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就是不断与中国具体实践、中国文化传统、中国历史时代相结合，带上越来越浓厚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界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时间域、空间域和问题域，有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民族化，推进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催生和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含义   理论自信

　　【中图分类号】D641    【文献标识码】A

　　2015年2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延安杨家岭中共七大会址，六十年前毛泽东主席在这里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在中央大礼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历经考验磨难无往而不胜，关键就在于不断进行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中国化、时代化。”从1919年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完整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近整整一百年，其间可以说是百年浪潮。当代中国人奋力扬帆追逐梦想到达彼岸，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实际上是在这个百年浪潮的潮头观潮弄潮。

　　习近平总书记把中国共产党积近百年之功而成的“红色秘笈”归结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二十一世纪中国政界学界的一大热词，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及国际地位的提升，海外学者对中国政治十分关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成为研究的重点之一，足见当代中国人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已上升到很高层次。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者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含义，理论界学术界研究了很多，但其中的几层含义及其之间的整体结构关系，仍需要进一步梳理清楚。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阐释，进一步精准地廓清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含义层次及其结构关系 

　　毛泽东同志在1961年1月18日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指出：“所谓马列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跟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统一，一个普遍一个具体，两个东西的统一就叫中国化。” 2009年11月12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秋季进修班开学典礼上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深入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同历史时期的实际问题，总结中国的独特经验，形成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两次定义时隔近半世纪，毛泽东同志的定义突出了最核心的内涵，就是普遍与具体相结合产生二者的统一体，这正是以“普遍与具体”这对马克思主义范畴，替代了“本末”“道器”“体用”等传统范畴，以社会运行规律的普遍性与具体性，替代思想文化元素的体用道器之辩，从根本上解答了外来先进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方式问题。这个核心内涵在习近平定义中一脉相承、一以贯之。

　　2011年6月20日，习近平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党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对定义中的“基本原理”做出明确界定：“相对于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所作的个别理论判断和具体结论而言，基本原理是对事物本质和发展规律的概括，具有普遍和根本的指导意义。我们说老祖宗不能丢，很重要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能丢。”至于“具体”的方面，毛泽东同志定义用的是“中国具体实践”，紧紧抓住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基础的含义；习近平同志定义用的是“中国具体实际”，更加全面、更加准确，在中国具体实践的基础上，还包括了中国文化传统、中国历史时代，都是“中国具体实际”的有机组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就是不断与中国具体实践、中国文化传统、中国历史时代相结合，带上越来越浓厚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这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层基本含义，从习近平同志给出的定义出发，能够精准地廓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含义层次及其结构关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层含义，也是最基础的含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根据中国国情，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形成具体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可操作的路线、方针、政策、制度措施以及立法建议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这层含义，按毛泽东同志的说法，可以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一部可以具体操作的法律，按照它可以组建国家，违反它可以违宪审查，这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与近代中国历史际遇和国情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性包括实践性、科学性、阶级性，其实，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特性，邓小平同志的概括最恰到好处，就是两个字“管用”。这里说的“管用”，是指作为一种信仰体系的思想体系，只有马克思主义管用。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管用？因为过去看来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马克思发现原来是有规律的，每一个人不论以什么方式从事经济社会，从事社会生活，从事文化社会，从事政治生活，都会表现出调整生产关系环节的目的指向，不同的个人，不同的群体，通过不同的社会领域表达的目的指向不尽相同，实际上最符合当前生产发展要求的那些目的指向，肯定是最大多数人都可以接受和执行的政策设计，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通过利益综合进行决策的科学基础。具体化是中国化的首要之义，是最基础的含义，首先必须在实践中拿来用，就是毛泽东讲的有的放矢，邓小平同志讲的摸着石头过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文化传统的结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层含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文化传统相结合，进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重塑中国人的价值观念，重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把马克思主义拿来用，还只是以实用主义方式对待马克思主义，则马克思主义难以持续地、深刻地发挥改造中国的功能。只有进入中国文化传统，才能持续地、深刻地发挥改造中国的作用，因为文化的功能特点就是“集体无意识”。中秋节吃月饼、端午节吃粽子，不需要发通知，大家不约而同、心照不宣，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文化，也是这样，只有让精英和草根，上下齐心这样思考，才能把马克思主义根植于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创造力和生命力之中。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曾说，教科书里面“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应该把经典嵌在学生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

　　现在，马克思主义在我们的社会文化生活当中，可以说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比如我们的节日，五一劳动节、七一建党节、十一国庆节，都是马克思主义带来的。领导如果要求职工周末继续上班，大家肯定抗议，抗议的底气来自哪里？来自马克思，来自马克思启动的工人运动史，有了马克思主义开启的工人运动，才有了缩短工时的制度和理念。这还是文化表层，文化的最深层是话语，就是我们的现代汉语表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是与中国白话文运动同步，汉语白话文的形成，是靠2000个左右的现代汉语新词完成的，而其中，100多个核心概念是通过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产生的，这100多个核心概念基本规定了2000多个术语和词语的思维范式，也就决定了现代汉语的基本方向。核心概念是思维的枢纽，只要你说中国话，你就基本上在使用马克思主义思考。离开这些核心概念，我们就无法思考，无法学习。

　　马克思主义具体化、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侧面。马克思主义具体化、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是两层含义，不是两个、也不是两方面含义，也就是说不要理解成是两件事，而是一件事，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侧面。例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马克思主义集体经济思想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农村实际相结合的一项具体政策，显然是马克思主义具体化；再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集体经济思想与中国家庭本位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中国文化传统是家庭共产主义，在家庭内部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基本上没有交易成本，所以家庭作为农业生产基本单位最有效率。再比如，2014年5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第十五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一个新突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新的成果，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市场决定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具体化，习近平总书记将其定位为中国化，当然也包括民族化的含义。2014年7月初，李克强总理在湖南大学花106元明码实价买下大学生4个创业产品，在解决大学生找散钱的麻烦时，提醒不能给总理价，要按市场规则办事。可见在总理那里，市场决定也是民族化，市场法则是一种文化，是中国诚信经营传统的展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历史时代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文化，激发传统智慧，根据国情做出决策解决实际问题，一直到决策反复实践，根据执行效果归纳在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重复性现象，从而发现中国社会运行的具体规律，形成了新的理论体系，当然同时也是个文化体系，解决和回答了时代提出的根本性课题。这层含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历史时代相结合，毛泽东同志称之为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也就是说中国社会运行的实际规律，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规律。恩格斯曾说，对一切自然现象的研究，达到数学化，才是最终的科学认识。同样地，一切社会现象的研究，最终达到马克思主义化，才是最终的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是社会科学的学科原则，正如数学是自然科学的学科原则一样。从2011年我国迈进中等收入国家门槛，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抵近高收入国家门槛，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最具关键性和标志性的十年，在21世纪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指出：“面对新的时代特点和实践要求，马克思主义也面临着进一步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问题。”在这一历史时代，界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时间域、空间域和问题域，有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民族化，推进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催生和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

　　（作者为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注：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重要术语中国化的渊流与考证”（项目编号：12BKS001）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