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读经典、悟原理”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共产党人要把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悟马克思主义原理当作一种生活习惯、当作一种精神追求，用经典涵养正气、淬炼思想，升华境界、指导实践。”［1］（以下简称《讲话》）。以上这段引文是《讲话》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基础上提出的重要论断，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对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在我国学界，一些论者那里长期以来是处于“用经典、注原理”的。《讲话》之后，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进入了一个转型期，即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从“三个组成部分”（三驾马车）转变到从经典解读上来。目前，学界对经典研究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亮剑型的，一种是绕道型的。这两种类型都力图往经典解读上汇流。但是在这里缺少一个重要的环节。这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这两个问题搞不清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解读就没办法进行。文章的研究在于使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奠基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经典著作的基础上。
【关键词】 “读经典、悟原理”；马克思主义理论；唯物史观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哲学方法论
作者简介：冯景源（1931-），男（汉），河北景县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龚维丽（1932-），女（汉），安徽合肥人，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院教授。
一、“读经典、悟原理”：转型期两种经典研究的类型
近年来我国学界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方面突显了针对“三个组成部分”主流学派的两个类型。一个是“亮剑类型”的，一个是“绕道类型”的。为了容易理解，这里先阐述“绕道类型”。
（一）“绕道类型”是最新的一种类型
为什么说是绕道型？《讲话》发表之后，学界的研究重心慢慢地转移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典解读上来。近日读到一篇很有启迪的文章：《新时代哲学的使命：范式创新、思维革命、方法论自觉》［2］（以下简称《范式创新》）。《范式创新》很有特点。特点有三：一是该文在习近平总书记发表《讲话》之后，为了阐述这篇重要讲话的内容而写的；二是该文是为了改变我国学界对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在方法论方面存在的问题而写的（这个特点体现在文章的题目中）。三是该文的观点并非作者一人的。纵观全文，该文是在几篇哲学论文基础上提炼发挥出来的。焦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到批判“两个凡是”，而后进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再到改革开放等都可以归结为哲学范式的改革。之前，学术界一般提到马克思主义的时候，都是提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三个组成部分。而在该文中这种“三驾马车”各自分离的提法没有了，改用以实践理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这是一个极大的进步，即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从“三个组成部分”集中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个方面，并且，突出了哲学方法论；最重要的是回归到了以经典为依据。《范式创新》提出“问答逻辑”这一方法，认为“问答逻辑”是依据经典得出来的。这样，《范式创新》就通过哲学方法论回归到了经典，也就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
1. “问答逻辑”是怎么绕道的？从理论形态上说它绕过了两个环节：一是绕过了“三个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二是绕过了哲学原理（唯物史观是由辩证唯物主义推广、运用而来的），直奔哲学方法论，从哲学创新的方法论上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解读。
《范式创新》一文研究表明，改革开放的40年来，哲学界着重在思维方式上进行了研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创新上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见解，该文归结为以下九种：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科书改革、原理研究、哲学史研究、文本——文本学解读、与当代西方哲学对话、反思的问题学、部门哲学、中国化、出场学等“九种创新研究模式”，作者称这些模式为“范式图谱”。“范式图谱”指的是以这些大学为依托“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研究的范式图谱。”［2］
作者对图谱做了认真比较研究。首先，他把范式分作两类：“专题化”和“学派化”。从范式要解决的内容上来说，他把范式分为“理论自证”的和“实践推动”的。其次指出这些范式中存在的问题是：“专题化”和“学派化”的研究范式，只是形式的创新，而非内容的创新，只是理论的自证而非实践的推动，专注于个别理论的局部深化而忽略了理论体系的整体进步。［3］
2. 作者提出了一种新的范式：“问答逻辑”。这个“问答逻辑”是通过实践中问题的解决推动事物发展的范式。作者认为“问答逻辑”不同于以往的各种范式，它是一种理论创新的范式，而且这个理论创新范式在理论上是来自马克思如下经典论述：
“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问题“是公开的、无所顾忌的、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之声”、“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每个问题只要已成为现实的问题，就能得到答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既始于问题的确定，又创新于发展与问题的解决”，“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起点和归宿，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问答逻辑”［4］。作者的研究表明，“问答逻辑”这一理论创新是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理论根据的。
3. “问答逻辑”的重要启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要解决的问题是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出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为了改变人民历史命运而创立的，是在人民求解放的实践中形成的，也是在人民求解放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的，为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5］另一处的重要引文是：“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展而发展的历史，是不断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丰富自己的历史——［6］”。以上的图谱被提出来进行研究旨在深入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及其发展的历史。另一方面，在这些图谱中，作者选择了“问答逻辑”与众图谱相对立。“问答逻辑”是什么？是哲学的方法论。最主要的是这一哲学的方法论是有经典依据的。这样《范式图谱》绕了一个大圈子：从哲学方法论的经典依据上科学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
