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民主”或“纯粹民主”，是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流行的小资产阶级观念。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本清源，对“一般民主”进行了有针对性的科学批判。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观点，特别是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以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与“一般民主”渊源颇深，关涉极大。重温列宁对“一般民主”的批判可以帮助深刻认识“普世价值”论的理论错误和实践危害。

一、列宁对“一般民主”的批判

　　“一般民主”具有多种名称。列宁在批判“一般民主”时，也把它并称为“纯粹民主”，将二者在同等意义上对待。他把“一般民主”还称为“绝对的”民主1、“彻底民主”2、“和平的民主”3、“一切民主”4、“全民的、全民族的、普遍的、超阶级的民主”5、“非阶级”的民主6，并指出，“一般民主”或“纯粹民主”，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批判过的“自由的人民国家”的另一说法。列宁对“一般民主”或“纯粹民主”的批判，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批判“一般民主”或“纯粹民主”的“超阶级性”

　　1918年，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代表考茨基出版《无产阶级专政》一书。考茨基在该书中“按自由主义观点7提出问题，只谈一般民主”8。他借口维护一般“民主”、“纯粹民主”，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说什么“按字义来讲，专政就是取消民主”9。列宁指出，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一般“民主”、“纯粹民主”。“无论在自然界或社会中，‘纯粹的’现象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纯粹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人的认识的一种狭隘性、片面性，表明人的认识不能彻底把握事物的全部复杂性。”10他指出：“对自由主义者来说，谈一般‘民主’是很自然的。马克思主义者却决不会忘记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是对哪个阶级的民主？’”11 “如果不是嘲弄理智和历史，那就很明显：只要有不同的阶级存在，就不能说‘纯粹民主’，而只能说阶级的民主（附带说一下，‘纯粹民主’不仅是既不了解阶级斗争也不了解国家实质的无知之谈，而且是十足的空谈，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民主将演变成习惯，消亡下去，但永远也不会是‘纯粹的’民主）。”12

　　民主的阶级性是列宁民主概念的核心。持“一般民主”或“纯粹民主”观点的论者，其根本错误就在于，他们认为有一个超阶级或非阶级的，涵盖全民（即全体居民、公民、人民）的民主概念。

　　在历史上，“民主”一词源于古希腊语。“民主”（democracy）由demokratia演变而来，由demos（民众、人民）和kratos（统治）两部分组成，意思是人民的权力、人民的统治或人民当家作主。列宁在使用民主这个概念时，也同意历史上关于民主是“人民的权力”或“人民的统治”这个解释。他在论述君主制和共和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区别时曾说：“君主制是一人掌握权力，共和制是不存在任何非选举产生的权力机关；贵族制是很少一部分人掌握权力，民主制是人民掌握权力（民主制一词按希腊文直译过来，意思是人民掌握权力）。”13他还说：“民主就是人民的统治。”14 “民主是多数人的统治。”15在这些场合，列宁是从民主这个概念原始的、直接的意义上来使用的。

但是，列宁扬弃了古希腊民主制关于民主就是“人民的统治”的内涵。他指出，民主在实质上，是统治阶级当家作主，而不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共同当家作主。

　　就享有古代民主灯塔盛誉的雅典城邦为例，在繁荣时期，其境内人口约40万，其中奴隶20万，外邦侨民3.2万，公民及其家属16.8万。有权参加议事和审判的公民约4万，仅占人口总数的1/10。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奴隶占有制共和国按其内部结构来说分为两种：贵族共和国和民主共和国。在贵族共和国中参加选举的是少数享有特权的人，在民主共和国中参加选举的是全体，但仍然是奴隶主的全体，奴隶是除外的。”16奴隶始终是被压迫阶级，不仅不算是公民，而且不算是人，没有任何权利，“法律只保护奴隶主，只把他们看作是有充分权利的公民。”17显而易见，古希腊政治家、思想家们讲的“人民统治”，实际上是奴隶主的统治。他们讲的民主，实际上是奴隶主的民主。在农奴制社会中，“当时的国家形式也是多样的，既有君主制也有共和制（虽然远不如前者明显），但始终只有地主—农奴主才被认为是统治者。农奴制农民根本没有任何政治权利。”18所以说，农奴制社会的民主，是地主—农奴主阶级的民主。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是统治阶级，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实际上被排斥在民主之外并没有当家作主的权利。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之后，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剥削阶级被排斥在民主之外。

