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探讨已经进入到以下两个文献之间的关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44年手稿》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两个文献都是“手稿”，但是它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这两个”手稿“涉及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三个重要人物的理论：黑格尔、费尔巴哈和亚当?斯密。中外学者都非常关注。《44年手稿》在西方曾引起“马克思热”；《提纲》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曾引起热议。但在方法上都是单一文本的研究，不可能把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史和逻辑的内在关系解读出来。马克思的思想是如何与这三个历史人物的理论联系起来的，又是如何从他们的理论中脱离出来的。对于这些马克思主义原理很少深入地研究，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正确的方法，或者说是不注重方法问题。今天我们对以上两个文献的研究采取不同的方法——理论驿站的方法。这个方法是通过文献之间的联系，把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论历史的逻辑的揭示出来。理论驿站的方法是从恩格斯的《资本论》第二版“序言”中学来的。恩格斯的这个“序言”很有启迪性。研究它对于我们今天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非常有意义。 

　　【关键词】 《44年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理论驿站；《资本论》 

　　中外学者在研究马克思理论发展时习惯采用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单一文本解读法，如《44年手稿》的“马克思热”；另一种是单一“主义”的推广、运用法，如唯物史观是从辩证唯物主义那里推广、应用而来的。辩证唯物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胚胎”。这两种方法是不符合历史的。代替这两种方法的应该是理论驿站的方法。这种方法注重的是文献研究，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原理。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共产党人要把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悟马克思主义原理当作一种生活习惯、当作一种精神追求，用经典涵养正气、淬炼思想，升华境界、指导实践。”［1］我们把习总书记的这个论断从方法上解读为读经典、悟原理的方法。这个方法很有启示：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原理也不是一个一个地单独研究制定出来的；原理需要在经典之间的关系中揭示出来，这就是说需要方法。这个方法就是读经典、悟原理。

　　一、恩格斯《资本论》第二卷“序言”研究的意义 

　　恩格斯是从历史和经典著作中揭示马克思理论发展的第一人。恩格斯说：“1843年，他在巴黎开始研究经济学”，“直到1859年前后——他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在纲要上已经完成，而且在最重要的细节上也已经完成。”［2］恩格斯以上的话，是他在《资本论》第二卷出版的“序言”（以下简称“序言”)中写下的，其中着重是说，马克思这两个伟大发现是在“日益扩大的眼界”的研究中得出的：“只要列举一下马克思为第二卷留下的亲笔材料，就可以证明，马克思在公布他的经济学方面的伟大发现以前，是以多么无比认真的态度，以多么严肃的自我批评精神，力求使这些伟大发现达到最完美的程度。正是这种自我批评的精神，使他的论述很少能够做到在形式和内容上都适应他的由于不断进行新的研究而日益扩大的眼界。”［3］。《序言》签署的时间是“1885年5月5日马克思生日”。马克思1883年逝世。《序言》揭示的是马克思理论生涯的最重要的时间“1843到1859年”、最重要的理论活动和两个最重要的理论发现。显然是为纪念马克思的伟大成就而写的。“序言”说的1843到1859年这段时间，在马克思理论的研究上提供了三个重要方面的信息：一、马克思理论研究的起点和最大理论成就的标志点。二、《资本论》“艺术整体”内容的揭示。三、启示了马克思理论研究的最主要的方法是理论驿站。可以说，前两点都是这个理论驿站成果的体现。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我们非常关注的是研究马克思理论形成的方法——理论驿站方法的重要意义。

　　为了理解《序言》是为纪念马克思的理论成就而写的。我们可以说以上三点，都是恩格斯按照马克思的思想形成轨迹而写下的。

　　（一）马克思理论研究的起点和理论最大成就的标志点

　　《序言》所标出的时间点1843到1859年，这是恩格斯遵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所说的时间标出的。马克思的这个“序言”写于1859年1月。这个“序言”是这么说的：“我学的专业本来是法律，但我只是把它排在哲学和历史之后当作辅助学科来研究。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另一方面，在善良的‘前进’愿望大大超过实际知识的当时，在《莱茵报》上可以听到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带着微弱哲学色彩的回声。我曾表示反对这种肤浅言论，但是同时在和《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一次争论中坦率承认，我以往的研究还不容许我对法兰西思想的内容本身妄加评判。”［4］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1843年时的两个理论的“苦恼的疑问”。到1859年的时候，马克思的这两个“苦恼的疑问”经过15年的研究已经得到了解决。

　　（二）《资本论》“艺术整体”内容的理解

　　《资本论》的“艺术整体”是马克思自己说的：1865年7月31日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我的《资本论》的写作（指前三册，出版时称为卷）基本上已经完成，并进一步说：“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5］

　　20年后，即1885年马克思生日的时候，恩格斯写下了这个“序言”也是有意阐述对马克思经济学的伟大成果：《资本论》艺术整体的理解。按照恩格斯的意思，《资本论》的艺术整体在哪里呢？只有把三卷的内容联系起来才能看得出来。