以上的分析表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读，绕过“三个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直到哲学的方法论才到达马克思的经典。正如有人所形容的，在经典解读的背后有多少人的艰辛！
（二）亮剑式的经典解读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研究早就存在，并且为学者所关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六十年》［7］梳理了这些年的研究内容及其重要意义。这里指的是以经典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另一种类型——亮剑式的类型。该类型以高放教授为代表。所谓亮剑，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科学理解的基础上敢于亮剑。
1.直面“三个组成部分”主流派原理。2005年针对“三个组成部分”高放教授说：“虽然我不同意郭大俊同志否认‘三个组成部分’的观点，但是我认为郭文所提到的马克思主义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确实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其实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甚至比郭文中提到的还要多，不只是存在重复问题，而且现在教学体系不能引起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兴趣，甚至使得学生学完‘三个组成部分’还不知道马克思主义为何物，因此这一教学体系上的弊端亟待克服。”［8］文中所说的郭文指的是湖北大学法学院郭大俊教授以下两篇文章：一篇是《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说”献疑》［9］，另一篇是《澄清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的误解》［10］。郭大俊教授说的是献疑，在高放教授这里，则是针锋相对地说要克服的弊端，因为这种教学体系使人学了不知道马克思主义为何物。
2.直面权威。这是通过与胡乔木在理论上的争论表现出来的。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81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启动。高放被聘为该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分支”副主编，其中有“马克思主义”这个词条，按照当时的规定，各个词条都要约请最有研究的学者撰写。“马克思主义”这个词条，大家意见一致认为应该约请胡乔木同志撰写。胡乔木同志答应了，但要人先为他起个草稿。由于高放长期教马克思主义基础课，所以编委会请高放先为他起了草稿。按照大百科全书体例的要求，每一个词条首先要写出简明的定义和界说。高放经过研究，认为不能再简单照引列宁和斯大林的语录。列宁1913年下的定义过于简略又不够精确，斯大林在1950年下的定义过于冗长而又未能指明马克思主义科学究竟要解决什么根本问题。最后他用36个字下了一个新定义：“国际无产阶级领袖和导师卡尔·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创立的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科学”。这个定义包含三个要点：首先，点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象和核心内容是要解决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这个根本性的大问题；其次，指明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它不仅是某个思想家的思想体系，因为成体系的思想可能具有科学成分，但未必是科学；最后，限定这门科学的创立者是马克思，恩格斯这两个并肩战斗数十年的战友和思想家。并且强调指出，对马克思主义本意的说明应该以他们两个人的言论为根据。到1990年，大百科全书出版时，高放发现由他撰写的“马克思主义”这个词条的第一句话，不知怎么被删改为“国际无产阶级领袖和导师k·马克思和f·恩格斯创立的思想体系”。对于这种删改高放教授深有感慨，他说这一删改“‘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这个马克思主义的主题略去了，因而人们仍然不知道马克思主义究竟主要是要解决什么问题的。可见在我国当今由马克思主义学者来给马克思主义下个定义是多么艰难的事情。”［11］这次论争，可以说是以文献为依据的经典解读与依据“三个组成部分"的思想体系为依据的解读之争。高放教授没有屈服，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且把他的解读归结为五个字公开发表：马克思主义就是“人类的解放”［12］。如是，高放教授把他要坚持的观点“人类的解放”亮剑似的表达出来。
3.《共产党宣言》的研究是高放教授敢于亮剑的底气。高放教授一辈子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特别是对《共产党宣言》的研究尤为出色。他的最后一本专著选定《<共产党宣言>探真》。他逝世前的最后一篇文章是《认清<共产党宣言>真相、真理和真义》［13］。高放教授认为在《共产党宣言》中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真相、真理和真义。因此，研究高放教授的这篇文章，可以知道敢于亮剑的底气在那里。
（1）“人类的解放”的经典的来源。高放教授的大百科“马克思主义词条”中第一个内容“人类的解放”被删掉后，他不仅不屈服，而且在自己的著作中明确地表示出来，这个底气就来自《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这个基本思想完全是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恩格斯在这句后面加了一个注说：“1845年春，我在布鲁塞尔再次见到马克思时，他已经把这个思想考虑成熟，并且用几乎像我在上面所用的那样明细的语句向我说明了。”［14］，恩格斯为什么要加这个注？在此之前《宣言》的序都是由马克思、恩格斯两个人同时署名的。这个“序言”是马克思逝世之后，由恩格斯一个人署名的。这个“序言”说明了两点：一个是说这个思想也是他的，一个是说马克思早在1845年就形成了的。就是说人类的解放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时的想法、个别的论断，而是与他们的共产主义理论同样重要的基本原则。正是依据这一点，高放教授敢于说列宁和斯大林的定义是不精准的，敢于说“学了三个组成部分，不知道马克思主义为何物”。
