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资本论》的副标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从广义上说,《资本论》是马克思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通过对当时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创立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对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进而建立起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设想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具有整体性,这种整体性表现在:马克思对旧哲学的批判、对当时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这些批判内在相互联系所形成的整体,共同地指向“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本文主要论述的是狭义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主要表现为马克思对当时国民经济学的批判。 

　　马克思对当时国民经济学的批判最先表现为马克思对当时国民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批判,这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马克思对当时国民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基本范畴的批判。他研究了商品、价值、货币、资本、劳动、剩余价值、工资等基本范畴,指出它们和亚当·斯密等人的国民经济学所理解的这些范畴有着本质的区别。事实上,恩格斯在其《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早就指出:“我们在批判国民经济学时就要审视它的基本范畴,揭露自由贸易制度的内在矛盾,并从矛盾的两方面得出结论。”具体来说,恩格斯对价值、生产费用、地租、生产要素、竞争、垄断等基本范畴进行了批判,从而达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 

　　马克思对当时国民经济学的批判最为重要的表现为他对当时国民经济学的“前提批判”,即对私有制的批判。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现实出发,但是,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把应当加以论证的东西当作前提。”事实上,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早将当时的国民经济学称为“私经济学”。“经济学则使自己不去探究私有财产的合理性问题。”经济学家“却不去追究这些前提,而还总是声称要为整个体系(指当时国民经济学,笔者注)辩护”。所以,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根据当时的国民经济学所发现的规律,得出了异化劳动思想。既以异化劳动说明了私有制的起源,也以此论述了资本主义的反人性。马克思主张要扬弃私有制,达到“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即共产主义社会。恩格斯从伦理学出发批判了国民经济学,希望“来详细地阐发这个制度的可怕的不道德,并且无情地揭露经济学家们在这里,在他们那些浓妆艳抹的光彩中包含着的伪善”。进而,得出了这一结论:当时的“经济学家自己也不知道他在为什么服务。他不知道,他的全部利己的论辩只不过构成人类普遍进步的链条中的一环……即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开辟道路”。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所以,自由是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统一。人类的自由就在于达到真善美的统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在这个领域(在共产主义社会,笔者注)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了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的调节他们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把它们置于他们的共同的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们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少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物质交换。” 

　　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经济学就其本质来说,是真善美的统一,是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统一,是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这是经济学的最高境界。唯有如此,经济学才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 

　　马克思创立的政治经济学是在“扬弃私有制”的基础上建立的,是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的,是真善美的统一。相反,当时的国民经济学是“私经济学”,不可能是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学,也是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的的。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 

　　当今,西方经济学依然是“私经济学”,也不可能达到马克思、恩格斯所理解的“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从而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着本质的区别。众所周知,当代的西方经济学无论是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也都是以自由为出发点的,是自由主义经济学。恩格斯曾经将当时的国民经济学也称为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这种“自由主义经济学所造成的唯一肯定的进步,是发现了私有财产的规律”,是为私有制度进行辩护的经济学。这两种自由主义经济学是一脉相承的,如果从时间早晚来划分,前者从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出发,认为“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强调“消极自由”,被称为“古典自由主义”;后者从国家是“积极的”国家而不是“消极的”“放任的”国家出发,认为国家应积极干预经济、政治、教育等活动,论证了国家干预的合理性,强调“积极自由”,被称为“新自由主义”。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货币主义、供应学派、产权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等都主张新自由主义。所以,当今西方经济学所追求的是私有制条件下的自由,主要指的是经济自由、政治自由,远达不到马克思主义的“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的自由高度。 

　　马克思对当时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对我们最大的启示在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在“扬弃私有制”的基础上,达到“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即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统一,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并因此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西方经济学所追求的是私有制条件下的自由,远没有达到马克思所理解的“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 

　　(作者:朱成全 金钊 作者单位:东北财经大学,辽宁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