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走过了28年的历程,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公认的,不仅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上了一个大台阶,而且在没有发生大的社会震荡的前提下实现了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的深刻转型。但改革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需要正视和解决的矛盾与问题,这也是无需否认的事实。从2005年起,国内出现了对改革的反思和论争。不过,人们在对以往改革的推进路径的讨论中,特别是在对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渐进改革的若干方法与思路的理解上,存在不少误区。例如有人说,中国改革的过程中充满了实用主义的价值取向;“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使得改革缺乏整体规划,现在应当抛弃;“不搞争论”的策略,在现今“改革共识已破裂”的情况下已不适用,等等。[1]究竟应当如何理解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渐进主义的改革路径和方法,它与制度演进规律有何关联,这是本文所要探讨的。进一步的问题是,面对市场经济改革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怎样寻找改革的新的生长点,实现改革的新突破。

一、中国式的渐进革命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苏联模式的衰败和苏东剧变的发生,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纷纷向市场经济过渡,其中,中国的改革最复杂,内容最丰富,取得的成就也最大。究其原因,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中国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从自身的实际出发,闯出了一条成功的走向市场经济的道路。这条道路可以称之为“中国式的渐进革命”。

第一,它是一场革命,是如邓小平所说的“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一些西方学者把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道路称作渐进改革,把俄罗斯等国走向市场经济的道路称作激进改革。其实,苏联东欧国家剧变以前也曾经进行过渐进改革,但它是在计划经济框架内小修小补的渐进改革。渐进改革失败转而采取激进改革。中国的渐进改革与苏东国家的渐进改革的一个根本区别就在于:中国把改革当作革命,通过渐进改革实现对原有体制的革命性变革,逐步从计划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承认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就不可能有渐进改革,就可能走上苏东剧变和激进改革的道路;不承认改革是革命,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就不可能走向市场取向改革,就只能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修修补补,就会像苏东国家的渐进改革那样以失败告终。第二,它具有符合客观规律的渐进性。通过“分步走”的改革,做到了许多人认为不可能做到的事:分两步跨越同一条鸿沟,从而降低了改革成本和改革带来的社会震荡。

第三,它是从中国国情出发的一条道路,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改革是制度的创新或变迁,制度变迁既受到现实的条件约束,也受到历史、传统乃至文化的惯性的影响,因此制度创新只能是因地制宜的创新。“改革开放必须从各国自己的条件出发。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历史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左邻右舍不同,还有其他许多不同。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但是不能照搬。”[2]265中国的改革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就,就因为它走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这条道路与苏东剧变以后俄罗斯东欧国家的激进改革形成鲜明对照。

二、制度创新的两条经验

中国在探索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有两条经验值得认真研究:

第一条,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人们在制度创新的过程中都必须学习和借鉴前人、他人创造的文明成果,对于经济落后的国家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20世纪人类在经济制度方面创造的最大的文明成果就是有宏观调控的现代市场经济。西方国家搞市场经济已经有几百年的经验,过渡到现代市场经济也有了几十年,这样就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设计提供了一系列明确的参照系。只有参照这些经验才有可能在短期之内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中国改革开放20余年就能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学习、理解、吸收借鉴西方这一文明成果分不开的。

第二条,把目的放在首位,通过“大胆地试”,“摸着石头过河”。如果说对于第一条,人们在实践过程中虽然并不是没有出现过犹疑和困惑,但总体上来说是做到了,所以才有今天这样的成就,那么,对于这一条,则一直存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把目的放在首位是实用主义的表现,而靠“试”和“摸”则是经验主义,是缺乏理论指导的表现,揶揄说中国的改革是“两论起家”:一是“猫论”,白猫、黑猫,能捉老鼠就是好猫;二是“摸论”,摸着石头过河。

我们认为,如果从作为探索如何进行改革的一种可操作方法的意义上说,这“两论起家”恰恰是中国改革的特点和优点。中国的改革是在缺乏充分的理论准备的情况下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思想观念僵化,不可能为改革做理论准备;“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实际生活要求立即进行改革,没有时间先做理论准备,再进行改革,只能从缓解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某些最紧迫的矛盾入手启动改革。在这种情势下,中国改革能够大踏步地前进,闯出一条积极大胆的渐进改革道路,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两论”。

所谓“猫论”,无非是把目的放在首位,即发展生产力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从这两大目的出发形成了两大标准:生产力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这两大标准的思想,孕育于1962年邓小平思考包产到户时,他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3]323“猫论”就是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提出来的。如果养猫是为了抓老鼠,那么首要的问题是能否捉到老鼠,至于猫是白是黑无关紧要。后来,这些标准具体化为“三个有利于”标准,以此来判断一切改革的得失。