　　恩格斯的“序言”虽然是为第二卷出版而写的，但是在他写第二卷“序言”的时候，就开始了第三卷的整理和出版的工作，这就是说恩格斯对《资本论》1、2、3卷的内容已经全盘的掌握，就在这个时候，在他为第二卷写序的时候写下了“政治经济学核心问题即剩余价值理论”。［6］

　　如何理解《资本论》的“艺术整体”和剩余价值之间的关系呢？恩格斯的论述做了回答。对《资本论》1、2、3卷的内容，马克思是这样说的：第一卷谈的是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卷谈的是流通过程，第三卷谈的是资本的总过程。恩格斯用剩余价值理论把这三卷的内容统一了起来。这就是，第一卷谈的是剩余价值的生产，第二卷谈的是剩余价的实现，第三卷谈的是剩余价值的最后的分配。

　　（三）恩格斯”序言“研究的重要启示

　　启示一：马克思理论的形成是有历史的。我们应该把恩格斯的“序言”同马克思1859年的“序言”联系起来。这两个“序言”联系起来就是马克思主要理论研究的全过程：从1843年开始，終点是1859年。

　　启示二：马克思理论的主要内容和内在关系。两个”序言“所指的时间虽然相同，但内容是不同的。马克思的1843年的起点指的是《莱茵报》时期遇到的两个“苦恼的疑问”，这是当时从社会实践中产生的两个理论的疑问，需要他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斋进行理论研究。这里说的是他理论研究的起点。恩格斯的1843年指的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起点。1859年是两个”序言“所说的終点，其内容在马克思那里有两个：一个是共产主义的科学理解，一个是唯物史观的制定；在恩格斯那里指的是马克思两个伟大成果——剩余价值和唯物史观理论的发现。

　　两个”序言“联系起来，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读有着重要的意义：

　　1.从时间上看是一样的，从内容上来看都是以马克思理论为主体的三个主要理论的形成过程。这三个理论是以《德法年鉴》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制定，以经济学研究为基础的剩余价值和唯物史观两个伟大理论的发现。、

　　2.这三个理论都不是各自孤立的，而是内在地联系着的。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唯物史观制定之后，就成为指导他理论和实践的总的方法。三者的关系是：共产主义是信仰；剩余价值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规律，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是永恒的；唯物史观作为方法论，主要是通过政治经济学解剖市民社会中各种矛盾，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在这一生产关系中，资产阶级是保守的力量，无产阶级是否定的力量；从而揭示出共产主义实现的历史必然性。我们称马克思主义为”三者统一“的理论就是基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两个”序言“得出的。

　　3.马克思恩格斯两个“序言”解读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把两个人说的1843—1859年作为一个时期。这个时期主要的是以理论制定为主要内容；从1859年之后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分为两个大的时期解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固有的，只是到恩格斯的《资本论》第二卷“序言”时才明确地表示出来了。

　　启示三：马克思理论的研究需要方法论。对我们今天的一些人来说，这可能是最最需要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他们用“序言”的形式论述了马克思理论的制定过程，马克思“序言”的内容更宽泛，从范围上来说，马克思的“序言”应该包括恩格斯的“序言”。但从方法来说都是分阶段谈马克思理论不同内容的制定。为什么要分阶段？因为情况不同，理论研究的注重点不同。这样就形成了理论研究的阶段性。但是它们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就像两个“序言”所揭示的内容具有统一性一样。这种情况在恩格斯的“序言”中说的比较清楚。这有两段话：第一段话：“1843年，他在巴黎开始研究经济学，直到1859年前后------他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在纲要上已经完成，而且在最重要的细节上也已经完成。”第二段话：“正是这种自我批评的精神，使他的论述很少能够做到在形式和内容上都适应他的由于不断进行新的研究而日益扩大的眼界。”［7］

　　在恩格斯的“序言”中，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经过了“纲要”的制定，而且在最重要的“细节”上进行研究。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纲要”和“细节”又是不断修改的，它们是在“不断进行新的研究而日益扩大的眼界”过程中进行的。这就是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不是单一的经济理论演绎的进程，而是结合新的历史在“不断进行新的研究而日益扩大的眼界”中进行的，应该理解为是一种理论驿站的创新的过程。这个过程也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通过不同的理论驿站而进行的。

　　用恩格斯的这个方法去看马克思的”序言“就更加明显了。马克思的”序言“涉及的时间是1843到1859年，即从两个”苦恼的疑问“到唯物史观的制定。从理论渊源上来说，它涉及与人类文明中的黑格尔、费尔巴哈和亚当?斯密这三个重要理论家的理论的关系问题。在人类历史上有好多文明成果，马克思的理论为什么和这三个主要理论发生关系，也不是一个接着一个地进行联系的。仅就这三个理论的关系来说，马克思的思想进程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和其中的一个理论结合的；这三个主要的理论，又通过什么样的批判繼承成为马克思的理论的重要内容的。更为重要的是这三个历史上重要的理论，在马克思理论中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恩格斯“序言”的启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有自己的历史；这种历史凝聚在各种经典著作中；探讨这种内在的理论关系需要用科学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理论驿站。

