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界流行一句话:“以赛亚·伯林使马克思研究受人尊重,戴维·麦克莱伦则使之流行起来。”伯林和麦克莱伦的马克思研究均享誉学界,他们虽为师生关系,但对马克思的评价、所呈现的马克思形象以及思想图景都差异甚大,主要原因在于他们迥然不同的研究进路。 

　　在英国,以赛亚·伯林是为数不多的早在1939年便写就马克思传的学者。伯林虽是分析哲学出身,却认为抽象或者分析的观点需要依附其与历史及个人思想的各种关系才能存在。于是,伯林对历史哲学产生兴趣。在经历了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大萧条后,他对马克思主义研究产生热情。戴维·麦克莱伦是伯林的博士生,他的马克思研究是由伯林促成的。伯林建议他的博士论文选题——青年黑格尔派和马克思——正符合他对宗教在思想发展中的作用的兴趣。麦克莱伦认为,马克思对鲍威尔和费尔巴哈等人进行批判继承的过程,是黑格尔的观点变得具体化、与教会无关的过程。由此,他接受了伯林的选题建议。麦克莱伦被马克思所吸引,还因为他一开始“认为马克思的思想有这样的特点:虽不解释一切,但有一种全面全方位地看待事物的方法,是一种普遍的理论”。 

　　伯林对马克思的“一元论”批判 

　　伯林的马克思研究始于他的“马克思传”,他将唯物史观归纳为“一个封闭的系统,系统里的所有东西都要遵循一种预设的模式”,并勾勒出马克思的一元历史观。由于认为马克思的观点与自己的自由多元观理念相差很远,便激发了他对马克思思想源泉、同马克思有相同观点的历代思想家进行研究的兴趣。在理性主义、启蒙主义、经验主义以及浪漫主义等思想史研究中,他反对解决一切问题的、无所不包的体系,反对以追求种类的自然科学之法统摄追求个别的历史人文学科,反对只以一种方案统一人类众多的理想目标等。概括来说,伯林反对被其归纳为一元论的观点,在研究中从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观三个角度批判了马克思的一元历史观;支持维柯、赫尔德和哈曼的反理性主义、多元知识观以及浪漫主义的自由意志和多元价值观等。 

　　伯林思想史研究的主线很清晰,目的也很明确,就是“反对一元、主张多元”。围绕该主线和目的对思想家进行归类划分,何尝不是以科学种类之法治人文个别之丰富?思想家复杂多样、差异不一的思想被处理成只有一元与多元的区别,这种唯一的区别何尝不是伯林所界定的“无所不包的体系”?这也就是说,在研究思想家时,伯林一以贯之的是一元论视角与方法。伯林批判一元论,却实践一元方法论。而造成这种矛盾的根本原因是,丰富的思想并非他的研究重点所在,突出一元论的思想特点并加以反驳才是其最终目标。伯林这种研究进路的弊端是明显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方人眼中的马克思常被描绘成令人难以亲近的、蓄着胡子的家长或立法者形象,是预测未来的发号施令的冷酷思想家。这种错误的形象在伯林的马克思传里被放大了,即他将马克思社会学说描绘成无限、绝对且封闭的系统。同样,在伯林后续的马克思研究中,他更是集中地凸显马克思的一元论主张,从而忽视了马克思思想的变化发展及其多样性。 

　　麦克莱伦对马克思的整体解读 

　　麦克莱伦师从伯林。从伯林身上他收获最大的是如何将历史和社会背景的多条线索联结起来。这也是为什么麦克莱伦的作品往往带有历史传记色彩的原因。不过,麦克莱伦并没有继承伯林对马克思的评价以及研究方式。 

　　麦克莱伦区别于伯林的明显之处,在于他对马克思的整体解读和人本主义进路。他的整体解读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辩护马克思思想的连续性,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选译本有力地辩驳了阿尔都塞的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之间的认识论断裂说;二是对马克思思想的全面梳理。麦克莱伦研究马克思的人本主义进路开创了英语学界的先河,他把马克思早期的作品特别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呈现的丰富人性和人类潜力的图景展示出来,发现了带有人本主义色彩的马克思,这其实也是麦克莱伦全面把握马克思思想的一个体现。 

　　麦克莱伦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也是采用这种整体解读的进路。在《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一书中,他从宗教、哲学、革命、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历史等多个角度,剖析不同国度、不同时期和不同流派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对不同的思想家及其思想进行分析对比,展现其间的差异性,反映出思想的多样性以及丰富性。相比于伯林在思想史研究中的关注点,麦克莱伦几乎抓住了思想家关键的方方面面。 

　　一元vs多元 

　　正因为研究进路的不同,麦克莱伦所呈现的马克思形象和对马克思的评价与伯林大相径庭。麦克莱伦的马克思传,呈现了非常饱满真实的马克思形象,打破了西方长期存在的马克思的冷酷形象,展现了马克思的日常个性与人本色彩。为了达到这种全面、客观和可靠的描述,麦克莱伦的作品往往有大量脚注和细节,而伯林的书则很少或者没有这样的脚注。此外,伯林立场鲜明地批判一元历史观,而麦克莱伦在深入研究后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学说并不是伯林所说的如此绝对和封闭。他虽然也认为马克思的历史研究利用了自然科学的方法,但是他并不认为唯物史观效法进化论,而且他充分肯定了马克思以生产关系和经济为基础来研究历史的积极意义。总体上,麦克莱伦的评价较为全面且冷静,他对马克思的同情在伯林身上是找不到的。 

　　伯林与麦克莱伦虽为师生关系,但是他们在马克思及其思想的解读与评价上却有很大差异。这背后的根本原因就是两人的研究进路截然不同——伯林带着强烈的目的和逻辑研究马克思以及思想史,采用的是一元方法论;麦克莱伦只是抱着发现事实、全面客观的严谨学者态度进行研究,采用的是多元方法论。伯林研究众多思想家,最后也是简化为一元与多元的区别;在批判马克思一元历史观时也有批判过头、流于片面之嫌。麦克莱伦集中研究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思潮,呈现了百家争鸣的多样思想以及真实立体的马克思形象。因此,在思想呈现以及人物评价上,麦克莱伦的多元方法论明显更为可取。但是,也要客观看待伯林一元方法论的思路与逻辑,如可以达到观点深刻、材料集中的效果,有利于观点的提出和论证等。伯林的多元主张和自由学说闻名学界,而麦克莱伦却没有影响广泛的学说或主张。综合而言,伯林与麦克莱伦的马克思研究进路各有利弊,关键是弄清楚各自适用的范围和对象。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哲学系暨实践哲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