体制改革必然遇到旧观念的阻碍。邓小平说,“过去我们满脑袋框框”。这些“框框”主要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对苏联模式神圣化。许多妨碍生产力发展、不利于人民生活改善的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被当作社会主义的原则加以固守;许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东西,被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反对。以致出现了“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之类的荒谬口号。把改革的目的放在首位,树立生产力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就是为了破除这些框框,为改革、为制度创新提供较大的空间。

改革需要克服既得利益的障碍,需要强有力的推动力量。改革是利益关系的调整,如果仅仅是现有利益的重新分配,必然有一部分人的利益会受到损害,预期将要在改革中利益受损的社会群体,必然对这种改革采取抵制行动,从而加大改革的摩擦和震荡。因此在改革的过程中尽可能地着眼于发展生产力和改善人民生活,做大蛋糕,不断扩大可供各个利益群体进行分配的份额,就可以使改革尽可能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减少改革的阻力,把改革成本和风险控制在尽可能小的程度上。改革本身也需要持续不断的动力供给,这种动力供给,不可能长期依赖热情和对未来利益的预期,而主要依靠在改革中能进一步获得现实的利益。中国改革事业得到广泛的支持,就在于改革总体上反映了最广大人民的基本利益,体现在在改革的各个阶段,生产力不断发展,人民生活不断得到改善。

中国改革遇到的困难还在于对改革缺乏足够的知识和信息。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是史无前例的,是创造性的。对于这种转型我们在很多方面都缺乏足够的知识和信息:其一,改革的目标模式是什么?是修补计划经济,还是搞市场经济?在改革之初,认识不是很清楚。其二,在明确了市场取向改革目标以后,对如何向市场体制转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何运作也是非常缺乏知识的。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如何运作,西方经济学家也不敢说已经搞清楚了,更不要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

理查得·弗里曼说过:“关于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制度设计,经济学并没有提供令人足够信服的理论或经验知识,至于经济转型的知识就更少了。”[4]198其三,更不知道通过什么道路能达到目标,并使人民得到最大的利益、使改革的成本和风险控制在尽可能小的程度上。在这样的情况下,把生产力目标和人民利益目标放在首位,把“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放在首位,通过“大胆地试”、“摸着石头过河”来探寻符合时代要求和中国国情的制度和通向这种制度的道路,就十分必要了。

“摸着石头过河”同吸取和借鉴其他文明成果基础上的制度创新,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如果把“摸着石头过河”理解为可以不吸取和借鉴前人和他人的文明成果,仅仅用碰碰试试的办法来推进改革,必然会提高改革成本,延误改革进程。肯定在吸取和借鉴他人文明成果基础上的制度设计的作用,也不应导致对“大胆地试”,“摸着石头过河”的否定,而是应当总结这套方法所包含的符合制度演进的规律性的东西。中国市场取向改革中的一些关键性问题的解决,例如家庭承包制的实施成为改革的第一推动力,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改革从“体制外”到“体制内”的推进,这些都不是理论家或领导人事先发明和设计的,而是通过“大胆地试”、“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使千百万群众的实践与制度创新相结合、相互推动而形成的。

三、在“试”和“摸”中趟过“河流”

中国改革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重视发挥群众首创精神的地区性试验,中国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规模浩大、恢宏磅礴的社会实验过程。例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首先在安徽、四川等地试验;乡镇企业主要在苏南地区的社队企业中生长出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广东等地的特区首先试验的;温州人民在非公有制经济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制度创新中做出了贡献。这些改革试验,都体现了非中央政府推动的特点。“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经济搞活的一切试验,都不是那种依靠某种口号动员群众,一举在全国实行的试验。完全相反。开始是在某个单位和地方进行初步试验,当这个试验在其他的某个单位和地方也被证实是有效的,并且这种有效性被大家都承认时,才在制度上和法律上追认这些试验,并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和扩大。”[5]215解放思想,放手试验,实践第一,尊重基层与人民群众的首创,构成了中国改革的独特品格。这种先试验再推广的实验性的渐进主义方式,可以说是邓小平改革思想的精髓之一。

在启动改革的前夕,邓小平就有了这样的构思:“在全国的统一方案拿出来以前,可以先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中央各部门要允许和鼓励它们进行这种试验。试验中间会出现各种矛盾,我们要及时发现和克服这些矛盾。这样我们才能进步得比较快。”[6]150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进一步强调:“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2]372为什么要试验?因为人们不可能事先设计一个周全的改革蓝图;即使存在这样一个蓝图,其实施也会带来很多预想不到的问题。而“大胆地试”不仅可以激发基层群众和干部的创造性,而且有利于及时发现改革在哪个领域、用什么方式进行具有最大的收益,有利于促进阶段性学习,从而以局部制度创新带动全局性的制度创新。