（2）共产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解的经典依据。在高放教授最后一篇文章中提到的一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这篇文章的经典依据是《宣言》的第一篇“序言”：“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某些地方本来可以作一些修改。这是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如果是在今天，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的写法了。”［15］高放教授依据以上的理论，把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与社会主义的实践既有联系又有区分地结合起来，把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作为一个过程。科学社会主义——依据历史条件为转移而实行的“革命措施”统称为科学社会主义。依据这样的理解，他从实践上总结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意义：“从实践上看，它是170年来指导国际共运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明灯，使世界发生了深刻变化。它使中国社会发生了三次巨变，即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变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又再变为带有苏联模式印记的社会主义社会，更再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当今又再促进我国与世界各国人民共同构建美好世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16］
4.对个人迷信亮剑。高放教授逝世后人民大学老干部处主办的《夕阳红》为了纪念他，特别转载了他的一篇文章：《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阶段——从敢想敢说到善想善说的艰辛历程》，其中一段是说他是如何对个人迷信亮剑的。“1979年，我在全校科学讨论会上宣读了《反对个人迷信是国际共运的优良传统》的论文，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历来反对个人迷信，斯大林带头大搞个人迷信（当时把个人崇拜译为个人迷信）给社会主义国家造成大祸。1980年，我又提出《社会主义国家政体问题研究》论文，指明斯大林带头实行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制，这“三制”是沙皇专制政体的变种——198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评定我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时，我是唯一一位以副教授身份破格被评选为国际共运史专业的第一个博导，当时评选博导是首先由各重点大学在教授中遴选最优者上报。”［17］
5.及时破解共产主义只有一句话“消灭私有制”的谜团。前一段时期，在我国一个有影响的媒体上发出了一种声音，即共产党宣言可以归结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此言论在网上引起热议。这两年我国理论界在进行不忘初心的宣传。在这个过程中，从一个主要媒体上发出了这种声音令许多人惊讶。正在这个时候，高放教授及时从理论上进行了解惑。在他的最后一篇文章中写道：“我还不同意理论界一些人把《宣言》的基本思想归结为‘一个消灭、两个彻底决裂’。首先‘消灭’和‘最彻底决裂’的译文就不精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资本论》第三卷中多次使用过‘扬弃私有制’的说法，中央编译局的译本都译为‘扬弃’，为什么在《宣言》中非要改译为‘消灭私有制’呢？‘消灭私有财产’的译法也是起源于1843年博古的校译本。由于俄文中缺少与‘扬弃’相对应的单词，所以就误译为‘消灭’。博古又将俄文译为中文，以致以讹传讹流传至今。”［18］高放教授的经典研究，对这种以讹传讹的错误观点的及时破除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二、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真谛到底是什么？它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是怎么阐释出来的？
（一）为什么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形成史
笔者本是教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教了30多年原理。20世纪80年代后期调到中国人民大学马列研究所，开始从经典著作中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一次偶然的机会读到高放教授文中所述的马克思“三个组成部分”使学生学了不知道马克思主义为何物，甚感惊讶！从此，便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形成史。研究马克思主义形成史的第二个重要的原因，是原来的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无法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为了解决我的理论困惑，我开始研究唯物史观的形成史。2014年出版了我的《唯物史观的形成和发展史纲要》（中央编译出版社）。之后，开始研究它的姊妹篇——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史。在这个过程中我和高放教授曾多次联系，交换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研究问题。他把他的专著《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新论》赠送给我，我把我的专著《唯物史观的形成和发展史纲要》赠送给他。他的专著对我进一步的经典研究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我研究马克思主义形成史的方法，是依据经典采取理论驿站的方法来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理论驿站的研究方法在一定意义上是受高放教授研究方法的启示。
我国学界对马克思主义解读正处在一个转型期，这个转型期就具体表现在绕道型研究和亮剑型经典解读的汇集点上。恰好我的研究正是马克思主义形成史。这样，我的理论驿站的研究对于这一转型期具有一定的意义。
“绕道型”和“亮剑型”两个研究类型各有所侧重。高放教授的专著《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新论》侧重在社会主义新论上。哲学的研究由于某种历史的原因，特别是在“阶段论风波”、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遭受批判之后，可以说这些都是在反对教条主义旗帜下进行的。这样就迫使一些人只能绕道而行。现今情况发生了变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都需要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坚持从马克思经典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说是从高放教授“人类的解放”论开始的。为了这一重大的命题，也由于一定历史的原因，他着重从社会主义新论，即科学社会主义的角度解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高放教授专著的“马克思主义”的内容还没有以经典的形式解读出来。我的理论驿站方法可以说是从经典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续和深入。
（二）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它的真谛在什么地方？
笔者研究马克思主义形成史的方法是理论驿站。当我研究到1859年的时候，理论驿站再也演绎不下去了。到1859年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制定基本已经完结，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工作是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是理论创新，另一个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制定之后整理和出版的工作。以上的情况，是由马克思恩格斯的两个“序言”表述出来的。以下研究这两个“序言”。 首先是马克思第一个“序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这个序言是马克思1859年写下的。1859年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重要的一个阶段，也可以说是马克思理论成就的一个重要的阶段，是他从社会舞台进入书斋进行理论研究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中的研究是由什么问题引起的？这个问题具有怎样的时代意义？
