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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
在谈到如何做好党中央、国务院的“思想库”、“智囊团”时，陈奎元指出，我们要按照中央的要求，从各所实际、特点出发，认真研究如何达到“思想库”、“智囊团”的要求。“思想库”、“智囊团”不是抽象的，需要有一批具有坚实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并且勇于与时俱进富有创新精神的理论工作者，需要一大批基础理论扎实又善于理论结合实际的学者，立足当代、立足中国国情，努力研究重大的现实问题，不断地提供优秀理论成果。“思想库”、“智囊团”不是自封的，如果抓不住当前发展的大好机遇，趁势而上，“思想库”、“智囊团”的称号就不属于我们。不能老打“短工”，要拿出独具优势的成果。不要认为以研究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影响作学问。如果能为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发展提供理论的支持，那将是很大的学问。我院学者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求是》杂志等中央媒体上发表文章，以及为中央领导学习作解说，都要算作科研成果。
要成为党中央、国务院的“思想库”、“智囊团”，就要有正确的理论为指导，以深厚的功底为基础。有些人对基础理论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的关系存在一些模糊认识，如有的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学者认为，自己很难在做“思想库”、“智囊团”的过程中发挥作用。其实，我们的对策研究离不开基础理论研究，如果基础研究功力不深，对策研究就缺少理论支持，发挥的作用就会打折扣。
中央要求将中国社科院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坚强阵地，这与“思想库”、“智囊团”是完全一致的。社科院首先要具有整体的实力，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大军，因此，必须做好院所的管理工作。社科院有三十几个研究所，有数千名科研人员和科研辅助人员，管理工作不严谨，比较松散，往往是各自为战。我们应做到散而不乱，活而有序，在指导思想和事业发展目标上必须认识一致。思想应该活跃，行为必须规范。
在谈到队伍建设时，陈奎元指出，我们要重视人才培养。研究所能否办好，所党委责任重大，所长起关键作用。所长不仅要安心治所，还要专心、热心治所。现在的所长和学科带头人在学术上都有一定造诣，但和老一辈学者相比，没有那样如日中天、举国敬仰的声望。毛泽东曾经说过，中国如果有100个至200个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人，中国革命的面貌就会焕然一新。今天，我们如果能有十几个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本学科声望卓著，可与建国初期那批“大家”相媲美的学科带头人，将会极大地促进各学科的发展，极大地提高社科院的地位。人才易得，“大师”难求。不能说现在的学者知识含量不如前人，只是当前各个学科尽管成果不少，但水平接近；而“大师”意味着脱颖而出，其水平比同辈学者高很多。“大师”的出现，一要靠我们提供培养大师的肥土沃壤，我们立足点要高一点，看得要远一点，要鼓励学科带头人成长，防止人才一露头就被遏制和棒杀；二要靠推介，要积极把我院的优秀成果和出色的人才向国内外推介。
我们要重视和支持退下来的老专家的科研工作。一些退下来的老专家，在几十年积累的基础上写成的著作，学术价值很高，有的甚至称得上是传世之作，这些学术成果应当得到应有的尊重。院里应当制定可行的奖励措施，对老同志特别优秀的科研成果要给予重奖。
在谈到如何面对竞争时，陈奎元指出，社科院面临竞争压力，有许多高校和研究机构成为我们的竞争对手。我院是国家设立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但不能说我院每一个研究所或每一个学科都在本领域的最前列。有竞争是好事，中华文化的兴盛，光靠一枝独秀不行，必须要有百花盛开才行。外部有压力，内部就要有动力。不怕压力，要将压力转化为动力。要看到我院面临的发展机遇，发挥我院在各个学科中的优势，我们的目标应该确定在全国的前列。总不能说我们在下一个五年计划的目标是建设成第二流或三流的研究单位。
在谈到学部和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时，陈奎元指出，要尽快把学部建立起来。建立起学部以后，如何有效整合研究力量，开展跨所、跨学科的战略性课题研究，还要进行更深入的探讨。要建立一所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是经过院党组慎重考虑向中央提出的，党中央和有关部门对此予以支持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们要共同努力，早日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一定要把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建成高水平的、国内一流的研究院。如果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只是改一个所的名字，那就没有任何意义。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不仅是我院的大事，也将是对党和国家的理论建设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件大事，我们务必要高度重视，不能有半点疏忽。
在谈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时，陈奎元说，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我院各所尤其是人文学科各所重任在肩。当前，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任务十分艰巨，中国文化能否发扬光大面临考验。最近，看到电视剧《张伯苓》中有一个情节：张伯苓在美国驳斥几个日本留学生，说，中国给日本当了一千多年的老师，没有欺负日本，现在日本比中国先进了几十年就看不起中国人。中国要有自信，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比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都不逊色。中国学术不能背祖，不能丢弃中华文化的传统。德国总理施罗德在一次谈话中说，近些年中国经济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但他担心，中国丢了五千年的文明传统。他说现在中国，到处可以看到麦当劳、肯德基、可口可乐等广告，到处是美国文化的影子，他认为如果丢失了五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即使经济有所发展，中国的改革也是失败的。施罗德的话值得我们深思。如果一切照搬西方人文学科不重视研究传统文化，那我们就丧失了中华文明的特色。我们要善于继承前人的优秀成果，推陈出新，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做出应有贡献。
在谈到国际片建设时，陈奎元指出，据我观察，在中央电视台出镜的我院研究人员中，国际片的专家最多。这是为我院增光添彩的事，值得肯定。我院要成为中央的“思想库”、“智囊团”，国际片承担着直接而重大的任务，我们能够也应当为中央的决策作解说，宣传党和国家的对外政策。如果国际片各研究所能够及时提供更多的研究成果为中央做决策参考，那我们向着成为“思想库”、“智囊团”的目标就更接近一些。中央提出要不断扩大国际上的交流与合作。在这样一种形势下，国际片要做的工作很多。这也涉及我院今后的发展方向。希望国际片各研究所认真讨论这些问题，使自己的研究工作方向更明确，使自己的研究成果更有权威性和参考价值。
