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中国经济发展变化的实际急需科学的、适合于中国国情的经济理论予以阐释和指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就是要在坚持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不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任何科学的理论都是能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理论。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诞生以来,人类社会发生了许多重要而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面临着理论上的挑战,更经历着实践上的考验;也正是在接受挑战和回应挑战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断创新发展,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
加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自信
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一直处于主流地位。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其主流地位受到冲击。一方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苏东国家的实践遭遇失败,以新自由主义为主的西方经济学夺得了主流经济学地位。另一方面,伴随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改革开放全面展开,西方经济学打着“现代经济学”的旗号,以“西学东渐”之势逐渐占领了我国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阵地。在这样的国际和国内背景下,有人开始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产生质疑,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理论经济学地位的认识出现偏差。这突出表现在高校教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上:在课程设置上,重“西学”而轻“马学”;在师资队伍建设上,重“海归”而轻本土人才;在理论研究上,重数理实证而轻理论研究。
出现以上情况的原因之一在于,人们对西方经济学缺乏科学清晰的认识,盲目崇拜,认为西方经济学具有与自然科学一样的“客观性”和“中立性”,从而是“摆脱了意识形态束缚”的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因此把西方经济学视为前沿,把西方经济学原版教材视为经典,把海归学者视为取得了真经的“玄奘”,甚至认为只有通过全面贯彻和学习西方经济学,才能实现中国学术研究与国际的接轨,只有通过西方经济学的中国化,才能完成中国经济学的构建。为了纠正这种错误而荒谬的认识,有必要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框架体系和理论内核等方面,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性进行全面准确的辨析和比较研究,以加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自信。
正确解读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
从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趋势来看,当今世界存在的最主要的两个社会形态,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曾提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今天在论述资本主义时不能不回答,为什么资本主义还“垂而不死”。只有以《资本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才能对回答这些问题给予原理和方法的指导。
二战后资本主义“黄金时期”的发展曾让人困惑。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危机,遭受严重打击的资本主义也没有寿终就寝,反而在经济全球化浪潮推动下,迈入新的发展阶段。资本主义没有因为经济危机而彻底衰败,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也没有因为贫困和资本家阶级压迫而卓有成效地联合起来,取得政治斗争的重要成果;大大小小的危机虽然时常爆发,但资本主义总能摆脱危机,并借助科技革命汲取发展的新能量。难道现实的发展证伪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判断吗?
按照唯物辩证法的逻辑:“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手段同时产生。”20世纪80年代后,不仅第三次科技革命中所发现的新能源、新材料、新技术在生产和商业领域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广和使用,而且电子信息技术更是引发了以信息产业和知识经济蓬勃发展为标志的新一轮科技革命。这极大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使垄断资本主义进一步走向全球化和国际化成为可能。科技的进步和信息产业化的发展,引发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重大变化,包括法人股份所有制流行、跨国公司全球产业链控制以及资本主义国际生产关系扩张,等等。这是在生产社会化压力下,资本占有关系在深度和广度上有限的自我调整和消极扬弃。这种变化反过来使资本主义更加无法驾驭在广袤空间迅速变革的国际生产力,局部和暂时的缓和不但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性质,还不断孕育着更大危机的到来。20世纪70年代“滞胀”危机后,新自由主义接替凯恩斯主义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经济理论,主张“普适”的私有化和市场自由化。这不仅使拉美等地区或国家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而且触发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陷入长期停滞的结构性危机。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给资本主义沉重打击,但它不会就此走向灭亡。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说过,“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列宁也曾指出,资本主义虽然腐朽,但整个来说,会比以前发展得更迅速无比。研究当代资本主义21世纪的结构性危机,既是检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最好试金石,也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基本的历史素材。阐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变化,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历史任务之一。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正在逐渐形成,并直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取得了伟大成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史无前例,在没有任何成功经验可借鉴的条件下,如何在实践的曲折发展中探索和总结其客观的发展规律,这是中国实践、中国故事给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带来的极大机遇和挑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我国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紧密联系中国具体实际,创造性地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之路,总结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初级阶段所有制和分配理论、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理论和经济结构性失衡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等等。这些理论创新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更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支撑。
与社会主义经济实践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当前面临的复杂问题相比,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还相对滞后。尤其在当前,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继续用“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搞改革已经不再适合,需要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破浪前行。中国经济发展变化的实际急需科学的、适合于中国国情的经济理论予以阐释和指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就是要在坚持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不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它必须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的基础上,借鉴和吸收一切古今中外文明的优秀成果,实现高校教学、学术研究和政策应用的有机结合。
