学者炮制出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并以这一概念来预测和描述中美在世界权力转移中必然爆发战争。不过,也有学者对此有不同的观点。综括起来,目前主要存在以下两种代表性观点。

  (一)“修昔底德陷阱”不仅适用于解释中国崛起,而且现今中美关系已经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所预设的结构性矛盾中

  第一,中美之间的权力转移进程不断加快。在当今全球体系中,尽管美国仍是唯一超级大国,但是其实力显然已经呈现出相对衰落的态势。在经济方面,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经济遭遇重创。“尽管美国的经济已经逐步从国际金融危机中得到恢复,但是美国的财富、名声仍被认为处于低谷。”在政治方面,尽管美国拥有遍及全球的盟友网络,但是美国盟友的自主性明显提升,而且全球恐怖主义势力的兴起大大限制了美国政治影响力的发挥。在软实力方面,单边主义的对外政策损害了美国的软实力。美国不受欢迎的对外政策越来越产生外溢效应,并且削弱着美国流行文化的影响力。与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形成对比,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力量在近年来得到大幅度提升。在经济方面,尽管国际金融危机也使中国经济蒙受损失,但中国经济总体上仍保持着强劲的上升势头。“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GDP总量达到美国的396%,2014年上升到641%,仅4年时间就缩小了25个百分点。”金灿荣:《中美关系与“修昔底德陷阱”》,《湖北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在政治方面,中国对当今国际机制呈现出深度融合的趋势,随着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立,中国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政治影响力不断提升。在软实力方面,中国品牌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力也得到世界的广泛关注和认可。中美之间这种实力差距和权力转移进程的加快在亚太地区表现尤为明显。尽管这种权力转移目前主要表现在经济层面,但是“从力量长期走势的角度看,如果不发生非常特殊的意外,在正常情况下,地区经济中心迟早会演变为地区安全中心。”

  第二,中美两国的“战略互疑”不断加剧。这种“战略互疑”的原因主要在于:一是中美两国具有不同的政治传统、价值体系和历史文化。“这种基于国家本身的国体、政体制度的根本分歧,成为潜存于思想意识深处的中美政治文化冲突的根源,”这一点早已存在并且短期内很难发生改变。二是中美两国政府和其他实体层面对于彼此的政策制定过程缺少足够的了解和欣赏,存在相互猜疑、误解甚至不信任。三是中美之间的实力差距不断缩小,中国影响力越来越大,引发美国对自身“世界领导权”的多重焦虑和不安。美国著名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强调中国的崛起将激化中美之间的安全竞争,加剧战争爆发的可能性。近年来美国对中国战略动机的误读和担忧主要体现在其亚太政策中,包括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及公开介入中国与周边国家在东海和南海的领土争端,美国的行为怂恿了日本和菲律宾阿基诺三世政府的对华不友善政策,实际上成为亚太秩序的麻烦制造者。

  (二)“修昔底德陷阱”并不适用于分析中国的崛起,中美之间并不具有爆发战争的可能性

  这个观点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亨利·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认为,“中美关系不必也不应成为零和博弈;‘一战’之前欧洲领导人面临的挑战是,一方的收益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激烈的公众舆论不容许妥协;中美关系却不是这样,重要的国际问题在本质上是全球性的;达成共识可能非常困难,但在这些问题上挑起对抗是自寻失败。”这一种观点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分析:

  第一,从“修昔底德陷阱”概念的本源角度质疑。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并不仅仅源于雅典城邦的崛起和斯巴达城邦的恐惧,其深层次动因也来自于当时社会的贫富分化与城邦共同体的裂变、政治精英的衰败与混合政体的崩溃,来自于海洋帝国的挑战和陆地联盟的应战。

  第二,从历史类比的角度批驳。“修昔底德陷阱”概念简单地将现今的全球体系等同于公元前五世纪的城邦体系,并将中国类比为雅典城邦、将美国类比为斯巴达城邦,这种类比完全违背事实,具有根本的谬误。观察中美两国关系是否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不能脱离现阶段特定的国际关系大背景,因为不同历史时期之间的比较从本质上是不精确的,甚至最精确的类比也不意味着当代人一定会重复前人的错误。这种套用2500年前的理论阐释历史背景和时代条件完全不同的当代中美关系的做法,无异于按照古希腊药方乱治现代人的疾病。

