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解放是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恩格斯的话说，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马克思主义就是关于“解放”的学说。
改革开放40多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史，可以说是马克思人的解放思想在中国的实践史。
人的解放是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恩格斯的话说，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马克思主义就是关于“解放”的学说。恩格斯在1847年写的《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和《共产主义原理》中都指出，“共产主义作为理论，是无产阶级立场在这种斗争中的理论表现，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理论概括”，“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
对于无产阶级“解放”内涵的理解，理论界长期以来的一种通常的说法是，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身。但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语义中，与无产阶级自身的解放相对应的也是一致的，是“社会解放”或“解放世界”，而非泛泛的“全人类的解放”。恩格斯在1880年写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讲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时说：“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深入考察这一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本身，从而使负有使命完成这一事业的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的行动的条件和性质，这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即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在1885年《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中又说，“现代被压迫阶级即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摆脱阶级划分，从而摆脱阶级斗争，就不能争得自身的解放。”使整个社会摆脱阶级划分从而摆脱阶级斗争，即“社会解放”，是无产阶级争得“自身的解放”的前提。恩格斯接着写道：因此，共产主义就“意味着深入理解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性质、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目的”。
所谓无产阶级解放的“性质”，是指无产阶级“自身的解放”与整个社会的解放即“解放世界”是一致的。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所谓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用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的概括，“就是要消灭一切阶级”。要消灭一切阶级，就要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取得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消灭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归社会占有，发展社会生产力，消除阶级差别、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这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即无产阶级专政阶段所要解决的任务。无产阶级解放的“一般目的”，是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这样的联合体中，以共同体的治理逻辑代替了阶级统治的逻辑，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
人的解放是和人被奴役相对应的范畴，指的是摆脱了人被压迫、被奴役的状态；解放又是和自由相一致的范畴，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共产党宣言》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是过去支配现在，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是现在支配过去”。在资本主义社会，物化劳动支配工人现实的活的劳动，人受物的奴役，实质上是人对人的奴役。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有奴役工人的自由；无产阶级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没有独立性、个性和自由。在共产主义社会，消除了人奴役人的现象，劳动成为扩大、丰富和提高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积累起来的财富归社会全体成员所支配，使人获得自由发展。在《反杜林论》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恩格斯把人的解放具体展开为实现“三个解放”，成为“三个主人”。人的生存离不开自然界，要获得解放或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即自由是在对必然性的认识的基础上，人所进行的积极的自觉活动，是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由此使人“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人还会受到社会的奴役和压迫，要获得解放还要摆脱社会的奴役和压迫，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人还会受到他自身的束缚和压迫，要获得解放还必须正确认识人自身，认识人的精神、本质、价值和作用，从而摆脱自己对自己的束缚和压迫，使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解决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自身的矛盾，成为“三个主人”，是人的解放所达到的理想状态，是马克思恩格斯追求的未来社会的目的性价值。而生产资料归社会占有、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生产、阶级消灭和国家消亡，既是解放的条件，也可以说是工具性的价值。
实现人的解放是共产主义者的宗旨，也是一种现实的追问。人的解放不是乌托邦式的幻想，而是现实的运动过程。人的解放何以可能？人的解放之路何以实现？马克思的解放思想就是对这一问题的历史性解答。马克思创立的唯物主义基于科学的实践观点，认为无产阶级的解放和整个社会的解放即世界解放，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实现，即这种解放必须通过物质的力量和手段才能实现，仅仅依靠理论的批判活动是无法完成的。这是马克思主义解放哲学区别于以往哲学的本质特点。马克思以后的一些理论家，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提出，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是打碎物化意识对于无产阶级的操纵，将其从资产阶级创造的生活方式的意识形态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的对象定位于一切束缚人和统治人的异化力量或物化力量上，特别是意识形态、工具理性、大众文化、大众传媒等异化力量对人的束缚和统治，其哲学使命是把人从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统治中解放出来。哈贝马斯将之发展成为一种新的政治社会学，即“批判的社会学”或“解放的知识”。他们承继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传统，也提供了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一面知识镜子，但他们对解放的理解，仍然是普遍依赖哲学思辨，以理论批判代替革命实践。与上述解放哲学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通过科学的实践范畴的确立，指明了由理论批判通往现实解放的道路，由此唯物史观真正成为解放无产阶级和解放社会的现实武器。
马克思一生的研究工作中，人的解放的主题和主线一以贯之。正如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所说，马克思“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无论是在中学时期所确立的“为人类幸福而工作”的理想，还是在大学时期对精神自由问题的探究；无论是在《莱茵报》时期为解决“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引发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还是在《德法年鉴》时期提出“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的区别；无论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提出异化劳动为劳动解放的实现不断创造着条件，还是在《神圣家族》中指出无产阶级是实现人的解放的物质承担者；无论是《德意志意识形态》提出解放是现实的个人所进行的遵循历史规律的活动，还是《共产党宣言》中阐明的无产阶级解放的历史运动和解放的未来图景；无论是《资本论》透过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揭示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商品和资本掩盖下的异化的社会关系，还是在晚年的历史学人类学笔记，通过对俄国农村公社的关注，说明解放的实践要顺应变化的历史环境；等等。这些对人的解放的探究贯穿马克思理论研究的始终，形成了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包括政治解放、劳动解放、经济解放、文化解放等环节在内的庞大的解放理论体系，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
改革开放40多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史，可以说是马克思人的解放思想在中国的实践史。从人的解放的视野中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助于扩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视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研究马克思人的解放思想，挖掘这一思想的当代价值，努力推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借以更好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新时代面临的重要理论和实践课题。
