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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对民主社会主义及其变种的评析

作者:钟哲明 时间:2008-01-16
内容提要: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一出现就是一种社会改良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开始对它们及其在工人运动和工人政党内的社会改良主义变种就作了严肃的批评和斗争。19世纪中期欧洲革命的失败,宣告了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的破产。伯恩斯坦主义是社会改良主义的大杂烩。科学社会主义同民主社会主义在民主观和社会主义观等方面是根本对立的。


民主社会主义是不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是不是民主社会主义者?这些问题不能凭主观臆断,只能从历史事实中寻找答案。本文从19世纪中期的政治思潮入手,谈谈马克思恩格斯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风云和复杂斗争中,究竟是怎样对待和评述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及其后来在工人运动、工人政党内部的社会改良主义变种的。

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一出现就是社会改良主义

19世纪40年代的欧洲,不少国家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也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即封建势力的存在。与此相适应,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三大政治思潮相互激荡。在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既有一些激进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想解决一些社会问题,搞带“社会主义”色彩的民主主义,称为社会民主主义;又有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想解决一些政治问题,搞带“民主主义”色彩的社会主义,称为民主社会主义。由于都有把政治改革同社会改革结合起来的主张,两者相互接近并容易相通。工人阶级中确信单纯政治变革还不够,而公开表明必须根本改造全部社会的那一部分人,把自己叫做共产主义者。这样,在1847年,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以及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意味着资产阶级的运动。共产主义则意味着工人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自称共产主义者,在批判继承人类优秀思想成果,总结工人运动经验的基础上,创造了革命性与科学性高度结合的科学共产主义,后称科学社会主义。

1848年欧洲革命之前,民主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党已不“只是一个概念”,而作为一种思潮和党派出现了。《共产主义原理》第二十四个问题谈到“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者”,说他们和共产主义者同道,希望实现革命发展过程中的部分措施,“但他们不是把这些措施当作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办法,而是当作足以消除贫困和现今社会的弊端的措施”。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力图保持现今社会,不过要消除和它联系在一起的弊端。第二十五个问题谈到坚持社会主义措施的民主主义者,说在英国、法国和比利时,共产主义者和各民主主义政党暂时还有共同的利益,“民主主义者在他们现在到处坚持的社会主义措施中越接近共产主义者的目的,……这种共同的利益就越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5页、第24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共产党宣言》中谈到,在法国有“社会主义民主党”,即民主党或共和党中或多或少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一部分人。在瑞士的激进派中,一部分是法国式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共产党人既要联合他们以反对资产阶级,又不放弃对他们的空谈和幻想采取批判态度的权利。《宣言》将社会主义分为反动的社会主义,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指出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中形形色色的小改良家,力图使工人阶级厌弃一切革命运动和政治改革,仅仅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实行一些行政上的改良,因而丝毫不会改变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民主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民主党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都要求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带着“社会主义色彩”,具有社会改良主义的实质。

以蒲鲁东为例,马克思说蒲鲁东是小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宣言》将他的《贫困的哲学》作为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典型。其人既迷恋于大资产阶级的豪华,又同情人民的苦难,一心想调和矛盾,以为流通领域搞一点改革,就可消灭阶级剥削,使资本主义社会坏的方面被消除,好的方面被保留,从而把共产制和私有制结合起来,建立“第三种社会形式”,即平等的小私有制的社会;又反对一切国家政权,最早提出无政府主义这一概念。他希望凌驾于资产者和无产者之上,结果经常在资本和劳动之间摇摆。恩格斯1846年就“用主张财产公有”,“排斥了蒲鲁东的股份公司及其所保留的私人财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29~53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马克思1847年写了《哲学的贫困》,批判蒲鲁东的社会改良主义思想和形而上学的方法。

以上论述,是两位革命导师在1848年欧洲革命前对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及其社会改良主义实质的评析和批判。

欧洲革命的失败宣告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的破产

1848-1849年的欧洲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法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党、民主社会主义党都很活跃。路易·勃朗被恩格斯称为法国社会主义民主党在著作界的代表,二月革命后他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表参加临时政府,并担任政府工人问题委员会即卢森堡委员会的主席。资产阶级以此宣称建立了“消除各阶级间所存在的可怕误会的政府”。实际上,卢森堡委员会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礼拜堂,路易·勃朗的任务是宣传新福音。此人早在《劳动组织》一书中就宣传社会改良思想,认为有一个民主化的国家,通过国家的贷款,成立生产协会和国家工场,就可以协调劳资关系,最终建立普遍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的社会。临时政府实行以工代赈的办法,把10万名失业工人编进国家工场,采取军事化方式进行生产。这原本是露天的“英国习艺所”(英国让贫民从事强制性劳动的“救济”机构,有“穷人的巴士底狱”之称),却被说成实现社会主义的第一步,从而让社会主义蒙羞受辱。路易·勃朗的妥协政策,使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控制得到加强,六月起义时,他要求工人放下武器。随后国家工厂被解散,勃朗流亡伦敦。1871年巴黎公社时期,他公开站在凡尔赛方面反对公社革命。

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谈到勃朗时说﹕“社会主义的空谈家,他们曾为人民向资产阶级乞怜,并且被允许进行长时间地说教和同样长时间地丢丑,直到把无产阶级的狮子催眠入睡为止”。指出“哪一个现代国家不是这样或那样地养活着自己的穷人呢?劳动权在资产阶级的意义上是一种胡说,是一种可怜的善良愿望,但是劳动权就是支配资本的权力,支配资本的权力就是占有生产资料,使生产资料受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支配,也就是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间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89~390页、第409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正是在批判民主社会主义在经济方面的社会改良主义时,革命导师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经济改造要求的公式,即﹕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从而使科学社会主义既与形形色色的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截然不同,又与空想的以及自发的工人共产主义所提出的模糊的财产公有截然不同。

