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韦定广（1954-），男（汉），江苏盐城人，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国际共运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 

【摘 要】 共产主义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如何才能实现共产主义？这既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难以回避的课题，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实践或共产党领导执政中必须始终头脑清醒、心中有数的大问题。然而事实上，由于在这方面长期存在模糊认识，导致无论在运动还是实践中极“左”现象时有发生，甚至如同挥之不去的噩梦。文章根据“老祖宗”的有关论述，强调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客观历史进程，必然要以现代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以人类相互依赖为基础的世界性普遍交往为前提。由“两个普遍”所决定，实现共产主义本质上具有“自然历史”的属性与特征。 

【关键词】 马克思；《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共产主义是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这在政治上是正确的，但是实践中却很容易导致一种错误的认识（虽然并非必然产生）：共产主义是共产党人努力奋斗的结果；奋斗得好，共产主义便能够早日到来，否则就会延误甚至永远不可能实现。在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左”是一个大概率现象，甚至是一个普遍现象。为什么会这样？或者说，为什么这个“左”的毛病就总是改正不了？究其原因，与此认识存在非常密切的联系。姑且不论“奋斗”的具体内涵究竟是什么，同时话题本身涉及许多方面，如历史因袭、政治需要、理论误读等。但尤其值得我们重视的是，这个提法本身其实并不符合“老祖宗”思想原意。

一、什么是共产主义的历史前提？ 

我们知道，写作于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唯物史诞生的标志；而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又主要是以唯物史观作为理论基石的。①正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马克思恩格斯明确认为：“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1］

这段话清楚地告诉人们，共产主义必须具备的客观前提有两个：一是生产力的“普遍发展”（请注意：是“普遍发展”！）；二是由生产力普遍发展所导致的“世界交往”。也许有人认为：这只是马恩他们一次偶然的表达，若以此为据难免有“孤证”之嫌；或者，这仅属于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达到成熟阶段之前的认识，也就是说，是思想还不成熟的反映。然而在1853年7月《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我们再次见到类似的表述：“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统治。”［2］在这段论述中，马克思不但继续强调两方面条件发展对于共产主义的不可或缺性，而且对其内在属性分别做出界定。就“普遍交往”而言，其性质表现为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同时生产力是指“人的生产力”，而非单纯“物的生产力”。另外更加重要的，是将“普遍交往”放在了生产力的前面。

然而长期以来，我们首先只是记住了共产主义“行动”（通常指暴力革命，或者与暴力革命相联系的一系列政治“行动”），而忘记了在这个“行动”之前所必须具备的历史前提。后来由实践中不断的失败，甚至是非常惨痛的失败，我们也开始逐渐知道了生产力的重要性，明白如果没有生产力的大发展，革命的结果或许只是一座空中楼阁——当然，即使生产力也是相比较而言，因为在许多情况下对于生产力的重要性也并非记得很牢，并且在生产力的理解方面也存在许多模糊不清的地方。其次在另外一个方面，即对世界普遍交往这个前提条件，我们却始终是忽视的。甚至即使认识到了这种交往对于中国现代化的重要，也还是没有将之与共产主义相联系。即使在最近20年关于共产主义是否必须“同时”发生问题的讨论中，也仅仅是在如何理解“同时”以及与列宁、斯大林的认识分歧上做文章，而没有能够深究一下：马克思为什么将“普遍交往”的形成当作共产主义的客观前提。

笔者曾经指出：“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的基本特征。而作为全球化不同表达的“世界历史”，一方面与马恩确立共产主义的本质要义存在因果性联系，同时又是共产主义行动的必备前提。马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指出：共产主义“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3］这就清楚地表明，除了提出要以发达的大工业和社会财富的极大丰富为前提外，《德意志意识形态》另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贡献，是从世界历史的形成、发展来分析共产主义（人类解放）如何才能实现。

那么，马恩为什么一定要强调世界性普遍交往或者说“世界历史”的形成对于共产主义实现的重要，并且将之当作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呢？

