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一国首先胜利”论是列宁充分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与错误思潮作斗争，进行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重大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学术界萦绕着“胜利”的标准进行了激烈的探讨，但却忽略了它背后的方法论意义。经追溯列宁“一国首先胜利”论的思想演进，发现其经历了四个阶段：批判第二共产国际机会主义“世界革命同时胜利论”，提出“少数甚至一国首先胜利”论；批判俄国不可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力排众议领导十月革命的胜利；批判孟什维克“十月革命的偶然性”，实现“俄国一国建设社会主义”；晚年批判“俄国革命已经失败”的观点，阐明俄国革命道路的合法性。重释列宁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辩证法，对指导“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发展史上列宁是一位举足轻重的革命家和理论家，他始终将理论研究与革命实践活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尤其是他将唯物主义辩证法运用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斗争与塑造中，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意识形态的混乱与纠偏起着至关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列宁始终与党内外错误思想相斗争，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革命辩证法论证俄国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在苏维埃政权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建设中深化“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意识形态的认识，塑造了无产阶级革命辩证法的话语体系。“一国首先胜利”论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创新，学术界萦绕着“胜利”的标准进行了激烈的探讨，但却忽略了它背后的方法论意义。
唯物主义辩证法不是“实例的总和”和“抽象的方法”，而是“活生生的”的丰富的实践活动。追溯列宁“一国首先胜利”论思想演进的历程，才能体会他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辩证法的方法论魅力。根据列宁的思想历程，我们可以将“一国首先胜利”论分为四个阶段：“少数甚至一国首先胜利”论的提出、“俄国首先胜利的可能”的发展、“俄国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形成，以及晚年对俄国革命的总结与反思。从列宁“一国首先胜利”论的思想演进中，我们可以看到列宁如何掌握并充分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与错误思潮作斗争，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革命辩证法进行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探索。“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今年是列宁诞辰150周年，重释他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辩证法，对指导“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一、 批判第二共产国际机会主义“世界革命同时胜利论”
列宁坚持马克思主义革命辩证法，对各种错误社会思潮进行坚决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斗争。根据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不平衡法则，列宁批判了第二共产国际机会主义的“世界革命同时胜利论”或“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观点，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首先提出了“少数甚至一国首先胜利”的理论，即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单一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中获胜。但它不包括落后国家，自然也不包括俄国。
(一) 批驳“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观点
根据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绝对定律，列宁批驳了那种“以为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1)的观点。首先，列宁认为社会主义不可能在所有国家同时获胜。列宁指出，经济和政治发展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是资本主义的绝对法则。在商品生产条件下，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各国资本主义经济上的非常不平衡，这种经济上的不平衡会导致政治话语权力的不对等。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决定了社会主义在所有国家不能同时取胜。其次，大规模的帝国主义战争是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的机会。在帝国主义时期，原先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均衡”被打破了，随着资本全球化的蔓延，资本主义各国间的经济上的均等比从前小，但是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比以前更加强大和尖锐。这种不平衡必然引起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跃进式的发展(前提是拥有独立主权，那些被殖民或半殖民的国家则很难有大的发展)，原来工业落后的国家如德国、日本、美国搭乘全球工业化“科学技术”的便车，在相当短的时间内超过英国、法国、西班牙等先进国家。这些新兴的“后起之秀”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就不能不因资本扩张之需对“瓜分”殖民地的利益“分赃”不均产生激烈的矛盾，势必要求再“分配”，因此造成大规模的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战争引发的各种矛盾和阶级对抗也为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提供了前提。最后，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列宁仍然认为，最先赢得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应该是在英国、法国或德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个或者数个国家首先取胜不包括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当然也不包括俄国。因为俄国需要首先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在提出这个观点之前，列宁于1915年7月26日在《关于自己的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的失败》中指出：“因为俄国是一个最落后的国家，在这里不可能直接发生社会主义革命。”