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意识形态领域的怪现象：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得不到批判，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却遭到围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一种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很难理解的怪现象。一方面，报刊上涌现出了许多攻击、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文章，把反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当作理论创新，当作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举几个例子吧。有一位“著名理论家”说，马克思主义有许多空想成分，不仅《哥达纲领批判》里有，《共产党宣言》、《资本论》里也有。清除这些空想成分，是当前理论工作的重要任务。清除马克思主义的空想成分，需要有极大的理论勇气，而他就是这样的具有极大理论勇气的理论家，要由他这样的理论家来纠正、清除马克思主义的空想成分。一种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轻佻态度和狂妄心理，跃然纸上。然而这种胡言乱语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批评，他一直活跃在理论阵地上批判马克思主义的空想成分。这在宣布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岂不是咄咄怪事。还有一位“著名理论家”声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存在缺陷，剩余价值学说解释不了实践，说不通。而他所谓的“缺陷”、“说不通”，恰恰表明他根本不懂得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学说，这已经有很多学者评论过了。但他作为党校的骨干教师，在课堂上就是这样把反马克思主义观点灌输给我们的省部级干部，我们从来没有看到党校批评过，也没有见到听课的省部级干部有谁起来反驳。要知道，劳动价值论是整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剩余价值学说的发现才使得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的。否定了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学说，也就推翻了全部马克思主义。这样的理论家恰恰被誉为“理论明星”，占领着我们重要的讲坛。有一位到处讲课的时尚的理论家提出，要从学理上加深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他在某中央大报上发表文章说，之所以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是说，之所以要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无法完全解决中国问题。意思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管用了，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才管用。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说一个不管用，另一个才管用，用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义。他自己的理论逻辑就有毛病：一个不管用的理论，你怎么把它中国化，也不会管用。实际上他的论断隐含着一个意思：必须更换指导思想，道理很简单，既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无法解决中国的问题，当然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了。

　　类似的否定、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言论，改革开放以来，充斥着报刊，而且出自权威机构、权威学者之口，打着“理论创新”、“解放思想”、“发展马克思主义”、“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号，这就把人们的思想搞糊涂了。这类言论说多了，众口烁金，似乎成为真理了。正如人民大学一位老教授痛心地指出的，不读马列、不懂马列，却使劲批判马列，成了一种时尚，越是不懂，胆子越大，越敢批判马列，“无知者无畏”嘛。在这种氛围下，要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成了一个大问题。

　　另一方面，正面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文章，却遭到围攻。最典型的事是这样两件事情。一件是2014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王伟光同志，写了一篇题为《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标题是邓小平的原话）的文章，正面阐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轰动一时，网上点击率达100万人次。敌对势力的攻击、谩骂，铺天盖地，这不足为怪，因为阶级斗争理论、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打中了他们的要害；可怕的是，党内一些领导干部也参与围攻，责备王伟光同志想以阶级斗争为纲，想再搞“文化大革命”，令人哭笑不得。另一件事是今年1月，为了记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我写了一篇记念文章《共产人的理论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标题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话），这样一篇普通的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文章，却出乎意料地引起了轩然大波，网上点击率高达154万，创了理论文章的点击记录。歪曲、污蔑、攻击的言辞，无所不用其极。值得注意的是，党内一些领导干部也参与其间。四川省委宣传部一名干部公开讲，消灭私有制是旧共产党的主张，新共产党是维护私有制的，说这篇文章老掉牙了，不合时宜。一位担任重要报纸总编职务的著名人士则遣责这篇文章干扰十九大精神的贯彻，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唱反调。

　　刚开始时我百思不得其解：阶级斗争理论、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消灭私有制，不过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理，是众所周知的常识。在宣布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思想的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文章怎么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呢？慢慢有点想明白了，这是多年来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割裂开来、对立起来造成的恶果。只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看不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子”和“源头”。几十年来不仅不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反或明或隐地批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旦出现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文章，就引起怀疑：宣传这些原理想干什么？

　　应该扭转意识形态领域这种不正常情况了。反对、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言论应该受到批评和纠正，不能让它畅行无阻地在舆论阵地上蔓延；正面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应该成为理论工作的常态。