(作者单位:吉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中心)
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任何科学的理论都是能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理论。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诞生以来,人类社会发生了许多重要而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面临着理论上的挑战,更经历着实践上的考验;也正是在接受挑战和回应挑战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断创新发展,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
加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自信
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一直处于主流地位。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其主流地位受到冲击。一方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苏东国家的实践遭遇失败,以新自由主义为主的西方经济学夺得了主流经济学地位。另一方面,伴随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改革开放全面展开,西方经济学打着“现代经济学”的旗号,以“西学东渐”之势逐渐占领了我国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阵地。在这样的国际和国内背景下,有人开始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产生质疑,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理论经济学地位的认识出现偏差。这突出表现在高校教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上:在课程设置上,重“西学”而轻“马学”;在师资队伍建设上,重“海归”而轻本土人才;在理论研究上,重数理实证而轻理论研究。
出现以上情况的原因之一在于,人们对西方经济学缺乏科学清晰的认识,盲目崇拜,认为西方经济学具有与自然科学一样的“客观性”和“中立性”,从而是“摆脱了意识形态束缚”的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因此把西方经济学视为前沿,把西方经济学原版教材视为经典,把海归学者视为取得了真经的“玄奘”,甚至认为只有通过全面贯彻和学习西方经济学,才能实现中国学术研究与国际的接轨,只有通过西方经济学的中国化,才能完成中国经济学的构建。为了纠正这种错误而荒谬的认识,有必要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框架体系和理论内核等方面,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性进行全面准确的辨析和比较研究,以加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自信。
正确解读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
从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趋势来看,当今世界存在的最主要的两个社会形态,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曾提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今天在论述资本主义时不能不回答,为什么资本主义还“垂而不死”。只有以《资本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才能对回答这些问题给予原理和方法的指导。
二战后资本主义“黄金时期”的发展曾让人困惑。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危机,遭受严重打击的资本主义也没有寿终就寝,反而在经济全球化浪潮推动下,迈入新的发展阶段。资本主义没有因为经济危机而彻底衰败,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也没有因为贫困和资本家阶级压迫而卓有成效地联合起来,取得政治斗争的重要成果;大大小小的危机虽然时常爆发,但资本主义总能摆脱危机,并借助科技革命汲取发展的新能量。难道现实的发展证伪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判断吗?
按照唯物辩证法的逻辑:“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手段同时产生。”20世纪80年代后,不仅第三次科技革命中所发现的新能源、新材料、新技术在生产和商业领域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广和使用,而且电子信息技术更是引发了以信息产业和知识经济蓬勃发展为标志的新一轮科技革命。这极大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使垄断资本主义进一步走向全球化和国际化成为可能。科技的进步和信息产业化的发展,引发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重大变化,包括法人股份所有制流行、跨国公司全球产业链控制以及资本主义国际生产关系扩张,等等。这是在生产社会化压力下,资本占有关系在深度和广度上有限的自我调整和消极扬弃。这种变化反过来使资本主义更加无法驾驭在广袤空间迅速变革的国际生产力,局部和暂时的缓和不但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性质,还不断孕育着更大危机的到来。20世纪70年代“滞胀”危机后,新自由主义接替凯恩斯主义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经济理论,主张“普适”的私有化和市场自由化。这不仅使拉美等地区或国家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而且触发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陷入长期停滞的结构性危机。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给资本主义沉重打击,但它不会就此走向灭亡。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说过,“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列宁也曾指出,资本主义虽然腐朽,但整个来说,会比以前发展得更迅速无比。研究当代资本主义21世纪的结构性危机,既是检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最好试金石,也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基本的历史素材。阐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变化,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历史任务之一。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正在逐渐形成,并直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取得了伟大成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史无前例,在没有任何成功经验可借鉴的条件下,如何在实践的曲折发展中探索和总结其客观的发展规律,这是中国实践、中国故事给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带来的极大机遇和挑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我国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紧密联系中国具体实际,创造性地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之路,总结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初级阶段所有制和分配理论、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理论和经济结构性失衡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等等。这些理论创新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更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支撑。
与社会主义经济实践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当前面临的复杂问题相比,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还相对滞后。尤其在当前,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继续用“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搞改革已经不再适合,需要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破浪前行。中国经济发展变化的实际急需科学的、适合于中国国情的经济理论予以阐释和指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就是要在坚持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不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它必须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的基础上,借鉴和吸收一切古今中外文明的优秀成果,实现高校教学、学术研究和政策应用的有机结合。
(作者单位:吉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