二、“普遍交往”或“世界历史”为什么重要？ 

毫无疑问，以全人类解放为内涵的共产主义在客观上就是一个世界性或全球性命题，而不是区域或民族国家范围内的任务。另外从其实质内涵上考察，也“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能够使世界真正摆脱对立、抗争与激烈的利益冲突，获得整个人类的繁荣和进步。很明显，这样的目标非但不能够靠“自我意识”“绝对精神”的传播获得实现，不能通过简单的暴力革命手段或者相关的政治行动取得成功，并且单有现代工业生产局限于少数国家的发展也达不到，只能被当作世界历史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看待。

这首先是因为：如果在社会发展规律上，人类解放必须以资本主义文明的高度发展为既定历史前提，那么，资本主义始终“具有国际的性质”。

与以往一切生产方式相比较，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是必须以广泛的国际分工、国际贸易为生存基础。在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时，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完全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对不同分工形式及其在世界历史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社会分工是生产与交换方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国际分工则是社会分工发展到超越国家界限，是一国内部生产及其社会分工的对外延伸，其结果必然导致生产的全球范围组织。这在资本运动的推动下，又总是以一种不可遏制的趋势发展着。

对此，如果我们稍稍注意一下《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对资本主义扩张本性以及由此所导致的三个“从属于”后果的论述，便可发现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就已经将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当作一个世界性现象。后来，马克思在1858年10月致恩格斯的一封信中又指出：“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4］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世界性与经济制度的国际性特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一步从资本主义历史形成角度进行过深入的研究。马克思从商品这一资本主义生产的细胞出发，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建立在价值上，或者说，建立在包含在产品中的作为社会劳动的劳动的发展上。但是，这一点只有在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基础上（才有可能）”。马克思还认为：“只有市场发展为世界市场，才使……抽象劳动发展为社会劳动。”［5］世界商业和世界市场发端于16世纪，马克思认为可以由此出发追溯现代资本主义的“生活史”，［6］其根本原因在于早在萌芽时期，就已确立起资本主义国际分工的社会历史性质。例如在16世纪，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已经使尼德兰成为著名的世界商品集散地；17世纪初荷兰由几家经营东方香料贸易的公司组成的“联合东印度公司”，拥有自好望角至麦哲伦海峡一大片区域的贸易经营权，而荷属“西印度公司”的贸易范围则广达美洲和西非。

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最初仅在个别国家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及其生产关系只是在较低程度上得到发展。然而，资本的本质在于能够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资本永远不会满足于一般剩余价值的获得，不断追求超额剩余价值是其生命所在。随着资本在本国范围获得更高程度的发展和国内市场日趋饱和，按照内在运行的逻辑，资本必然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突破国家界限走向世界。它不顾一切地打破落后国家狭隘闭塞的自然经济的基础，将适应自己发展要求的生产方式传播到世界各地，并逐渐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由于资本“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的趋势，同样，它也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交换地点的补充趋势，……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7］在资本扩张性的推动下，随着“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8］

对国际性质的认识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国际性质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生产过程的全球化，即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分工的规模已使大工业脱离了本国的基地，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9］其次是消费的全球化，“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再次是分配的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生产同时也就意味着全球性分配的产生，结果是形成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的剥削和掠夺，《共产党宣言》所提出的三个“从属于”就是其重要表现形态。①

既然资本主义本质上具有国际性质，为什么《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研究主要局限于国家范围？这就是笔者在以前文章中曾经指出过的，就像物理学家对事物的考察必须在其状态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进行，甚至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一样，马克思为了确保对资本主义研究的科学性与结论的可靠性，在理论上也必须选择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作为具体考察对象；而在19世纪中期，“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所以《资本论》“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10］。后来，《资本论》第1卷的一个脚注中又进一步解释道：“为了在纯粹形态下对我们的研究对象进行考察，避免次要情况的干扰，我们在这里必须把整个贸易世界看作一个国家，并且假定资本主义生产已经到处确立并占据了一切生产部门。”［11］这表明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及其经济制度无疑是世界性的（即兼具国际性和全球性特征），而并非只是一国范围内的事物；然而一方面资本主义的世界性在当时还处于生长过程中，还不是表现得非常的“确实”和充分，另外从研究方法角度看，当“把整个贸易世界看作一个国家”时，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及其基本矛盾运动在一个典型国家范围内的考察，也可以反观和透视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效果。