1.马克思主义研究是由什么问题引起的？是由两个“苦恼的疑问”引起的。马克思这样写道：“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分析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佩尔先生就摩塞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另一方面，在善良的‘前进’愿望大大超过实际知识的当时，在《莱茵报》上可以听到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带着微弱哲学色彩的回声。我曾表示反对这种肤浅言论，但是同时在和《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一次争论中坦率承认，我以往的研究还不允许我对法兰西思潮的内容本身妄加评判。我倒非常乐意利用《莱茵报》发行人以为把报纸的态度放温和些就可以使那已经落在该报头上的死刑判决撤销的幻想，以便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19］
2.两个“苦恼的疑问”是什么样的性质？具有怎样的时代意义？两个苦恼的疑问是在社会实践中提出来的，是那个时代需要回答的问题，可以说是时代之谜：
第一个关于物质利益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后发展的趋势来看，从物质利益上考虑社会发展的原因，在人类历史上来看这应是第一次提出这样的问题。林木盗窃案和摩塞尔酿酒农民的贫困状况是德国最基层的人民的物质利益问题；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都是那个时候英法国家政治经济学热议的问题。一个是人民基层的物质利益问题，一个是国家层面的政治经济学的问题。政治经济学在英法国家是一种为立法者提供的强国裕民的经济理论。在马克思这里成为研究市民社会发展内在原因的“最初动因”。
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伟大的成果之一就是对唯物史观的伟大发现。马克思说“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先生下令驱逐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上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的发生变革——”［20］
以上这段经典引语学者非常熟悉。这里需要说明两点。第一，这个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已经从哲学上作了论证，后来马克思又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以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名义进一步做了阐释。第二，这里是以经济学研究成果表述的。恩格斯说，这是马克思的一个伟大发现之一。
第二个“苦恼的疑问”是关于“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带着微弱哲学色彩的回声”。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问题，马克思称这是法兰西思潮的内容，而且是“带着哲学色彩的回声”。对于这样的回声，马克思认为这是肤浅的；可是“在善良的‘前进’愿望大大超过实际知识的当时”，他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这是马克思当时的又一个“苦恼的疑问”。这个“苦恼的疑问”也是时代之谜。这不仅是马克思的，也是当时德国人的、法国人的、英国人的。我们知道这个时代之谜，在马克思来到巴黎的时候，在对法国工人运动的直接考察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已经解决了，这就是马克思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这个转变到1859年写“序言”的时候，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不忘初心”的信仰。
其次是恩格斯”序言”研究的重要意义。这是指恩格斯在为《资本论》第二卷写的“序言”。这个序言的重要意义在于，第一次以经典的形式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制定时期是1843年到1859年：“1843年，他在巴黎开始研究经济学时，是从伟大的英国人和法国人开始的。直到1859年前后——他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在纲要上已经完成，而且在最重要的细节上也已经完成。”［21］这些成果是什么呢？“只要列举一下马克思为第二卷留下的亲笔材料，就可以证明，马克思在公布他的经济学方面的伟大发现以前，是以多么无比认真的态度，以多么严格的自我批评的精神，力求使这些伟大发现达到最完善的程度。正是这种自我批评的精神，使他的论述很少能够做到在形式和内容上都适应他的由于不断进行新的研究而日益扩大的眼界。”［22］这篇“序言”恩格斯签署的时间是“1885年5月5日马克思的生日于伦敦”。这显然是为纪念马克思而写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两个“序言”起始的时间相同，都是1843年到1859年前后。但是理论研究的起点不同：马克思的理论起点是两个理论上的“苦恼的疑问”：一个是关于物质利益的，一个是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问题。在恩格斯的“序言”中，理论起点只有一个经济学的研究。在这个研究中，恩格斯指出马克思有两个伟大的发现：一个是剩余价值学说，一个是唯物史观理论。总括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个“序言”所说的理论研究，就其内容来说只有三个理论：共产主义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唯物史观理论。除了这三个理论，可以说没有什么理论可以与这三个理论并驾齐驱。这三个理论，都有它的代表作。共产主义理论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为代表；剩余价值学说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为代表；唯物史观的理论按着马克思的说法以《哲学的贫困》为代表。这三个理论不是各自孤立的，而是有其内在关系的，这种联系也不是一次完成的。这些需要由理论驿站来探索。
（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1859年之后，既在他的唯物史观制定之后，他在理论研究上属于运用唯物史观的过程。“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重视唯物史观的运用问题，这种运用表现在很多的方面。这里我们着重指出克思在理论运用方面的理论创新。与我们的国情有关，本文着重讨论两个理论，一个是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一个是《哥达纲领批判》。
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可以说是对《资本论》关于社会发展“依次演进”理论的理论创新。《哥达纲领批判》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论可以说是对《共产党宣言》的理论创新。