　　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我们的看家本领，一刻也不能忘记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陷入任人宰割的境地，人民苦难深重。这时中国的能人志士纷纷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当时都是向西方学习，想通过资本主义道路来挽救中国。然而处处碰壁。正当大家迷茫、彷徨，找不到出路的时候，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人们认识到还有另一条道路可以走，即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消灭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一经传入中国，中国的面貌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马克思主义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成功，都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无往而不胜的看家本领，一刻也不能忘记。

　　中国革命不是一帆风顺的，也经历过许多挫折。在1942年延安整风时，我们党总结了建党以来22年的经验教训，得出一个重要原则，即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这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这个原则表明，第一，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因为这些基本原理是科学的，反映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是普遍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揭示的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忽视、放弃甚至反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然滑向修正主义，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第二，必须联系中国的实际情况，探索中国自己的革命和建设的具体道路，也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具体实现形式上，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条件下付诸实践时，必须具有中国的民族特点，不能照搬外国的做法，不联系中国的实际，必然滑向教条主义。无论是修正主义还是教条主义，都会使得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遭到失败。这两条，缺一不可。但第一条是第二条的前提，第一条讲的是一般规律，普遍真理，它指明了根本方向，说的是本质层次的事；第二条是说这个普遍真理在中国条件下怎么实现，说的是本质的实现形式层次的事。没有第一条，就不会有第二条，不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就谈不上联系中国实际进行探索的问题。

　　毛泽东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例如，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作总结时指出，说中国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样提法比较好，“我们还是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店好。”他是把毛泽东思想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分店”，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根子是马克思主义，而不是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学说。

　　1956年他在讨论为了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而写作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共同规律与民族特点相结合。他说，一、十月革命是各国革命的共同道路，它不是个别民族现象，而是具有时代特征的国际现象，否定十月革命的道路，就是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二、各国有不同的具体情况，因此各国要用不同的办法解决各自的问题。正如每个人的面目不同一样，每棵树长得也不一样。不可能千人一面、千树一形。要讲个性，不讲个性此路不通。各国革命都有具体的民族特点。但是，所有道路都有它们的共性，条条道路通莫斯科。这就是十月革命的基本经验，各国革命党人的任务是把体现在十月革命道路中的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本国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①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把共同规律与民族特点相结合，把共性与个性结合起来，才能取得胜利。具体表述虽然与以前有所不同，但基本思路仍与延安整风时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是完全一致的。

　　1959年2月14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智利《最后一点钟》报社社长马特，就有关马列主义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谈话。谈话收入《毛泽东文集》时，加了一个概括谈话内容的标题：“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至今未变，个别结论可以改变”。这一谈话，清楚地表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毛泽东指出，“马列主义至今未变”，“至于马克思、列宁关于个别问题的结论做得不合适，这种情况是可能的，因为受当时条件的限制。”他指出：“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问题都看到，也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加以解决。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中国革命有许多独特的做法，但毛泽东强调；“我不认为中国背叛了马列主义。中国的党一贯遵守马列主义的原则，因为它是普遍的真理。这是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的统一的问题。”②

　　1960年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又重申这一思想，指出“我们始终强调要按照十月革命的道路办事，要讲‘任何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内容’都是一样的，这就和修正主义者对立起来了。”十月革命道路体现了在无产阶级革命问题上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包含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内容”，反映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共同规律。十月革命道路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的普遍规律，只要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必须走十月革命道路。同时，他肯定教科书的这一提法，即“每一个国家都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认为“这个提法好。莫斯科宣言中，就讲到了普遍规律和具体特点相结合的问题。”③

　　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前中国的具体实际（最大的实际就是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结合，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怎么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什么关系？对这个问题，学术界显然有不同看法。

　　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党的十七大、十八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有一个明确的表述，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的体现），又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和时代特点，赋予鲜明的中国特色。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的共同规律的体现，正如习近平指出的：“科学社会主义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这些基本原则在中国的条件下具体怎么实现，需要我们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进行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当前中国国情相结合的结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本质上讲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具体实现形式上，则具有中国特色。也就是说，在本质层次上是没有“中国特色”的，这个层次是社会主义的共性，“中国特色”只存在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具体实现形式层次上。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子”和“源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必须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那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试问，一棵树，把它的根子刨掉了，它还能活吗？一条河，把它的源头堵死了，没了水，它还能成一条河吗？这是常识。