(2)但是，列宁强调，在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同时，俄国可以成为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导火索，推动欧洲革命的爆发。9月30日，他在写给《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按语中提出：“俄国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把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以便点燃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3)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列宁仍然认为，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几个或一个国家首先获得革命胜利的可能性。这种革命胜利的可能性是发生在某种条件下的，即在帝国主义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激化了各民族的矛盾，掀起了世界的民主革命浪潮，西方先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与落后国家的民主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相联合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中获胜，但俄国不能依靠自身的力量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它需要在西欧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在西欧社会革命党的支持和帮助下才能完成革命。
(二) 提出“少数甚至一国首先胜利论”
列宁仍然坚持东方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两极相联”“互相补充”的观点。1916年8月，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中重申了这一观点：“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期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4)这意味着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规律决定了社会主义革命不能同时在所有西方先进资产阶级国家中获胜，而是有早晚之分，社会主义革命可能首先在德国、英国、或者法国几个少数西欧先进资产阶级国家一同爆发取得胜利，甚至可能在某一个国首先取得胜利。但最终无产阶级革命的彻底胜利仍然需要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共同奋斗。列宁坚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表明帝国文明正在崩溃，另一种社会主义文明必将诞生。
可以看出，列宁的“少数甚至一国首先胜利论”超越了第二共产国际机会主义者的西方先进国家“同时胜利”论。然而，此时他仍然坚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英国、法国和德国发达资本主义首先获胜的观点，并没有提出在俄国一国内可以获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这与斯大林认为列宁已经提出俄国一国首先胜利论不符。(5)
二、 批判俄国不可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
列宁批判了进化论的发展观，实践辩证发展观，“发展是按所谓螺旋式，而不是按直线式进行的；发展是飞跃式的、剧变式的、革命的”(6)。在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前夕，列宁批判俄国不可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提出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落后的俄国取得成功的可能。他强调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本质，批驳了机会主义者将十月革命的性质界定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列宁认为，在经济相对落后的俄国，可以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权。但他并不认为单靠俄国的力量就能够赢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强调只有在欧洲革命同时胜利，并支援俄国后，才能巩固俄国革命。
(一) 提出“俄国首先胜利的可能”
列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发展观，认为“发展的内因来自对某一物体、或在某一现象范围内或某一社会内发生作用的各种力量和趋势的矛盾或冲突”(7)。1917年以前列宁仍然认为，如果西方社会主义革命不爆发，仅依靠自己的力量俄国连民主革命的成果都不能维持，旧制度的复辟也在所难免。
《四月提纲》提议立即过渡到革命的第二阶段，通过最可靠的手段实现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立即转向社会主义革命，推翻新政府，夺取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政权。(8)列宁指出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进行的战争仍是掠夺性的帝国主义战争，要摆脱这场战争，只有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列宁认为，俄国这种革命形势的出现与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特殊时态密切相关。老牌帝国主义英国、法国与新兴的德国、日本、美国这些彼此敌对的利益战争，几乎不可能使它们联合起来反俄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共和国。而且仅俄国所处东欧的特殊地理位置，在军事战略上也不害怕这种联合。因此，从外在环境来讲，“特殊的历史条件使得俄国无产阶级在某一时期，可能是很短暂的时期内成为全世界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9)俄国有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而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或“一级阶梯”(10)。但他强调，由于俄国是一个“农民国家”“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11)，落后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使它缺少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充分必要条件，在俄国社会主义不可能立即直接获胜。值得说明的是，除了暴力革命的手段，列宁并没有放弃和平的方式，他还寄希望通过工人运动罢工、游行示威等合法性政治活动夺取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政权。
(二) 力排众议坚持“可以而且应该夺取国家政权”
