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随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加速器的现代化发展机制的逐步成熟、运行,当代中国政党制度所处的社会生态环境已经和正在发生着全方位的深刻变化,带来极大的现实冲击和变革要求。能否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生态环境求得系统平衡,成为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在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面临的重大现实课题。从宏观场景来看,这种变革要求至少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分化所形成的社会利益群体多元化、利益需求多样化、利益关系复杂化、利益矛盾明显化的态势,要求当代中国政党制度拓宽利益表达渠道,提升利益整合能力。

当前,中国正处在社会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按照某位学者的说法,社会结构转型是与国家干预(一只有形的手)、市场调节(一只无形的手)同等重要,共同影响中国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的力量,是“另一只看不见的手”[1]。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这只“看不见的手”已成为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全面、深刻地改变着当代中国政党制度所处的社会生态环境,让我们切实感受到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威力。从学理上讲,社会结构这个概念至少包括三方面含义:首先是人口统计上的基本划分以及主要资源,如教育、职业和收入的分布;其次是按照包括价值观和思维情绪特点划分的总和,即阶级和阶层的划分;第三是带有历史烙印的社会制度体系或基本制度体系。[2]本文主要是以社会结构的第二层含义为理论参照。建国以来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曾先后发生过三次大的变化。第一次是在建国初期的1949-1952年。中国社会结构呈现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以五种经济成分为基础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大阶级并存的格局,当时知识分子阶层归入城市小资产阶级。第二次是在1953年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后直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

经过一阵“急风暴雨”式的社会主义改造,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从中国社会层次结构中消失了。随后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在严格的户籍制度、人事制度和单位制度等刚性限制下,中国社会只存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第三次是从1978年延续至今的社会阶级、阶层关系的现代化时期。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的推进,逐渐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僵化的二元社会结构,推动了社会结构的分化,催生了诸如私营企业主、农民工、自由职业人员等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和群体,使社会分化成由十大社会阶层组成的社会阶层结构,初步形成了一个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的雏形,并向着一个公正、合理、开放的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具有橄榄形状)发展。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分化与重组,直接打破了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旧的利益格局,取而代之以一种表征为利益群体多元化、利益需求多样化、利益关系复杂化、利益矛盾明显化的新的利益格局。所谓利益群体,“一般来说,是指具有某种具体的共同利害关系、相近的经济地位以及相关联的发展前途、命运问题的人们共同体。”[3]如果不作严格意义的界定,十大社会阶层就可以看作是十大利益群体,因为各个阶层都是拥有相同量的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人们共同体”,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与追求。当然,关于社会利益群体类型的划分,学者们基于不同的标准有着不同的看法,但是彼此共通的是,都不否认社会利益群体的形成和发展,受制于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发展,而且社会利益群体多元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利益群体多元化,也就意味着利益需求多样化,表现在利益关系和利益矛盾上,则是日益复杂化和明显化。这是一个连锁反应。

如此复杂多变的利益格局深刻改变了当代中国政党制度所面临的生态环境,能否有效驾驭这种局面,关系到党的执政基础的稳固,关系到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最终成败。对此,积极的直接回应是不断拓宽利益表达渠道,提升利益整合的能力。如果各种利益群体的利益需求没有通畅的表达渠道,没有及时回应这种需求的反馈机制,就可能导致各种利益的自发表达和无序表达,甚至是强制性表达,从而引起社会的动荡。这显然不是我们所期望的结果。同时,还必须注意到,利益需求得到充分表达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只是整个“输入———输出”政治过程的起点,更为重要和实在的是“输出”过程,即利益需求得到解决。所以,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在拓宽利益表达渠道的同时,更加要注重利益整合能力的提升,将各种零散、复杂的利益需求,经过鉴别、筛选和综合,作出符合最大多数人利益需求的决策。

二、大量人民内部矛盾的存在增长了社会非稳定因素,影响着现代化的顺利推进,要求当代中国政党制度不断增强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

1957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首次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总题目提出来,强调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改革开放20多年来,社会蓬勃发展的同时,人民内部矛盾也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原因就在于经济结构的改变促使了经济活动主体的多元化,“人民”的内涵发生了新的变化,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比如说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是社会的三大经济主体,相应的人民内部矛盾主要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人同农民之间的矛盾、工人同知识分子、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等等。在现阶段,我国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分化出十大社会阶层,而且每个阶层内部也因资源占有的差异划分成不同群体,也就是说“人民”的对象更加细化,人民内部矛盾也因主体的多元化而变得复杂化。依据不同的社会阶层、群体可以将目前人民内部矛盾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矛盾。