1.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为什么说是理论创新？《资本论》在俄国用俄文出版之后，在俄国的理论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在青年人中出现了一些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他们坚持《资本论》的观点：主张社会发展的道路是“依次演进”的。在俄国那时又有一些人主张对现存的社会制度进行变革。两种理论产生了矛盾。有一个叫查苏利奇的人写信请教马克思，说如何看待《资本论》的社会发展理论。当时的俄国在西方世界还是一个后进的国家。《资本论》是以先进的英国为典型论证的社会发展的规律问题。这个理论对后进的国家还适用不适用呢？这是社会实践提出的一种新的理论。马克思为了回答社会实践提出的新问题。为了亲自了解俄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刻苦学习俄文，阅读了一本俄国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又研究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社会跨越发展的观点，最后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23］
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在人类历史上跨越发展早就有之。美国和英国就有过跨越发展的历史。不过那是自发进行的。马克思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跨越发展是自觉进行的，是在自觉地认识了社会发展规律的前提下进行的。
2.关于《哥达纲领批判》。这是对《共产党宣言》理论的一种创造性发展。《哥达纲领批判》探讨的是共产党人的纲领在实现共产主义过程中应该分阶段进行的理论。我国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的探讨过程中，几千人进行讨论过。“几千人进行了讨论”，这是邓小平说的。是说我们几千人讨论了《哥达纲领批判》。当时情况是这样的：1978年12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决定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这时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道路，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市场经济的合法性。这时的社会主义是姓资还是姓社呢？这时我国讨论《哥达纲领批判》的有几千人，有人根据《哥达纲领批判》提出社会主义可以分阶段进行，被认为是教条主义受到了严厉的批判。直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上才作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正如邓小平在《十三大的两个特点》报告中指出：“党的十三的特点，一个是阐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24］
三、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资本论》艺术整体内在关系
（一）什么是《资本论》的艺术整体
长期以来我国学界在“三个组成部分”的影响下，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和《资本论》是分别研究的，认为它们之间没有什么关系。这种观点是不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两个“序言”中所叙述的内容。同样，这种观点长期以来也影响着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理解。为此，需要做进一步的探讨。
对于《资本论》理论，马克思称这是一个艺术整体。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基本写完的时候说的。1865年7月31日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至于说到我的工作，我愿意把全部真情告诉你。再写三章就可以结束理论部分（第三册），然后还得写第四册，即历史文献部分；对我来说这是最容易的一部分，因为所有的问题都在前三册中解决了。最后这一册大半是以历史的形式重述一遍。但是我不能下决心在一个完整的东西还没有摆在我面前时，就送出任何一部分。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既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但是要达到这一点，只有用我的方法，在它们没有完整地摆在我面前时，不拿去付印。”［25］
《资本论》艺术整体给我们至少传递了一下三个信息：
第一，恩格斯在马克思写《资本论》的过程中，经常催促他发表一些研究中已经获得的成果。马克思没有那样做。其原因是，马克思要把《资本论》的艺术整体摆在世人面前，在这之前任何一部分“不拿去付印”。
第二，《资本论》的艺术整体不是就《资本论》第一卷说的，而是就整个经济学理论的研究说的。艺术整体是1865年7月写下的。1866年10月13日，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信中说他的书将分为四册出版。“从我给你写倒数第二封信以来，我的病老是复发，因此只能断断续续地搞理论——我的情况（由于身体情况和日常生活中的事情，工作老是被打断）迫使我只好先出版第一卷，而不是像我起初设想的那样两卷一起出版。而且现在看来总共可能有三卷。
全部著作分为以下几部分：
第一册 资本的生产过程
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
第三册 总过程的各种形式
第四册 理论史。”［26］
第三，《资本论》的艺术整体是马克思在忍着极大的病痛完成的。马克思得知《资本论》第一卷将于1867年5月底问世时，直到这时才有空闲给一个亲密的友人迈耶尔写信说“我为什么不给您回信呢？因为我一直在坟墓的边缘徘徊。因此，我不得不利用我还能工作的每时每刻来完成我的著作，为了它，我已经牺牲了我的健康、幸福和家庭。我希望，这样解释就够了。”［27］
（二）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艺术整体？
在马克思那里，艺术整体可以有两种解读：一种是狭义的，一种是广义的。狭义的是指《资本论》（它的四卷本的体系）的理论是一个艺术整体。广义的是指马克思给政治经济学新加的要素而构成的体系。这以政治经济学所加的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表示出来。这些新的要素可以说有以下三个主要内容：共产主义理论、辩证法的思维方法、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理论。
1.关于共产主义理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不是像有的人所说的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即消灭私有制。马克思之前共产主义“思潮”早就存在着。那些共产主义是肤浅的言论，是空想的，真的可以归结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在马克思这里，这是科学的共产主义在长期实践中才能实现的任务。在理论上，马克思从其肤浅的言论到科学的理论的形成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它经过了三个理论的关键时刻。第一个时刻，是从革命的民主主义到达共产主义这个转变过程；第二个时刻，是通过异化劳动对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认识。第三个时刻是在《哲学的贫困》中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是天然合理的历史性的理解，只有到这个时候资本主义私有制，才有可能自我消亡。私有制的消亡不是决定于观念，而是决定于经济的客观规律。正是为了这个科学规律的理解，使马克思在坟墓的边缘孜孜不倦地研究政治经济学。