  第三,从对外政策有效性的角度批驳。“修昔底德陷阱”概念忽视了国家对外政策的有效性,甚至连概念的提出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认识到这种强力的结构因素并非说明国家领导人是历史规律的囚徒,它只是用来帮助我们认识中美两国间所面临挑战的量级,如果美国和中国领导人的表现不优于古希腊的前辈或者20世纪初欧洲国家领导人的表现,那么历史就将会重演。”

  认为中美两国已经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观点存在明显的谬误。一是夸大了中美两国关系的消极程度,忽视了中美关系的发展全貌。强调中美两国之间潜存已久的“战略互疑”,却忽视了中美两国已经开始从具体领域着手消减“战略互疑”,提升“战略互信”。现阶段,中美在军事领域建立的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信任措施机制的谅解备忘录和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的谅解备忘录就是两国致力于增加战略互信的典型例证。二是尽管中美两国的相对实力差距不断缩小,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拥有意愿和足够能力以武力手段挑战或改变现有全球体系。但是,既有文献没有从“修昔底德陷阱”的因果机制出发对这一概念的适用性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因而目前相关的论述流于表面,过于零散,并未形成完整系统的分析。

二、“修昔底德陷阱”的历史缘起与理论基础

  “修昔底德陷阱”的提出主要基于对国际关系发展历史的不完全总结。这种总结主要体现为:一方面,国家实力总是处于动态变化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永久占据全球体系的霸权地位;另一方面,国家实力的变化引发了全球体系内国家力量排序的变化,守成大国与新兴国家之间难免陷入争夺霸权的战争。

  (一)“修昔底德陷阱”的历史缘起

  “修昔底德陷阱”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至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归因为雅典城邦的崛起和斯巴达城邦的恐惧。雅典城邦不断增长的权力使想要维持现状的斯巴达城邦感到恐惧,权力的转移滋生了疑虑,疑虑生发了战争。“尽管修昔底德确实构筑了一个陷阱,而且他关于古老战争的论述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但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他并没有使用“修昔底德陷阱”一词。

  最早使用“修昔底德陷阱”一词的学者是美国作家赫尔曼·沃克(Herman Wouk)。在1980年的一次演讲中,他将冷战中的美苏双方比作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雅典与斯巴达,并且用“修昔底德陷阱”来界定美苏之间的关系。但在当时,“修昔底德陷阱”一词并未引起学界的过多关注。直至2012年,艾利森将其应用于描述中美关系时,“修昔底德陷阱”一词才正式被国际关系学界所瞩目。

  在艾利森看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必然会突破现有的国际秩序框架,而中国的行为势必引发既有守成大国——美国的疑虑。因而艾利森认为公元前5世纪雅典与斯巴达的关系与现今的中美关系具有相似之处,这种相似主要体现在两组案例中,都出现了两个关键的变量——新兴大国实力的不断提升与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对彼此战略意图的担忧。“雅典的快速崛起引发了既有陆地大国斯巴达的恐惧,这种恐惧心态促使斯巴达的领导者去采取应对措施,威胁与反威胁举动产生了竞争、对峙甚至冲突。”此后,艾利森关于“修昔底德陷阱”的论述不仅在国际关系学界广泛流传,而且“修昔底德陷阱”这一话语也频频出现在一些大国领导人和政府官员的演讲与报告中。

  根据艾利森的论述,可以将“修昔底德陷阱”界定为新兴国家与守成大国在权力转移过程中必然爆发霸权战争的现象。“修昔底德陷阱”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核心内容:一是在概念指涉方面,这一概念主要指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关系,其中,新兴大国特指那些能够对守成大国的国际地位构成威胁的挑战国。二是在因果机制方面,这一概念包括两个重要变量——新兴大国实力的提升和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对彼此战略意图的怀疑,这两个变量主要涉及国家之间两种不同类型但是同时发生的竞争安全动态。前者主要涉及权力转移问题,后者主要涉及安全困境问题。三是在预设结果方面,这一概念认为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对峙会以霸权战争方式结束。霸权战争最重要的后果就是不仅改变了这一体系,以适应新的权力分配,也带来了对该体系基本组成部分的重新安排。这种霸权战争具有三个典型特征,即在某种程度上涉及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国,必须涵括现有国际体系内的主要大国,无限制地使用各种手段并进行大规模的战争。因此,“代理人战争”即大国不直接参与,而由其独立的代理国家或者某一势力发动的战争则不属于“修昔底德陷阱”的涵盖范围。