其次，当资本主义开拓世界市场、将竞争推向全球时，必然面临内在矛盾的全球范围展开与激化。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学术界以弗兰克、阿明等人为代表的“依附论”，提出将世界经济当作一个整体但存在“中心”与“外围”之别的观点，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在此基础上又有所发展，表现为把外围分为边缘和半边缘两个部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研究以其在民族国家内的展开为主，没有系统提出过资本主义世界性的“中心－外围”理论。但是，类似观点在《资本论》及其手稿写作过程中确实是存在的。资本主义最初萌发于地中海沿岸，17、18世纪率先在英国和法国确立其统治地位，后经1848年欧洲革命，成为世界近现代文明进程的主导力量与发展模式。西欧、北美的资本主义在不断借助殖民侵略、经济扩张等手段加强与世界其他民族联系的基础上，“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2］通过发展世界市场或殖民扩张方式形成全球性质的生产体系，必然在世界范围造成发达与不发达（或者说中心与外围）的差别。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导言》部分谈到资本主义“生产的国际关系”时，曾经把其中一部分称为“第二级的和第三级的东西，总之，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13］既然有“第二级的和第三级”以及“派生的、转移来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那就必然存在着第一级的和具有原生性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19世纪中期，后一种性质的生产关系主要存在于西欧，尤其是英国。恩格斯曾经对当时由国际分工所造成世界经济状况做过一个说明。他形象化地比喻道：“英国是农业世界的大工业中心，是工业太阳，日益增多的生产谷物和棉花的卫星都围着它转。”［14］

当工业国家的资产阶级通过资本扩张将整个世界组织成为以自身发展为“中心”的总体时，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矛盾都展开了”，并且在“普遍的世界市场危机中集中地暴露出来”。［15］马克思认为在世界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矛盾的世界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工业发达民族与落后民族间的矛盾。

出于在世界范围攫取最大利润的需要，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往往表现为“是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的掠夺制度。西欧、北美国家资产阶级凭借在世界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早发优势”，一方面通过建立殖民地方式形成对落后国家资源与市场的直接占有，另外一方面还通过经济关系实施对落后国家的剥削。在早期，后者主要借助发达国家商业资本伸向落后国家的国际性垄断公司进行，例如历史上著名的英属、荷属东印度公司。这些国际垄断公司不但在落后国家市场交换中“自定价格，任意勒索”，而且还在生产领域起支配作用。机器大工业出现后，情况又有所变化。“机器对分工起着极大的影响，只要一种物品的生产中有可能用机械制造它的某一部分，生产就立即分成两个彼此独立的部门。”［16］就对世界的影响而言，“机器生产摧毁国外市场的手工业产品，迫使这些市场变成它的原料产地……。大工业国工人的不断‘过剩’，大大促进了国外移民和把外国变成殖民地，变成宗主国的原料产地……。一种和机器生产中心相适应的新的国际分工产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成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17］“……在这个场合，富国会剥削穷国”，［18］由此必然导致双方矛盾的激化。

——不同资产阶级国家的矛盾。

大工业、世界市场的一定阶段在不断消灭着落后民族特殊性的同时，又使每一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殊的民族利益”得到保持和加强，这种情况自然会加剧不同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矛盾。［19］资本主义在对外扩张过程中，作为资产阶级利益集中体现的国家往往在其中起着巨大的主导性作用。无论是殖民地贸易体系的建立，还是对落后国家和民族的武力征服，国家是不可或缺的角色。当需要共同对付落后国家的反抗时，工业发达国家能够团结起来，但世界市场的有限性又必然会加强它们之间的矛盾。另外，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集中表现是危机，危机最初是资本主义在一国范围内运行的结果，但随着世界历史的发展，各工业国家间生产中联系的加强，个别国家的危机必然向世界危机转变。如果说1825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还只是表现为英国一个国家的危机，那么在22年后，即1847年的经济危机就开始具有“世界”性质。

