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新形势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
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开始以全新的视角思考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问题，强调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一刻也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第一，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就可能走向错误的轨道。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始终有一种声音，鼓噪所谓的“共产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认为共产党是传统政党，要实现从传统政党向现代政党甚至后现代政党的转变。这种观点实际上自觉不自觉地受到了西方政党理论的影响。这种理论认为，中国共产党坚持民主集中制，不搞党内多元民主；坚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不讲全民党，就是传统政党。在这种理论看来，共产党只有放弃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性质和民主集中制，才能成为现代政党或者所谓后现代政党。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是现代政党，它能够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不存在什么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问题。当然，中国共产党不存在转型问题，不意味着我们党内不存在问题。目前党内存在的问题还是不少的，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要解决党的建设中存在的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这与什么转型无关。
第二，马克思主义不仅为我们推进国家治理提供科学的方向，而且使国家治理在降低制度成本的同时更加有效率。
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否是现代化的，需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是民主的，也就是符合民意的；二是有效率的，能够及时解决面临的各种日常的和紧急的重大问题；三是低运行成本的，也就是制度执行的成本相对不高。这三个条件的实现，都离不开信仰体系的构建。法国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讲：没有信仰的支持，法律体系是毫无意义的。美国著名学者伯尔曼也有一句名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法律要发挥作用，需要全社会信仰法律。我国是个人情社会，如果人情介入了法律和权力领域，就会带来问题，甚至带来严重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用马克思主义信仰引导全社会对法律的信仰，通过信仰形成对制度遵守的自律意识，从而降低治理成本。我们要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战略任务，保持全党在理想追求上的政治定力，把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作为毕生追求，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人民立场和科学立场，这三大立场是保证国家治理现代化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根本。
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就要强调国家治理的政治性，要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国体的基础上推进治理现代化。
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偏离人民民主专政这一国体。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一贯坚持的立场，在实现共产主义之前，社会主义国家都应该保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不仅强调了人民民主专政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意义，而且强调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正义性。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坚持的基础。
第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就要强调国家治理的人民性，要以人民为中心进行治理。
坚持国家治理的人民性，就是要始终把人民群众作为国家治理的主体，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治理国家的主体作用。坚持国家治理的人民性，要对那种认为中国的国家治理是“精英治理”和“贤能政治”的看法进行客观分析。有的学者讲，国家需要由精英而不是由劳苦大众治理。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加拿大学者贝淡宁在其2016年出版的《贤能政治》一书中使用“垂直民主贤能政治”概念来阐释中国的模式：基层层面充分展现了民主的价值；越往政治决策链的上层追溯，其领导者的擢升就越呈现出贤能政治的特点。这种看法已被相当多人认同，但“贤能”这样的话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话语，“精英”这样的话语是西方话语，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中国的国家治理是人民治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是国家治理的主体。我们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先锋队是冲锋在前、冒风险在前、牺牲在前的队伍。先锋队的成员都是人民的一员，是人民的勤务员。马克思主义强调的人民话语已经超越了“贤能”和“精英”这样的话语，“贤能治理”或者“精英治理”这样的概念，并不能够完全概括中国的这一制度优势。
第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立场，就要强调国家治理的唯物史观，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符合中国国情、保证人民当家做主的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历史的选择。在建设社会主义实践中，我们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近40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也是如此，我们要沿着这条正确的政治发展道路走下去，不能偏离，不能脱离，更不能背离。
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
列宁指出：“沿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它）；而沿着任何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在国家治理问题上同样如此。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广阔的思维空间。
第一，着眼于马克思的“自由时间”思想推进协商民主制度建设。
马克思设想的未来社会是“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联合体，这一理想的实现是建立在自由时间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手稿》中，明确提出了“自由时间”的概念。他用“自由时间”产生和扩大的过程论述了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出：“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空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32页）他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使广大民众没有自由时间。 “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处置的自由时间，一生中除睡眠饮食的等生理上必须的间断以外，都是替资本家服务，那么，他就还不如一头载重的牲畜。”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0页）马克思认为，未来社会将为人类提供最大限度的自由时间，在公有制基础上充分涌流的物质财富为人们创造出最大化的自由时间，不仅所有的人都会有“‘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就是有真正的财富，这种时间不被直接生产劳动所吸收，而是用于娱乐和休息，从而为自由活动和发展开辟广阔天地。时间是发展才能等等的广阔天地”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29页）而且“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7页）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自由时间理论告诉我们：首先，国家治理一定要为公民参与政治提供更多的时间，给予人们更多地参与政治、了解政治、学习政治知识和掌握政治技巧的时间。要更多地了解政治，才能更好地参与对国家事务的管理。