  (二)“修昔底德陷阱”的理论基础

  “修昔底德陷阱”主要来源于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现实主义学派。其中,权力转移理论和安全困境理论为这一概念提供了理论依据。

  权力转移理论成为这一概念的理论基础,主要在于它解释了既有守成大国与新兴国家走向霸权战争的第一种竞争安全动态类型,即一方或者多方运用零和方式改变国际体系既有的权力分配,也即陷入此种竞争安全动态类型的一方或者多方具有修正主义的意图。

  这一理论认为维持现状国家相对实力的下降和修正主义国家相对实力的增强最终导致了国际体系内霸权战争的爆发。其因果逻辑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理想的国际体系处于金字塔结构,那些最善于利用本国人力与物质资源的国家位于金字塔的顶端,成为国际体系内的主导大国;金字塔的第二等级是国际体系内的主要大国;金字塔的底端则是众多弱小的国家。这种金字塔结构不仅决定了处于不同等级的国家具有不同的权力地位,而且意味着不同国家从国际体系内获得的收益分配并不均衡。二是由于每个国家在不同时期内经济增长速率并不总是保持平衡,因而那些实力快速增长的主要大国寻求与其不断上升的实力相匹配的权力地位和收益分配。而体系内既有的主导大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会让渡一部分权力给新兴国家,但是这种让渡通常极为有限,不能让新兴国家感到满意。三是随着新兴国家政治和经济实力的进一步提升,他们不愿受限于既有的国际体系框架,而寻求运用武力的方式改变国际体系内的权力等级和收益分配,因而国际体系内的霸权战争随之爆发。

  安全困境理论之所以也成为这一概念的理论基础,主要在于它解释了既有守成大国与新兴国家走向霸权战争的第二种竞争安全动态类型,即双方之间所爆发的冲突乃至战争主要是以两个国家对彼此战略意图的不确定为诱因,也即陷入此种竞争安全动态类型的双方都具有维持现状的倾向。

  这一理论认为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下,一个国家增加军事力量的防御行为会被其他国家视为对自身安全的威胁,因而其他国家也试图增加本国的军事力量,如此循环往复,所有国家的安全水平都在降低。“在国际政治中,一个国家在安全上的收益经常错误地威胁了其他国家的安全。”无政府状态下安全困境的普遍存在并不等于国家之间所面临的安全困境程度相同。事实上,国家之间的安全困境主要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国家之间的实力对比。国家之间的实力差距与安全困境程度呈现反相关,即如果国家之间的实力对比越接近,那么国家之间的安全困境程度就越高;反之,国家之间的安全困境程度就越低。二是国家之间的战略互信程度。国家之间战略互信的程度与安全困境的程度呈现反相关,即如果国家之间战略互信的程度越高,那么两者之间的安全困境程度就越低,反之,两者之间安全困境的程度就越高。将以上两个影响要素进行组合,就可以得到国家之间安全困境的不同程度。其中,如果两个国家之间战略互信的程度较低,同时两国的实力对比又较为接近,那么呈现此种特征的国家之间面临最高程度的安全困境。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恰好就是这类国家的典型例证:从国家实力的对比看,随着权力转移进程的不断加快,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的实力差距不断缩小;从战略互信的角度看,守成大国对新兴大国的战略意图具有强烈的怀疑。他们认为新兴大国致力于突破现有的国际秩序框架,同样地,新兴大国对于守成大国也具有强烈的不满,因为新兴大国认为守成大国运用遏制手段来维护其在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地位。实际上,随着新兴大国政治、经济实力的提升,其海外利益也得到相应拓展。在这种情况下,新兴大国寻求增强自身的军事力量也许只是出于防御目的,但是这种举动在守成大国看来,却是新兴国家意图颠覆国际体系的开始。对新兴大国颠覆国际体系的忧虑和恐惧促使守成大国采取相应的军事行动,而在新兴大国看来,正是这些军事行动使其所面临的安全环境进一步恶化,同样在疑虑和恐惧的驱使下,新兴大国再次提升本国的军事力量。如此循环往复,最终导致“修昔底德陷阱”所预设的结果——大国霸权战争的爆发。

