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新文化运动后期的五四运动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伟大事件。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五四运动，以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追求救国强国真理的进步性、各族各界群众积极参与的广泛性，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为新的革命力量、革命文化、革命斗争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选择马克思主义是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必然
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摆脱这种任人宰割的状态，国内的各种政治势力，从清政府的洋务派、寻求变法的维新派到激进的革命党人都先后做了种种努力，发起了各种运动，但无一成功。辛亥革命后建立的中华民国，也没有真正完成这一任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辛亥革命像以前的历次救亡运动一样，既不存在一个强有力的现代政党进行组织领导，也没有充分唤起广大民众共同奋斗。如果广大民众不被充分唤起，国内的各种力量得不到有效整合，革命就不会成功，民族的独立与复兴就不可能实现。而在落后的近现代中国，除了新产生的工人阶级稍微集中一些外，农民是非常分散的，要想唤起他们共同奋斗，必须用先进思想进行有效的宣传教育，这一方面是对集中、统一而有力的现代政党的内在需要，另一方面是对先进思想的探索追求，两方面综合，就是对以先进思想为指导的现代政治组织的强烈需求。而这样一种历史的强烈需求恰恰在五四运动后得到了有效满足。
肇始于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致力于西方思潮的引进、国民性的启蒙与救亡良方的探寻。在近现代涌入中国的各种西方思潮中，虽然马克思的著述和思想在五四运动以前就已经通过片段性的译介为国人所知，但真正蔚为大观还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马克思列宁主义对落后国家的关切、对建党必要性的强调、对马克思主义政党高度集中统一性质的阐发、对人民主体地位的揭示、对历史进步的信心、对发展规律的分析、对未来社会主义美好图景的描绘，恰恰契合了近现代中国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使命
就历史使命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历程是围绕中国的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展开的。伟大使命当然不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通过不同阶段来分别接续完成。从使命的实现来看，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推进经济建设和关注人本身的整体发展是必须经历的三步。当然，这三步并非能够截然分开，其相互之间存在互动，在此只是一个粗线条的划分。既然这三步不可能同步实现，在不同的阶段，针对不同的主要问题与中心任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就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正如列宁所言，“马克思主义这一活的学说的各个不同方面也就不能不分别提到首要地位”，并形成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阶段性创新成果。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实际上就是中国现代化与民族复兴的逻辑，它服从中国现代化进程与民族复兴进程的需要。
从实践需要角度看，更容易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现当代历史进程中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发挥何种作用。革命战争年代，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方法为指导，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新胜利。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原理尤其是生产力决定作用理论为指导，实行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经济发展迅速，综合国力不断提升。新世纪以来，面对以往改革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我们党强调更关注于人本身的整体发展。就关注人本身而言，强调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积极推进改革成果的共享，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就整体发展而言，强调发展的科学性、全面性、系统性，以及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想、系统思想发挥了有效的思想启蒙之功。百年的结合进程与成就表明，马克思主义不仅能够指导人们摧毁一个旧世界，而且能够指导人们建立一个美好幸福的新社会。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运动主体
就运动主体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历程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历史创造作用的过程。五四运动以后，1921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了坚强的领导主体。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又特别重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与作用。党是领导主体，人民是更为广泛的历史主体。这种情况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如何处理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一般而言，党的领导干部应该具有深厚的理论素养与丰富的领导经验，通过理论学习与深入调查研究来认知使命、了解现实、汇集民智、把握规律、设计政策，在更为自觉的层面上进行工作，人民群众相对而言则更为自发。自发需要自觉来总结、提升与引导，自觉源于自发、高于自发而指导自发，自发与自觉是一种辩证统一关系。这种自觉源于自发而又指导自发的机制集中体现在作为我们党根本工作路线和根本工作方法的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具体而有效的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历程已经充分证明了群众路线的正确性和重要作用。但也要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这种自觉与自发的辩证统一并非能够自动实现。如果教条主义严重、思想僵化保守，调查研究工作没有做好、对实际情况与群众诉求不了解，群众路线的贯彻落实就会出现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就会受到挫折，党和国家的事业就会受到损失。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体现，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党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能否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决定着党的事业的成败。”可以说，历经百年的经验、教训与成就，我们对中国化进程中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对于群众路线的重要作用与实现机制有了更理性的认识、更为深入的理解。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基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历程，充分证明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极端重要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将发展与推进基点切实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五四运动时期虽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蔚为大观，随后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也将之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深入理解却是一个长期持续的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且产生于与中国现实与文化差别巨大的西方工业文明的语境之中。这种情况下，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运用很容易犯本本主义的错误，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某些具体观点视为理论上的天经地义与实践中的金科玉律。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一贯强调要从实际的问题与需要出发来运用理论。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一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
针对革命战争时期本本主义的错误，毛泽东特别强调要“有的放矢”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针对建设与改革中的教条思维，邓小平则更为直接地将实事求是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实事求是就是要打破僵化认识的束缚与言必称经典、行必找依据的陈旧积习，形成人们对于实践与理论关系的正确理解，确立实践的优先性，面对现实问题，树立彻底的实践思维，灵活地结合理论，探索适合自己的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也强调：“我们要以更加宽阔的眼界审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实践需要，坚持问题导向，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聆听时代声音，更加深入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