　　恩格斯的“序言”好像是针对我们现代的人说的：如果有人想要了解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又是怎么产生和发展的，那就好好地看看这个“序言“：在15个年頭中马克思进行了哪些领域的研究？哪些理论主要地影响了他？在铸造这三个基本理论的艺术整体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怎么研究？这种研究需要“拆零”：先把它们分解为各自不同的理论驿站，最后再把它们整合成一个艺术整体。我们现在采用的这个方法——理论驿站，应该说是从恩格斯的《资本论》第二卷的“序言”中获得启示后得到的。

　　我们已经研究了马克思是怎样从《莱茵报》到《德法年鉴》的思想发展，这一点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三者统一”的第一个理论驿站作了说明。现在我们要进行的是马克思主义“三者统一”第二个理论驿站：从《1844手稿》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思想进程。

　　二、马克思理论发展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关系 

　　（一）费尔巴哈哲学与马克思的“费尔巴哈派”

　　在马克思的思想形成中，最早受其影响的最大莫过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了。对于黑格尔哲学，马克思因为《莱茵报》的两个“理论困惑”首先批判了黑格尔哲学，即“1843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和1844年在《德法年鉴》上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做了批判。这就是我们已经研究了的第一个理论驿站。现在我们要研究的是第二个理论驿站，即马克思思想发展中与第二个重要人物费尔巴哈理论的关系。对马克思来说，有一个从“费尔巴哈热”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从《44年手稿》到《提纲》，我们称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的第二个理论驿站。

　　什么是“费尔巴哈热”？马克思在他的理论形成中，曾受到费尔巴哈哲学的极大影响，史称马克思的“费尔巴哈热”。这是时代的使然。费尔巴哈是马克思之前最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他的唯物主义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力量？费尔巴哈的哲学历经三个阶段：神学、青年黑格尔派的理性哲学，最后到达了唯物主义人本主义哲学。费尔巴哈是在海德堡大学学习神学，因为对神学感到失望，第二学年转到柏林大学，在那里听了黑格尔哲学两年的课，开始不滿意黑格尔抽象的思辨哲学，于是致力研究自然科学。他曾回忆说：我告别黑格尔哲学的时候是这样说的：“我听了你两年的课，两年我把自己完全投身于研究您的哲学，现在呢，我体会到需要转向直接同思辨哲学对立的其它科学，转向自然科学。”［8］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从唯物主义观点上来说，是最彻底的唯物主义理论，因为他既懂得神学又懂得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作为青年黑格尔派，他又是站在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立场上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所以他的人本主义，在当时是最彻底的、坚决的唯物主义。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影响是他的两本重要哲学著作：一本是《基督教的本质》（1841年)，一本是《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1842年）。这两本著作既是针对基督教的神学，又是针对黑格尔的思辨哲学的，在当时的德国具有重大的影响力。恩格斯回忆说，1841年的《基督教的本质》开始影响了马克思。1842年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这是针对黑格尔的思辨哲学的。这本书的作用，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理解。他说：“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下子都成了费尔巴哈派了。”［9］

　　（二）马克思摆脱“费尔巴哈热”是一个复杂艰难的过程

　　1.马克思摆脱”费尔巴哈热“的第一步。首先是两个人对黑格尔哲学批判的内容不同。马克思和费尔巴哈都是黑格尔哲学的批判者，但是两个人对黑格尔哲学批判的重点各不相同。1842年的时候，那时马克思还是青年黑格尔派理性主义的重要成员。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唯物主义对于马克思来说，起到了极大震动的作用。到1843年的时候，马克思已经是《莱茵报》的主编了。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和青年黑格尔派的观点有了分歧。这时马克思开始接触社会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这就是在《莱茵报》的实践中遇到了两个”苦恼的疑问“：物质利益问题和关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解问题。这两个问题，都和黑格尔的思辨哲学有关，特别是和他的法哲学理论有关。马克思借着《莱茵报》被停刊，从社会舞台退回到书斋。1843年马克思开始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马克思开始第一次批判黑格尔的哲学，史称”1843年手稿“，即”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

　　费尔巴哈批判黑格尔哲学是在1841和1842年的以上两本书中进行的。费尔巴哈所关注的是基督教的神学和黑格尔的思辨哲学。费尔巴哈的批判着重的是两个论点，一个是神学唯心主义，一个是黑格尔的思辨精神。在这两个观点中，费尔巴哈的批判是切中要害的。在《纲要》中他尖锐指出，“'绝对精神‘就是神学的死去的精神，因而就是一种纯粹的鬼魂信仰，他认为，哲学的全部奥秘的解决就在于对人和自然界的直观。”［10］马克思批判黑格尔哲学到这个时候，也有两篇重要的著作，一篇是1843年手稿，一篇是《德法年鉴》上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这两篇主要内容是指向黑格尔哲学的社会观和政治观。在第一篇著作中，即“1843年手稿”中批判的重要成果是：市民社会和国家关系的颠倒。这也是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即社会观、国家观上的唯心主义。在黑格尔那里，国家、法、道德这些领域（即后来的马克思说的上层建筑领域）与市民社会的这一物质领域的关系。在黑格尔那里，是国家、法决定市民社会；在马克思这里，是市民社会这一物质领域决定国家和法的性质。在《德法年鉴》的《导言》中，仍然是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但在这一导言中他论证了市民社会中的物质利益、阶级关系，特别是认识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实现了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马克思和费尔巴哈原来对黑格尔哲学的关注点不同，各自的哲学发展方向也就不同。对黑格尔哲学批判的关注点的不同，是马克思同费尔巴哈哲学分离的第一步。