蒲鲁东认为二月革命是共和派和保守派争夺特权,自己拒不参加。六月工人起义时,他在议会中提呈改革税收的方案,要工人走和平的经济改良道路。1849年1月又筹办交换银行,未开业就垮台了。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中有一部分人醉心于教条的实验,醉心于成立交换银行和工人团体,换句话说,醉心于这样一种运动,即不去利用旧世界自身所具有的一切强大手段来推翻旧世界,却企图躲在社会背后,用私人的办法,在自身的有限的生存条件的范围内实现自身的解放,因此必然是要失败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92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这是对蒲鲁东等离开政治革命和所有制改造,而企图和平实现社会主义的尖锐批判。1873年,德国白拉克引用这段话批判拉萨尔主义,特别是拉萨尔在“国家帮助”下建立生产合作社的主张。

赖德律—洛兰被恩格斯称为法国社会主义民主党在政治方面的代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袖,二月革命后的暴发户,任临时政府内务部长,后在议会中领导山岳党。在同联合的资产阶级相对抗的斗争中,无产阶级的社会要求被磨掉革命的锋芒,发生了民主主义的转折,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要求丢掉了纯政治的形式,显露出社会主义的锋芒。这样就产生了社会民主派(又称社会民主党、民主社会主义党)。马克思揭露“社会民主派的特殊性质表现在,它要求把民主共和制度作为手段并不是为了消灭两极——资本和雇佣劳动,而是为了缓和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对抗并使之变得协调起来”。这些人“以民主主义的方法来改造社会,但是这种改造始终不超出小资产阶级的范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14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他们仅限于议会活动,议会的风暴本为“一杯水中的风暴”,斗争不过是阴谋,冲突不过是吵架。1848年以来欧洲大陆流行“议会迷”,染有这种病症的人就变成幻想世界的俘虏。

同社会民主主义者、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形成鲜明对比,空想共产主义者布朗基因二月革命被解救出狱后,立即投身革命活动。不顾巴黎到处高喊打倒共产主义者!打倒布朗基!他毅然领导了5月15日的人民发动,遭镇压后又被逮捕并判刑十年,在监狱中继续坚持革命斗争。巴黎六月起义被大屠杀,广大工人目睹资产阶级把“自由、平等、博爱”代以“步兵、骑兵、炮兵”,资产阶级共和国变成资产阶级的恐怖后,“无产阶级就愈益团结在革命的社会主义周围,团结在被资产阶级用布朗基来命名的共产主义周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和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62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马克思在批判各种空论的社会主义,总结法兰西阶级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建立工农联盟,打碎旧的国家机器,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彻底消灭阶级的科学理论。

再看德国,早在1847年底,资产阶级中几乎没有一个出名的政治人物不冒充“社会主义者”以骗取无产阶级的同情。1848年3月革命发生后,西南部的民主主义者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当时只有马克思写文章指责资产阶级自由派陶醉于立宪的幻想,而没有马上粉碎和清除封建制度的残余,提出“在革命之后,任何临时性的政局下都需要专政,并且是强有力的专政”。又以历史上的法国大革命为例,说“全部法兰西的恐怖主义,无非是用来对付资产阶级的敌人,即对付专制制度、封建制度以及市侩主义的一种平民方式而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12页、第318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当自由派利用攫取的政治权力同封建势力勾结,反革命势力转入进攻时,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特别是其中的共和派小资产者,由于想消除大资本对小资本的压迫、大资产者对小资产者的压迫而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但“这里尽是一些掩盖他们特殊利益的笼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空话,为着维持极合心愿的和平而不许提出无产阶级的明确要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69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即把民主主义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结合起来。他们要改变社会现状,是想使自己的日子过好而舒服。工人,照旧做工,不过想让工资多一点,希望国家部分地解决就业问题,采取各种慈善救济措施,并在实现这些要求后便赶快结束革命。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中指出﹕“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全部消灭,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举足轻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之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发展到使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中。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只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对立,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68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这样,就进一步揭示了共产主义者与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区别,并在斗争中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

同社会民主主义者不一样,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员到处都积极参加了运动,同盟由一个不大的“战斗队”发展成为革命的“先锋队”。法兰克福议会中的左派则感染了“议会迷”不治之症,以为代议机关的多数票支配和决定历史和未来。当议会中唯一的真正革命者威廉·沃尔弗(共产主义者同盟创始人之一)代表人民讲话,要求结束空谈,宣布德国最大的叛徒帝国摄政不受法律保护时,这些民主主义革命家竟把他轰下了台。1849年5月初,德国南部和西部掀起了维护宪法的人民起义。恩格斯参与领导了爱北斐特和普法尔茨的起义并参加过三次战役。但各地的护宪运动由于领导起义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软弱和动摇,先后惨遭镇压,德国革命至此结束。拉萨尔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出发,参加了德国革命活动,但以君主立宪为特征的普鲁士庸俗民主派立场始终未变。1850年6月,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区部拒不接受他为盟员。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维利希、沙佩尔不赞成马克思1850年秋对欧洲革命形势处于低潮的分析,要在德国立即举行武装起义。马克思在1850年9月15日的中央委员会上,指出他们的观点“是反共产主义的,至多只能说它们是社会民主主义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618页,人民出版社,第1版。维利希——沙佩尔集团公然退出会场,另建中央。被开除出共盟的维利希,随后竟在科伦共产党人审判案中以王室证人的身份出现,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极左派经过社会民主主义走到革命的对立面。