在谈到哲学研究时，陈奎元说，哲学十分重要，哲学的天地十分广阔。哲学所在我院构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中如何定位值得我们思考。毛泽东等老一辈十分重视学哲学、用哲学。今年，陈云诞辰100周年，我认真地阅读了陈云年谱和文选。陈云同志是领导经济建设工作的，但他反复强调学哲学。毛泽东同志号召要把哲学从书本、课堂中解放出来，使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都学哲学用哲学。这对新中国的建设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与以前相比，现在人民群众应用哲学的状况是前进，是停滞，还是退后了呢？今后哲学的方向是什么，怎样才能大有作为呢？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思考。在抗日战争年代，党把大批在前线奋战的干部调到后方学习哲学，学习《矛盾论》、《实践论》，对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很大作用。理论和实践结合，是理论发展和发挥作用的途径。我们要坚持用先进的理论来武装全党，在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实现理论创新。陈奎元还指出，当前，理论界人士对如何看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对列宁主义存在某些非议。一些人认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不包括列宁主义。这是十分错误和糊涂的认识。我们党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并不断发展着的理论体系，列宁主义是其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谈到史学研究时，陈奎元指出，治史必须读经。就是说，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必须读中国古代的经典著作。写历史不仅是史实的叙述，也要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以正确的观点为指导，要秉持一定的道德观念和价值标准，一字褒贬并非从个人的偏见出发。当年司马光主持撰写《资治通鉴》，是用自己的观点把宋朝以前的历史串起来的。后来，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对司马光的许多记载和观点提出了质疑和不同看法。虽然他们在一些问题上有分歧，但在思想体系上都是以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为指导的。现在我们研究中国历史，包括研究当代中国历史，必须认真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我们写新中国头三十年的历史，不读毛主席的书能写好吗？我们写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不读邓小平同志的书，不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不可能写好。
因此，读史要与读经相结合。治史者，知识面要宽，研究中国古代史的，经史子集都要知道，而且要融会贯通。研究当代中国的历史，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观点，坚持唯物史观。如果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不承认唯物史观，他就没有资格研究新中国的历史。因为他不可能站稳正确的立场，不可能正确地认识国史。现在有一些青年学生和青年科研人员，缺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根基，不了解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苦难屈辱的历史以及共产党领导人民争取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的艰苦斗争史。我们培养人，进行理论队伍建设，要认真考虑和解决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问题。要通过教育和引导，使他们在研究中自觉地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只有这样，老一代史学家开创的事业才能得以继承和发扬。以中国史学会为代表的史学界，我院史学片的各个研究所，阵地意识比较强，马克思主义观点是占上风的。如果出现了错误言论，总有人能站出来进行抵制和批判。这说明，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在史学界没有丧失，这是可喜的。但有的学科，就很难说马克思主义是不是占上风。当然，就是在史学界，也出“旁门左道”，也有噪音、杂音，有同志谈出现了一股“翻案风”，实际上是一股“颠倒风”：有的人蓄意要把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和农民起义者、民族英雄和汉奸卖国贼的评价颠倒过去。我们不能高枕无忧，一定要有忧患意识，不要让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老一辈学者开创的史学事业和树立的优良学风，在我们手里折损、贬值。因此，史学片各个研究所任重而道远。
在谈到当代所时，陈奎元指出，当代中国研究所和我院各研究所有所不同，是个独立的单位，挂靠在社科院。中央对当代所的设置有明确规定，我们要按照中央的决定处理院部和当代所的关系。当代所的领导同志不要有什么顾虑，要从实际出发，怎么做有利于它的发展、有利于完成它担负的使命就怎么办。社科院的各个部门要积极地支持他们，帮助他们解决研究生培养、科研成果评奖以及其他方面存在的实际问题。有个问题需要弄清楚，就是研究当代史是不是史学，是不是学术？当年的《史记》、《汉书》、《新唐书》、《旧唐书》算不算学术？总不能说当时不是学术，过了一二千年才算学术。这个问题不仅当代所有，从事马列研究的和现实问题研究的理论工作者和许多研究机构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因为，这些机构研究的问题也往往是当代的问题或和现实有关的问题。从理论的层面研究当代的现实问题也是学术。当代所主要研究当代史，因此，史学片的各个研究所要支持、配合当代所的工作。各个部门和单位要共襄盛举，共同努力，把当代所的工作搞好。当代所目前科研骨干力量不多、不齐，正研数量及其在研究人员中所占的比例和其他研究所相比都是偏低的，但他们的科研任务很重，工作任务又很急，人手少，疲于奔命。希望大家相互支持、相互理解、相互帮助，把当代史研究事业搞好。
在谈到我院学术期刊的办刊方针和原则时，陈奎元指出，刊物是我院的形象，在选择稿件时，实行匿名评审制度是必要的，但不能以为这就是唯一的或最重要的准则。关键是把真正优秀的文章选出来，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事业中发挥积极的影响，为广大学者提供一个展示成果的良好窗口，使自己成为一个优秀的品牌，吸引更多的作者和读者。
在谈到研究生教材时，陈奎元指出，编写研究生教材，必须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求。培养研究生，应当以国内教材为主，如果主要教材都是国外的，都是引进的“原版”，那就很难体现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很难贯彻我们的教育方针。完全照搬西方的教材培养学生，那就是为别人“代培”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