　　质言之，只要存在阶级，就有哪个阶级“当家作主”、哪个阶级“被统治”的问题，就谈不上什么“一般民主”、“纯粹民主”、“全民民主”。在无阶级的社会里，生产资料由全社会共同占有，一部分人无偿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以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政治统治，就既无必要也无可能，那时，民主即由哪个阶级当家作主的问题已经消亡，当然也谈不上什么“一般民主”、“纯粹民主”、“全民民主”。这是列宁研究民主问题根本的方法论。

　　（二）揭露“一般民主”或“纯粹民主”关于全民自由、平等的观点的欺骗性

　　持“一般民主”或“纯粹民主”观点的论者，不但认为民主是全部覆盖和普遍适用于全民（即所谓“普世”、“普适”）的，而且认为全民中的每一个人都是自由、平等的，就如同空气中随意飘浮的气体分子一样。在全民范围内，不分阶级，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一人一票，多者胜出。这样一来，民主的阶级性就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变得模糊甚至消失了，“民主的一般性”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了，“民主的纯粹性”也就顺理成章了，民主就由“矢量”（即民主的阶级性）变成了“标量”（即民主的“超阶级”性）。所以，在批判“一般民主”或“纯粹民主”时，列宁往往把自由、平等作为与民主密切相关的问题来论证19。他的基本观点是：自由、平等如果同劳动摆脱资本的剥削压迫相抵触，那就是骗人的东西20；只要阶级存在，自由和阶级平等就是资产阶级的欺人之谈21。

　　列宁指出：“人们通常认为‘自由’和‘民主’这两个概念是等同的，并且常常互相代用。……其实，民主是排斥自由的。”22全面领会列宁的思想，我们便可合乎逻辑地进一步得出结论：“平等”与“民主”这两个概念并不等同，民主是排斥平等的。首先，在阶级社会，民主意味着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专政，自由是统治阶级的专利，民主所排斥的是被统治阶级的自由。其次，在阶级社会，被统治阶级不可能与享有民主权利的统治阶级平等。在剥削者执政的国家里，被剥削者不可能同剥削者平等；被剥削者夺取国家政权成为统治阶级后，被剥削者的国家必然要消灭剥削，改造剥削者，而这就是对剥削阶级不讲平等，把它排除于“民主”之外。23在无产阶级革命后的长时期内，“在一个阶级剥削另一个阶级的一切可能性没有完全消灭以前，决不可能有真正的事实上的平等。” 24考茨基等人没有认识到资产阶级“民主仅仅意味着形式上的平等”25，法律意义上的平等。所以，列宁指出，苏维埃共和国刚一成立就抛弃了在国家问题上关于自由、平等的资产阶级谎言，公开声明说：“你们把你们的国家叫作自由国家，其实只要私有制存在，你们的国家即使是民主共和制的国家，也无非是资本家镇压工人的机器，而且国家愈自由，这种情形就愈明显。欧洲的瑞士和美洲的北美合众国就是这样的例子。这两个都是民主共和国，粉饰得很漂亮，侈谈劳动民主和全体公民一律平等，尽管如此，任何地方的资本统治都没有像这两个国家那样无耻，那样残酷，那样露骨。”26

　　在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了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消灭了阶级和阶级差别，国家消亡了，民主发展到极致，同时也意味着民主的消亡。人类社会才能组织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实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跨越；在物质财富多如泉涌的基础上，在消灭了阶级的前提下，平等才有物质保障，才会逐渐由形式上的平等进到事实上的平等。正因如此，列宁才说：“消灭国家政权是包括马克思在内并以他为首的一切社会主义者所抱的目的。不实现这个目的，真正的民主即平等和自由就无法实现。”27他在这里所说的“真正的民主”，是指民主不再具有阶级性和政治涵义的共产主义社会。

