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柱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  2005年2月8日

　　毛泽东是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他领导中国革命、建设近半个世纪，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中国经济制度从半殖民地半封建到新民主主义再到社会主义的两次伟大变革，随后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并开始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积累了丰富的执政经验。深入研究这些经验，特别是毛泽东关于执政的基本观念，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保持党的先进性和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一，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在党即将成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的时候，七届二中全会为此作了思想上和政策上的准备。毛泽东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是基于对党的事业深刻理解而作出的高屋建瓴的科学预见，是对党执政后面临的严峻考验而向全党发出的警示，也是我们党执政必须具备的一种思想观念和精神状态。

　　资产阶级革命是以取得政权作为它的终极目标，有所谓“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之说。无产阶级革命则是以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最高纲领，夺取政权仅仅是“工人革命的第一步”。中国革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条件上起步的，因而正确处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亦即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党领导中国革命的重要的指导原则。毛泽东说：“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然而放松今日的努力，也就不是共产党员。”在毛泽东看来，同我们的远大目标相比，民主革命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而且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仍然要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仍然要正确处理阶段性纲领同最高纲领之间的关系。这显然是党处在执政地位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都要从这个基本国情出发，同时又要明确这一切是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个目的，是为了将来向更高的阶段过渡准备条件。如果离开了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我们就会犯超越阶段的“左”的错误；如果忘记了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目的，就会走上邪路。二者都是不足取的。因此，处在执政地位的共产党人，在为现阶段的任务而奋斗的时候，心中总要悬着共产主义这一远大目标。

　　第二，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执政的根本宗旨。这是由党和国家政权的性质决定的。毛泽东一向倡导党和国家机关必须全心

　　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与社会对立的现象消失了，主权回到了人民手中，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人民群众掌握的权力还是通过自己的利益代表者，即共产党和国家权力机关来实现的。这样，党和政府的工作人员与人民的关系如何，就直接关系到这个政权的性质问题。毛泽东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他强调，树立一切为了人民的观点，首先是为工人和农民，他们占了人口的绝大多数，是我们执政的基础。他们的状况如何，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关系极大。他要求党和国家工作人员要树立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不但要以正确的路线和方针政策体现群众的意愿，为群众谋利益，而且要把这种群众观点化为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先做群众的学生，再做群众的先生，以保证党的领导的正确。

　　毛泽东认为，执政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不单是服务和被服务的关系。他说：“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人民只能在某些人的管理下面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而“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在他看来，这种权利是至关重要的，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和重要保证。这些思想，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第三，建立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根本条件。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对于革命的目的和将要建立的新国家的根本任务的认识，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毛泽东在1945年党的七大报告中更是明确提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当我国进入社会主义之后，毛泽东把“进入”社会主义和“建成”社会主义作了明确的区分。他一再指出，之所以说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没有建成，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国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他强调：“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这里时间的估计虽还过短，但他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完善要有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要有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这无疑是一个十分深刻而重要的思想。

　　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建成社会主义，主要是指经过相当长时间的努力建立起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使社会主义在相对巩固的基础上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所以随后不久，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任务，认为这需要五十年到一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这里所说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是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出的：我们的任务是要“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后来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并规划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虽然后来由于种种原因，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任务受到严重干扰，但毛泽东的上述思想对于我们认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仍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启迪意义。

　　第四，“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目的是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力量。统筹兼顾，协调各方利益，是毛泽东促进经济和社会共同发展进步的一个重要思想。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提出要采取“军民兼顾”和“公私兼顾”的方针。前者，正确处理抗日的需要与群众负担的关系，做到负担虽重而民不伤，只有休养民力，才能支持长期的战争；后者，切实而妥善地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实行这种兼顾的方针，保证了抗日战争的需要，促进了解放区社会经济的繁荣和发展。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他说：“这是一个什么方针呢？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力量，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这里所说的统筹兼顾，是指对于当时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这也就是说要兼顾各方利益。他要求我们作计划、办事情、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毛泽东还具体提出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总之，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人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他称统筹兼顾“是一个战略方针”，“实行这样一个方针比较好，乱子出得比较少。这种统筹兼顾的思想，要向大家说清楚。”应当说，新时期的情况同过去有很大的不同，但毛泽东的统筹兼顾思想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协调各方利益，以及运用这一思想来全面理解和贯彻科学发展观，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五，以民主新路来跳出“兴勃亡忽”的周期率，保持人民政权的纯洁性。当革命胜利的曙光仅是初露端倪的时候，毛泽东就提出要吸取“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的历史教训，他语重心长地说：“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1945年党的七大闭幕不久，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回答来访的民主人士黄炎培关于中共能否跳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周期率的支配时，他满怀信心地说：我们已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后来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提出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侵袭的著名警告。这表明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把党执政后反腐蚀的问题提到了全党面前。

　　20世纪50年代中期，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开始大力兜售“和平演变”的战略。这是西方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武装干涉、军事包围和政治孤立遭到失败之后，以经济、政治、思想和文化渗透为主要形式，企图使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从内部演变，从而达到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这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早举起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的旗帜。从这时起，毛泽东把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反腐蚀”方针同反对“和平演变”的斗争结合起来。他清醒地认识到，这个斗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如何保持政权的问题。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前后，特别是他的晚年，一再提出并力图解决这一历史课题，虽然在探索中曾付出沉重的代价，但他对此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警觉，以及他提出的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设想，永远是党和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毛泽东的执政观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保持党的先进性和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有重要指导意义。只要我们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正确方向，不断增强执政能力，就一定能够把党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