　　2.马克思经济学研究是摆脱人本主义的第二步。《德法年鉴》1844年2月出版之后马克思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起因有两个：

　　一个是《1843年手稿》理论研究的继续。在《1843年手稿》中，马克思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得出的重要的结论是：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必须颠倒过来。市民社会属于物质经济的领域。对黑格尔法哲学来说，这是一种唯物主义的颠倒；颠倒过来之后，对市民社会的理解应该到经济学中去探寻。

　　第二个原因是受恩格斯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影响。恩格斯说的“国民经济学”指的就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在对这种经济学的批判中有好多观点是第一次提出来的：比如资本主义私有制不是永恒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发财致富的科学，资本主义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矛盾的根源，由于这种私有制才把人类分裂为资本家和工人。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上，他研究了各种经济学的范畴，从各种范畴的关系中，他指出经济规律“是纯自然的规律，不是精神的规律”。明确指出，旧的哲学——思辨哲学和形而上学人本主义哲学，都不适应于经济学的研究，而应采用新的辩证的方法进行研究，等等。恩格斯的《大纲》马克思给予很高的评价，说它是“天才的大纲”，认真地做了摘录。恩格斯的《大纲》促进了马克思研究经济学的决心。

　　3.《44年手稿》中劳动异化范畴的制定是马克思摆脱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重要的一步。在经济学研究上马克思晚于恩格斯，而在深度和广度上却又超出了恩格斯。这是因为马克思研究的起点高，是在恩格斯的基础上起步的。巴黎时期马克思的研究表现在他和出版商签订的两卷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合同上，并且拿了定金。马克思为了实现合同写了许多的读书笔记。由于和恩格斯要首先批判鲍威尔兄弟的英雄史观，拖延了时间合同被取消。不过留下了《44年手稿》。这个《手稿》最醒目的一个范畴是异化劳动及其与共产主义的关系。

　　异化劳动范畴的制定可以说是在恩格斯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上的一种升华。异化劳动既有哲学的含义，又有经济学的含义，是二者的合璧。这里的劳动指的是雇佣劳动。这种劳动在恩格斯那里是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使人类分离的结果。这种分离在恩格斯那里是异化劳动的根源；在马克思这里，劳动——劳动异化——劳动异化的消失，即共产主义合乎逻辑的必然产生。在恩格斯那里资本主义私有制不是永恒的；在马克思这里，共产主义是资本主义内在逻辑的必然产物。

　　我们做这样的分析在于说明两点：第一点，恩格斯的经济学研究，通过《德法年鉴》马克思的编辑与摘录，已经成为马克思经济学的重要的组成部分；第二点，马克思通过经济学的研究，已经远离了费尔巴哈的人文主义。

　　费尔巴哈离开黑格尔的时候说，他要离开抽象的思辨哲学，投向自然科学。他的人本主义是从自然科学的生物学进行论证的，是自然科学的人本主义。马克思通过经济学，特别是通过异化劳动来论证人——各种社会关系中的人。其中经济生活是人们的基本的生活内容。离开这些基本的生活内容的人就会是一种抽象关系中的人。费尔巴哈的人最缺少的就是物质生活的经济内容。因此，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是刺向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心脏的重要的一剑。

　　4.批判鲍威尔兄弟的历史观，是摆脱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关键。这一步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块完成的，并且认为这是德国哲学当前最重要的任务。1844年2月《德法年鉴》出版之后，马克思把精力投入到经济学的研究中。1844年6月德国的西里西亚工业区发生了纺织工人自发的起义。纺织工人不滿包卖商和资本家的残酷剥削，起义捣毁了厂主的住宅、厂房和机器，焚烧票据和账薄，与地方军队进行血战。起义者牺牲11人，重伤24人，仍坚持斗争，直到普鲁士政府调来大批军警，起义最后被镇压，70余人被逮捕。这是德国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第一次大博斗，表明德国工人阶级已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引起了马克思极大的关注。正是在这个时候，1844年8月底，恩格斯在从英国返回德国的途中来到巴黎。这是他们第二次会面。这次会面开始了他们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亲密合作。通过交谈，他们互相了解到不仅在共产主义信仰、政治经济学的观点，而且在工人运动的实践上都是完全一致的，特别是感到批判鲍威尔等人的唯心史观，是他们当前理论批判的迫切任务。于是就开始写他们合作的第一本书，这就是1845年出版的《神圣家族》。