2.关于辩证法。马克思把黑格尔的辩证法纳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其他一切经济学相区别的最根本的特点之一。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中，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范畴、概念具有形而上学的地方，都有马克思的辩证法出现。以上我们在说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的时候，指出在这一关系中有两种力量，一种是肯定的力量——资本，一种是否定的力量——雇佣劳动。当把这个矛盾关系纳入政治经济学的各种概念、范畴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处于一个运动的过程之中，这种运动通过历史的和逻辑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样其理论形态也就呈现为一种艺术整体：商品、货币、资本、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分配、财富的两极分化，直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自身的否定之否定，这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这个过程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这个理论就以概念的艺术整体表现出来。
在经济学说史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属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古典政治经济学分为主流学派和非主流学派。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属于非主流学派。这个非主流学派的根本特征就是把辩证法纳入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之中。
3.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理论。这个理论是不属于政治经济学范畴的，它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之一。但是，当把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理论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结合起来的时候，它们的关系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为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找到了一个主体。
这个结合是十分的不容易。马克思锻造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是在第一国际中进行的。第一国际存在的时间是1864年到1872年近8年的时期。在其早期正是马克思为《资本论》第一卷出版进行润色的重要时期。这个时候，马克思主义在1859年的时候已经制定完成了，对于唯物史观的理论来说，它只是作为一种理论被公布出来，成为一种客观的理论存在，最初只是限于创始者自己运用来进行理论创新。1864年国际成立之后，马克思被邀请参加了国际，之后被选入了总委员会，在起草章程的过程中又成了主要的决策人。章程的起草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各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斗争的过程。最终，马克思主义成了国际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国际存在8年之久，可以说也是马克思主义同各种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理论进行斗争的时期。其中影响最大的有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拉塞主义等等。这些人既有理论又有自己的组织，尤其是采取非组织的秘密的活动，斗争十分激烈。作为总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马克思在国际的工作，史称锻造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模型：（1）这个政党始终坚持的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2）国际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基层组织是支部，最高权力机关是代表大会，大会闭幕期间为中央委员会（中央执行机关），有严密组织和纪律。这个模型直到现在被延续着。
4.《资本论》的艺术整体是怎么变成马克思主义的艺术整体的。马克思在《资本论》标题下，特别标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个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容集中到一点上：它是一个特定的社会制度的经济发展规律。正是这个规律的揭示构成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本质特点。这个本质特点已经超出了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它已经成了历史观，成了一切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马克思把他的政治经济学特别标出“——政治经济学批判”不是没有原因的。这里涉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如何理解的问题。
理解一：马克思常常称他的经济学研究是他的理论研究，有时也常常把《资本论》的研究称为他的理论工作。《资本论》第四册本来是剩余价值史，马克思则称为理论史。
理解二：马克思对经济学和哲学作为理论研究是不那么严格分开的。唯物史观的制定最初是在《哲学的贫困》中进行的。正是这时马克思自称自己是经济学家又是哲学家。唯物史观可以说是这两个理论的合璧。
理解三：马克思主义三个主要理论的内在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那两个“序言”中说，他们的基本理论只有三个：共产主义理论，剩余价值理论与唯物史观理论。这三个理论是什么关系呢？共产主义是一种科学的信仰，剩余价值及其规律是一个特定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规律。这就是《资本论》艺术整体所要阐述的一般规律：唯物史观是用来指导进行理论研究的方法论。这个方法论要指导研究什么呢？答案只能是：在资本主义典型形态的社会发展中，如何实现共产主义的问题。这是一个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不可能称为单纯的共产主义的，也不可能单纯的称为政治经济学的或者唯物史观的。只有这三个理论统一起来才可以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正是这三个理论的内在统一关系，才构成一个具有时代特征的理论体系。只有在以上的意义上才可以称为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及其全人类解放的理论。
简单地说，马克思说的《资本论》的艺术整体可以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是就《资本论》理论本身的概念、范畴之间的关系来说的。比如第一卷到第三卷的内容是有所分工的：资本的生产，资本的流通、资本总过程的各种形式。这些各种形式又和剩余价值有关。这就是剩余价值如何在生产、流通和分配各个过程中如何进行的。只有这种内在矛盾的发展，最后才有否定之否定的自然历史过程。
广义的《资本论》的艺术整体是就它的社会价值来说的：它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理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书名下特别标出政治经济学批判。批判什么，主要的是批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形而上学历史观，同时也批判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存在的各种弊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资本论》的艺术整体已经超出了经济学和一般哲学的范畴，成为无产阶级政党及其一切进步人士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
