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北京地区专家学者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和事实求是的原则,在政治学研究及其有关重要问题的探讨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繁荣了学术研究,推进了学科发展,并为我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政治体制改革、政治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积极贡献。本文主要依据北京地区的学者近两年发表的论著和论文,以及少数外省市学者在北京各出版物和刊物上发表的专著与论文,对我国政治学理论研究状况进行一点粗浅的分析,供各位专家学者参考。

　　一、主要特点1999年和2000年,北京地区出版政治学方面的专著、教材、译著、工具书数十部,发表论文数百篇,在政治学的各个领域都有所前进、有所突破,提出了不少富于创意的新观点、新看法,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和热烈讨论。其主要特点是:

第一,涉及面宽。从专著、论文等成果的内容来看,直接涉及政治学原理、部门政治学、现当代西方政治思潮、中西方政治思想史、政治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五个方面。在政治学原理方面,有关专著、教材和论文对政治学的基本概念、主要原理、研究方法、逻辑体系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讨。在部门政治学方面,涉及政治心理学、政策科学、政治沟通论、政治文化和政治发展研究。在现当代西方政治思潮方面,包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女权主义、绿色政治学、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活跃在西方社会和政坛上的思想流派的评析。在中西方政治思想史方面,研究相对集中到历史上的思想大家及其政治学说。在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方面,侧重对实际问题的理论和政策性思考,其中包括对中国第一、二代领导人有关宪政、民主、法治和政治体制改革理论的研究,当代中国学者对我国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经验教训的总结。

第二,研究更加深入。这种总体研究水平的深入表现为:一是在近些年研究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提高。例如,《政治学———概念、理论和方法》一书在传统的课题之外,增添了公共政策、公共管理和政治学方法,同时在内容上及时吸收了国际上的最新成果。又如,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近几年国内政治学界讨论较多的课题,有关专家把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几个学科结合起来,把这项研究集中地推进了一步。二是开拓新的研究课题。例如,鉴于经济全球化和霸权主义对传统国家主权的挑战,不少学者加强了有关国家问题的研究。如有的学者提出国家具有经济、政治和文化三大职能;《政治学的对象:国家、权力抑或政策》等论文把国家理论、国际政治理论和现实问题结合起来,考察国家主权问题;有的学者从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战略出发,分析了中国的综合国力。

第三,译评并进。首先,一批影响较大的国外政治学著作和论文被翻译成中文,包括Ｒ·达尔研究民主演进的著作《论民主》、多斯桑托斯探索垄断资本主义世界性扩张对外围国家影响的著作《帝国主义与依附》、米利特的女权主义代表作《性的政治》、波普的社会政治哲学著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哈耶克的政治哲学代表作《自由宪章》等等。其次,评介和研究国外论著、当代思潮和政治分析模式的成果相当丰富。例如,有的文章较系统地评述了当代政治发展理论的演进;有的文章结合世界范围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分析了当代西方民主理论的最新发展;有的文章介绍了保守主义思想家们的精英理论对经典民主理论的挑战。此外还有对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第三条道路”的介绍和初步研究。

第四,学科交叉渗透。目前的研究已经突破传统的政治学领域,与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国际政治学结合起来,形成一些边缘性课题。有的学者从法学和政治学两大学科的交汇点,探讨决策程序中的听证制度对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重要作用。有的学者从心理学与政治学结合的角度,探索政治现象的深层次背景及其影响。这些不仅扩大了政治学的研究空间,而且多学科从学理上、方法上、体系上相互借鉴,有利于政治学研究向更高层次发展。

第五,把促进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作为研究的中心和最终目的。首先,研究注重马克思主义、现当代政治理论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围绕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进行理性思考。例如,《邓小平政治体制理论研究》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其目的在于研究如何正确地坚持和运用这一理论,指导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其次,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中的具体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例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对我国民主政治问题进行了超前性、针对性研究。又如,《论基层政府政治资源的流失、保护与开发》、《大众传媒与当前农民的政治参与》专门探讨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中的制度创新问题。再如,《论政治权威的社会基础》和《中国农村村级选举竞争的若干支配因素》把视角转向中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

　　二、存在的问题与发展趋势

1999年和2000年北京地区的政治学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也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之处。

第一,发展不够均衡,有些领域成果较少,有些问题深入探讨不够。例如,评介与研究现当代政治思潮的译著、专著、论文较多,对中外政治思想史关注不够。又如,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及“第三条道路”的研究比较充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基本原理的研究仍比较薄弱。