　　马克思为什么放下经济学的研究而批判鲍威尔兄弟的历史观呢？主要的原因是两个：一个是西里西亚工人运动的自发起义，说明工人运动非常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导；第二个原因是以鲍威尔兄弟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正在宣传英雄史观。这是和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进程相矛盾的。这种矛盾也是有原因的。以威鲍尔兄弟为首的一伙青年黑格尔派，早在1843年《莱茵报》时期就和马克思的观点发生了冲突。马克思那时对他们的自我意识哲学和抽象地脱离社会生活的纯理论批判不感兴趣。马克思做《莱茵报》主编的时候曾经定下一个原则：“不是撰稿人领导莱茵报，而是莱茵报领导撰稿人”，拒绝发表他们的文章。《莱茵报》1843年2月被停刊后，就在这年的12月他们创办了《文学总汇报》，目标是针对《莱茵报》的。他们认为《莱茵报》注重宣传的社会物质利益过时了，不适用了，必须用他们的自我意识哲学的批判来代替。《文学总汇报》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创办的。鲍威尔在他办报的纲领中声称：“到现在为止，历史上的一切伟大活动之所以一开始就是不成功的和没有实际成效的，正是因为它们引起了群众的关怀和唤起了群众的热情。换句话说，这些活动之所以必然得到悲惨的结局，是因为作为它们的基础的思想是这样一种观念：它必须满足于对自己的表面了解，因而也就是指望得到群众的喝彩。”［11］

　　为了说明《文学总汇报》是对着《莱茵报》的，我们再一次引用鲍威尔的话：“还在几个月以前群众就以为自己是强大有力的，是注定要统治世界的，他们早就在搬着指头计算这一天的到来。”［12］

　　《文学总汇报》和《莱茵报》是因为什么问题而这样对立呢？是历史观。这一点在我们第一段引文中明显地表现出来：“历史上的一切伟大活动之所以一开始就是不成功的和没有实际成效的，正是因为它们引起了群众的关怀和唤起了群众的热情。”引文中的黑体是马克思自己加的。这进一步表明了《文学总汇报》和《莱茵报》对立的根源。

　　三、《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马克思在历史观上与黑格尔、费尔巴哈和亚当?斯密理论的交汇点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在批判鲍威尔兄弟的唯心史观的基础上开始制定的，与传统的原理派不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不是从辩证唯物主义那里推广、运用产生的，而是在工人运动的实践中为工人运动提供科学理论依据而进行的。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最初制定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一方面是他理论发展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又是他的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创造性的发展。这一过程表示出在历史观的制定中，马克思的理论与黑格尔、费尔巴哈和亚当?斯密的理论的交汇点。

　　（一）所谓理论发展的必然要求

　　在《德法年鉴》上，马克思已经认识到了无产阶级与实现共产主义历史使命的关系。在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之间还缺少一个重要的环节——实践。这不是一般的实践，是理论指导的实践，即科学的历史观。这个实践是在共产主义信仰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之间架起的的桥梁。

　　共产主义信仰和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结合，这个论断是一个重要的理论成果。这个成果已经在历史上超过了一切过去所有的空想社会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理论。这个结合是马克思在第一个理论驿站完成的。这个理论驿站，是在法国工人运动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现在我们探讨的是科学历史观的制定。在第一个理论驿站还没有注重历史观的问题。这个问题主要是由西里西亚工人运动自发起义的实践提出的。马克思的第一个理论驿站发生在1843年，第二个理论驿站发生在1844和1845年之间。这表示的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

　　在这之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很少提到历史观，特别是科学历史观这样的概念、范畴。自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之后，马克思的理论中多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历史观、科学历史观，之后马克思称之为唯物史观理论。

　　（二）实践观——自觉地认识和改造社会的实践观的最初形成

　　在马克思的第一个理论驿站中，马克思的理论突出的是共产主义信仰，所以理论界常常称马克思是哲学的共产主义，重视的是从哲学上的论证；到了第二个理论驿站的时候，共产主义的论证突出在无产阶级实践的方面：共产主义的实现无产阶级是它的的物质力量。这个物质力量在哪里呢？是在实践。这个实践不能是自发的，是必须有理论指导的实践。科学历史观的制定，是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与实践这一物质力量的整合。

　　（三）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最初制定与黑格尔哲学、费尔巴哈哲学以及斯密的经济学的内在关系

　　西里西亚工人起义是德国工人阶级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发展的一次重要的实践。马克思非常重视。这次实践在马克思那里产生了一个理论和实践上的矛盾，即《德法年鉴》上工人阶级是共产主义实现的物质力量与鲍威尔兄弟的英雄史观的矛盾。这是两种不同的历史观。这两种历史观是怎么引起矛盾的呢？社会发展是自我意识这种精神力量引起的；还是由社会物质关系，或者是阶级矛盾引起的呢？简单的说，历史的发展是由意识还是由群众的活动推动的呢?这个矛盾历史上早就存在，但是在西里西亚工人运动的实践中突现了出来。这个矛盾现在看来是很简单的问题，但在当时德国的理论界却是一个重要的哲学理论问题。