　　民主、自由和平等从来都是具体的、历史的。列宁历来反对笼统地、抽象地大谈一般“民主”、“自由”与“平等”。28他指出：“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对于自由和平等的任何议论都应当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哪一个阶级的自由？到底怎样使用这种自由？是哪个阶级同哪个阶级的平等？到底是哪一方面的平等？”29

　　列宁提示我们要认清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的实质。他指出：“即使在最自由最民主的共和国中，‘自由’和‘平等’只能表现为而且从来就表现为商品所有者的平等和自由，资本的平等和自由。马克思在他的所有著作中，特别是在《资本论》中，千百次地阐明了这一点，嘲笑了对‘自由和平等’的抽象理解，嘲笑了看不到这一点的边沁分子的庸人，揭示了这些抽象概念的物质根源。”30因此，“在资产阶级制度下（就是说只要土地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继续存在），在资产阶级民主下，‘自由和平等’只是一种形式，实际上是对工人（他们在形式上是自由的和平等的）实行雇佣奴隶制，是资本具有无限权力，是资本压迫劳动。这是社会主义的起码常识。”31

　　（三）揭露把民主抽象地解释为少数服从多数的观点的荒谬性

　　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代表考茨基提出，在现代民主(即资产阶级民主)中，“民主意味着多数派的统治。但是民主同样也意味着保护少数派。”32 “无产阶级的最有效的武器就是它的人数。”33 “通常只有在无产阶级构成居民大多数或者至少受到大多数居民支持的地方，无产阶级才会取得政权。”34这就是说，在考茨基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应该而且可以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即“民主”的方法取得国家政权。

　　列宁高屋建瓴地指出，在民主问题上，“以被剥削者和剥削者的关系为基础”来推论，是马克思主义观点、社会主义观点；而“以多数和少数的关系为基础”来推论，是自由主义观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观点。他在1917年写的《国家与革命》中阐明了：“民主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不是一个东西。民主就是承认少数服从多数的国家，即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一部分居民对另一部分居民使用有系统的暴力的组织。”35当然，“我们并不期待一个不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的社会制度。”36也即是说，民主的首要和核心的问题是哪个阶级当家作主，即民主的国体问题；然后才谈得上在统治阶级内部通过实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决定政权的组织形式，即民主的政体问题。

列宁还指出：“如果以为在比较深刻的、重大的革命中，可以简简单单地用多数和少数的关系来解决问题，那就是最大的愚蠢，就是庸俗的自由主义者的最愚蠢的偏见，就是欺骗群众，就是对群众隐瞒明显的历史真理。……剥削者没有在最后的、拼命的战斗中，在多次战斗中试验自己的优势以前，决不会像甜蜜蜜的傻瓜考茨基所甜蜜蜜地幻想的那样，服从被剥削者多数的决定。”37也就是说，在革命中，无产阶级要把夺取和巩固无产阶级政权作为首要的原则和目标，把阶级利益，即把劳动摆脱资本剥削压迫的利益放在首位，不能被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模糊了视线，作出错误的决策。

　　列宁还一针见血地揭穿了考茨基关于民主意味着“保护少数派”的错误。他指出：“博学的考茨基先生‘忘记了’一件‘小事情’，就是资产阶级民主国的统治党仅仅对其他资产阶级政党才保护少数，而对无产阶级，则在一切重大的、深刻的、根本的问题上，不仅不‘保护少数’，反而实行戒严或制造大暴行。38

　　总之，不能仅仅局限在与专制独裁相区别、相对立的意义上来理解民主。民主的实质是统治阶级当家作主，这是民主的第一要义。少数服从多数，多数保护少数的原则，事实上只
适用于统治阶级内部。