　　因此，不能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不同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独立形态的社会主义”或“全新的社会主义”。

　　今天我们强调这一基本常识是完全必要的。在理论界我们常常可以见到谈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候，不讲、甚至否定科学社会主义的现象。一位著名的科学社会主义专家说，当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特点是多样化，除了科学社会主义之外，有影响的社会主义流派，还有民主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民族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看作是科学社会主义之外的，与民主社会主义并列的一个社会主义流派。这个论断错误百出，姑且不论民主社会主义并不是社会主义，因为它根本反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只是要求对资本主义做点改良；最大的问题是，他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割裂开来了，仿佛它同科学社会主义没有关系似的。实际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当前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离开了科学社会主义，在科学社会主义之外，就不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人用否定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也就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办法，来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义。最常见的例子是，他们通过否定《共产党宣言》里消灭私有制的论断，来解释我们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好像我国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消灭私有制的结论是错误的。其实，我们对待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是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相结合制定出来的。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比较落后，发展又不平衡，许多地区、部门的生产力还不具有社会性质，根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一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还不能一下子消灭私有制，非公有制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增加就业、提供产品等方面还有积极作用，因此只能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由此引申出对非公有制经济的鼓励、支持和引导的政策。我们最终要实现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是要消灭私有制的，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宣布：共产党人的理论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消灭私有制。这是共产党的初心，也是共产党肩负的历史使命。但消灭私有制要有具有社会性质的生产力，这不能一蹴而就，需要为此创造物质条件，逐步实现。我们是在生产力落后的条件下，利用私有制，发展经济，为最终消灭私有制创造物质条件的。现阶段我们的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是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分析制定出来的，而不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更不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三、当务之急是认真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总结我们几十年奋斗的历史，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延安整风确定的根本原则：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起来。一方面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另一方面必须紧密结合中国实际，不能脱离中国国情。两者缺一不可。

　　应该看到，在不同历史时期，妨碍贯彻这一原则的主要错误倾向是不一样的。如果说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主要的错误倾向是教条主义，照搬外国做法，脱离中国实际的话，那么，改革开放以来，主要的错误倾向则是否定、抛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了。且不说那些赤裸裸地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言论，诸如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历史虚无主义等等泛滥成灾，西方资产阶级学说在一些领域占据主流地位，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这种严重情况，即使在标榜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队伍里，也往往有人打着理论创新的旗号，或隐或显地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我们举几个例子吧。

　　有一些理论家提出，有两个马克思主义，一个是传统马克思主义，那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的思想，那是“原生态”或“次生态”的东西，不能回答当前中国面临的问题，不管用了；另一个是现代马克思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是“现生态”的，它才能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才管用。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对立起来，用后者否定前者，不承认贯彻始终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统一的、正确的。其实，世界上根本没有两个不同的马克思主义，不同的只是随着条件的变化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得出的具体结论。

　　还有一种常见的说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有对有错，我们要坚持它的对的内容，扬弃它的错误的内容。他们说，我们不能迷信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要进行分析，这样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他们把发展马克思主义解释为纠正马克思主义中的错误东西，实际上是不赞成（至少是不完全赞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其实，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是普遍真理，绝不是有对有错的。至于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某些具体结论、具体措施，我们应该根据自己的实践进行研究，因为他们没有这方面的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是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的。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源。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有利于从源头上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也有利于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解和运用。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就谈不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他还说：“邓小平同志说，读马列要精，这个‘精’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导师们的经典著作。”他强调“老祖宗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④

　　当务之急是要认真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上下功夫，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只有这样，才能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大会上强调：“共产党人要把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悟马克思主义原理当作一种生活习惯，当作一种精神追求，用经典涵养正气，淬炼思想，升华境界，指导实践。”⑤我们应该切实落实总书记的指示，一生都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一生都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把这一点当作生活习惯。

　　注释：

　　①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66-6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②《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③《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80、82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印，1997年。

　　④习近平：《做好新形势下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学习时报》2010年10月25日。

　　⑤《人民日报》2018年5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