　　在《德法年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开头是这么说的：“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基本上已经结束；而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谬误在天国为神衹所作的雄辩［oratio pyo ayis et focis］已经驳到，它在人间的存在就声誉扫地了。”［13］这段话是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的最高的评价，同时也是提出的一个重要的问题：理论的论证从天国降到了人间。可是到了人本主义哲学这里就止步了。在马克思这里为什么重视哲学？哲学到底是起什么作用的？在费尔巴哈那里，是为自然科学的人本主义真理辩护；这一点费尔巴哈超过了黑格尔。可是黑格尔思辨哲学理性历史观在鲍威尔兄弟的英雄史观中又复活了。黑格尔是理性历史观：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合理的。合乎理性是历史真理的标准；鲍威尔的英雄史观用自我意识代替了理性。无论是黑格尔还是鲍威尔的历史观都是贬低世俗的市民社会的。尽管他们都是轻视市民社会的。但是在这一点上，黑格尔、鲍威尔又大大地超过了费尔巴哈。马克思重视哲学，既不是探讨自然科学的真理，又不是探讨思辨哲学理性历史观的真理，马克思的真理是要探讨世俗的市民社会发展规律的真理。在这里是要在经济学中进行的。马克思经济学和历史观的结合才是理解马克思哲学的真谛。马克思的哲学，即不属于自然科学体系，也不属于黑格尔思辨哲学的体系。而是建立在衣、食、住、行这样的物质基础上的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马克思哲学重视的是市民社会。对这一物质领域的研究，其成果就是唯物史观。

　　在以上的分析中，马克思和费尔巴哈、黑格尔以及斯密的关系，无论是批判还是继承的关系，都是由于历史观引发的。只有在这个历史观中，才看出了费尔巴哈、黑格尔和斯密这三个理论（两个哲学和一个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四）马克思哲学的性质

　　马克思、黑格尔、费尔巴哈哲学的比较研究。从以上的研究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关注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不是一般的哲学的唯物论或唯心论性质的辩论，关键是关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问题。具体一点来说，就是如何科学论证共产主义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如何结合的问题。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已经把市民社会与国家、法的关系做到唯物主义颠倒，又在鲍威尔自我意识哲学中批判了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如何在历史观上建立唯物主义的观点呢？在唯物主义方面，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不可取的。历史发展也不是由思辨的理性所决定的，也不是由英雄们（神圣家族）的自我意识决定的，历史的发展由什么来决定呢？在历史上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一种理论对这一问题做出科学的说明。对于这一问题的说明，最早的、最有意义的文献，就是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四、《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打开唯物史观科学制定的大门 

　　《提纲》是马克思1845年春写下的，是供自己日后应用的。《提纲》既是自己思想的升华，又是为阐述自己思想发展作的准备。《提纲》共11条，主要是解决历史观上的唯物主义的观点问题。其中的关键有以下几条：

　　第一条，实践的观点。“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发挥了。［14］在费尔巴哈那里他把理论和实践对立起来;抬高理论贬低实践。“他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活动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所以，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15］

　　这一条说的是人和外在事物之间的关系，是人的主体的能动性的问题。这种能动性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理论的，一是实践的。以往，主体能动性被唯心主义发挥了，现在它应该成为唯物主义要发挥的内容；实践在费尔巴哈那里被贬低为“卑污的，犹太人活动的表现形式”、现在应该把它提升为“真正人的活动”。《提纲》第一条中的这个提升可以说是马克思第一次通过实践观，把人的主体性在理论和实践关系上统一起来的第一人。

　　第二条是关于人类历史观的论述。在费尔巴哈那里，他注意的是对宗教的批判。“他没有注意到，在做完这一工作之后，主要的工作还没有做哩。”［16］费尔巴哈批判宗教用的是异化理论，即把宗教通过人的自我异化把世界“二重化”为：“想象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对“想象的”宗教世界的批判是很彻底的。但是对“现实的”世俗社会及其基础却一无所知。他不知道的是什么呢？是“世俗的基础使自己和自己本身分离，并使自己转入云雾，成为一个独立的王国。这一事实，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因此，对于世俗基础本身首先应当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然后用排除这种矛盾的方法并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17］这一条很明显说的是和费尔巴哈哲学不同，而是根本相反，这里要研究的是世俗世界中的矛盾及其解决的途径的问题。这些就是以后唯物史观要解决的问题。

　　第三条是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解。“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种社会关系的总和。”［18］对于人的本质的理解有两种途径，一种是从单一性中抽象出来的共同点，即抽象的固定不变的形而上学的共同点；另一种是现实的人们之间处于变动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前者，在费尔巴哈那里是用宗教异化的方法进行的。世俗的世界是从宗教的世界中异化而来的。世俗的世界就是人和人之间单一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通过爱（性爱和仁爱）连接起来。这种爱是与生惧来的，永不变化的。后者，在马克思这里，是从现实世俗世界中的各种社会关系中进行理解和把握的。这种关系是随着世俗世界的变化而变化的。

　　这一条和上面两条一样，都是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费尔巴哈理论的批判，又是对下一步自己理论研究的进一步的要求。这一点，从下面的引文中看得很清楚：

　　“（1）撇开历史进程，孤立地观察宗教感情，并假定出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类个体；