三、“修昔底德陷阱”不适用于解释中美关系

  “修昔底德陷阱”主要预设了三个前提条件:

  一是预设新兴国家的性质。这种性质表明新兴国家不满足于全球体系中既有的权力地位和收益分配,寻求运用武力方式改变现存体系。尽管这一概念涉及的第二种竞争安全动态类型所指的双方均为维持现状的国家,但是这种维持现状的信息与意图并不被双方所共享,也即一方或者双方仍认为彼此具有改变现状的意图。因此,这两种理论实际上都预设了新兴国家具有修正主义意图,而区别主要在于:在权力转移理论中,国家所具有的修正主义意图是真实的;而在安全困境理论中,国家所具有的修正主义意图则是一种错误认知。

  二是假定国际体系处于原始的无政府状态。这一状态主要是指国际体系中并不存在一个超国家的权威来管理国家之间的关系。因此,国家只能采用“自助”的方式来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可见,尽管这种原始无政府状态不一定等同于无序,但是通过自助来维护国家利益的方式至少排除了两个因素的影响:国际体系相互依赖的程度和国际机制的治理作用。

  三是假定在国际关系发展的不同时期,霸权战争的收益总是大于成本。根据卡尔·克劳塞维茨(Car Von Clausewitz)的定义,战争是取得和保卫已知目标的工具手段。既然战争是一种实现既定目标的手段,那么理性行为体必然要考虑战争的代价和收益。权力转移理论认为,当新兴国家的实力最接近守成大国时,国际体系中爆发霸权战争的可能性最大。根据发起国不同,这种霸权战争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由守成大国作为战争发起国,其收益主要体现在维护国际体系的主导地位,而成本主要体现在守成大国为战争付出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守成大国认为现阶段新兴国家的实力弱于自己,首先发起战争对自身有利,战争收益远大于战争成本。另一类是由新兴国家作为战争发起国,其收益主要体现在取代守成大国成为国际体系的主导者,成本则主要体现在新兴国家为战争所投入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资源。新兴国家认为现阶段自身实力已经与守成大国实力等同甚至在某些领域已经超越守成大国,具备与守成大国发动战争的政治资本,战争收益远大于战争成本。

  总体上说,“修昔底德陷阱”之所以得出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必然爆发霸权战争的结论,关键在于维持以上三个前提假定的有效性。如果这三个方面的前提假定不再适用于世界政治发展的现实,那么这一概念就自然不再适用于描述中国的崛起进程和中美关系。因此,下文主要从反驳以上三个前提假定入手,分析将“修昔底德陷阱”简单照搬并套用于当代中国发展和中美关系的谬误。

  (一)在新兴国家的性质方面,中国是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社会主义国家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中国对外战略的和平性,也决定了中国在国际社会是一个建设性的合作伙伴,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和受益者。中国从未寻求挑战或推翻既有国际体系,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体系并不意味着另起炉灶,而是推动它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一方面,中国对现有国际体系的接受程度不断提升,并逐渐展现出深度融合的趋势。“19世纪之前,中国一直在东亚相对孤立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发展,与世界其他部分相对隔绝,不自觉地充当着国际机制的非参与国。”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才开始被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成为国际体系的被动参与者。在二战后的世界秩序构建中,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一次以平等的国家身份参与到国际机制运行中。但是冷战又打断了中国融入国际机制的进程。在冷战初期,新中国对苏联实行“一边倒”对外政策,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被台湾当局占领,中国再次置身于西方倡导的国际机制之外。直到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中国才开始真正主动融入全球性国际机制中,成为既有国际机制的积极参与者与维护者。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由于国际体系社会化的影响,为了适应既有国际机制,中国对自身行为的调整和对国家利益的牺牲程度不断提升,而且广泛参与国际经济机构与多边安全机制。另一方面,中国对既有国际体系进行调整的范围和领域相当有限。中国对亚太地区的影响力高于其他地区,而且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美国则依靠广泛的盟友网络在世界范围内占据政治安全优势。即使在亚太地区,这种政治、经济二元分割格局也十分明显:中国对亚太区域国家经济的影响力持续提升,甚至成为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泰国等美国盟国的最大贸易伙伴;而在政治与安全领域,美国依靠亚太同盟体系占据传统优势。特别是自亚太“再平衡”战略实施以来,美国不仅加强了与亚太地区传统盟友的联系,而且致力于在域内发展新的伙伴关系。