改革开放40多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史，可以说是马克思人的解放思想在中国的实践史。
人的解放是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恩格斯的话说，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马克思主义就是关于“解放”的学说。恩格斯在1847年写的《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和《共产主义原理》中都指出，“共产主义作为理论，是无产阶级立场在这种斗争中的理论表现，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理论概括”，“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
对于无产阶级“解放”内涵的理解，理论界长期以来的一种通常的说法是，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身。但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语义中，与无产阶级自身的解放相对应的也是一致的，是“社会解放”或“解放世界”，而非泛泛的“全人类的解放”。恩格斯在1880年写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讲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时说：“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深入考察这一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本身，从而使负有使命完成这一事业的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的行动的条件和性质，这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即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在1885年《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中又说，“现代被压迫阶级即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摆脱阶级划分，从而摆脱阶级斗争，就不能争得自身的解放。”使整个社会摆脱阶级划分从而摆脱阶级斗争，即“社会解放”，是无产阶级争得“自身的解放”的前提。恩格斯接着写道：因此，共产主义就“意味着深入理解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性质、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目的”。
所谓无产阶级解放的“性质”，是指无产阶级“自身的解放”与整个社会的解放即“解放世界”是一致的。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所谓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用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的概括，“就是要消灭一切阶级”。要消灭一切阶级，就要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取得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消灭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归社会占有，发展社会生产力，消除阶级差别、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这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即无产阶级专政阶段所要解决的任务。无产阶级解放的“一般目的”，是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这样的联合体中，以共同体的治理逻辑代替了阶级统治的逻辑，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
人的解放是和人被奴役相对应的范畴，指的是摆脱了人被压迫、被奴役的状态；解放又是和自由相一致的范畴，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共产党宣言》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是过去支配现在，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是现在支配过去”。在资本主义社会，物化劳动支配工人现实的活的劳动，人受物的奴役，实质上是人对人的奴役。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有奴役工人的自由；无产阶级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没有独立性、个性和自由。在共产主义社会，消除了人奴役人的现象，劳动成为扩大、丰富和提高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积累起来的财富归社会全体成员所支配，使人获得自由发展。在《反杜林论》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恩格斯把人的解放具体展开为实现“三个解放”，成为“三个主人”。人的生存离不开自然界，要获得解放或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即自由是在对必然性的认识的基础上，人所进行的积极的自觉活动，是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由此使人“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人还会受到社会的奴役和压迫，要获得解放还要摆脱社会的奴役和压迫，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人还会受到他自身的束缚和压迫，要获得解放还必须正确认识人自身，认识人的精神、本质、价值和作用，从而摆脱自己对自己的束缚和压迫，使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解决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自身的矛盾，成为“三个主人”，是人的解放所达到的理想状态，是马克思恩格斯追求的未来社会的目的性价值。而生产资料归社会占有、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生产、阶级消灭和国家消亡，既是解放的条件，也可以说是工具性的价值。
实现人的解放是共产主义者的宗旨，也是一种现实的追问。人的解放不是乌托邦式的幻想，而是现实的运动过程。人的解放何以可能？人的解放之路何以实现？马克思的解放思想就是对这一问题的历史性解答。马克思创立的唯物主义基于科学的实践观点，认为无产阶级的解放和整个社会的解放即世界解放，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实现，即这种解放必须通过物质的力量和手段才能实现，仅仅依靠理论的批判活动是无法完成的。这是马克思主义解放哲学区别于以往哲学的本质特点。马克思以后的一些理论家，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提出，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是打碎物化意识对于无产阶级的操纵，将其从资产阶级创造的生活方式的意识形态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的对象定位于一切束缚人和统治人的异化力量或物化力量上，特别是意识形态、工具理性、大众文化、大众传媒等异化力量对人的束缚和统治，其哲学使命是把人从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统治中解放出来。哈贝马斯将之发展成为一种新的政治社会学，即“批判的社会学”或“解放的知识”。他们承继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传统，也提供了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一面知识镜子，但他们对解放的理解，仍然是普遍依赖哲学思辨，以理论批判代替革命实践。与上述解放哲学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通过科学的实践范畴的确立，指明了由理论批判通往现实解放的道路，由此唯物史观真正成为解放无产阶级和解放社会的现实武器。
马克思一生的研究工作中，人的解放的主题和主线一以贯之。正如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所说，马克思“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无论是在中学时期所确立的“为人类幸福而工作”的理想，还是在大学时期对精神自由问题的探究；无论是在《莱茵报》时期为解决“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引发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还是在《德法年鉴》时期提出“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的区别；无论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提出异化劳动为劳动解放的实现不断创造着条件，还是在《神圣家族》中指出无产阶级是实现人的解放的物质承担者；无论是《德意志意识形态》提出解放是现实的个人所进行的遵循历史规律的活动，还是《共产党宣言》中阐明的无产阶级解放的历史运动和解放的未来图景；无论是《资本论》透过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揭示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商品和资本掩盖下的异化的社会关系，还是在晚年的历史学人类学笔记，通过对俄国农村公社的关注，说明解放的实践要顺应变化的历史环境；等等。这些对人的解放的探究贯穿马克思理论研究的始终，形成了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包括政治解放、劳动解放、经济解放、文化解放等环节在内的庞大的解放理论体系，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
改革开放40多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史，可以说是马克思人的解放思想在中国的实践史。从人的解放的视野中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助于扩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视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研究马克思人的解放思想，挖掘这一思想的当代价值，努力推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借以更好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新时代面临的重要理论和实践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