　　（四）揭露所谓全民投票选举的虚假性

　　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怎样体现呢？自由的、平等的、覆盖全民的民主怎样运行呢？考茨基认为，方法就是通过全民投票的选举。以普选来决定哪个阶级执掌政权，这样的民主才“纯粹”。因此，他把普选制看作一个政权“最可靠的基础”、“伟大道义权威的深刻泉源。”39列宁指出：“由投票决定，这就是和平的民主或纯粹的民主的实质。事实上，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是由金钱决定。在摆脱资本、推翻资本时是由阶级斗争、国内战争决定。”40所以，不应把公民投票与民主混为一谈，民主不是简单地实行普选，普选也不意味着各阶级地位的平等。在资本主义国家，“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那种认为普选制“在现今的国家里”能够真正体现大多数劳动者的意志，并保证实现这种意志的想法是荒谬的。41 “资产阶级专政是用立宪会议、各种选举原则、民主以及资产阶级的其他骗局掩盖起来的。这些东西都是用来迷惑傻瓜的，只有彻底成为和完全成为马克思主义叛徒、社会主义叛徒的人，现在才会把它们奉为至宝，用它们向人夸耀。”42

（五）批判把民主与专政对立起来的形而上学观点

为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考茨基说，“两个社会主义派别之间的矛盾”，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方法之间的矛盾：即民主的方法和专政的方法”43，“按字义来讲，专政就是取消民主。”44
　　列宁指出，统治阶级当家作主与对被统治阶级实行专政是有机统一的。民主与专政相互依存，没有民主就没有专政，没有专政也就没有民主。列宁驳斥了考茨基所说的“按本义来讲，专政这个词意味着消灭民主”的论调。他指出：“专政不一定意味着消灭对其他阶级实行专政的那个阶级的民主，但一定意味着消灭（或极大地限制，这也是消灭方式中的一种）被专政的或者说作为专政对象的那个阶级的民主。”45所谓民主，是统治阶级当家作主；所谓专政，是对被统治阶级的反抗实行镇压。所以，说民主，要明确是哪个阶级当家作主；说专政，要明确是对哪个阶级的专政。不能孤立地、笼统地谈（一般）民主，也不能孤立地、笼统地说（一般）专政。统治阶级内部越民主，越有利于对被统治阶级实行专政。

　　从哲学视角看，民主与专政是一体两面的东西。考茨基在方法论上的错误在于，他把同一事物内部既对立又统一的两方面，看成了绝然对立、水火不容的两个事物，将民主与专政割裂开来；他只谈“一般的、抽象的民主”与“一般的、抽象的专政”，不说民主与专政的阶级性。一句话，他背弃了辩证法，拥抱了形而上学。

　　（六）揭穿“一般民主”或“纯粹民主”论的实质在于粉饰资产阶级民主，否定无产阶级专政

　　以考茨基为首的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如此崇拜和鼓吹“一般民主”或“纯粹民主”，其根本目的在于，一方面，粉饰资产阶级民主，掩盖资产阶级民主的专政实质。另一方面，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从而否定无产阶级专政。

　　所谓“一般民主”、“纯粹民主”，是指资产阶级民主。列宁指出，考茨基之流，“都颂扬资产阶级民主，把它称为一般‘民主’，甚至更愚蠢更荒唐地称为‘纯粹民主’。”46 “‘纯粹民主’是自由主义者用来愚弄工人的谎话”，其主要目的之一是“回避现代民主即资本主义民主的资产阶级实质”47，维护资产阶级专政。

　　将资产阶级民主称为“一般民主”或“纯粹民主”，欺骗了许多善良的群众。民主以及“全民民主”、“一般民主”、“纯粹民主”概念本身，很容易模糊人们的视线。首先，民主这个概念，最容易令人产生错觉的地方在于，从这个概念本身看不出民主的实质是统治阶级当家作主，好像是全民当家作主。其次，将资产阶级民主称作“一般民主”、“纯粹民主”，本来具有鲜明阶级性的资产阶级民主经过这么一抽象、提炼、“升华”，阶级性消失了，似乎成了真正民主的代表和化身。