  第二,中国主要采用制度互补而非制度竞争的方式修正既有国际体系的不足。制度互补是指国际体系中新的国际机制是对既有国际机制的有益补充;制度竞争则主要指国际体系中新的国际机制的功能和领域与既有国际机制具有同质性,两者形成竞争关系。近年来,中国对既有国际体系的调整主要表现在中国倡导的周边外交转型上。周边外交在中国外交全局中的地位获得提升,中国在周边外交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政策调整,提出了一系列新战略新举措,包括“一带一路”倡议、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创立丝路基金等。比如,由于亚洲基础设施的供应严重不足,因而创建亚投行的首要目标是加强亚洲区域基础设施的建设,其主要职能是对既有国际机制,特别是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职能的有益补充。

  第三,中国试图打破守成国家与崛起国家之间结构性矛盾的历史规律,实现中国在全球体系内的和平发展。一方面,中国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全新理念并积极推进践行。2013年6月,习近平明确提出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内涵,即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此后,双方不断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增添新的内容。这些内容涵盖地区和全球问题的应对、中美新型军事关系以及分歧和敏感问题的管控与处理。从基本目标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要打破“修昔底德陷阱”为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预设的结果,强调双方都不应采用武力对抗的方式处理彼此之间的分歧或者运用战争方式实现各自战略目标。就中层目标而言,“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强调双方在不发生武力冲突的基础上,应当尊重各自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中国的核心利益包括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从最终目标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认为双方应在全球事务的诸多领域中展开务实合作,不仅促进彼此的政治、经济发展,而且促进全球范围内其他国家的发展。这三层目标不断递进,中层目标以基本目标的实现为基础,最终目标则需要基本目标和中层目标的联合推动。但是,中美对“新型大国关系”概念的接受程度不同。中国是这一概念的提出者和倡导者,而美国作为概念的接受者,态度较为复杂。美国官方从未公开否定,但也很少在官方表述中使用这一概念。一是对名称的担忧。美国认为接受这一概念就等于承认双方在现今国际体系中的平等地位。二是对基本内涵的担忧。双方对不冲突、不对抗的基本目标存在共识,美国认可避免双方零和竞争以及共同降低安全困境程度的理念。但是,双方在中层目标上看法不同。在美国看来,这一概念要求双方尊重彼此核心利益,接受这一概念就意味着美国必须放弃与亚太地区盟国加强关系的举动,特别是放弃与台湾地区长期形成的关系(因为美国和台湾地区的关系损害了中国的国家统一),放弃在亚太地区的驻军(因为美国的军事部署客观上破坏了中国周边环境的稳定)。三是对总体趋向的疑虑。美国认为这一概念过于重视理论内涵,缺少实际操作的可能性,因而寻求与中国建立一种可操作性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虽然中美现阶段对这一概念的接受程度不同,但是这一概念凝聚了双方在基本目标方面的共识,也反映了中国追求和平发展、突破“修昔底德陷阱”预设结果的积极尝试。另一方面,中国保持理性的自我克制,秉持“不结盟”的理念。尽管联盟的初始目标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国家安全,但是从长期看,同盟同样为国际体系增加了不稳定因素,降低了国际体系中国家的整体安全水平。历史上的每一次大规模霸权战争都是在两个相互对立的军事同盟之间展开。而现今,在美国依靠其遍布全球范围的同盟网络占据传统安全领域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在美国不断强化同盟遏制和对付中国的时候,中国仍然坚持韬光养晦,实行理性审慎的战略克制,始终奉行“不结盟”的对外政策,倡导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化解了同盟之间对立甚至爆发战争的条件。