以上表明1848—1850年欧洲革命中,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思想观点不仅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中所在都有,甚至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中也有所反映。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上述不同的人或派别坚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对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以及介乎两者之间的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观点,始终采取批判态度,因为它们同共产主义有原则区别。在反对大资产阶级统治和封建残余的斗争中,共产主义者与他们有共同利益,可以达成某种协议﹔但一到关键时刻,他们又可能反对共产主义,从而暴露其在两大对立阶级、两种思想体系尖锐斗争中左右摇摆,直至保守反动的本性。对于这样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或民主社会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提出要注意两点﹕一是判断一个人“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为﹔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是怎样一个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6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二是不要以为小资产阶级只是力求实现其自私的阶级利益,所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崇拜小店主的人。“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他们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们成为小资产者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也就是小资产者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代表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14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时至今日,我们对大千世界的各种思想政治代表人物,尤其是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的党派和个人,不是仍然应当坚持实践检验标准和阶级分析方法,并采取区别对待,因时因地制宜的政策和策略吗?

马克思和恩格斯大力批判工人运动和工人政党中的社会改良主义

欧洲革命的失败宣告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的破产。但社会改良主义这种资产阶级政治思潮,在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国际工人运动和随后欧美各国新建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又以机会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科学社会主义同社会改良主义的斗争,发展到一个新的更为复杂的阶段。

在资本主义发展最早,工人贵族出现最早的英国,倡导改良和妥协的工联主义这时不仅严重影响欧美工人运动,而且由工联领导人带进1864年成立的第一国际内部,力图把国际变成旨在限制资本剥削和保护劳动者权利的国际工联组织。工联主义的理论基础是“阶级和谐论”,认为工人和资本家有共同利害,应相互谅解。其基本手段是和平谈判和协商,反对政治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争取团结工联参加国际活动的同时,严肃批判了工联主义的社会改良主义。1865年6月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上做报告,指出工联的日常斗争反对的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是服用止痛剂而不祛除病根,应当摒弃“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这种保守的格言,要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革命的口号:“消灭雇佣劳动制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97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然而,工联领袖奥哲尔是第一国际创建人之一,并任总委员会主席,他不仅反对国际支持爱尔兰的民族解放斗争,还反对巴黎公社革命,被开除出国际。1884年成立的费边社及其鼓吹的费边社会主义,认为通过民主选举,建立地方自治市政机关,逐步掌握和支配煤气、电力、自来水等公共事业,建立全面的社会福利,就能一点一滴地实现社会主义。恩格斯指出费边派的社会主义“是市政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应当归公社所有,而不应当归国家所有”。他们的基本原则是“害怕革命”,特殊策略是“抹杀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18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法国当时是社会改良主义影响严重的又一个国家。蒲鲁东1865年去世后,其门徒托伦等人继续鼓吹蒲鲁东主义,在小资产阶级占优势的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颇为流行。他们力图把第一国际变成一个国际互助信贷之类的组织。国际前期围绕领导权、工人解放道路和所有制等原则问题,开展了反对蒲鲁东主义的持续斗争。深受蒲鲁东主义影响的俄国巴枯宁,在1868年建立了以各阶级的平等和立即消灭国家为纲领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1869年申请加入国际后仍保持自己的秘密组织,进行篡权分裂活动。又建议将“继承权问题”列入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议程。马克思指出,把废除继承权作为社会革命的起点,是错误的和反动的。消灭了私有制,继承权随之立即消灭。巴枯宁主义形“左”实右,是绝望的小资产者的世界观,破坏性很大。巴枯宁1872年被开除出国际后,指使门徒成立“无政府主义国际”,与第一国际公开对抗。马克思的《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批判了无政府主义的各种观点,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等原理。

1871年3月的巴黎公社革命,实践了马克思关于打碎旧国家机器的原理,创建了立法与行政统一的新型政权,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但公社仅存72天便被颠覆于腥风血雨之中,究其原因,除了历史的局限性,更同公社领导成员大多为布朗基派和蒲鲁东派有关。这些人深受资产阶级民主的影响,存有避免内战的幻想,把公社选举置于首位而没有及时进军凡尔赛,犯了坐失战机,让反革命政府卷土重来的致命错误。马克思指出﹕“必须先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其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大军。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争得自身解放的权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这是对“选举迷”的深刻批判。经济上,他们把法兰西银行视为神圣,在大门外伫立不前,而不敢把它没收并掌握在自己手中,以致公社财政困难,反革命政府却从法兰西银行获得巨款。当巴黎被围、革命者更需团结之际,他们在成立救国委员会问题上竟因意见不同而公开分裂。恩格斯后来说,公社在经济方面的失策,首先要由蒲鲁东派负责,政治方面的失策,则要由布朗基派负责。公社是旧的法国特有的社会主义的坟墓,蒲鲁东主义对工人运动的影响从此基本消失。第一国际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明确指出组织工人阶级独立政党的必要性。这是保证科学社会主义最后胜利以及最终建立没有阶级的社会不可缺少的条件。

