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后,邓小平明确地和反复地提出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在明确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所要达到的目标的同时,邓小平还指明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时所应当坚持的原则、方法和步骤。

第一,“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有前提的,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既然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那么改革就是为了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保持和发展自己的优势,克服原有体制中的弊端,使之充满生机和活力。所以,邓小平强调,“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8页)。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

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坚持四项原则的核心”。邓小平一开始就提醒人们,“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涣散党的纪律,而正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纪律”。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没有共产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想象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这是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奋斗实践中深刻认识到的真理”(《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1-342页)。

为了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邓小平认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保持自己的优势,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的毛病和弊端”(《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1页)。他说,我们有很多优越的东西,比如共产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等。“这是我们社会制度的优势,不能放弃。所以,我们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7页)。第二,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根据自己的特点,自己国家的情况,走自己的路”。“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6页)。

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实质不同,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是不能照样移植到社会主义国家来的。针对一个时期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鼓吹的“全盘西化”的主张,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0页)。

邓小平批评一些人盲目崇拜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他强调,“不能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不能搞三权鼎立那一套。我经常批评美国当权者,说他们实际上有三个政府。当然,美国资产阶级对外用这一手来对付其他国家,但对内自己也打架,造成了麻烦。这种办法我们不能采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5页)。“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过去我们那种领导体制中也有一些好处,决定问题快。如果过分强调互相制约的体制,可能也有问题”。就这方面来说,我们总的效率是高的。“这方面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要保持这个优势”(《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0、178页)。他还说,“美国把它的制度吹得那么好,可是总统竞选时一个说法,刚上任一个说法,中期选举一个说法,临近下一届大选时又是一个说法。”他们说的并不就是他们准备做的。这么说或那么说,无非是为了迎合一定时期一部分选民的心理,捞取选票,当选以后又不履行当初的许诺,这实际上是对选民的愚弄,对民主的亵渎。一个时候也使得它的政策缺乏应有的稳定性,削弱这些政策的信誉和效用。“美国还说我们的政策不稳定,同美国比起来,我们的政策稳定得多”(《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页)。

邓小平强调,我们要集中精力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此,就必须保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所以,稳定是压倒一切的。他着重地对美国前总统卡特说过:“中国如果照搬你们的多党竞选、三权鼎立那一套,肯定是动乱局面。如果今天这部分人上街,明天那部分人上街,中国十亿人口,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会有事,日子还能过吗?还有什么精力搞建设?”所以,“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4、196页)。

我国的政党制度即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在原则上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这是社会主义中国政治制度优于西方的一个重要方面。企图在中国搬用西方式的多党制,是不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也是不容许的。邓小平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有什么好处?那种多党制是资产阶级互相倾轧的竞争状态所决定的,它们谁也不代表劳动人民的利益。在资本主义国家,人们没有也不可能有共同的理想,许多人就没有理想。这种状况是它们的弱点而不是强点,这使它们每个国家的力量不能完全集中起来,很大一部分力量互相牵制和抵消。我们国家也是多党,但是,中国的其他党,是在承认共产党领导这个前提下面,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我们全国人民有共同的根本利益和崇高理想,即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并在最后实现共产主义,所以我们能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我们党同其他几个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方针要坚持下来。但是,中国由共产党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当然,“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善第267-268页)。

在着重论述我国不能照搬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同时,邓小平还提醒人们注意:“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又都是不同的,历史不同,经验不同,现在所处的情况不同,各国的改革不可能一样。”(《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1页)比如,苏联的政治体制本来就不是很成功的,而且,“即使在苏联是百分之百的成功,但是它能够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吗?”(《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8页)所以,我们不能跟在任何国家后面亦步亦趋,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和步骤,必须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决定。邓小平讲这个话的时候,苏联还没有解体。在这之后,戈尔巴乔夫按照他的所谓“新思维”,大搞什么“公开性”、多党制民主、从宪法中取消必须坚持共产党在政权中的领导地位的条文等等,终于造成了社会的剧烈动荡、严重分裂以至导致苏联的解体,社会主义成果的丧失。这个事实从反面向人们证明了邓小平的上述论断是多么的正确,多么的重要,多么的富于预见性!

第三,“政治体制改革要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页)。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不利于充分的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增强国家的活力、适应经济改革与发展的要求,因此,我们必须认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由于“这个问题太困难,每项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是很广泛,很深刻,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障碍”,因此,我们又“需要审慎从事”(《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9、176页)。邓小平不止一次地告诫人们,必须懂得,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艰苦的长期的任务。“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方针必须坚持,但是方法要细密,步骤要稳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9页)。毫无疑问,我们需要通过总结经验,制定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想。而在实行的时候,则“要先从一两件事上着手,不能一下子大干,那样就乱了。国家这么大,情况太复杂,改革不容易,因此决策一定要慎重,我们这一代也许不能全部完成,但是,至少我们有责任为它的完成奠定巩固的基础,确立正确的方向”(《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3页)。后来,他还说过,“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对于政治体制改革来说,也是这样。为了保证政治体制改革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必须把这项工作置于党的领导之下。邓小平认为,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而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团结奋斗,才能形成稳定的环境。他说过,“在今天的中国,决不应该离开党的领导而歌颂群众的自发性”,否则“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瓦解和覆灭”(《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0-171页)。这个话,对于政治体制改革工作来说,是完全适用的。

邓小平讲过,评价政治体制,“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3页)。如果不是从实际出发,稳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而是不辨方向,或者急躁冒进,结果导致了国家政局发生动荡,群众分裂为各种互相对立的派别,生产遭到破坏,那就从根本上违背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初衷,危害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种做法,应当是一切真正的社会主义改革家和拥护改革的人们所不取的。不仅不取,而且应当坚决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