　　（2）所以，他只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19］

　　第四条是关于对“市民社会”的理解。在《提纲》中，有两条提到市民社会的问题。一是“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做到对‘市民社会’的单个人的直观。”另一条是“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即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20］［21］在德国，把市民社会引入哲学的第一人是黑格尔。黑格尔在他的法哲学中，贬低市民社会抬高他的理性的唯心主义历史观。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法哲学。这就是马克思在1843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中对黑格尔的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的物质性的颠倒。到现在，即1845年的时候，马克思在《提纲》中，才把人的本质的理论同市民社会中世俗的衣、食、住、行的生活、生产的关系联系起来考察。

　　在马克思这里，市民社会是一个物质领域。这个物质领域的市民社会，即超过了费尔巴哈的哲学，也超过了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对市民社会进一步的考察，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重要任务。

　　第五条即《提纲》最后的一条，即十一条：“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1］这一条应该和第八条联系起来研究：“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的，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22］马克思《提纲》的第十一条，常常被一些学者理解为是认识论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哲学。但是从《提纲》全文的关系上来看，这一条应该侧重的是历史观，即他要进一步制定的哲学是历史观上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问题。所以我们的研究要和第八条联系起来。第八条的实践指的是社会生活中本质的东西；再一个侧重点是，人们社会生活中神秘的东西，最大的莫过于宗教了。破除宗教的神秘性——人的本质上的形而上学性质，要从人的可变动的社会关系中去解除的。

　　总观《提纲》11条的内容，我们可以感到这是马克思在自己以往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的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马克思的提纲11条是通向制定唯物史观理论的大门。

　　五、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读需要方法论 

　　以上我们对马克思两个“手稿”的解读，是借恩格斯解读马克思《资本论》的方法——理论驿站进行的。理论驿站的方法是马克思经典著作中本来就有的。恩格斯解读时把它凸显了出来。说明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需要科学的方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制定过程中，既有与人类文明成果的关系，又有与当时社会发展中各种矛盾的关系，重要的是马克思是怎样把人类文明与社会矛盾结合起来的研究过程。这个过程，既是理论制定，又是不断地理论创新的过程。这个理论创新的过程中采用了很多方法，不只是理论驿站一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入发展的今天，社会实践需要不断地理论创新。这个时候，研究马克思理论制定过程用的方法论，对于理解我国社会实践中的不断的理论创新有着重大的意义。

　　（一）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需要方法，这一点在我国具有现实的意义

　　我国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读可以说分为两派：原理派和文本派。二者互有交叉但区别是极其明显的。原理派注重原理体系的建构，文本派注重经典著作及其关系的研究。二者主要的区别之一是在对待经典著作的态度上：原理派把马克思主义分为三个部分，引用经典论证原理体系；文本派是研究经典说明理论。二者的区别最初还不明显，后来成为区别的一个标志。2011年在22届“马克思”论坛（文本派以这个论坛进行活动）上直接面对。北京大学哲学系杨学功教授作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构建是否可能“的主题报告。报告指出，从2009年9月到2010年2月，不到两年的时间，出版了四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书，它们是：（1）《马克思主义哲学》（2010年第三次印刷）；（2）《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当代构建》；（3）《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演变》（上、下卷）；（4）《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程》（上、下卷）。杨学功教授的回答是”不可能的“：从这样的体系中解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是不可能的。主要的原因是这种体系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逻辑内容。比如，历史唯物主义是从辩证唯物主义那里推广、运用而来的，这不符合历史；马克思主义理论被分为三个各自独立的部分是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两个”序言”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过程的。这样的“原理”，实际上是“远离”马克思主义。再说，马克思的理论是与黑格尔、费尔巴哈和斯密的理论有着批判继承关系，它们三者又是哲学和经济学的关系，如果离开了哲学和经济学的结合，就无法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以上三个理论的批判继承的关系。最初，原理派和文本派区分还不明显，到杨学功教授谈原理派构建庞大的原理体系的时候，二者的区别就明显了。这种情况特别是通过哲学体系表现了出来。

　　（二）用方法论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是一个艰难的探索过程

　　资深的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学者鲁克俭这样说：”近年来，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在国内学界越来越受重视，在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研究日渐式微的情况下，它大有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新的生长之势。“［23］

　　我国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解读同方法论的结合，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

　　1.“从后思索”研究方法的意义。我国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往往采用的是两种方法：一种是单一文本解读法，一种是逻辑推广法；再加上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分为“三个组成部分”各自独立的研究。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读上，造成了人为的一些混乱。改变这种研究方法是学界长期摸索的一个重要内容，特别是对这两个“手稿”的研究上需要改变方法。单一文本解读出问题的典型是《44年手稿》。《手稿》是马克思的早期经济学研究的成果，作为单一文本它和马克思、恩格斯后期的著作有很多不同之点。西方的所谓“马克思热”，就是把马克思早期和晚期思想对立起来，说成是相互矛盾的，然后进一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也是矛盾的。“两个矛盾”发生在西方，在我国的学界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为在这个《手稿》中，西方学者好像发现了什么新内容大肆的炒作，“两个矛盾”就是这样出笼的。我国学者不重视马克思文献的研究，一时难于应对。