——落后国家的社会矛盾与世界资本主义的矛盾相互纠葛。

当资产阶级在西欧、北美少数国家成为统治阶级时，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都还处于前资本主义阶段。然而，“那些还在奴隶劳动或徭役劳动等较低级形式上从事生产的民族，一旦卷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而这个市场又使它们的产品的外销成为首要利益，那就会在奴隶制、农奴制等等野蛮灾祸之上，再加上一层过度劳动的文明灾祸”。［20］也就是说，工业发达国家每在一个新开辟的地区或国家进行工业产品的推销、资源的掠夺，或直接建立起初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会使落后国家在原有社会矛盾基础上，再加上一层或多或少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矛盾。于是造成这些国家的社会发展与世界相联系，或者说，由工业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文明进程也会从根本上影响与制约着落后国家的发展。

三、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1．分析共产主义的前提条件，并不意味着否定“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口号的正确性。如文章所分析，在现实性上，共产主义只能作为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而存在，因而其实现过程本身必然表现出而且也只能表现出“自然历史”的属性。肯定和强调其客观物质性并非不承认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重要，尤其是在重要历史转折关头，这种作用的分量会更加突出。然而20世纪世界范围社会主义实践反复证明：对这种作用的不恰当理解和运用，经常是造成极“左”错误的重要根源。这是值得认真汲取的深刻教训。

2．围绕“世界历史为什么重要”这个问题，马克思当年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思想已经被当下的事实证明难以成立。马克思当时认为：资本主义生产会造成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性”存在，从而为人类解放在世界范围的实现提供社会力量。因为资本主义在扩张过程中将其基本矛盾推向全球层面，这时，无产阶级就不再仅是存在于少数工业发达国家的一种孤立现象。另外在世界历史条件下，资本剥削又具有“全球”性质：一是每一民族国家的无产阶级面临多国资本家的压迫；二是资本主义跨国经营使同一企业不同国家的工人遭受代表不同民族利益的资本家的剥削。于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当每一民族的资产阶级还保持着它的特殊的民族利益的时候，大工业却创造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在它那里民族独特性已经消灭，这是一个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而同时又与之对立的阶级”。［21］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特别是在写作《共产党宣言》前后，马克思从“工人没有祖国”结论出发，提出“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各国“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等一系列政治结论。马克思同时强调：由于资本主义工业、商业的竞争是普遍性的，“大工业发达的国家也影响着或多或少非工业的国家，因为非工业国家由于世界交往而被卷入普遍竞争的斗争中”。［22］普遍的竞争形成普遍的交往，而普遍交往“可以产生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23］因此，资本主义全球化推动机器大工业的全球发展和世界统一市场的形成，同时也加强了世界各国的劳动群众及无产阶级之间的紧密联系、“彼此依赖”，使各国的危机与革命不可避免地都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具有“全球化”的性质。然而事实表明，这样情况在当下以及未来全球化过程中都不再有可能成为现实。

这是因为：第一，在全球化对国家利益构成严峻挑战的时候（应该承认，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每个国家的工人阶级一般都会自觉站在自己国家的立场上维护其利益；第二，在世界经济越来越以第三产业为主背景下，国家间竞争往往以牺牲体力劳动者或社会底层人口的利益为代价，其结果不是造成世界工人阶级的团结或联合，而是对立或歧视。

3．正确认识共产主义的前提条件，对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实际意义。一方面如上所说，有助于克服或纠正实践中“左”的错误；另外更加重要的，是推动中国积极主动地融入全球化历史进程。事实证明：当代中国通过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融入全球化，其意义不仅是经济的，而且是政治的和文化的；不仅有利于本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且有利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

 注释： 

① 照传统的观点，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标志。其实这本身也是一个很值得商榷的提法。我们知道，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建立在两大理论基础之上，即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而唯物史观在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已基本确立，由此决定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基本原理的论述就已经与格律恩为代表的伦理社会主义划清了界线，并达到科学的高度。 

 〔参考文献〕 

［1］［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6，773，87.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一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48. 

［5］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78. 

［6］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133.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一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91.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一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31. 

［9］［16］［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一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168-169，169，494-495. 

［10］［11］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8，637.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6.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一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760.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25.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一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610. 

［18］剩余价值学说史（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112. 

［19］［21］［22］［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4-115，114-115， 114-115，86.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一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63－2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