第二,如何借鉴现当代西方政治理论,发展与完善中国政治学,有待进一步努力。对现当代西方政治理论的研究在这两年的成果中占了相当大的部分,但多是就西方论西方,没有把这种研究同中国政治学科建设进一步结合起来。已有的尝试也多是一些名词、概念的引用。今后,如何做到在借鉴西方政治理论的基础上,推进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使之在世界政治学界占有一席之地,可谓任重而道远。

第三,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以及政治体制、行政体制改革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还应加大力度。理论研究服务于现实需要,是学术繁荣、也是政治学发展的根本出路。政治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是要促进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这方面的成果尽管不算少,有些研究也具有一定的水平,但是离实际需要还有很大的差距,总体上创意、创新不够,缺乏高水准的论著和有科学价值的理论突破。

第四,有些研究不够严谨、扎实。首先,概念或理论的引进不够准确。例如,政治文化概念在内涵上的泛化。有的文章将政治文化归结为思想、心理、甚至包括制度几个层次,这一点明显与国外政治学界的理解形成反差。实际上这类误用在国内已经延续十几年了。近几年国内政治理论界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混淆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实际上,有些文章讲的古典自由主义,在当代就是保守主义,因为自由主义向左转了,保守主义也就拾起了前者扔下的东西。从目前情况看,这种概念应用上的不慎重已经在相关学科中引起了混乱。比如有的文章在讲到近几年社会民主主义从原来的立场不断向右转的特点时,就归结为向自由主义转向。这里的自由主义,实际上应该是当代保守主义。撒切尔主义在欧洲政坛上是公认的保守主义思潮,有人却一再称之为自由主义。有的学者将欧洲政坛上的思潮概括为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两大派,也失之简单化。其次,有些基本知识上的失误。比如,有人认为19世纪后半期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密尔是反对国家干预的。实际上在其名篇《论自由》里,密尔已经提出国家必要时可以过问家庭当中的生育和儿童教育问题,这里已经蕴含了国家干预原则。又如在解释国际政治时,有人认为这个概念等同于国际关系、国际事务和世界政治。实际上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在研究范围上有较大差异。世界政治在一些学者看来,是旨在求得一种各国关系上的平等与合作,使用这个概念,正是为了反对目前通行的、霸权主导的国际政治理论和国际秩序。再如,有人对权力的解释,多少混淆了政治权力与政治资源(经济实力、党派积极分子、选票)的区别。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预计,2001年及今后若干年,政治学研究中以下趋势将比较明显:

第一,评介和研究现当代西方政治理论仍将占有重要位置。这是由两方面的因素决定的。一方面,在政治学基础理论、前沿理论、方法论等诸方面,我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较大,要弥补这个不足,第一步就是要了解西方国家政治学研究的历史、现状及发展趋势。另一方面,从我国传统教育体制和人们的知识结构来看,现当代西方政治理论一直较为薄弱。随着国际交往的日趋频繁和经济、政治改革的深化,人们对有关知识的需求可能持续一段时间。这一点从市场对有关译著的需求仍然较大就可以看出来,而市场需求无疑反过来刺激这一领域的研究。

第二,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将进一步升温。这是由以下因素决定的。其一,从理论层面上讲,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中的政治学说,将成为学者关注的重点。其二,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呼唤理论的指导。精简机构大刀阔斧地推进、政企分开进一步发展、法制建设逐步加强、基层民主建设正在展开,既需要理论的指导,又需要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以利于推广经验,纠正偏差。其三,现实生活存在的问题如何解决引人关注。例如,如何从制度上、体制上解决腐败问题,怎样加强监督制约机制,如何进一步加强各级人大的作用,如何落实从严治党、依法治国,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必然推动学者的相关研究。

第三,理论联系实际,强化个案研究。比如,大学、研究机构与政府有关部门、企业和农村联手,对主要难点、热点问题进行个案研究,以便从中探索规律性经验,寻找共性。值得一提的是,有关农村基层民主选举和基层政权建设仍将是学者们研究的热点,并极有可能产生具有重要影响的成果。

第四,理论创新将有一定进展。例如,政治学原理的研究,将在总结中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进一步吸收中国古代思想遗产,同时借鉴古代至当代西方理论,力求创立独具特色的、更为严密、完备的体系。还有不少学者已不满足于评介西方理论,而是力求联系中国实际有所创新。创新意识将在今后的研究中越来越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