与“大胆地试”相联系的是邓小平提出“不搞争论”。“不搞争论”并不是指学术讨论中不要争论,而是指在实践中不是先通过争论取得共识再行动;而是主张在取得共识以前允许进行不同的试验,在实践中形成共识。从根本上说,共识并不是通过争论取得的,而是根据在这之前不同的实践形成的不同经验而达到的。没有新实践就不可能有新观念,更不可能取得新共识。不允许取得共识以前的试验,就必然扼杀创新。“不搞争论”既意味着允许试,也意味着允许看,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试就试,愿意看就看。[2]374这样看起来改革的步子好像放慢了,实际上这是很有效的加快改革开放的路子。在改革之初,思想僵化半僵化的状况还相当严重,一些重大的改革措施例如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兴办经济特区等,都遇到姓“社”姓“资”的意识形态争论,如果试图通过广泛讨论来统一认识,几年、十几年也未必成功,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都干不成。相反,通过“大胆地试”,思想较快地得到了统一,改革的步子反而加快了。

“摸着石头过河”是与“大胆地试”连在一起的。邓小平强调改革必须大胆,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来;同时又承认改革中错误是不可避免的,改革是有风险的,因此又必须谨慎。就是说,试验必须大胆,推广必须谨慎,把大胆和谨慎结合起来。邓小平在谈到中国的改革时说:“我们在确定做这件事的时候,就意识到会有这样的风险。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关键是要善于总结经验,哪一步走得不妥当,就赶快改。”[2]113改革“对我们来说,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摸索前进。既然是新事物,难免要犯错误。我们的办法是不断总结经验,有错误就赶快改,小错
误不要变成大错误”。[2]174“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
践中摸索。”[2]258-259这就是所谓“摸论”。在改革中大量的错误不可避免,必然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摸着石头过河可以使我们以最小的代价来进行试错。可以通过边试验,边纠正,避免犯大的错误;而激进的快速改革常常使得社会无法通过逆转来避免巨大的风险。中国就是通过这个方法,闯出了一条积极和渐进相结合、大胆和稳步相统一的渐进改革的道路。

有人说,“摸着石头过河”使改革缺乏明确的规划。但是,有谁能否认1984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在当时的认识条件下提出的整体改革方案呢?“摸着石头过河”并不否认改革的整体性要求,但不把整体性改革方案同某些局部先行对立起来。中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别很大,有的改革不可能在各地同时具备条件或具备同样的有利条件。中国某些沿海地区率先开放的成功实例,证明了这种方法的正确。中国的渐进改革也不把整体性要求同改革的基本目标需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逐步实现对立起来。改革基本目标的完全实现需要几十年,而不是几百天,因此某些旧体制的组织和行为,尽管在改革的终点会被消灭,但往往不可能一下子消亡,而有一个逐步替代的过程。不仅如此,它们在改革过程中可能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中国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并且发挥过独特作用的“双轨制”就是如此。

还有人说,“摸着石头过河”导致了改革理论和改革立法的滞后,即总是在一项改革进行后才予以事后承认,才逐步开始相关的立法过程。其实,这一说法正好从一个角度道出了群众的实践在改革和理论创新中的作用。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实践,孕育了我们党的理论、方针和政策。农村家庭联产责任制的首创、发现、推广与完善,即是这种良性互动关系的范例。邓小平说:“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2]382非公有制经济被肯定和接纳为我国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写入宪法,也是在实践的推动下取得的。从1978年到1997年党的十五大召开,20年间国有经济、集体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有经济从56%下降到41.9%,集体经济从43%下降到33.9%,非公有制经济从1%上升到24.2%。十五大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建立在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实际及其发展趋势的分析之上的。其后九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予以法律上的确认。有人说,“十五大是对所有制改革的一种承认,现在对民营经济的承认,都是事后给一个追认”[7]。这个事实反映了自发实践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设计和演进中的重要推动作用。而且,这也符合马克思所揭示的法的起源的一般规律:法本来就是对既存经济和社会关系的认可。

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全面、整体推进的新阶段。“大胆地试”、“摸着石头过河”是否已经过时?我们是否应该“告别”这种改革方式?可以认为,同过往的改革相比,在接下来的改革中自上而下的预先设计将会增多,自下而上的自发性改革会减少,但“大胆地试”、“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依然是行之有效的。因为它不仅是改革目标尚不明确之时探索改革道路的有效方法,而且包含着制度创新中的规律性的东西。任何制度创新都缺乏足够的知识和信息,都需要经过试错,都需要经过摸索,总体上都是渐进的过程。市场经济体制目前在我国只是初步建立,还远未完善,我们还不能说已经穿越了“河流”。如何趟过那些尚未趟过的急流险滩,如何解决全面改革进程中必然会出现的很多问题,我们仍然缺乏足够的知识和信息,仍然需要“大胆地试”、“摸着石头过河”。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奈在他的主张激进改革的著作《通向自由经济之路》(1990年)出版十年之后,对于激进改革之遭到挫折作了这样一个总结:“制度变革只能通过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改革逐步完成。我现在认识到了这一点,我很后悔当初在《路》中没有重点提出。”“转轨只能是一个有机发展的过程,是革命与演进相结合的过程,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不断试错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旧制度或被保留,或遭淘汰,新制度建立起来。各项改革速度可以不同———某些可以一步到位,而其他改革则需要以增量变化的形式逐步推进。”[8]19-21

四、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协调推进改革

中国市场取向的渐进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改革中也面临诸多复杂的矛盾和问题,特别是经济和社会发展失衡、社会日益分化、社会矛盾与冲突加剧等。我们应当如何看待与对待改革进程中发生的困难?