　　列宁指出，使用“一般民主”和“一般专政”概念的人，“站在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似乎是全民的立场上提问题，就是公然嘲弄社会主义的基本学说——阶级斗争学说，那些投靠资产阶级的社会党人口头上承认这一学说，实际上却把它忘记了。”48　　考茨基在口头上承认阶级斗争，但是却鼓吹“和平的阶级斗争方法”。他在1918年所著的《无产阶级专政》一书中说：“与资产阶级革命不同，无产阶级革命在民主已经生根的一切地方，都将以‘和平的’经济上、法律上和道义上的手段来进行斗争。”49也就是说，他主张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框架内，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通过选举来掌握国家政权，按照“一般民主”的方法来对待资产阶级，反对用革命暴力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并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列宁指出：“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检验是否真正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50 “专政的必要标志和必需条件，就是用暴力镇压剥削者阶级，因而也就是破坏对这个阶级的‘纯粹民主’即平等和自由。”51 “考茨基需要运用一切遁词、诡辩和骗人的伪造，正是为了避开暴力革命，为的掩盖他背弃这种革命的行为，掩盖他转到自由主义工人政策方面，即转到资产阶级方面的行为。”52

　　对资产阶级民主我们应有正确的认识。马克思主义一贯认为资产阶级民主有其历史进步性。但是，应看到，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了资产阶级民主的历史局限性和欺骗性，“它始终是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不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被剥削者、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53因此，我们既要根据中国国情吸收、借鉴和利用资产阶级民主的有益成分，又决不能照搬照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

　　“一般民主”或“纯粹民主”论是第二国际机会主义长期发展的产物。首先，“机会主义的主要内容就是阶级合作的思想。”“机会主义就是为着极少数工人的暂时利益而牺牲群众的根本利益，换句话说，就是一部分工人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无产阶级群众。”54第二，具体而言，“保住和巩固自己的即小市民‘上层’或工人阶级贵族（和官僚）的特权地位”和利益，是机会主义产生的内因，是机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机会主义所扮演的真正角色就是资产阶级的同盟者”55，“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真正代理人，是资本家阶级的工人帮办”56。第三，存在决定意识，立场决定思想。工人贵族（和官僚）的生产生活环境、经济地位和利益，必然决定了他们同情、认同甚至崇拜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意识形态及形形色色的价值观念，无视和抹杀资产阶级民主的阶级性，粉饰和掩盖资产阶级民主的欺骗性和虚伪性，把资产阶级民主美其名曰“一般民主”、“纯粹民主”。

二、关于苏联“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与我国的人道主义思潮

　　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成为苏共中央总书记。他提出的一整套修正主义观点，既与被列宁批得体无完肤的第二国际的错误思想和观点有许多共通之处，也为日后戈尔巴乔夫推出“新思维”、“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最终导致苏联解体、由社会主义演变为资本主义埋下了伏笔。

　　（一）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否定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鼓吹“全民国家”、“全民党”、“全民民主”

　　赫鲁晓夫的错误观点主要表现在：

　　1．把所谓“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57作为党的纲领性目标，以人道主义作为苏共的政治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从俄国历史来看，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家曾打着人道主义的旗帜同封建专制进行斗争。但是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是把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看成全人类共同的人道主义价值观念，进而把它作为斗争的动力和目标的。赫鲁晓夫没有认识到人道主义的唯心主义错误和资产阶级政治本质，极力鼓吹抽象的人道和人性导致苏共和苏联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走上了蜕变道路。唯物史观在苏共的视野中消失了，似乎人道主义就是一切，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则都成了需要反思、批判和抛弃的东西。