列宁批判了党内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革命实践观，这种“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就是不能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应用于认识的过程和发展。”(12)虽然列宁在《四月提纲》中提出，应该立即转移到革命的第二阶段，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获胜。但是，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却没有认识到临时政府的反革命性，仍然认为俄国应先建立资本主义民主国家，这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要阶段，因而采取了妥协投降的政策，坚持苏维埃应该支持临时政府，致使政权完全落入反革命资产阶级的手中。可是，临时政府并没有退出战争，而是对外继续推行帝国主义战争政策。遵从英帝国主义的意愿，他们驱使前线士兵继续进攻而以灾难性的失败告终。7月，工人和士兵们举行游行示威活动，可是这种合法性的政治活动遭到了军事当局的残酷镇压。临时政府将其“罪名”转移到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身上，下令逮捕列宁，将布尔什维克扣上“力图占领城市”“侵犯苏维埃的权力”等罪名。七月事变标志着局势发生了急促的变化，以和平的途径进行革命已不可能，武装夺权问题已列入议程。但是列宁也提出目前武装起义还有困难。正当列宁全力驳斥资产阶级对布尔什维克党的诽谤，戳穿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的立宪幻想时，俄国革命形势又迎来了戏剧性的转变。8月25日，科尔尼洛夫叛乱爆发。在立宪民主党的支持下，沙皇军队的总司令科尔尼洛夫把“野蛮师”和哥萨克调动到彼得格勒，蓄谋建立军人专政的反革命政变，企图复辟君主制度。列宁意识到了科尔尼洛夫叛乱将会成为革命的新机遇，谁获胜谁就能掌握群众。他在8月30日(9月12日)《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中指出：“如果认为我们离开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更远了，那是不对的。不，我们是大大接近这个任务了，不过不是正面接近，而是从侧面接近。”(13)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和组织工人、农民和士兵平息科尼尔洛夫叛乱之后，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17年9月15日(28日)，列宁预感到俄国无产阶级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推翻沙皇政府的统治，夺取政权，独自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可以说，列宁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突出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当他提出举行武装起义的建议时，中央委员会最开始是漠然置之。普列汉诺夫就强烈反对，认为俄国不具备爆发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无论是生产力水平、军队的硬件条件、还是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都不够，他提出：“俄国的历史还没有磨出能够烤制社会主义馅饼的面粉。”正是由于列宁强烈的抗议和坚持，迫使中央会议最终通过了举行武装起义的决议，但党内两个颇有分量的领导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仍持续反对。列宁的伟大声望和说服力使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得以实现。可以说，没有列宁的坚持，俄国就不会有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14)在给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的两封信《布尔什维克应当夺取政权》和《马克思主义和起义》中，列宁对国内形势作了全面剖析，指出党在两个首都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取得多数之后，布尔什维克得到了多数人民的拥护，“可以而且应该夺取国家政权”(15)。10月25日(俄旧历)晚，列宁来到斯莫尔尼宫，亲自领导了震撼世界的十月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了。列宁的这些革命主张显然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它是对以往一贯认为只有那些社会生产力发展最高和工人阶级在人口中占有明显优势的发达国家，才能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传统观念的重大修正。
(三) 批判“否定十月革命的本质是社会主义”的观点
针对机会主义者们对十月革命未超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围的责难，列宁从质量辩证关系出发，明确其革命的本质是社会主义，它超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量转化为质”(16)。1917年12月13日，他《在全俄铁路工人非常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明确指出：“工人、农民和士兵所完成的十月革命，毫无疑问，是社会主义革命。”(17)在列宁看来，十月革命的本质是社会主义，十月革命并没有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层面，它是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一步发展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阶段。十月革命不仅彻底清除了农奴制度和封建制度的残余的任务，而且解决了宗教、妇女权利、民族压迫等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方面的问题；它还建立了由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还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开展了土地改革和大工业国有化等社会主义革命任务，苏维埃制度就是由资产阶级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明证或表现之一。它已经发生了根本质的变化，因而不能退回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老路”上，用所谓的“过渡的渐进性”或者与“小资产阶级联盟”等论调限制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列宁阐述了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辩证关系：“前一革命可以转变为后一革命。后一革命可以顺便解决前一革命的问题。后一革命可以巩固前一革命的事业。”(18)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机会主义者认识论的错误，“所有考茨基、希法亭、马尔托夫、切尔诺夫、希尔奎特、龙格、麦克唐纳、屠拉梯之流以及‘第二半’马克思主义的其他英雄们，都不能理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这种相互关系。”(19)