《资本论》的艺术整体是开放的，这一开放性在马克思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哥达纲领批判》两个理论中得到了证明。这两个理论既是《资本论》的理论创新，也是在社会实践中实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今天我们研究《资本论》的艺术整体，就是在于把这一艺术整体进一步理解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艺术整体，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两个理论创新在内的）是一个开放的具有以上两个理论创新能力的理论体系。
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问答逻辑”理论创新的再研究
（一）为什么还要探讨“问答逻辑”问题？
我国哲学研究的经典回归是从“问答逻辑”开始的。比起亮剑型解读来说它是绕道进行的。绕了什么呢？从我国学界走过的历史来看，至少绕过了三种情况：一是从“三个组成部分献疑”到“高胡之争”，二是“阶段风波”，三是对“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以学术争鸣的形式进行的批判。以上这三个方面的都涉及一个根本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到底是什么？
“问答逻辑”的观点，哲学界所重视的是哲学方法论的研究。什么原因会形成这种情况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过去掌握意识形态大权的某些人借口“反对教条主义”，把经典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绑在教条主义上，这是一种错位。“问答逻辑”所关注的仍然是“三个组成部分”的一个方面，也是不妥的。
绕道型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绕过了“三个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因为这个“三个组成部分”不能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跨越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所谓跨越发展就是运用国际先进的发展经济的方法，跨越发展自己后进的经济。从跨越发展的本意上来说，跨越发展就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就是跨越发展。这两者在内容上是等同的，即都需要用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同世界经济发生联系；与此同时，国内的经济也必须按着市场经济的原则进行改革。跨越发展理论，是马克思晚年重要的经典著作之一。作为经典著作是不包含在三个组成部分的“思想体系”之内的。从理论上来说，三个组成部分的“思想体系”和马克思主义的跨越发展理论是矛盾的，从经典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来说，哲学研究的方法应该注重在跨越发展的理解上。
以上这两种绕道的情况是历史的事实。“问答逻辑”是不是由这样的原因造成的？尚可留给学界自身反省。
（二）“问答逻辑”经典根据的再探讨
这个根据来自青年马克思对赫斯一篇文章的批判。赫斯是费尔巴哈人道主义的积极追随者，又是青年黑格尔派的积极活动分子，他同时也是《莱茵报》的通讯员。青年黑格尔派在批判了宗教之后，在哲学上遵循黑格尔的理性主义，认为国家是合理性的，对普鲁士的国家抱有一定的幻想，在这种情况之下，赫斯在《莱茵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德国和法国在集权问题上的态度》。他提出主张：中央实行集权，每个省、每个乡镇实行自治。指出，“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还存在着严重分歧，”［28］因为存在着分歧，赫斯才要进行论证①。他从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出发，结合当时流行的傅立叶和巴贝夫的学说，于1837年出版了一本古怪而混乱的书——《人类圣书》，在这本书里他阐述了他的救世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幻想［29］。
青年马克思对赫斯的理论进行了批判。他指出：“一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和任何在内容上是正当的问题，有着共同的命运：主要的问题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正如一道代数方程式只要题目出的非常精准周密，就能解出来一样，每一个问题只要它是一个实际的问题，也就能得到答案。世界史本身，除了通过提出新问题来解答和处理老问题以外，没有别的方法。因此，每一个历史时期的谜是容易找到的。这些谜反映时代所提出的问题。而且如果说在答案中个人的意图和观点起很大作用，——因此需要用老练的眼光来区别什么应当归于个人，什么应当归于时代，——那么相反，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30］
马克思对赫斯的批判是他还没有形成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候进行的。主要是批判他的人道主义、救世主主义思想，提出了要解决历史之谜的理论。
（三）马克思关于解答历史之谜理论的探讨
“问答逻辑”作为方法论，主要的是为了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理论问题。这个道路也就是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之谜。那么，解答这个谜的理论——马克思的科学历史理论——是怎么得出来的？
1.对赫斯理论的批判是马克思破解历史之谜的第一步。马克思批判赫斯的文章，是他作为《莱茵报》编辑的时候。这时马克思还没有形成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当时他的哲学还是普罗米修斯盗天火的精神。盗天火的普罗米是在《博士论文》的“序言”中提出的，这是一种为人类服务的人道主义的精神。在这个时候，只是一种崇高的思想。
2.马克思揭开历史之谜的第二步是在《德法年鉴》时期提出并进行论证的。《德法年鉴》时期是马克思思想形成的关键时期，它实际上是体现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两个过程。
第一个过程可以说是“从何处来，往何处去”这个决策。马克思决定去巴黎的时候，知道出版商卢格也同意去非常高兴，给卢格写信说：“虽然对于‘从何处来’这个问题没有什么疑问，但是对‘往何处去’这个问题却很糊涂。姑且不谈普遍存在于各种改革家的那种混乱状态，就是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也都不得不承认他们对未来没有明确的概念。然而，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的预料未来，而只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到目前为止，一切谜语的答案都在哲学家们的写字台里（赫斯就属于这样的哲学家——引者），愚昧的凡俗世界只需张开嘴来接受绝对科学的烤松鸡就得了。现在哲学已经变为世俗的东西了，最确凿的证明就是哲学意识本身，不但表面上，而且骨子里都卷入了斗争的漩涡。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那么我们便会更明确地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意义有二，即这种批判不怕自己所做的结论，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31］