　　2．宣布苏联已转变为“无阶级社会”，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转变为“全民的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转变为“全体人民的党”，无产阶级民主转变为“全民民主”。赫鲁晓夫对苏联的社会发展阶段作了错误的判断，他在苏共二十二大上说，社会主义社会关系正在逐渐发展为共产主义社会关系，苏维埃社会已经没有敌对阶级和阶级斗争了，“全民的国家——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的新阶段，是社会主义国家组织转变为共产主义社会自治的道路上的极重要的里程碑。”58 “当社会主义在我国完全地和最终地获得了胜利之后，当我们进入了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时期的时候，需要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消失了，它的国内任务完成了。”59因此，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变成为全民的国家，“无产阶级民主正在变成全民的社会主义民主。”60在提出“全民国家”的基础上，赫鲁晓夫还提出“全民党”的理论。他在报告中说：“作为工人阶级政党而产生的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成了全体人民的党。”61

　　3．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鼓吹无条件的“和平共处”论和“核时代”观，否定帝国主义的本性，淡化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他认为，在核武器出现以后，已经没有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区别了，“原子弹不遵循阶级原则”，“现今，任何战争，即使由普通战争、非核战争开始，也会变成毁灭性的火箭——核战争。”62因此，为了全人类的生存，为了全人类的利益，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与帝国主义国家妥协。

　　（二）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苏联演变的根本原因

　　戈尔巴乔夫主政以来，提出“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主要观点是：

　　1．以人道主义、一般民主为核心。戈尔巴乔夫说，“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是人，是人在摆脱了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中的物质、精神和道德的全面发展”63，不能把人看作是“党和国家机器的‘螺丝钉’”64，“未来的社会就是实实在在的切实实施的人道主义”65，苏联正在建设的“不仅是人道的社会主义，而且是民主的社会主义”66。

　　2．重申全民国家、全民党理论，主张“三权分立”。戈尔巴乔夫说，为了体现“全民国家”的精神，应实行人民的社会主义自治与代表制议会民主机制的辩证结合，保证行政权与立法权分开、司法权独立。他不仅否认而且坚决反对阶级观点、阶级斗争。他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是“专制”、“独裁”，鼓吹一般的、全民的民主。重申苏共是苏联社会的“政治先锋队”，是按自愿原则联合苏联公民的全民的政治组织，是议会党。

　　3．主张“国际关系人性化，人道主义化”67，“国际关系民主化”68，“排除现代两大社会体系的对抗性”69。戈尔巴乔夫要求坚决抛弃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相对立的简单化的阶级立场。他认为马克思“没有预见到未来的科技革命可能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的泉源”，也没有推测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长期共存“促使资本主义自我完善，……使资本主义能够具有更大的力量，也能适应时代的挑战”70。因此，实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应从对抗转为合作。

　　可见，戈尔巴乔夫与赫鲁晓夫的思想之间有直接的继承性。前者的观点直接来源于后者，又发挥了后者。他们的观点又与第二国际伯恩施坦及考茨基的修正主义观点一脉相承，是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继续。戈尔巴乔夫曾多次谈到自己是“二十大的产儿”，说他这一代人的政治活动发端于苏共二十大。戈尔巴乔夫在《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一书中，对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分子作了肯定，承认自己在对苏维埃政权的评价上，与他们在主要问题上有相同的认识。他说考茨基在十月革命后与布尔什维克首先是在民主问题上分手的，宣称考茨基是正确的。71考茨基、赫鲁晓夫以及戈尔巴乔夫的观点的共同之处，就在于鼓吹超阶级的、全人类共同的、一般的东西，而抽掉其具体的阶级内容，否定阶级斗争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

　　（三）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的争论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有一场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争论。当时，有一股错误思潮，从抽象的人、人性和人道出发，抨击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人、人道主义，批判社会主义制度下所谓“人的价值的异化”。近几年，这种思潮的影响仍有一定市场，应引起我们的关注。

要弄清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以及我国人道主义思潮的错误，有两个根本问题回避不了，这就是如何认识人，如何认识民主。