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首先在一国或者数个国家爆发，包括像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开始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是比较容易的”，可以充当“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先锋队”。但是，列宁仍然坚持苏俄想要巩固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必须得到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1917年12月14日，他在应瑞典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卡·塞·康·霍格伦的请求而写的《为了面包与和平》中，阐明了俄罗斯十月革命与世界革命之间的关系，即“在俄国爆发的社会主义革命，仅仅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20)只有无产阶级在一些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取得胜利，才有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最终胜利的可能。十月革命的胜利也从实践上验证了列宁“一国首先胜利”论的科学性，是粉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霸权主义的现实性的最关键环节。
三、 批判孟什维克“十月革命的偶然性”
辩证法向我们“揭明个别向一般的转变，偶然向必然的转变，对立面的过渡、转化、相互联系。”(21)关于十月革命胜利的原因，孟什维克归结为“偶然性”，右倾机会主义者考茨基特别写了《无产阶级专政》苛责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提出了十月革命的“早产”论。他认为，“现在正在俄国进行的，实际上是最后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而不是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22)他还坚持认为，只有在西欧同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情况下，俄国革命才可能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并讽刺俄国革命必遭失败的命运。因此，“一国首先胜利”论的标志不仅是十月革命的夺取政权的胜利，还应该包括以新生的俄国政权能生存下去，在相对较为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下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以实践证明俄国革命并不是一件偶然事件，而是内具强大的生命力，革命的胜利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也就是说，1920年11月，在外国武装干涉失败和国内战争胜利之后，即使欧洲社会主义革命被推迟，无产阶级政权也可以存在并认真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标志着“一国首先胜利”论的形成。
(一) 正确认识“俄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大革命”
人们普遍认为，十月革命的胜利标志着“一国首先胜利”论的形成。毛泽东主席曾豪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23)。事实上，十月革命的胜利不是以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5日(俄历)攻占了冬宫，推翻临时政府就结束了。它仅仅是俄国革命胜利的一个关键环节。“政治革命在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不能把社会主义革命看做是一次行动，而要把它看做是一个充满剧烈的政治和经济动荡、最尖锐的阶级斗争、国内战争、革命和反革命的时代。”(24)俄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大革命是一个连续的时期，而不是短暂的某个环节点。它应该包括1905年革命之后的十多年的长期地下斗争所形成的革命基础，还有1917年爆发的二月革命(这是俄国第二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十月武装起义到国内战争的结束。列宁提出，俄国整个1917年革命(注：包括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只能认为是帝国主义战争引起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链条中的一个环节。”(25)然而，十月武装起义的胜利并未完成革命的使命，等待俄国的还有为期三年的内战。苏维埃政权成立不久就面临着国内外帝国主义革命武装力量围剿的威胁，接下来的三年艰辛而残酷的国内战争是十月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有在击败各种敌对力量和外国武装干涉之后，我们才能说苏维埃政权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来，十月革命终于完成了。也只有在解除了外在的武装威胁之后，苏维埃俄国能开始从事国内经济建设之时起，俄国才是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列宁认为，俄国革命将会点燃欧洲社会主义革命，它反过来将有助于俄国社会主义的建设。但是它只是“欧洲革命孤独的火星”，迸发出的光芒照耀了东方民族的解放运动。
(二) “俄国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确立
列宁虽预感到俄国无产阶级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推翻沙皇政府的统治，夺取政权，独自赢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但是它势必会遭到旧的封建主义势力的反扑，实行旧社会的复辟。如果没有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爆发作为牵制，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就无法保持和巩固这个胜利的果实，更不用谈在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基础上进行土地国有化的改革。因此，列宁所提出的“一国首先胜利”论不仅仅只是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政权，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就标志着俄国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只是革命胜利的第一步。只有在封建复辟力量被消除，帝国主义反动的联合势力被打败之后，苏维埃政局相对稳定，在资本主义包围下也能够生存，能“和平”地着手社会主义建设之时，才能说“一国首先胜利”论的形成。
(三) 国际关系“均势”格局的形成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俄处于复杂的国际环境之中，协约国主要成员英国、法国、美国、波兰、日本等帝国主义勾结14个国家派出干涉军，伙同俄国科尔尼洛夫、阿列克谢也夫、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白卫军共同“扼杀”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布尔什维克党领导苏联红军和苏俄人民开始了艰苦的战斗。战争最艰难的时期，苏维埃政权的四分之三的国土面积几乎都被反动分子占领了。这场国内战争持久了三年之久，到了1920年11月，虽然在敌我力量悬殊巨大的情况下，但是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与帝国主义列强形成了“长期僵持、双方最后不分胜负的局面”。(26)