　　改变马克思主义理论解读的方法，是学界的一个重要内容。1991年有一个青年学者李新尝试采用“从后思索”的方法研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文章题目是《关于新唯物主义的性质及其逻辑结构的考察》①。这篇文章因为采取了一个新的方法，后来被《新华文摘》（1991年第7期）全文转载。我们注重这篇文章是因为它既重视文献，又重视历史考察。“从后思索”的方法就是把考察的对象，放到它发展的典型形态的历史中，探寻它的逻辑内容的发展过程。

　　“从后思索”的方法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结果开始的。”［24］“从后思索”的方法是马克思常用的方法。马克思又称为溯源法、透视法、人体解剖有利于病体解剖的方法。

　　“从后思索”的方法学界早有人研究过。作为《资本论》的方法论有的学者不仅有研究，而且做出了6个文献的考证。但那是论证《资本论》方法的科学性的。李新的这篇文章不同，是用来论证马克思思想在一定阶段上内在的逻辑发展过程的。这可以说是一个典型。

　　2.理论驿站的方法。在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不只是“从后思索”一种方法，还有一种方法，即“理论驿站”的方法。这是在经典著作的关系间揭示出原理的方法。这是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运用的方法。在这个“序言”中恩格斯把他的“序言”和马克思的“序言”联系起来：起始的时间和结束的时间都是一样的，即1843—1859年，但是所指的内容——制定的理论——却是不同的。马克思的“序言”说的是从1843年《莱茵报》时期两个“苦恼的疑问”到1859年时两个“苦恼疑问”已经解决：在《德法年鉴》上解决了共产主义的科学理解的问题；在《资本论》的研究中解决了物质利益的理解问题，特别提到得到了唯物史观这一科学的方法论。恩格斯的“序言”是1885年写的，说的是马克思1843年到1859年经济学研究两个伟大理论：剩余价值和唯物史观的发现。两个“序言”说的是同一个时间。却是三个重要理论的制定：即共产主义、剩余价值和唯物史观。三个伟大理论在1843—1859年的时间内，既不是同时制定的，也不是一个接一个地有序地制定的。而是在不同历史背景下“由于不断进行新的研究而日益扩大的眼界”下对一定理论问题进行交叉并结合着批判继承地研究得出的。这种研究又使得三个理论互有关联。对于这种方法我们称之为理论驿站。只有理论驿站才能揭示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重要理论的内在关系。从“从后思索”方法进到“理论驿站”，这是学界在探讨解读马克思经典著作方法上的一个深化。

　　从后思索的方法和理论驿站的方法是互有关联的。“从后思索”比如是理论解读时切入的方法，那么“理论驿站”则是揭示内容的方法。二者结合起来，就可以把相互关联的经典中一定的原理揭示出来。

　　3.跨越“卡夫丁峡谷”方法的研究及其意义。这个方法是马克思晚年对《资本论》中关于社会发展“依次演进”道路所做的重大的创造性发展。这个创新理论被文本学派所重视，是用来为特色社会主义跨越发展提供理论依据的。当时的特色社会主义被一些人用传统“原理”的观点看待得出的“早产儿”、“畸形儿”、“打着社会主义旗号，搞的是资本主义”等等的一些偏颇的观点笼罩着。为了解决这些思想混乱，学术界展开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道路问题文献的研究和爭论。2009年《东南学术》第4期发表了冯景源教授的《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制定——再读马克思<给维?依?查苏利奇的信>》一文，从理论研究上来说算是一个了断。这个理论，以后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运用问题了。

　　4.读经典、悟原理的方法。这是从习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从方法论的观点提出的。这样理解非常符合我们的国情。我国学界有一种倾向，一些人重视的是马克思主义原理，不重视经典著作的研究。原理与经典著作之间的关系是：引用经典证明原理，辅助这种办法的是寻找例子证明原理的可靠性。在这样的情况下，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原理”的马克思主义，却成为”远离“的马克思主义。改变这样的情况，已经是大势所趋。

　　读经典、悟原理，可以说是对恩格斯《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说的方法的一种解读。恩格斯是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唯物史观理论放在读《资本论》经典著作的过程中来解读。经典在前，原理是从经典中解读出来的。

　　读经典、悟原理方法的悟，应理解为不仅是悟出原理，还应该包括悟出方法。在马克思理论中本来就包含着“从后思索”、“理论驿站”、“跨越”发展道路理论等的方法。悟出这些方法去解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的原理。

　　读经典、悟原理，可以说是对我国学界研究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上的一次总的概括。它将引领我们的学术研究，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显露出真实的光辉。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26.

　　［2］［3］［6］［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1，4，4，4.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1—32.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196.

　　［8］［德］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M］.荣震华，李金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1959：5.

　　［9］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1.

　　［10］梅林.马克思传（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71.

　　［11］［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02，100.

　　［1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

　　［14］［15］［16］［17］［1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3，3，4，4，5

　　［19］［20］［21］［2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5-6，6，5.

　　［23］鲁克俭.国外马克思学研究的热点问题［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4.

　　［24］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