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建立的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拉萨尔1864年在私人决斗中丧命后,其门徒施韦泽等继续推行拉萨尔主义,把依靠普鲁士国家资助建立生产合作社,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中心问题﹔把和平、合法地争取普选权,视为无产阶级解放的根本途径。后来披露的档案材料证明,拉萨尔曾同俾斯麦六次密谈,早已背叛投敌了。马克思恩格斯坚持德国党应在科学社会主义而不是拉萨尔主义的基础上实现统一,为此写了《哥达纲领批判》等重要文件,清算拉萨尔主义的社会改良主义理论及其影响,指出消灭“铁的工资规律”,“公平分配”和“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是把工人反对雇佣劳动制度和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引向主要在分配问题上兜圈子。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不过是“拉萨尔的幻想﹕靠国家贷款能够建设一个新社会,就像能够建设一条新铁路一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2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至于“自由国家”,就是可以自由地对待本国人民的专制国家。任何国家都不是自由的。一到真有可能谈自由时,国家就不复存在了。所谓“用一切合法手段来争取自由国家和社会主义”,其实质是市侩式地夸大了民主的概念,并以此取消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70年代中期,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代表杜林接连著书撰文,反对剩余价值说,反对消灭私有制,反对革命暴力论,说暴力是“绝对坏的东西”。鼓吹不推翻资本主义,在“经济公社”中改变分配关系,就可实现社会主义,被恩格斯称为社会改良幻想家中“真正的怪物”。他自吹发现了新的“社会主义”体系,要对科学社会主义进行“全面的变革”,在德国党内影响很大。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系统批判了杜林,全面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在此前后,瓦格纳为代表的讲坛社会主义者鼓吹阶级和平,通过组织工人疾病和伤亡事故保险等社会改良措施,就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并把普鲁士政府实施的铁路国有和俾斯麦策划实行的国家对烟草和烧酒的垄断经营称为“国家社会主义”。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加注指出,把任何一种国有化都说成社会主义的,这是“冒牌的社会主义”,是“奴才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28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他在1881年2月1日的一封信中,又批判了讲坛社会主义者关于新社会制度下人口问题的胡言乱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40~641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878年俾斯麦政府颁布《镇压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社会治安的法令》,德国党的领导人盖布面对白色恐怖,竟在“非常法”生效前一天宣布解散理事会及党的基层组织。马克思恩格斯批评德国党内的妥协、动摇错误,提出不能逃避、退让、求饶,应以牙还牙,以两倍、三倍的打击对付敌人。右倾机会主义小集团——苏黎世三人团于1879年发表文章,攻击党“不必要地挑逗资产阶级”而招来了非常法,鼓吹“走合法的即改良的道路”,党应从“片面的工人政党”改为“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的“全面”的党,无产阶级服从“有教养的和有财产的”资产阶级领导才能获得解放。马克思恩格斯在写给倍倍尔等人的通告信中严厉指出,苏黎世人是反对和妄图取消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使党变成资产阶级的工具﹔重申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强调阶级斗争“是历史的直接动力”,“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85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同年德国党议会党团首领凯泽尔等人宣称,“本质上受不可抗拒的进一步发展所制约的国家和社会正在自然地长入社会主义”,俾斯麦政府会自己垮台,不需革命。1890年“非常法”废除后,右倾机会主义首领福尔马尔要求党放弃对政府的不妥协政策,毫不含糊地反对暴力革命,公开宣扬“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我们是一个社会改良党”,通过合法手段、议会道路就能取得政权。

革命导师对法、英、美等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和发展也极其关心和热情指导。1879年成立的法国工人党,是法国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该党1880年通过的哈佛尔纲领是马克思恩格斯帮助起草的,导言由马克思口授。纲领规定法国社会主义劳动者提出努力的目标是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剥夺资本家阶级,并使全部生产资料归还集体。工人只有在成了他们的劳动资料的占有者时才能自由。为此必须使用无产阶级所拥有的一切手段,包括“由向来是欺骗的工具变为解放工具的普选权”。曾是蒲鲁东主义者的布鲁斯和马隆却宣称,运动的目标是在市政议会中争得多数,在资本主义制度“可能”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一些个别改革,如建立市政企业等,鼓吹渐进主义的社会主义,其理论基础是社会进化论,从而形成了“可能派”和“可能主义”这一社会改良主义的流派和思潮。英国的工人运动长期受工联主义影响,1884年建立了社会民主联盟。部分社会主义者因不满联盟的宗派主义政策而退出,另建社会主义同盟。但同盟带有无政府主义性质,恩格斯的拥护者退出。1893年成立的独立工人党,注意在工联中开展工作,却社会主义目标模糊,走向改良主义。在美国,1876年成立的美国工人党,成员多为第一国际会员,有较大影响,曾推动和领导1886年5月1日和以后几天纽约、芝加哥等地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大罢工。后来全世界工人每年都要庆祝五一节。但美国工人党一开始就有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倾向。对于英美发达国家的社会党人,马克思恩格斯总是教导他们打破狭隘的宗派圈子,投入工人运动,以使无产阶级不再完全受资产阶级政治的支配。恩格斯要美国工人党中的德国移民完全脱下外国服装,把科学社会主义同美国的工人运动实践结合起来,“必须成为彻底美国化的党”,并要使群众明白“任何一个运动,要是不始终把消灭雇佣劳动制作为最终目标,它就一定要走上歧途,遭到失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4页、第678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负担了指导国际工人运动的重任。1889年7月各国工人党召开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标志第二国际成立。大会驳斥了无政府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的谬论,宣布经济斗争是启发劳动人民阶级觉悟的手段,“只有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剥夺资本家阶级的生产资料并把它变为公有财产之后,劳动和人类才能获得解放”。恩格斯晚年整理出版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针对日益增长的右倾机会主义并为了防止拉萨尔的社会改良主义在德国党的新纲领中再现,1891年他冲破领导层的阻挠,公开发表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为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纪念版写了《导言》,特别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批判了“现代的社会正在长入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观点,揭露其回避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连争取民主共和国也不敢提的原则性错误。史称恩格斯反右倾机会主义的三大措施。1894年,他又写了《法德农民问题》,批评了德国党福尔马尔主张党应反映富农利益的机会主义观点和法国工人党南特土地纲领把农场主列为保护对象的机会主义错误,指出为争取选票而许诺永远存在小农和雇工剥削,是违反社会主义原则的。“我们党内可以有来自任何社会阶级的个人,但是我们绝对不需要任何代表资本家、中等资产阶级或中等农民的利益的集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94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1895年恩格斯写了《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全面总结历史经验和瞻望前景。既高度评价利用普选权取得的成就,又告诫无产阶级决不能放弃自己的革命权;既批评发动过早的无准备的起义,又强调要使大家明确最终斗争目标,把少数人带领的革命变成为多数人的利益、有多数人参加的革命,又以暗喻方式提出党应把很大一部分军队争取过来。一当反动统治者破坏“合法性”,就放开手脚进行决战,并以罗马帝国基督徒无视皇帝的权威,放火烧毁宫殿,随后基督教被宣布为国教作结,显示了革命导师的高超策略和坚定信念。当时德国党的执委会要恩格斯把他们看来是过分革命的调子冲淡,恩格斯批评了他们的不坚定立场,但不得不作了一些删改。发表后,党的个别领袖又据此说恩格斯主张只能通过和平途径取得政权,党的机关报社论甚至断章取义地摘引,仿佛恩格斯主张“无论如何要守法”。对此恩格斯非常愤懑,并提出坚决抗议。