  第四,中国仍是以经济发展为首要目标的发展中国家。虽然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位,与美国的差距日益缩小,但是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然非常落后,仅相对于全球平均水平的2/3,排在世界80位左右,国内地区差距和社会贫富差异也很大。按照中国标准,中国目前还有7000多万贫困人口;如果按照世界银行标准,还有近2亿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下,中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鉴于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相对落后的现实,在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的战略重点还将集中于国内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并在对外政策上保持韬光审慎的态度,进而为国内发展赢得更长的战略机遇期和良好的国际环境。正如习近平指出,发展依然是当代中国的第一要务,中国执政者的首要使命就是集中力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愿同各国一道,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赢取代独占,树立建设伙伴关系新思路,开创共同发展新前景,营造共享安全新局面。可见,尽管中美之间的实力差距在不断缩小,但中国的对外政策和对外行为表明中国并没有运用武力推翻现行世界秩序的意图,那些认为中美两国由于权力转移速度加快而必然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论调显然不攻自破。

  (二)就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看,现今的国际体系与原始的丛林状态具有重要差别

  尽管当前国际社会缺乏一个超国家权威来管理国家之间的关系,但是,一方面,不同发展时期国际体系相互依赖的程度存在差异。与公元前5世纪的城邦体系或20世纪初的欧洲体系相比,现今国际体系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国际相互依赖的不断加深,使得任何大国都不能仅仅出于一己私利而放任本国行为。另一方面,国际机制对国家冒险行为的制约不断加强。国际机制的创建为国家之间管控争议分歧提供了多种新的渠道,为处理国际争端提供了多元化的方式,对于促进国家间合作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可以有效降低交易成本,还要求其参与国提供本国的标准化信息,从而在大多数参与国遵循原则、获取彼此国家发展的透明信息的情况下,使得国家之间对彼此意图与行为产生可靠预期,增加国家之间的战略互信,减少战略误判。国际机制对大国行为的约束既有物质硬制衡也有理念软制约,比如,当布什政府在未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单方面发动伊拉克战争时,美国不得不面临世界各国的舆论谴责,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的声誉,也增加了美国实行单边行动的军事成本。此外,国际机制也可以通过议题联系战略和增加背叛成本的方式有效提升国际合作的可信性。在融入国际机制的进程中,行为体的利益与政策偏好可能被重新塑造和改变,国家加入国际机制的行为不仅因为受到社会赞誉而有利于自身形象的构建,也有助于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技术专家之间的跨国交往。因此,尽管中美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战略互疑”,但国际体系复合相互依赖程度的不断加深为国家间的增信释疑开辟了多种渠道,那些认为中美由于“战略互疑”而已经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论述具有重大缺陷。

  (三)就霸权战争的成本与收益看,核武器的出现使发动霸权战争的成本远远大于收益

  “修昔底德陷阱”假定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霸权战争对于战争发起国而言总是收益大于成本。但是这一假定不再适用于核武器时代。其一,就武器性质和使用意愿而言,核武器属于绝对武器而常规武器属于相对武器。当国家拥有常规武力优势时,国家倾向于预先使用这种优势力量;而当国家拥有核武器优势时,国家却并不倾向于使用这种优势力量,因为任何国家都无法保证第一次打击的完全成功,任何军事冲突造成的结果都是灾难性的。其二,在预测两者使用结果的难易程度方面,对常规武器使用结果的预测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为常规武器竞争者在判定彼此的军队、战略、武器和领导人的特性等方面具有很大困难,然而任何国家都可以明确预测使用核武器所带来的毁灭性后果。鉴于核武器可预知的毁灭性后果,战争发起国对于霸权战争收益与成本的判定出现了重要变化:在核武器时期,霸权战争的预期收益和目的并未发生本质变化,但是发动战争的成本却在大幅度提升。战争发起国必须为霸权战争投入大量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资源,甚至要承担同归于尽、毁灭人类的风险。因而,守成国家与新兴国家需要再度衡量霸权战争的收益与成本,在对成本与收益进行估算和权衡的情况下,理性行为体选择霸权战争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综上所述,“修昔底德陷阱”能够发生预设结果的三个前提假定已经完全不符合当今世界政治发展的现实,也有悖当代中国和平发展的实践和中美关系发展的主流大势,因而将“修昔底德陷阱”生搬硬套于中国的快速崛起和中美关系的发展具有本质上的错误。

  四、关于“修昔底德陷阱”分析的重要启示

  通过上述有关“修昔底德陷阱”非适用性的探讨,可以得到如下重要启示:

  (一)西方学者需要客观公正地认识当代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

  长期以来,一些西方学者以现实主义理论和传统的国家中心理论为基本视角或从西方传统理论思维出发,罔顾冷战后时代国际政治的深刻变化和新时期中国发展的客观现实,片面地认识和解读当代中国的快速发展,炮制“中国威胁论”,也因此得出了中美之间必然爆发冲突甚至战争的结论。纵观近代西方国际体系的历史演变,尽管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意大利、奥匈帝国、日本等大国在其崛起过程中,确实曾经引发过大规模的冲突或战争,有些还通过战争方式取得了霸权地位,但是与这些西方大国相比,中国具有悠久的和平文化传统和特定的现实国情。脱离中国历史传统和具体国情、忽略中国的特殊性而仅仅根据西方思维惯性,教条式地评判或臆断现今中国快速发展的目的,甚至以“中国威胁论”、“修昔底德陷阱”等作为舆论宣传工具蓄意诋毁中国,无疑将发生严重的误判或具有重要的缺陷。

  (二)中国学者应加快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

  西方鼓吹的“修昔底德陷阱”根植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而这一理论主要基于对数百年以来西方国际关系发展历史的认识。照抄照搬或教条地套用西方观察、处理大国关系的逻辑思维方法,必然掉进修昔底德陷阱的圈套。在经济全球化和相互依赖深入发展的当下,如果还有国家依然把本国或少数国家的安全利益凌驾于所有国家之上,以为对少数国家的领导地位或既往的霸权行为还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那将完全不合时宜,也难以为大多数国家所接受。由于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仍然处于构建之中,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中国现今还难以对西方主导的某些荒谬论调和不可搬套的概念进行完全有效的理论反驳,这也彰显了构建、完善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三)中国迫切需要不断增强本国的国际话语权和规制权

  由于近代以来中国贫弱落后和长期闭关自守的历史经历,中国实行对外开放和融入国际化的历史不长,参与国际事务的历史基础和国际交往的有效经验相对薄弱,中国在国际社会构建话语权的软实力与中国的国家硬实力也不完全匹配,西方国家一直试图将中国作为其既定理论的试验场和既成规制的诠释对象。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中国提高国际话语权的意识和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愿望极大地增强。因此,进一步深化和扩大对外开放,全方位有效地参与地区和全球事务,不断提供体现中国实力和智慧的全球公共产品,切实增强国际话语权和规制权,应该成为当代中国学者义不容辞的理论使命。

  (四)中国应以中华文化智慧破解“修昔底德陷阱”

  根据“修昔底德陷阱”的逻辑,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对抗的实质就在于双方都想建立或维持自己主导的国际秩序。历史上的英法之间、英德之间、英法俄与德奥之间、英法美苏与德意日之间以及美苏之间的对抗,实质上都是两种不同国际秩序的竞争与冲突。中国自古以来崇尚和平,强盛时都不曾在东亚和世界称霸,即使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体系的建立也没有发生类似西方的三十年战争、十字军战争、一战、二战。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曾长期遭受内部战乱和外敌入侵的苦难,留下了惨痛的战争记忆,更加珍惜和平。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基因和精神追求,“天下观”“和合观”“中庸观”“天人合一观”等理念与价值充分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和智慧,也契合当今时代世界事务发展的主流。弘扬这些和平思维与合作思想,对破解修昔底德陷阱、化解全球冲突、促进世界和平,都富有重要的启发。

  (五)中美两国应共同推动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

  任何新兴大国的崛起都必须处理好与现有国际体系和大国的关系,中国也不例外。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形成了世界各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全球利益关联,人类的整体性和各国发展的共同性日益凸显,和平、发展、合作和共赢已成为当今时代潮流。因此,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大国关系,将要求世界主要大国担当全球责任,开展合作治理,共同应对日益复杂的全球问题。中美关系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双方应努力探索一种合作而非对抗、共赢而非“零和”、相互尊重而非彼此冲突的新型大国关系模式,为不同政治社会制度、历史文化背景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发展合作共赢关系、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榜样。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就是希望中美避免陷入大国竞争和冲突的老路,走出一条合作共赢的新路,为世界大国的相处之道提供新的解决方案,“中美两国合作好了,可以成为世界稳定的压舱石、世界和平的助推器。”  

    作者:吴志成、王慧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天津市,300071)

  (责任编辑:刘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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