当然，这里还应该考虑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环境。战争改变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原有的权力平衡，从而形成了凡尔赛条约所创造的新的世界格局。这场冲突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在被击败和获胜的国家之间、小国与列强之间、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产生了新的更加尖锐的矛盾。这是帝国主义掠夺性战争的必然结果。1920年至1921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国家对市场和原材料的争夺激化，客观上造成了还未从战争中复苏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因需要主要解决国内矛盾，恢复资本主义的生产，而无暇旁及继续对苏俄实施武装侵略。而且这时敌我的力量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协约国的“联盟”瓦解了，各国内部的分裂日益加剧，相反苏维埃俄国内部的力量却日益巩固。这时，国际关系形成了某种“均势”，帝国主义列强短时间内不会对苏维埃俄国再次发起大规模的武力进攻，但它们还会持续进行意识形态的“进攻”。因此，列宁改变了之前的看法，认为“即使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推迟爆发，无产阶级政权和苏维埃共和国也能够存在下去”。(27)然而，内战的结束并不意味着苏俄可以开始着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余粮收集制引发了国内士兵和农民的暴动。列宁指出，巩固工农联盟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政治基础，工人阶级团结农民的物质基础是必要的。“采取紧急的、认真的措施来提高农民的生产力”，就必须废弃“战时共产主义”的余粮收集制，实施粮食税，让农民实现货物的自由流通。因此，维持苏俄无产阶级政权必须拥有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1921年12月，当列宁谈到国际形势时，他在《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文献》中指出：“在国际关系中已经形成某种均势，这种均势虽然极不稳定，但终究是一种均势。现在我们都看到这种均势了。(28)这种“均势”就是社会主义俄国与资本主义帝国之间形成了某种政治上的权力平衡，短时间内大战不会再爆发，它将给俄国的经济建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和平国际环境。为了拥有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列宁和苏俄政府开始认真考虑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问题。列宁认为，和平共处的突破口就是参加各种国际会议，与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经济联系。
四、 晚年批判“俄国革命已经失败”的观点
列宁批判了机会主义者用折中主义和诡辩术来偷换辩证法，否定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合法性和成就。“概念的全面的、普遍的灵活性，达到了对立面同一的灵活性，——这就是实质所在。主观地运用的这种灵活性=折中主义与诡辩。客观地运用的灵活性，即反映物质过程的全面性及其统一性的灵活性，就是辩证法，就是世界的永恒发展的正确反映”。(29)诡辩论总是根据主观需要玩弄概念，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和客观内容来考察事物，“抽取事物的片面现象作为论辩的根据”(30)。唯物主义辩证法则强调概念具有反映论的真实的客观内容，概念的应用具有全面的、普遍的、对立统一的灵活性。“新经济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的僵化认识，遭到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家们以及机会主义者的妄议，“俄国革命失败论”再度风行。列宁晚年对这些观点进行了批判，他对俄国革命的方案进行了总结，并上升到对东方经济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特殊性的哲学认识，且澄清了“社会主义革命”与“完全社会主义”的关系。
(一) “俄国革命失败论”再度流行
国内结束后，以“余粮收集制”为主要内容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引发的各种矛盾逐渐爆发出来，尤其是广大农民非常不满而发生群众暴动，列宁开始反思这种“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措施“操之过急”，决定实行“迂回”策略，改为“余粮收集制”为“粮食税”，开始了新经济政策，以巩固“工农联盟”。随着苏俄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经济政策的转变，商品流转和货币关系得以恢复，那种托辞苏俄缺乏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物质前提来否定俄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的论调再度流行。其中国外以考茨基、鲍威尔，国内以苏汉诺夫最为典型。1921年11月，鲍威尔在他的《苏俄“新方针”》中更是嘲笑新经济政策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条件，苏俄政权也只是消除封建主义残余的历史工具，最终会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而失败。俄国著名的孟什维克尼·苏汉诺夫也在《革命札记》中不断推崇这一观点，指责俄国因落后的生产力而缺乏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条件。党内也有一些人认为，新经济政策是在补“资本主义的课”，有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将给世界革命设置障碍，会对进一步的发展造成不利。
(二) 列宁阐述了俄国革命道路的合法性
列宁感到这种错误思潮的严重性，有必要对这些攻击进行驳斥，澄清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经济建设的错误认识。1923年1月16日，重病中的列宁向克鲁普斯卡娅口授了短文《论我国革命》。他运用马克思主义革命辩证法，系统地阐述了经济落后的俄国能够首先赢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辩证法是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够同一，是怎样(怎样成为)同一——在什么条件下它们是相互转化而同一的，——为什么人的头脑不应该把这些对立面看做僵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该看做活生生的、有条件的，活动的、彼此转化的东西”。(31)列宁指出，苏汉诺夫这样一些自称马克思主义者迂腐不堪，他们的本质就是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他们沉迷于过去西欧资本主义的革命经验，尤其是盲目模仿德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发展道路。这显露了他们根本不理解马克思主义革命辩证法的理论缺陷。在遵循世界历史的总进程中，需要根据不同时间和不同条件对这条道路做相应的改变。