其次，国家治理一定要推进协商民主制度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说：“涉及人民利益的事情，要在人民内部商量好怎么办，不商量或者商量不够，要想把事情办成办好是很难的。我们要坚持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商量得越多越深入越好。涉及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事情，要在全体人民和全社会中广泛商量；涉及一个地方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这个地方的人民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一部分群众利益、特定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这部分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基层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基层群众中广泛商量。”实现这样的协商，就需要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在协商民主制度下，协商的主体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是平等的，是可以进行充分讨论的；协商的结果必须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共识或者交叉共识、重叠共识，不能是与协商主体看法毫无关联的意见。
第二，着眼于列宁的物质空间理论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发展。
列宁十分重视民主发展的空间和物质条件问题，他多次谈到苏维埃政权给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实现自身政治权利的物质空间。在列宁看来，资本主义民主之所以是虚伪的，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资本家、剥削者、地主、投机商掌握着十分之九可供开会的最好的建筑物，掌握着十分之九的纸张、印刷所等等。1918年8月20日，列宁在写过美国工人的信中说： “无产阶级专政则要从资本家手里把地主宅第、最好的建筑物、印刷所、纸库夺过来供劳动者使用。”（《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6页）在1919年2月的《俄共（布）纲领草案》中，列宁指出：“劳动群众能对国家制度和国家管理施加更直接的影响，即民主制的更高的形式的实现，在苏维埃这种类型的国家，同样是靠下述两方面达到的：第一，选举的程序和经常进行选举的机会，以及改选和罢免代表的条件，对于城乡的工人来说，比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最好形式下都容易和方便得多。第二，在苏维埃政权下，基层选举单位和国家建设的基本单位不是按地域划分，而是按经济和生产单位（工厂）划分。”（《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2—723页）苏维埃政权能够提供最好的条件包括物质条件和空间条件，让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不断实现自身的政治权利。
列宁的思想告诉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要为广大人民群众享有民主权利提供最好的物质条件和空间。第一，民主的物质空间就是生产空间。在国有企业改革中，要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应当把企业生产产品的过程与生产民主权利的过程统一起来，也就是把生产过程与民主过程有机统一在一起，而不是两张皮。在国有企业完善治理制度的过程中，要把企业职工民主建设放在一个突出的位置来抓，使广大工人阶级真正发挥出主人翁的作用。第二，要把互联网空间作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新的场域，推动互联网政治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善于运用网络了解民意、开展工作，是新形势下领导干部做好工作的基本功。 “让互联网成为我们同群众交流沟通的新平台，成为了解群众、贴近群众、为群众排忧解难的新途径，成为发扬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的新渠道。” 21世纪是互联网的世纪，要不断深化对互联网政治的认识，建立更加畅通的渠道，让广大民众参与社会事务和重大决策。
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掌握和学习，他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的多次集体学习时都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重要性。
第一，坚持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
社会基本矛盾是不断运动和变化的，生产力发展了，一定会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生产关系变革了，必然会造成经济基础的变化；经济基础变化了，一定会引起上层建筑的调整。不仅如此。改革的方向和趋势也是由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决定的。也就是说，今天这样改而不是那样改，是由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和状况决定的。正是由于科学地掌握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性质和状况，我们才强调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要遵循市场规律、善用市场机制解决问题，又要让政府勇担责任、干好自己该干的事，这便是矛盾的两个方面。
同样，正是因为科学地掌握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性质和状况，我们才能够紧紧扭住转变政府职能这个“牛鼻子”，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以更有力的举措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为破除制约企业和群众办事创业的体制机制障碍，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进一步形成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就必须创新政府配置资源方式。而今年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创新政府配置资源方式的指导意见》，正是遵循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的产物。
第二，坚持阶级分析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首先就是阶级立场，进行阶级分析。”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应当坚持阶级分析法。有了这一方法，我们就能坚持住治国理政的根本，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绝不是西方制度化、资本主义化。坚持阶级分析方法要做到：
一是国家治理中始终坚持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使我们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始终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心骨。
二是发挥好工人阶级作为我国的领导阶级、我国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我们党最坚实最可靠的阶级基础的作用，把工人阶级治理国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并且建立多方面的制度，让工人阶级作为领导阶级的作用得以更加充分发挥。2017年2月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强调：工人阶级是我国的领导阶级，产业工人是工人阶级的主体力量。要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高度，从促进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高度，加快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按照“政治上保证、制度上落实、素质上提高、权益上维护”的总体思路，针对影响产业工人队伍发展的突出问题，创新体制机制，提高产业工人素质，畅通发展通道，依法保障权益，造就一支有理想守信念、懂技术会创新、敢担当讲奉献的宏大的产业工人队伍。
三是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忘记农民、淡漠农村，农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农村治理现代化纳入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整体中加以考虑，采取得力举措推进农村治理现代化的发展。
四是把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阶层新人群纳入到国家治理体系之中，不能让他们游离在体系之外。要认真研究工人、农民、干部、知识分子等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和政策诉求，包括注意关注蚁族、北漂、海归、海待、散户等社会上新出现的人群，分析哪些是共性需求、哪些是个性需求，有的放矢地开展工作。关注他们的需求是国家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同时还要把蚁族、北漂、海归、海待、散户等新人群组织到国家治理体系之内。
（作者：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