首先应明确，没有抽象的人、人性和人道。唯物史观认为，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满足自己的需要，因此必须进行物质生产劳动，在劳动过程中，必然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而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从对生产资料占有关系的不同，人们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所以，在现实世界，从来就没有抽象的人，只有从属于一定阶级、一定生产关系、一定社会关系的现实的人。因而在阶级社会，并不存在抽象的、全人类共同的人性和人道。马克思在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进行批判时指出：“他们不代表真实的要求，而代表真理的要求，不代表无产者的利益，而代表人的本质的利益，即一般人的利益，这种人不属于任何阶级，根本不存在于现实世界，而只存在于云雾弥漫的哲学幻想的太空。”72马克思还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73列宁针对自由主义民粹派的思想领袖米海洛夫斯基所说的“社会学的根本任务是阐明那些使人的本性的这种或那种需要得到满足的社会条件”的论调，指出，这种说法是“以社会学自命的幼稚说教”。其次应明确，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作为伦理原则的人道主义，但反对作为社会历史观的人道主义。因为从根本上说，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运动而不是人性推动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正如列宁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学说正是在它抛弃了关于合乎人的本性的社会条件的议论，而着手唯物主义地分析现代社会关系并说明现在剥削制度的必然性的时候取得成就的”74。

　　与“人”的问题紧密相关的是阶级、国家及党的问题。列宁的有关论述对我们看清“全民国家”、“全民党”的错误及危害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列宁指出：现实的人是划分为阶级的，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从来就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当国家存在时，它就不是全民的；当国家是全民的时候，国家就不存在了。把“全民”与“国家”放在一起，本身就是一个错误。“‘人民国家’像‘自由的人民国家’一样，都是无稽之谈，都是背离社会主义的。”75可见，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的“全民国家”理论是站不住脚的。

列宁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唯一真正革命的阶级是无产阶级。”76 “党是阶级的先进觉悟阶层，是阶级的先锋队。”77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的“全民党”的实质，是否定党的阶级性，与列宁的建党学说背道而驰。

“抽象的人性”与“抽象的民主”、“全民民主”、“一般民主”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这些观点都早已受到列宁的批判。民主的实质，从来就是指统治阶级当家作主，说什么“一般民主”，“全民民主”，纯属无稽之谈。当国家存在时，民主是统治阶级的民主；当国家是全民的时候，国家就不存在了，“国家的消灭也就是民主的消灭，国家的消亡也就是民主的消亡。”78所以，永远也没有什么“全民民主”。

三、揭开“普世价值”的面纱

　　近几年，“普世价值”成了人们热议的一个话题。这个问题与列宁早已批判过的“一般民主”，以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有密切的关联。

　　何谓价值？何谓“普世价值”？简言之，价值是客体对于主体而言的有用性。普世价值是指普遍适用于全人类的、适用于任何时代的超时空的永恒的价值。

　　究竟有没有“普世价值”？在阶级社会里，人们隶属于不同的阶级，没有超历史的、超阶级的、一般的、抽象的人存在，而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立场和利益，因而也就不可能形成超越不同阶级立场和利益的所谓“普世价值”。现在有些人说的“普世价值”实际上是指西方资本主义的价值。我国一位领导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普世价值就是美国的价值，美国想用他们的价值观改造世界。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消灭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消灭了阶级和阶级差别的时代，才能形成无阶级差别的全人类共同利益。因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79这个“自由人的联合体”，是所有人利益的真正共同体，到那时才会有全人类一致认同的“普世价值”。

当下某些人鼓吹的“普世价值”的核心是所谓“普世民主”或“一般民主”、“纯粹民主”，实际上指的是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及其制度模式。他们对资本主义顶礼膜拜，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理念到制度都已达到人类文明的顶峰，具有超阶级和超时空的“普世”性。他们说，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是人类共同追求的“普世价值”，是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准则，由这些准则所规定的基本制度，是最高文明境界。西方的民主一经产生，就具有了普世意义。

　　他们把我党解放思想，以人为本误读和曲解为“普世价值”。认为解放思想就是要确立“普世价值”，把解放思想解读为追求“普世价值”；认为以人为本是个纲，要贯彻这个纲，就需要民主、自由、人权等一整套“普世价值”，“普世价值”不确立起来，就不会是以人为本。