首先，他们不了解俄国十月革命与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历史环境之间的联系。资产阶级以往调整“正常的”阶级关系的方法都失效了，黔驴技穷的帝国主义只能付诸于战争这最后的手段，以往的改良主义也自然失效了。其次，资产阶级改良派们也不懂得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的辩证关系，社会主义的具体发展形式和顺序在各国必然会表现出某些特殊性，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总是反映在这种特殊性上，这与世界的总体发展路线是一致的。由于经济落后的国家专制性统治非常残暴，统治阶级掌握了绝对的权力，工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的剥削和压迫更是达到了“毫无出路”的处境，因此只有推翻了封建地主阶级和资本家的统治阶级政权，才能建立无产阶级新的政权，为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奠定这个根本前提。列宁认为，建设社会主义确实需要一定程度的经济和文化水平。但俄国可以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提高劳动生产力和识字率等文化素养。实践证明，俄国革命的道路不同于西欧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具有必然性。它是帝国主义时代多种矛盾集合的结果，通过解决和平、土地、面包问题，布尔什维克党符合人民的要求。“现在已经毫无疑问，我们基本上是胜利了”(32)。与此同时，列宁进一步指出，在人口众多、政治经济文化落后、社会形势更加复杂的东方国家，他们的革命道路也与俄国不同，会具有更多的特殊性。列宁的这个思想深刻地揭示了落后国家必须加强对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信仰，各国的具体道路形式具有特殊性和多样性的哲学基础。当然，列宁也强调：“我们的文明程度也还够不上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虽然我们已经具有这样做的政治前提。”(33)列宁认为，虽然苏俄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但与“完全社会主义”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无论是经济基础还是文化素养，即使是政治制度也还有诸多不完善的地方。
(三) 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认识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列宁始终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性，把俄国革命视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起初希冀于社会主义革命在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并援助俄国。在西方革命无望的情况下，他转向了如火如荼的东方革命，希望他们能与俄国结成反帝国主义同盟，帮助苏俄发展社会主义。但是，他把“社会主义革命”和“完全社会主义”从“一国首先胜利”论和“同时胜利”中区分开来。它们之间是阶段和总目标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开始，后者是前者的行动目标。关于在俄国一国内首先取得革命胜利的标准是社会主义政治革命，因为政治革命是社会革命的核心内容和“根本前提”。无产阶级专政这种代表历史先进发展方向的政治制度必然带动经济发展、社会文化建设等领域发生一系列的根本性变动。当然，一个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首先胜利是世界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的开始，因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任务是消灭资本主义。“按事情本质来说，要想在一个国家范围内战胜资本是不可能的。资本是一种国际力量，要想彻底战胜它，工人在国际范围内也必须共同行动起来”。(34)因此，要想实现“完全社会主义”，就必须在国际范围内“同时胜利”。
从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列宁认为，在某种特殊情况下，一个国家可以取得社会主义政治革命的成功，但他并不认为在“世界历史”的大时代俄国单独一个国家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完全胜利，因为推翻旧的统治阶级，夺取政权只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步，政治革命也只是深化社会主义社会革命的部分基础。
(一) 学习和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是意识形态能力提升的理论前提
辩证发展观坚持“主要的注意力正是放在认识‘自己’运动的泉源上。”(35)解决意识形态问题，内因是关键。这里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比起揭露和批驳外部意识形态的错误思潮，完善自身内部问题更关键；二是比起意识形态的政治斗争，提升自身的意识形态能力更为根本，而不断提升自我的理论思维更关键。
哲学为人们认识世界、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列宁非常重视哲学的学习，从1895年起他就开始研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发现马克思的思想已由黑格尔哲学转向了社会主义，这为列宁批判自由主义民粹派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奠定了哲学基础。在俄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为了揭穿俄国哲学修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歪曲，列宁1908年就撰写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揭露了马赫主义在认识论问题上的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实质，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由于1914年帝国主义矛盾尖锐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列宁敏感地观察到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形势出现了许多新情况，第二国际的领袖纷纷背叛革命，堕落成社会沙文主义者。唯物主义辩证法对廓清变化莫测的复杂世界政治环境具有了特殊的意义。于是，即使在战争纷扰、流放他国的艰苦环境下，列宁在1914—1915年乔居瑞士伯尔尼期间把主要精力用于研究唯物主义辩证法，他深入研究了唯物辩证法并掌握了它。“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36)。这为他的“一国首先胜利”论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即使在他晚年深受枪伤的病痛折磨，1922年还凭着惊人的毅力口述了《论战斗唯物主义》，对机会主义的折中主义和诡辩论进行了批驳。正是这种刻苦专研理论的精神，让列宁更加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能在纷繁复杂的帝国主义革命时代抓住问题的精髓，把握时代脉搏，并实践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37)辩证法在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当前意识形态缺少说服力的最大的问题在于不懂得哲学，缺少哲学思维，尤其是不理解辩证法。因此，就会出现主观与客观相分离、形式与内容相分离、理论与实践相分离，导致意识形态的宣传和教育出现形式单一守旧、内容陈乏无味、方法简单粗暴。意识形态批判缺少彻底性、革命性和真理性，因而说服力不够、吸引力不强、亲和力不够、认同感不强，致使意识形态虚化、弱化、话语权不足的状况。当前意识形态思潮中充斥着列宁所批判的“经济决定论”、庸俗进化论、实用主义、不可知论等唯心主义哲学作祟，轻视哲学，轻视理论思维的现象十分严峻，不读书、不学习，走捷径的现象也非常突出。深入学习和研究唯物主义辩证法对提高领导干部和民众的哲学思维和能力，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是巩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根基