纵观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始终旗帜鲜明地批判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以机会主义出现于工人运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社会改良主义变种,在反“左”反右的斗争中坚持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六七十年代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两词有时通用,马克思除个别场合外坚持使用共产主义一词。恩格斯直到逝世前一年还说“我处处不把自己称做社会民主主义者,而称做共产主义者”。因为不把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的口号写在自己旗帜上的人自称是社会民主主义者,而“对于经济纲领不单纯是一般社会主义的而直接是共产主义的党来说,对于政治上的最终目的是消除整个国家因而也消除民主的党来说,这个词还是不确切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90页,人民出版社,第1版。可见把原在工人运动之外,后来才渗入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内部的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思想观点,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和最高成果,把一生坚持与之斗争的马克思、恩格斯说成晚年也是民主社会主义者,这是全然不顾事实、曲解历史的无稽之谈!

伯恩斯坦主义是社会改良主义的大杂烩

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1896-1898年初,伯恩斯坦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科学社会主义进行全面修正。1899年出版《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鼓吹“进化的社会主义”(该书的英译本即以“进化的社会主义”为书名)。伯恩斯坦主义为什么能快速在德国党内占了上风,成为一种国际现象并最终导致第二国际破产,至今仍受到一些党派和人士的追捧?这个老大难问题,只能从世界两大对立阶级、两大思想体系的复杂斗争和彼此力量的消长变化中,从资产阶级的两手政策,特别是培植工人贵族,腐蚀、分化工人群众以及小资产阶级分子大批进入无产阶级队伍等方面寻求解答。伯恩斯坦原是传承1848年革命时期的社会民主主义并形成德国特点的社会改良主义的拉萨尔的崇拜者,其思想轨迹起于社会民主主义。1872年入党,1875年同莫斯特形成狂热拥护杜林的宗派组织,妄图分裂党并另建新党。1878年成为鼓吹“全面”党,放弃最终目标的“三人团”的成员。受马克思恩格斯严厉批评后有所改变,为党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取得马克思恩格斯的谅解。长住伦敦期间,是麦克唐纳家中的常客,自称费边主义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使他的眼界得到“许多有价值的扩展”,费边主义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批判也使他“产生印象”。长期报刊工作中大量接触各种时髦思潮,也使其深受资产阶级世界观和改良主义的影响。人们把他当作“大修正主义者”,其实,经他修改后的那套理论的许多重要观点,都可以从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过的上述各流派中找到直接或间接的出处。他不过综合了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及其社会改良主义变种,使之成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形形色色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大杂烩,并加上一点红的色素而已。也正因为这样,后来这些流派和人物都能从中取其所需,摘其所要,变戏法似地把这个观点那个论据当作旗帜挥舞,同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对抗。

还要看到,伯恩斯坦所在的德国党深受拉萨尔主义和杜林主义的影响,领导层有左、右之分。某些左派也存在这样那样的严重问题。1869年党一成立,其纲领第一条就规定“社会民主工党争取建立自由的人民国家”。1875年不理会马克思的批评,通过了充满拉萨尔主义教条和庸俗民主主义要求的哥达纲领。1891年的爱尔福特纲领依然只字不提无产阶级专政,置恩格斯的批判于不顾。这些根本性错误,都同党的著名领导人威廉·李卜克内西有直接关系。他直到晚年,仍认为党的目的“不是获得无产阶级专政,而是消灭资产阶级专政”。至于“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从70年代末凯泽尔等人提出,中经“三人团”和福尔马尔再到爱尔福特纲领草案,这股改良主义思潮一以贯之并愈演愈烈,直至1895年恩格斯发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时,李卜克内西还从中摘引了所有能为他的、无论如何是和平的和反暴力的策略进行辩护的东西。党内另一著名理论家考茨基,先是把科学社会主义及其阶级斗争学说解释成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的达尔文主义,后来作为爱尔福特纲领的起草人和《爱尔福特纲领解说》的撰写者,竟称在议会中获得多数就意味着工人阶级掌握政权。如此这般的领导人自然不认真反右,而鼓吹“和平长入”、“社会改良”最张扬的福尔马尔竟然得到部分领导人的支持。可见笼统地说社会民主党就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是缺乏分析和根据不足的。

