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同志:
　　我是一名史学爱好者，近日在读一些史著时，看到这样一种说法:中央集权就是专制主义，明清社会是专制主义发展的顶峰。这种说法对吗？可否请专家给解答一下？
　　山西　张建华2007年1月

　　近年史学界的有些同志在评价中国历史上的中央集权制度时，给予秦始皇、汉武帝、宋太祖等的，有专制主义、极权主义、专制独裁等评价，给予明太祖朱元璋、清初康熙、雍正、乾隆三帝及清朝后期诸帝的，不仅有以上三顶帽子，还外加盲目自大、闭关锁国、保守落后、愚昧无知等罪状，甚至连明、清不设丞相，新设内阁或军机处以协助皇帝办事，都认为是极权主义的顶峰。并说正是由于中央集权制度的顽固传统，使中国未能适时地向西方学习，“与资本主义擦肩而过”，以致沦遭落后挨打的命运。

　　我们现在谈历史上的中央集权制度，一般有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等种种用法，多把专制主义与中央集权制度连起来，实际上，专制主义与中央集权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专制主义不论何时，都应该否定，但历史上中央集权制的优缺点及其贯彻执行者的情况，我们应实事求是地评价，不应过于片面和偏激，也不应感情用事。

　　中国历史上形成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是由当时的国情和民情决定的

　　中国的历史在秦汉以后的两千余年间，有极大的发展变化，诸侯并立的形势已为大一统国家所代替，逐渐形成了多民族、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国家。而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制度，从其产生之日起，其组织机构就具有多民族、大一统的性质，其职能就具有维护、推动、发展和形成多民族、大一统国家的历史任务。如果这一制度被削弱，此国家准出问题。如刘邦建立西汉之初，认为秦始皇只知道要中央集权，不分封子弟为侯王，致有“孤立之败”。他就大封子弟为九国，给予军政大权，变郡县制为“郡国并行制”，使中央集权制削弱，诸侯王的势力日益发展，后来发生了“七国之乱”。再如西晋初年，晋武帝司马炎也认为曹魏不给宗室贵族以军政大权，致因孤立而为他乘机篡位。因之也大封宗室子弟二十七国，并给予军政大权，希望晋朝能“历纪长久，本支百世。”(《晋书·宗室列传》史臣曰)后来发生了“八王之乱”。又如明朝初年，明太祖朱元璋也是为了加强统治，以保其江山永固，封其子孙二十五国，各拥军政大权；可是在他死后不久，其四子燕王朱棣就在今北京发动叛乱，以“靖难”为名，打到南京，夺得皇位。可见中央集权制度不能削弱，不能另搞分封制。削弱则易分裂叛乱，集权则益强大统一，这是当时的国情和民情决定的。

　　历史上的中央集权制度之运作，与执政者的贤明与否，关系甚大俗话说: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有了制度，不得其人贯彻执行，等于白费事。可见主政者好坏，关系至大。孟子曰:“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孙奭疏:“贤者之君治国，以其昭昭，明己之道德，然后使人昭昭。今之治国者，乃以昏昏，不能自明己之道，而欲使他人昭明微，不可得也。”如东汉的桓、灵二帝，两晋的惠帝，唐朝后期诸帝，北宋的徽宗和钦宗父子，明朝的嘉靖、天启诸帝，都属于形形色色的昏昏之君。在他们当政时期，重用外戚或宦官，朝廷上下争权夺利，结党营私，致使政治黑暗，经济凋敝，广大劳动人民贫困破产，阶级矛盾尖锐，有时引发民族间的战争，长期兵连祸结，生灵涂炭；乃至军阀割据，天下分崩离析。可见中央集权制之运作，离不开圣君贤相，也就是说，君主的昏与明是关键所在。

　　中央集权并不是导致“明清与资本主义擦肩而过”的直接原因有人认为，明清时代是中央集权主义的顶峰，并且由于中央的集权制度使“明清与资本主义擦肩而过”。这样评价历史上的中央集权制度不妥，对明清两代的政治和经济的评价也过于片面、过于悲观了。其实，据我所知，明清这两个朝代还不能说是封建社会已走到了尽头，再也无路可走了。就农业来说，还正处在高度发展的时期，如铁器牛耕的普及，水利的兴修，耕地的增辟，产量的提高等，都非前代可比。手工业和商业更有发展，大中城市的工商业日益繁盛，因手工业和商业发展而新兴起的中小城镇在各省县都有很多，农村定期的市集街摊交易十分普遍。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在不少地区的多种行业中已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学者们一致认为，中国如果没有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推动这样的社会发展的动力固然是以广大劳动人民的生产、创造为主体；而中央集权国家的某些政策的实行，如明朝后期实行的“一条鞭法”，清朝前中期实行的“招民垦荒”、“蠲免钱粮”、“地丁合一”及“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等政策及其实行，都为发展社会经济起了积极的作用。至于重农抑商政策，正面的作用是主要的。

　　中国历史上的中央集权制度，不仅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标志，也是世界古代政治文明的标志之一

　　人们都常常说中国是世界上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津津乐道的事例极多，但有一项更伟大的文明，而且已创造出、并行用了两千余年，却为人们所忽视，这就是在中国所实行的中央集权制度。此制度的创行和存在、发展、完善，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标志；也应当说，是世界古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

　　在世界历史上，四大文明古国中，除了中国以外，还有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三国。后来，此三国国家灭亡，文明中断，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悲剧。稍后，欧洲又出现了两支文明奇葩，即“雅典民主”和“罗马法”。这两支奇葩对后来的资本主义确有些影响；但在中世纪却是黑暗时代，并未将一度出现的军事大帝国推向多民族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大道上来，而是中途崩溃，分裂为数以百计的大小政治碎片，彼此连年混战，互相兼并。今日之巴尔干半岛仅是欧洲的一角，犹在分裂不止，互相仇杀，战火纷飞，民无宁日。此事也反证了我们的先人在两千余年前即选择了走多民族、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的政治道路，是正确的、必要的。

　　当然，我们在此并不是要提倡固步自封，向外国、外民族学习他们优秀的文化特长很有必要，但立足点应在本国，即要正确了解本国的历史和国情，知道我们的实际需要，如不了解本国的历史和国情，不知所需，抱虚无主义的心态看待本国，“言必称希腊”，这样做有百害而无一利。

　　多民族、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属于政治文化或政治文明。我认为，孟子所说的“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和韩非子所说的“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其含义都很重要。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