个别与一般、特殊与普遍的对立统一是辩证法的重要内容，“对立面(个别跟一般相对立)是同一的：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如此等等。任何个别经过千万次的过渡而与另一类的个别(事物、现象、过程)相联系，如此等等”。(38)革命道路和革命方法的特殊性决定了某国方案的不可复制性，它暗含着不能将大国成功的方案强加于他国。“一国首先胜利”论内在地包含着各国走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尊重各个民族和国家的自主选择，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一个国家走何种发展道路，关键要看该国人民的选择，其他国家只能提出建议而不应横行干涉。“一国首先胜利论”以俄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功为实践范例，为帝国主义时期的东方社会革命提供了俄国解决方案。它彰显了民族革命伟大斗争的新时代，开启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纪元。但俄国这种特殊性的规定还内在地隐含着不能以俄国革命或建设道路的模式或方法在它国复制，甚至以大国沙文主义自居强制其他国家也走同样的道路，这是违背“一国首先胜利”论的内在要求。面对帝国主义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的殖民统治的不断升级，列宁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封建军事帝国主义的城市空虚之际，走攻克夺取大城市的快战快捷的道路，赢得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苏维埃政府的无产阶级专政。它以城市发展带动农村建设的模式，以重工业引领轻工业和农业发展的方式，在短时期内取得了生产资料的快速积累，这种发展的方式是适合俄国道路的。作为开创社会主义革命先河的苏俄，无疑是这一成功的楷模，起到了大国引领作用。苏俄社会主义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帝国主义的对外扩张，不断挫败帝国主义的战争阴谋和霸权行径，有利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鞋子合不合适，只有自己知道。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在“落后挨打”的悲怜中，不断地寻找适合中国人自己的“鞋子”，历经一百多年的岁月沧桑，实践证明：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简单复制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简单克隆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都不能“拯救”中国。中国人民历经千辛万苦才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来之不易。因此，我们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断创造中国人自己的现代化创新版。
(三) 书写不发达的现代化叙事是重塑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突破口
“人的思想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彼岸性。”(39)社会主义发展是历史与逻辑、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在革命战略上，我们必须坚定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方向；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战术上，不能遵循书本的教条主义，而应根据各国的社会实践而定。列宁强调：“社会主义不是僵死的、凝固的、一成不变的东西，它将在迅速的、真正的、群众性的前进运动中不断发展。”(40)十月革命的胜利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它指明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开通了在东方落后国家进行共产国际的运动航路，深化了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认识。在战术上要灵活机动，条条道路通罗马，要善于根据情况的变化调整原有策略，并不失时机地取得胜利。列宁放弃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战时共产主义余粮收集制度，转而实施新经济政策。(41)这与毛泽东的战略与战术的关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事求是等方法异曲同工。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任务最关键的是要在构建中国特色的历史意识基础上书写不发达的现代化叙事。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造就了物质文明“发达”和“不发达”的“二元”特征，也呈现了“富裕”与“贫穷”的两种异质状态。在马克思看来，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不是单线型的，而是呈现多线型的多样性统一。落后的东方国家如何跨越“卡资本主义制度夫丁峡谷”是他晚年一直思考的重大课题。列宁十月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实践开启了东方社会的现代化道路新探索。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的“两大奇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要解决现代性矛盾，又要超越后现代主义局限，书写不发达现代化道路叙事。中国“特色”经济既没有遵循不发达国家“依附”于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也没有完全认同埃及经济学家阿明于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的发展中国家如需发展，必须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相“脱钩”的理论，而是积极响应全球化，保持了自身的政治和经济体系的独立性，书写了“不发达”政治经济学新篇章。“中国模式”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发展战略，意识形态要履行“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中国即世界，以发展不发达政治经济学为重要基点、回应社会问题的难点、拓展理论发展的奇点、参与“全球治理”的智库，不断拓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阐释好“中国特色”，发展好“中国特色”，讲好“中国特色”故事。
(四) 研究世界资本主义新变化的经济实质是意识形态批判的“牛鼻子”
身处“这个帝国主义开始了社会革命的时代”(42)，列宁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总结了《资本论》问世半个世纪以来世界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已从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了新的垄断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就是揭示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其规律的杰出代表作，它对认识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经济、帝国主义政治、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帝国主义战争以及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起着关键性的理论基础。关于帝国主义的认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极力进行道德粉饰，第二共产国际内部也存在着很大的混乱，以考茨基主义为代表的“超级帝国主义论”的机会主义的“阶级调和主义”、社会沙文主义等给无产阶级革命制造了严重的困扰。