正是由于90年代德国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已成气候,加之革命导师恩格斯去世,伯恩斯坦才揭下假面,肆无忌惮地提出《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关于资本主义崩溃和共产主义胜利的论断,由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已在许多方面是错误的。信贷体系和股份公司的发展,已使经济危机不可能发生。公然以庸俗进化论反对社会革命论,攻击暴力革命是“布朗基主义的残余”,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倒退”,“最终目的”这个概念根本不能成立;宣扬新康德主义者的“伦理社会主义”,对资产阶级应温文尔雅,不要实行剥夺;鼓吹党应变成“民主社会主义的改良政党”或“主张社会改良的民主党”等等。他从社会民主主义出发,经过科学社会主义这个中间站,转身又回到民主社会主义。再一次表明社会民主主义同民主社会主义相依互通,同属资产阶级思想体系。

两种民主观和两种社会主义观的根本对立

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同当时的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区别,科学社会主义同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及其社会改良主义变种的区别,基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种不同的世界观,突出表现为两种民主观、两种社会主义观的对立。

在民主观方面,马克思恩格斯都是由革命民主主义者变成共产主义者的,他们认为无产阶级要争得经济解放必须争得一定的政治民主权利﹔在封建专制的德国,先要开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他们总结巴黎公社的民主制、普选制和薪金制,赞扬公社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提供了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两个可靠的办法。他们肯定资本主义民主的历史进步性,又指出标榜自由、平等、博爱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资产阶级平时十分喜欢分权制,特别是喜欢代议制,但资本在工厂法典中却通过私人立法独断地确立了对工人的专制”。《资本论》,第1卷,第465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他们强调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具有阶级性和历史性。资产阶级的民主形式可以成为无产阶级政治解放的手段。然而如不利用民主侵犯私有制和保障无产阶级生存的各种措施,这种民主对于无产阶级就毫无用处。

资产阶级是举着民主的大旗走上历史舞台的。他们把现代民主制说成社会全体成员的民主和共同统治,同私有制一样是至高的、永恒的,但并不真想实践民主原则。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鼓吹民主是超阶级的、全民的,把抽象民主作为永恒的追求目的和价值取向,直到变成视民主为唯一的“议会痴”和“普选迷”。他们宣扬通过政治民主(如普选权)、经济民主(如工会)和社会民主(如公共事务参与)等,就能实现社会的和平进化,并据此推行社会改良主义的纲领和路线。马克思批判哥达纲领感染了拉萨尔派“对民主奇迹的信仰”。恩格斯在1884年3月24日的信中,批评伯恩斯坦对“民主”概念的引证是糟糕的。“民主”一词源于希腊文,在德文中有“人民当权”的意思,“这个概念每次都随着人民的变化而变化”。“无产阶级为了夺取政权也需要民主的形式,然而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这种形式和一切政治形式一样,只是一种手段。但是,如果在今天,有人要把民主看成目的,那他就必然要依靠……那些正在灭亡的阶级”。“资产阶级统治的彻底的形式正是民主共和国……资产阶级统治将在这种形式下走向灭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61页、第662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恩格斯关于民主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的论述,击中了历史唯心主义民主观的要害,也使人们懂得了高度重视民主的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不将“民主”引入阶级消灭、国家消亡的未来社会的原因所在。米勒兰之流鼓吹利用资产阶级共和国实现社会主义的使命﹔伯恩斯坦将民主归结为“社会的一切成员权利平等”,反对把它解释为人民的统治即多数人的统治,从而同科学社会主义背道而驰。

在同民主形式相联系的国家实质问题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把国家看成超阶级的公共管理机构,至高至上,寄希望于剥削阶级国家及其最高统治者。马克思批判法国1848年革命中迷恋普选制的共和党人把法国人看成具有同一利益和观点的“人民崇拜”,指出“选举所表明的并不是他们意想中的人民,而是真实的人民,即分裂成各个不同阶级的代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95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法国人多数是农民,“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78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历史传统又使他们形成了对拿破仑的迷信。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波拿巴正是依靠“拿破仑观念”并利用当时社会中相互斗争的阶级之间的均势,以超阶级、全民性为幌子,通过政变建立了军事专制的资产阶级专政。蒲鲁东的《从十二月二日政变看社会革命》则用唯心史观为政变作辩护,支持波拿巴并把他描写成革命英雄。在德国,从拉萨尔的“自由国家”,施韦泽的“统一的自由的人民国家”到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自由的人民国家”,无不源于超阶级的国家观,认为国家是教育和推动人类社会走向自由的工具。马克思批判哥达纲领感染了“对国家的忠顺信仰”,说它同“对民主奇迹的信仰”一样都远离社会主义。恩格斯1891年指出德国“来自哲学的对国家的迷信,已经进入到资产阶级甚至很多工人的一般意识之中。按照哲学概念,国家是‘观念的实现’,或是译成了哲学语言的尘世的上帝王国,也就是永恒的真理和正义所借以实现或应当借以实现的场所。由此就产生了对国家以及一切同国家有关的事物的盲目崇拜。尤其是人们从小就习惯于认为,全社会的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只能像迄今为止那样,由国家和国家的地位优越的官吏来处理和维护,所以这种崇拜就更容易产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对剥削阶级国家的信仰、迷信的分析批判,使人们懂得从法国路易·勃朗到德国拉萨尔、瓦格纳的讲坛社会主义、新康德主义者的伦理社会主义乃至俾斯麦的政府社会主义等等,无不基于此种历史唯心主义的国家观。