这一类涉及面比较广,也显得更为繁杂:既有像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与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与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等阶层整体之间的矛盾,也有像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中的科教文卫专业人员群体与农业劳动者阶层中的普通农户群体等阶层局部之间的矛盾,还有像办事人员阶层中的企业办事人员群体与私营企业主阶层这个局部与整体之间的矛盾,等等。这是第一类。另外一类是各阶层、群体内部之间的矛盾。这一类矛盾相对简单,包括两部分,即阶层内部之间和群体内部之间的人民内部矛盾。前者如经理人员阶层内部的高层经理人员、中层经理人员和低层经理人员三个群体之间的矛盾,产业工人阶层内部的基层监管人员、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三个群体之间的矛盾,等等。后者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中待业青年群体内部之间的矛盾,下岗职工群体内部之间的矛盾,等等。不管是哪一类矛盾,都是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非对抗性矛盾,具有总体上的协调性。但既然是矛盾,就存在着对立,在最终的意义上都意味着某种程度的利益冲突,因为“新时期人民内部所产生的种种矛盾,无不是围绕着利益的轴心而旋转。”[4]因此,如果不能及时、合理、有效地协调利益、化解冲突,就有可能使矛盾的性质发生变化,发展为对抗性矛盾,就会引发一定的社会不稳定或动乱,毕竟社会不稳定的根源在于利益失衡。当然,社会稳定与不稳定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关键是要把握好一定的“度”,即“不能使不稳定因素———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激化到社会公众难以忍受的程度。”[5]这个“度”掌握了,就可以使社会现代化在稳定的环境下健康发展,并使得不稳定因素转化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所以,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既定方针下,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力量,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必须要结合现阶段人民内部矛盾的新变化,健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工作机制和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妥善解决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化解利益矛盾,牢牢把握好这个“度”。

三、社会意识形态的多样化、复杂化趋势日趋明显,要求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增强政治意识形态的灵活性,给予非主流的社会意识形态以积极、正确的引导,形成共同的政治认同。

任何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其政治统治,都要竭力维护和发展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6]成功的意识形态将为执政党提供源源不断的合法性支持。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执政党,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因此,必须要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自夺取全国政权成为执政党以来,中国共产党十分注重在全社会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教育,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其一,我们党自上而下建立了庞大的意识形态领导和宣传机构,如各级党委宣传部、党校、行政学院、社会主义学院等;其二,我们党领导和控制了主要的意识形态工作,如报纸、刊物、电台、电视台等;其三,我们党制定了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开展了大规模的思想政治文化建设等等。应该说,我们党在这方面经验是很丰富的。但是,也必须承认“作为执政党,如何领导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我们长期来都没有真正破题。”[7]前有“文化大革命”中“以阶级斗争为纲”带来的十年内乱,后有“八九政治风波”后邓小平总结的“十年最大的失误”,这些教训提醒我们:如何加强并改善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是党执政以后长期面临解决的重大现实课题,需要我们给予持久的关注和研究。

从理论上讲,意识形态没有统一的概念,根据其依存的共同体不同可划分为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意识形态。前者与政治社会即国家相对应,后者与公民社会相对应。从现实来看,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社会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主义是与国家相对应的政治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是主流意识形态;其他与公民社会相对应的各种社会意识形态虽是非主流意识形态,但是影响力也不容忽视,必须认真对待。特别是当前,社会意识形态的多样化和复杂化给予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极大的冲击。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使我国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社会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作为社会存在必然反映的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必将呈现出多样化和复杂化的趋势。既有正确、进步的思想和意识,比如爱国主义、集体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也有错误、落后的思想和意识,比如自由主义、拜金主义、民主主义等,甚至还有敌对的思想和意识,如西方敌对势力一直不遗余力地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以达到其“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

“大量事实证明,思想文化阵地,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思想不去占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就会去占领。”[8]作为意识形态的社会培育和整合机制,当代中国政党制度要担负起“抢占思想阵地”的重担,必须积极探索整合社会意识形态的新途径、新方法。鉴于当代中国政党制度所具有的独特组织结构(核心一元性与组织多元性),决定了处于制度领导地位的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应成为我国政党制度整合社会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因此,问题的关键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怎么做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要想得到广大民众心悦诚服的认同,必须要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和灵活性,用发展的、完整的马克思主义整合各种非主流的意识形态,以形成共同的政治认同。

“大凡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是灵活的,以便能得到新的团体的忠诚拥护,或者作为外在条件变化的结果而得到旧的团体的忠诚拥护。”[9]在这里的灵活性实质上就是意识形态的与时俱进性。“从内容的规定性看,就是如何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指导下,挖掘本民族有史以来的文化精华并及时吸收西方现代化及全人类发展中的先进文化,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使灌输的内容不断更新,真正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10]这也就是说,增强党的意识形态的灵活性,并不是要淡化或者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更不是放弃党的马克思主义指导,而是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基础上,根据实践的不断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愿望和需求,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实现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只有真实地反应了社会需要的意识形态,才能形成共同的政治认同。

一言以蔽之,现代化进一步发展的现实需求,迫切的要求当代中国政党制度作出及时的反应和积极的完善以提供有效的政治支持,这一完善的过程和结果将最终直接影响到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参考文献:
[1]李培林.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2]沃尔夫冈·查普夫.陈黎、陆宏成译.现代化与社会转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3]梁琴,钟德涛.中外政党制度比较[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4]梁周敏,衡彩霞.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研究[M].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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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段若鹏等.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阶层结构变动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6]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7]李君如.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新认识[M].杭州:浙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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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江泽民.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9]道格拉斯·诺斯,陈郁等译.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10]何增科著.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