一切政治意识形态的分歧或争论不能局限于外在的观念，不能停留在揭露现存社会的腐化堕落的道德批判，而要深入问题的本源——经济基础，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变化的考察。马克思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43)在方法上，列宁充分吸收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和马克思《资本论》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这得益于一战期间对哲学的研究。正如有学者指出，“列宁《哲学笔记》的辩证法，主要是在黑格尔《逻辑学》与马克思《资本论》双重语境互动中所形成的关于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三者一致’的辩证法。”(44)相比较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鲁·希法亭《金融资本》(1910年出版)从流通领域新变化出发，列宁则从生产领域出发，得出“生产的集中”导致“垄断”的产生，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新的阶段——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它不只是资本主义的一项政策，因此揭露了考茨基主义的“超帝国主义”错误，揭露机会主义的和平主义观点和“世界民主”幻想的极端虚伪性。列宁指出：“理解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这个基本经济问题，不研究这个问题，就根本不会懂得如何去认识现在的战争和现在的政治。”(45)正是列宁对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的深刻阐述，原本是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著作，被誉为继马克思的《资本论》后研究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内在规律的伟大著作。
对于我国意识形态在国际上有时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尴尬局面，与我们的理论还缺少“彻底性”不无关系。“不畏浮云遮望眼”，不研究当代世界资本主义新变化的经济实质这个基本问题，就根本不会懂得当前世界政治经济的形势和未来走向。当今世界资本主义出现了与马恩和列宁时代的许多新情况、新特征和新变化，资本主义垄断已由国家垄断转变为国际垄断，产生了以美元霸权为世界经济政治体系的新帝国主义，产业资本、金融资本与国家、国际组织之间的结合更加紧密，积累式掠夺更加突出，财阀集团、赋闲阶级以及“新无产阶级”的经济等级更加分明，贫富差距更加扩大，两极分化严峻。揭开新帝国主义的神秘面纱，抓住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经济实质这个“牛鼻子”，是我们有的放矢地开展国外意识形态批判的理论内核。
(五) 揭露“抹黑中国”的资产阶级诡辩论是意识形态批判的哲学内核
随着俄国革命的胜利，关于列宁“一国首先胜利”论的讨论超越了社会主义革命党的内部辩论。它开始蔓延到帝国主义的恐慌，他们试图否认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合法性，“俄国威胁论”“俄国革命失败论”甚嚣尘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家们诬蔑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是布尔什维克党发动的军事“政变”，质疑布尔什维克党“非法”夺取议会政权，以此来消解俄(共)布执政的合法性。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这种质疑更为频繁。国内外敌对势力又借口苏维埃恢复了商品流转和货币关系是俄国走向了资本主义的重要标志，表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失败。而这种争论即使在列宁去世之后的近百年时间里，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衰也更加激烈。针对国内外“意识形态家们”对十月革命的污蔑、对“新经济政策”的诋毁，列宁坚持“战斗的唯物主义”，揭露了这些诡辩论的唯心主义本质。“哲学唯心主义是把认识的某一特征、某一方面、某一侧面，片面地、夸大地、überschwengliches(狄慈根)发展(膨胀、扩大)为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自然的、神化了的绝对。”(46)这些诡辩论的特点就是，在考察事物和问题时，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故意主观地玩弄概念；用现象代替本质、用支流模糊主流；孤立的、片面的和歪曲的考察事物。列宁还揭露了这些“意识形态家们”的阶级经济根源。
揭露“抹黑中国”的资产阶级诡辩论是意识形态批判的内核。冷战结束后，西方一些战略家仍然固守冷战思维，为世界描绘了一个暗淡的前途：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大国争霸论、世界分裂论等粉墨登场，“中国威胁论”也不绝于耳，此起彼伏。如1993年亨廷顿就论断，“在21世纪初期可能会发生非西方力量和文化的持续复兴，以及非西方文明的各民族与西方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冲突”，(47)而中国将是美国的最大威胁，这种以美国为中心的霸权主义溢于言表。当今世界，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老路越来越走不通；弱肉强食、以邻为壑、转嫁危机只会不断制造紧张、冲突和灾难；“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的世界政治图景越来越没有前途。这种冷战思维本质上是“资本”庸俗进化论的“恶果”，这种形而上学的发展观，“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48)当它出现利润降低或减少时，首先不是从自身内部找原因，而是将其责任归结于他者身上，“自己运动，它的动力、它的泉源、它的动因都被忽视了(或者这个泉源被移到外部——移到上帝、主体等等那里去了)。”(49)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时代，各国人民期待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珍惜共同命运、谋求共同发展成为世界大势。可是西方国家却把中国塑造为“新帝国主义”的邪恶形象(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新帝国主义中国”)，认为中国参与国际市场“挤压”了发展中国家工人的就业市场，恶化了他们的劳动条件，中国的财富是剥夺性积累。这就是典型的“诡辩论”，以事物的支流掩盖主流，以片面性否定整体性。“‘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缺陷，是以‘片面地挑选经验’为前提而形成的‘定理’。”(50)这种观点是从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的立场出发的。事实上，与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的主要特色为“金融投机化”所不同，中国的经济制度和经济结构仍然保留了很大程度的生产性导向，中国对全球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对全球经济产生了系统性的影响。从2000年到2018年，中国对全球的境外直接投资(FDI)总流量的“贡献”达25%，对发展中国家的“贡献”则高达51%。
（来源：《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三期；作者：胡芳，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