　　宣扬“普世价值”的目的是什么？一言以蔽之，就是企图“西化”和“分化”中国，使中国的改革开放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在认同、鼓吹“一般民主”、“普世价值”论的人中，大致有三种类型：　　第一种，国内外敌对势力企图以“一般民主”、“普世价值”为宣传工具，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引到资本主义道路。　　第二种，被“一般民主”、“普世价值”论所蒙骗，人云亦云，不明白其错在何处，看不清其危害。　　列宁说：“……还有一些头脑简单的人，他们常常由于考虑不周或者出于盲目的习惯维护在某些资产阶级人物中间占统治地位的观点。　　不，谁直接维护某些观点，这在政治上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这些观点、这些提议、这些措施对谁有利。”80　　　第三种，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偷运资产阶级的价值观。有论者在肯定资产阶级价值观的同时，又说马克思主义包括普世价值观，马克思、恩格斯所追求的未来的人类社会，正是实现了普世价值的社会。似乎马克思主义与普世价值不但不矛盾，而且是可以调和，互相包容的。对于这样的手法，列宁早就指出：“科学的发展在提供愈来愈多的材料，证明马克思是正确的。因此要同他进行斗争就不得不加以伪装，不是去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而是假装承认它，却用诡辩来阉割它的内容，把马克思主义变为对资产阶级无害的神圣的‘偶像’。”81也就是说，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偶像化、庸俗化，达到反马克思主义的目的。

　　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只要世界上还存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对立，只要资本主义还处于相对平稳的发展时期，没有出现全面的濒临灭亡的危机，只要无产阶级运动中有资产阶级豢养的已经“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贵族（及官僚）的存在，利用“一般民主”、“普世价值”这些看起来五彩缤纷、眼花缭乱，听起来婉转悦耳、似是而非的观念来麻痹无产阶级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做法就不会停止，只要一有机会，就会沉渣泛起，蛊惑视听。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两种意识形态、两种价值观、两种制度的战争。

　　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对资产阶级价值观的肆虐不应听之任之，对这场斗争，不应漠然视之。须知，“对斗争漠不关心，实际上决不是回避斗争，拒绝斗争或者保持中立。漠不关心是默默地支持强者。支持统治者。”82在西方势力总体强大且主导话语权的时候，如果我们立场不坚定，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客观上就是在支持西方敌对势力，把阵地拱手让给资产阶级。让我们学习列宁对“一般民主”的批判，认清“普世价值”的错误和实质，深刻领会和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勇于和善于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履行自己应尽的职责。

作者：蔡亚志，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市，100081）
(责任编辑：林立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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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列宁指出，民主意味着平等，形式上的平等；“集会自由”可以看作是代表“纯粹民主”要求的典型口号；“出版自由”也是“纯粹民主”的主要口号之一。即使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自由”、“平等”即“纯粹民主”也是骗局（参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695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0. 参见：《列宁全集》，第36卷，第334页、第340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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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列宁全集》，第37卷，第432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41. 参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121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2. 《列宁全集》，第35卷，第429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43. 参见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第1页，三联书店，1963年版。列宁参考的版本是这样说的：“‘两个社会主义派别〈即布尔什维克和非布尔什维克〉的对立’，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方法的对立，即民主方法和专政方法的对立。”（参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59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4. 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第24页，三联书店，1963年版。
45. 《列宁选集》，第3卷，第593~594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6. 参见：《列宁全集》，第36卷，第295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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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赫鲁晓夫：《关于苏联共产党纲领》，《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第298页，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另见该书第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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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总结报告》，《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第120页，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61. 赫鲁晓夫：《关于苏联共产党纲领》，《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第399页，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62. 参见：《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载《人民日报》，1963年11月19日。
63. 戈尔巴乔夫：《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原载苏联《真理报》，1989年11月26日。见《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90年第1期。
64. 戈尔巴乔夫：《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原载苏联《真理报》，1989年11月26日。见《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9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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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戈尔巴乔夫：《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原载苏联《真理报》，1989年11月26日。见《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90年第1期。
71. 参见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第45~47页，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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