唯物史观认为,国家权力就是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共产主义者最不反对用和平的办法废除私有制。但掌握并不断强化国家机器的资产阶级总是首先使用暴力,别无选择的无产阶级只有以革命暴力反对反革命暴力机器。蒲鲁东、杜林和伦理社会主义者反对一切暴力,陷入非暴力主义。魏特林、布朗基、巴枯宁迷信密谋暴动,走向另一极端暴力主义。恐怖主义者把暴力指向个人并祸及无辜群众。“和平长入”论者反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革命暴力与和平发展的两种可能和两手准备,把和平进化作为唯一道路。福尔马尔将“非常法”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结合的策略,篡改为只搞合法斗争,一切都要合法,从而走向合法主义。他们无视国家的阶级实质和镇压职能,幻想通过争取议会多数就可达到一切目的。

要不要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这是两种民主观的根本分歧。1848年革命期间“要把民主共和机构保存起来”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民主社会主义者,后来工人运动中的各种社会改良主义者从拉萨尔到伯恩斯坦,都以民主为由,反对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无政府主义者称国家是万恶之源,从另一极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这些人中,有的把民主与专政对立起来,用抽象民主、普遍民主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国体。有的把民主与集中对立起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民主集中制,巴黎公社的议行合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前后有三种提法﹕一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62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这是针对布朗基主义的。“布朗基把一切革命想象成由少数革命家所进行的突袭”,起义成功后实行的“不是整个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专政,而是那些进行突袭的少数人的专政,而这些人事先又被组织在一个人或几个人的专政之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44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布朗基是过去一代的革命家。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绝大多数人的民主和对少数敌人的专政。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人类解放、国家消亡后,民主将演变成习惯,作为国家形式的民主也就不存在了。二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4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这是针对拉萨尔主义和“自由的人民国家”鼓吹者的。哥达纲领把拉萨尔从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毕舍那里搬来的“国家帮助”作为唯一的社会的要求,想把地主资产阶级国家变成“自由的人民国家”,以此取消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变为共产主义社会,必须经历一个“革命转变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恩格斯说“自由的人民国家”是无稽之谈,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三是“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这是由巴尔特的一本书而引发的。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家巴尔特歪曲唯物史观,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未说过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是技术经济历史观。恩格斯在1890年10月27日的一封信中根据大量事实予以驳斥,讽刺巴尔特“简直是跟风车作斗争”,说“如果政治权力在经济上是无能为力的,那么我们何必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呢?暴力(即国家权力)也是一种经济力量!”他论述了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以有三种。在9月21日的另一封信中说,“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05页、第69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革命导师关于经济与政治、经济基础与国家权力的作用与反作用的辩证论述,从哲学上深刻阐明了无产阶级为什么必须组织独立政党,通过革命这一政治的最高行动夺取政权,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的根本道理。这是对巴尔特和把唯物史观歪曲为“经济唯物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学者以及德国党内宣扬庸俗进化论的“和平长入”论者的有力批判,也是对反对工人搞政治斗争的工联主义者、否定一切政治的蒲鲁东主义者和鼓吹放弃政治的巴枯宁分子的再批判。这些人都不懂经济与政治的辩证关系,更不懂革命的辩证法。仅从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几种提法中就可以看出,是否承认和怎样对待无产阶级专政,是共产主义者同平庸的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深刻的区别。“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检验是否真正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列宁选集》,第3卷,第139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列宁的这一论断完全符合历史实际,至今也没有过时。

在社会主义观方面,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欧文主义者和圣西门主义者,把社会主义作为未来理想社会的称谓,它是一种以合作为基础、以大众的幸福和福利为目标的集体管理制度。40年代形形色色的社会庸医,把用各种补缀办法消除社会弊端,而毫不伤及资本主义制度的措施也叫做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后,称未来社会为共产主义社会,后来有时也称社会主义社会。与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者根本不同,马克思恩格斯不从理性、人性或永恒正义出发,而是运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揭示资本主义终将为社会主义所替代,即不从“应然”而从“实然”出发,揭示它发展的“必然”。他们不仅论证了替代的根据,而且阐明了替代的依靠力量是现代无产阶级,而不是别的阶级或个人﹔替代的根本道路是社会革命而不是社会改良﹔替代后的社会制度“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4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而不是虽有改善却仍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本主义旧社会或什么亦“资”亦“社”的社会。他们透过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和社会问题,看到其产生的根源是阶级剥削和压迫,是由于资产阶级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并使用雇佣劳动,而没有生产资料的无产阶级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活。因此他们把消灭阶级作为无产阶级运动的真正秘密和伟大目标,把变革生产资料所有制作为革命运动的基本问题,认定生产方式在社会发展中起最终决定作用,而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决定着分配、交换、消费和其他一切社会关系。