首先要看到,这些矛盾和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深刻变革中难以完全避免的现象。中国正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和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两大变革同时并举的过程中,这两大变革都没有“无痛分娩法”。西方国家是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之后,才完成了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过渡。俄罗斯和其他东欧国家在已经工业化的条件下向市场经济转型,也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过程,而他们的初始条件远远优于中国。在这两大变革的大背景下来看中国的改革,就更能深刻地体会到我们取得的成就来之不易,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我们当前面临的矛盾与问题。

其次,渐进主义的改革方式之选择,总体上符合了我国改革初始阶段的主、客观条件,有利于改革的启动与推进,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此后改革的某种曲折性、阶段性与内在矛盾性等许多基本的特征。中国的渐进改革并不是一条有利无弊的路,而只是一种利大弊小的选择。例如:渐进改革的“双轨过渡”方式曾造成计划和市场两种体制长期并存,造成资源配置机制和经济运行的失调;但如果采取激进改革,必将带来更大的混乱和灾难。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逐步推向城市的,由此推动了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一方面使得大量农业劳动力迅速投入工业和服务业,带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以粗放发展来带动经济增长这种不利于集约增长、影响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中国的渐进改革是从“体制外”向“体制内”推进的,通过在体制外大力发展非公有经济的增量改革办法,形成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但也造成了国有经济改革的滞后。中国的渐进改革是从沿海向内地逐步推进的,它创造了拥有几亿人口的沿海地区经济超高速增长的奇迹,并带动全国的增长,但也带来了东西差距的拉大。

其实,在选择走渐进改革道路时,邓小平就看到了这条道路的局限性,并提出了一系列深化改革的战略构想。例如,在大力实施沿海开放战略的1988年,邓小平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针对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邓小平从长远的观点出发,在1990年提出了“两个飞跃”的思想;在提出鼓励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同时,就明确了实施共同富裕战略的要求和时机,等等。

经过近30年的改革,我国已经形成了与新的体制方向相联系的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加上中国日益融入全球经济体系,这都构成市场化改革不可逆转的强大因素。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只能靠深化改革来解决,放弃市场经济改革是没有出路的;同时又必须正视已出现的问题和民众的呼声,与时俱进地调整发展思路,完善改革措施,使改革健康地向前推进。对此,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就已明确指出:“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2]371“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2]372面对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大改革的力度,同时要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统筹兼顾,使改革协调地向前推进,保证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地发展。

如同胡锦涛指出的:“我们要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就必须正确应对这些矛盾和问题,花更大气力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大力促进社会和谐。”[9]“要不失时机地推进改革,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改革的新突破,同时注重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使改革兼顾到各方面、照顾到各方面关切,真正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10]概言之,改革尚未完成,方向必须坚定,时机亟须把握,寻求改革的新的生长点至关重要。

在哪些重要领域与关键环节发力,寻求新突破呢?我们认为,要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建立一个好的市场经济和一个好的社会,需要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的改革。中国的渐进改革的一个特点是经济改革优先,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要深化改革,就不可避免地要从经济改革的单一突进转向政治经济改革的整体并进。过去的20多年中,我国通过“政治渐进主义”的改革模式,大体上完成了从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向更具有多元性的社会政治模式的转变,但改革仍有很大的合法性制度空间或余地。[11]譬如,我们已经在理论上认识到,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积极成果,也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是我们党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和根本途径;中国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支持、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等等。换言之,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都为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意识形态合法性的空间。因此大胆借鉴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更加果敢地进行社会政治领域的改革实验与探索,不失时机地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促进民主制度创新,已是我们首当其冲面临的课题,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题中应有之义。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和目标。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任务非常及时。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一个缓和矛盾、克服对抗的过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就是在妥善处理各种矛盾中不断前进的过程,就是不断消除不和谐因素、不断增加和谐因素的过程。”[9]妥善处理各种矛盾,消除不和谐因素,离不开民主与法治。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六个基本特征中,民主法治居于首位。[9]没有民主与法治的社会,不可能是一个和谐的社会。我们要建立的是一个结合了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和谐社会。如果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6]168;那么,没有民主,同样没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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