第二个过程是在《德法年鉴》文章中的一个重要结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32］这里的两个“武器”的理论，已经是共产主义与无产阶级的关系了。在这一关系中，原来普罗米修斯“盗天火”的哲学精神被这两个“武器”的理论代替了。在这个关系中，历史之谜的主体产生了——无产阶级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物质力量。这个论点的形成，对以后理论的制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3.打开历史之谜钥匙的第三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可以说没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就不可能产生马克思主义。揭开历史之谜的方法是在《哲学的贫困》（以下简称《贫困》）揭示出来的。在《贫困》的方法论一章中，马克思专门讲了辩证法有三种形式，一种是黑格尔的，一种是马克思的，另一种是蒲鲁东的。黑格尔是观念辩证法，马克思是经济学的辩证法，蒲鲁东是辩证怪论（辩证法是拐杖）。前两种是有历史和逻辑内容的，黑格尔是观念创造现实事物的历史和逻辑，马克思的辩证法，是通过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的分析，探寻出世俗社会中的人（即当剧作者，又当剧中人）的历史和逻辑；在蒲鲁东辩证怪论中，既没有观念的历史和逻辑，也没有世俗社会的历史和逻辑，有的只是从政治经济学中拿来的一些概念范畴，按照好坏相互冲洗而编排的关系。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两个方面：资本和雇佣劳动。两个方面具有不同的性质，一个是肯定的方面，一个是否定的方面，二者的矛盾构成了经济的运动。经济学的范畴和概念就是这个矛盾方面及其运动在观念上的反映。
4.打开历史之谜的第四步是在《资本论》中完成的。《资本论》理论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唯物史观理论。唯物史观在马克思理论中起什么作用？是观察历史、社会发展的方法论。在《资本论》完成的时候，马克思以上说的三个重要理论都已经成熟。这三个理论的关系是：共产主义理论是理论的核心，是为之奋斗的崇高理想；唯物史观理论以及以后制定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为共产党人和一切进步人士推动社会发展的理论武器。
五、“跨越发展”与“问答逻辑”的逻辑关系
前面我们探讨的是马克思揭开历史之谜理论制定的历史过程。这里进一步讨论“跨越发展逻辑”与“问答逻辑”两种逻辑之间的关系。这两种逻辑都是要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哪一种更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在逻辑上还是个谜。
1.“问答逻辑”是一种常规逻辑。这一逻辑可以在《资本论》的“依次演进”理论中找到依据。当马克思研究后进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发展时，提出了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这时马克思的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内容就有了性质的变化。“依次演进”是以英国为典型的社会发展道路，而社会跨越发展的道路，不再是以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为依据，而是以这一先进的社会发展规律为参考系的后进民族和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问题。就逻辑关系来说，“依次演进”是常规的逻辑，而跨越的发展则属于非逻辑即非常规的逻辑。
2.常规逻辑和非常规逻辑有其内在的关系。非逻辑也是一种超逻辑，或者是一种创造性逻辑。这种逻辑不是不要逻辑，而是要在新的基础上实现新的发展逻辑。这种逻辑从逻辑形态来说是新的逻辑，揭示的是事物发展新形态的内在关系；对于新的理论来说，它表示的是自身的一种理论创新。从哲学上来说，这就是一种创造性思维。
3．这一创造性思维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上是同样起作用的。我在我的其他的文章中，多次论证过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理论的制定就是一种创造性思维的过程。爱因斯坦用假设把已知的公理与要求得的未知的理论联系起来。在这里有三个思维的要素：假设、公理、未知的理论。在这三者之间，他的创造性思维表现在：从公理出发设置一种假设——这是一种常规的逻辑，假设到未知的理论——这是非逻辑的，即超逻辑或创造性逻辑。其中的假设是n个的，即通过多次的试验来探求未知的真理。这个过程就叫作创造性思维，或者说新理论的创新过程。
4.这一创造性思维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上的运用是有区别的。在人类历史上跨越发展是一种历史的自然过程。英国和美国都有过跨越发展的历史，但那是自发进行的。这里探讨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是《资本论》的一种理论创新，是为无产阶级政党和一切进步的人士提供的社会发展的理论武器。这是一种关于社会发展的科学的历史观。
5.跨越发展是如何解决历史发展中的问题和答案的。历史发展中的问题和答案的关系问题，是青年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批判赫斯的理论时提出的。《莱茵报》时期马克思还有两个理论困惑的问题，一个是物质利益问题，一个是关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解的问题。如此算来青年马克思就有三个理论困惑的问题。前两个问题，即物质利益和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我们在马克思理论驿站研究过程中得到了解决。关于在批判赫斯理论时提出的历史发展的问题和答案的关系，在当时是和前两个问题一样，只是提出了问题并没有解决。
青年马克思揭开历史之谜理论研究直到唯物史观的确定才得到一定的结果，但是这时又遇到了新问题，即后进的俄国社会发展的新问题。这个新问题在批判赫斯的时候，马克思还没有形成自己后来的理论，他靠的是普罗米修斯盗天火的精神。“盗天火”就是要寻找使世俗的世界摆脱苦难的方法。马克思在确定唯物主义历史观之后得到了这个方法。唯物史观可以说是一般的解决历史的方法论，这个方法是在《资本论》中解决的。而他以后形成的跨越发展理论，是一种创造性逻辑，是为了解决后进民族和国家社会发展的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符合马克思跨越发展理论的，是在马克思跨越理论指导下形成的。用高放教授的话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它的发展已经经过了三个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建设，现在进入的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有两个显著的特点：在国内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国际上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促进世界在互利共赢原则上和平发展。在以上这些历史阶段上体现的是：中国共产党人首先认识到社会发展中的“问题”，然后根据这些问题，提出自己解决的路线、方针政策。这些路线、方针政策就表现为解决问题的答案。凡是问题提得正确的，答案也就容易找到。
中国是一个后进的国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革命和建设走的都是跨越发展的道路，即超逻辑创造性跨越发展的道路。这个道路都不是从别的地方抄袭来的，也不能照搬某种模式。凡是问题找对了的，答案就容易找到；凡是问题找错了的或没找对的，答案就不会正确，就会走弯路。一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就是在寻找历史中正确的问题与答案、避免错误的问题和答案而不断地遵循着正确的问题和答案的逻辑前进。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言，它所阐述的原则是不变的，即我们现在说的“不忘初心”是不变的，而实现“不忘初心”的各个历史阶段上的革命措施因时代不同而不断变化的。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读经典、悟原理”重要内涵的所在。纵观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将会在“读经典、悟原理”的基础上深入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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