其他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者都是“补缀”论而不是“替代”论,都离开变革所有制这个基本问题而只在其他方面“兴利除弊”﹕有的在分配方面做文章,如工联主义的“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杜林的经济公社中改变分配关系和哥达纲领的“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及其“分配决定论”等。有的在交换上想主意,如蒲鲁东要群众集股创办人民银行,组织交换,实行无息贷款。有的在劳动组织形式上动心思,如路易·勃朗的生产协会和国家工场,拉萨尔的生产合作社,可能派的市政企业。工团主义者宣扬工会至上,未来社会里工会将接收生产和分配的管理。有的把生产社会化甚至把某种新的资本形式当作社会主义,如伯恩斯坦宣称股份公司的发展造成了资本的“民主化”,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生长起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因素”。有的把国家的某些干涉和措施叫做“社会主义”,如拉萨尔说他的全部政治活动就是要争取普鲁士国家实行直接的社会主义干涉。恩格斯指出,把国家对自由竞争的每一种干涉都叫做“社会主义”,纯粹是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在胡说。“如果相信资产阶级这一套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而只是假装相信的说法,那就会得出结论﹕国家等于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45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有些济贫措施不过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慈善家执行其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职能而己。俾斯麦公开承认﹕“如果没有社会民主党人,如果没有对他们的恐惧,那么至今在社会改革中的任何微小进步也不会出现”。有的把社会主义说成是永恒真理和道德价值的实现,如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将爱奉为解决社会问题的万应灵药,宣称“共产主义就是应用于社会生活的爱的规律”。其代表人物格律恩,用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论证社会主义是实现人的真正本质。蒲鲁东用“公平”的标准衡量一切,判断经济关系不是依据经济规律而是符不符合他这个永恒公平的观念。巴枯宁鼓吹个性绝对自由和“各阶级的平等”。拉萨尔主义者用“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代替“消灭一切阶级差别”。伯恩斯坦信奉的伦理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不是经济和政治的关系,而是道德的价值。只要尊重每个人的个人尊严,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的团结。共产主义者高度重视思想、道德伦理的作用。但嘲讽那些神圣高超的自由、公平、正义和普世价值的说教,认为这些不是社会的基础而是社会的产物,更绝非永恒的抽象的。恩格斯指出,“把社会主义社会看作平等的王国,这是以‘自由、平等、博爱’这一旧口号为根据的片面的法国人的看法”,现在“已经有了阐述这一问题的更精确的方法”。“关于永恒公平的观念不仅因时因地而变,甚至也因人而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5页、第212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无产阶级要实现的共产主义是一种源于资本主义又高于资本主义的先进社会制度。说社会主义仅为一种运动过程、价值追求和道德需要,不过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只改良不革命,只除弊不去根的遁词。共产主义者不否认改良,但改良为了革命,改良服从革命,反对改良主义。

两种社会主义观的基本分歧是所有制问题。科学社会主义要消灭私有制和建立公有制。为此,首先要剥夺资本,将生产资料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对小农经济则通过合作化途径,变个体所有制为集体所有制。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实行全社会所有制(生产资料社会占有,生活资料个人占有)。杜林把它曲解为“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所有制”。一切社会改良主义者都把私有制视为神圣不可侵犯。蒲鲁东要保存小生产私有制。蒲鲁东主义者宣扬“土地归耕者”,反对土地国有化。国际曼彻斯特支部某些改良主义者则把土地国有化说成纯粹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措施。他们都不认识土地和生产资料的全国性集中,将成为未来社会的全国性的基础。巴枯宁把废除继承权作为社会革命的起点,是要模糊工人剥夺资本的主要目标,并把关心自己小块土地的广大农民推到反动派一边去。民粹派认为借助古老的公社土地所有制就可直接实现社会主义,俄国人民是本能的、传统的共产主义者。费边派的市政社会主义鼓吹生产资料归公社所有。讲坛社会主义者和各种慈善家认为,工人拥有自己住房的所有权就是社会主义。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包括帝国国会党团中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代表,虽然承认变一切生产资料为社会财产的要求是合理的,但是认为只有在遥远的、实际上是无限渺茫的未来才有可能实现这一切,现在只须从事单纯的社会补缀工作。“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伯恩斯坦这句风行一时的话便是上述思想的理论概括和恶性发展。

总之,政治上怎样对待民主,要不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怎样对待私有制,要不要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一句话,是坚持共产主义替代论还是迷信资本主义永恒论,是创建新世界还是补缀旧世界,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同社会改良主义的根本分歧。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高举批判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大旗,全面坚持、捍卫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缔造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无产阶级革命新型政党﹔在比较落后的俄国率先创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并开始了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全世界团结左派力挽狂澜,组成了完全不同于第二国际的共产国际。正是伟大的十月革命和国际共运的新高涨,打破了资本的一统天下,开创了“一球两制”的新格局。社会主义制度从理想变为现实,从一国扩大到多国,从一种模式发展到多种模式。共产主义早已不是“一个幽灵”,它变成“世界巨人”,被敌人视为“严重威胁”了。唯其如此,列宁及其继承者才受到一切反共分子的诽谤和攻击。

自然,历史走的是“之”字路,科学社会主义前进中有曲折,在曲折中前进。社会改良主义“风光”一阵后,现在也大“变脸”﹕名称从社会民主主义变为民主社会主义后,又回到社会民主主义﹔内涵从把解决社会问题叫做社会主义到多少承认要触动所有制后,又改口说社会主义就是“社会的主义”﹔旗号从法国蒲鲁东综合“私”“共”的“第三种社会形式”到德国伯恩斯坦同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的“第三条道路”,近年英国吉登斯又标榜超越老派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第三条道路”……。这样连字面上的社会主义也要告别,岂不成为不加掩饰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然而只要两大阶级、两种思想体系的对立存在,各种招牌的改良主义就不会消失。在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共产主义的奋斗者同“资本主义病床边的医生”、共产主义的反对者之间,分歧、争辩和一定条件下的接触、协调就不可避免。也正因为这样,重温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有关论述,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说都是大有裨益的。它可以使我们分清是非,善于应对,坚定不移地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做自觉的共产主义者。

作者:钟哲明,北京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北京市,100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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