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杂志2007年第2期发表了谢韬的一篇文章：《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该文是他的另一篇文章《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缩写稿。他说：“构成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是民主宪政、混合私有制、社会市场经济、福利保障制度。”他要中国学习社会党这“四大法宝”。按照他的这些标准，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早已实现“社会主义”了。他以唐•吉诃德般的勇气直呼法国等西欧国家为“民主社会主义国家”，说：“工人阶级用不着起来革命，随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就这样‘解放’了。”他甚至说：“民主社会主义把美国‘赤化’了！’从他的这些观点我们可以明白，所谓“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就是想让中国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西欧、北欧和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制度。众所周知，民主社会主义势力和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势力结成联盟，瓦解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现在，民主社会主义势力同样是一股和平演变势力，它鱼目混珠，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能在体制内部产生效应，其危害性更值得我们高度警惕。民主社会主义涉及多方面的论题，本文仅揭示谢韬所鼓吹的社会党的混合经济的资本主义本质。

一、混合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常态

所谓混合经济，就是私人经济与国有经济共存或混合生长的经济。“在混合经济制度中，国家机构和私人机构都实行一定程度的经济控制。在大多数自由世界的工业国家的经济中，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政府工业和私营工业的混合。”美国的国有经济比重很低，但也不是纯粹私人经济的国家。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逊就说：“我国的经济是一种混合经济”。可以说混合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常态。

有限度的西方国有经济主要是由西方政府出于自身需要主动建立的，而社会党（本文这一通称还包括社会民主党、工党）推动的国有化运动在“二战”前仅是个别事件（如1936—1939年法国社会党实施的国有化），“二战”以后，也主要发生在英国和法国。西方国家早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就有少量国有企业，在19世纪后期，更普遍拥有铁路、港口、邮政、电力、军工、矿山等大型企业。对此恩格斯说：“自从俾斯麦致力于国有化以来，出现了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它有时甚至堕落为某些奴才气，无条件地把任何一种国有化，甚至俾斯麦的国有化，都说成社会主义的。显然，如果烟草国营是社会主义的，那么拿破仑和梅特涅也应该算入社会主义创始人之列了。”随着国有企业的增多，国家机器就由单纯的“守夜人”（亚当•斯密语）进一步发展为“总资本家”（恩格斯语）。两次世界大战和1929—1933年经济大危机推动了西方国家国有经济的空前发展。到1980年前后，非金融国有企业净产值占这些国家国内净产值的比重分别是：法国（1983）17，奥地利（1978－79）14.5，英国（1978－81）10.9，联邦德国（1979）10，澳大利亚（1978）9.4，意大利（1978）7.5，丹麦（1974）6.3，西班牙（1979）4.l。

西方国家的国有企业性质完全取决于国家的性质。从以上数字可见，这些国家的私人经济占80%以上，其中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占统治地位。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上的国家机器必然代表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并为其服务，从而决定国有企业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性质。西方国有经济的资本主义属性表现在：为私人垄断企业提供基础设施、交通、动力原料；开发耗资大、风险大的最新技术；应对经济危机（如大危机时期兴建公共工程，1930年代英国将大批濒临破产的私人企业收归国有，二战后法国戴高乐政府通过大规模国有化振兴破败的法国经济）；通过国有化和非国有化的多次交替，资本家们高价卖出，低价买进，盗窃国库；发动战争或防止侵略，大兴军火工业，带动私人经济发展或对外掠夺，等等。事实证明，西方的混合经济只不过是私人垄断与国家垄断相结合、后者服务于前者的经济。关于这一点，美国新制度学派领军人物加尔布雷斯有过很坦率的论断：“实际上工业体系同国家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任何人都不否认，从许多方面来看，现代企业是国家的臂膀，而国家在重要情况下，又是工业体系的工具。”“国家控制企业曾是可畏的事，可是思想锐敏的人却赞同马克思，国家将一定会成为资本主义企业的执行委员会。”这段话无情地撕掉了贴在西方混合经济上的假社会主义商标。

谢韬为什么要赞扬和鼓吹社会党的混合经济呢？假设我国采纳了这个混合经济模型，那么后果首先是，私人经济占到80%以上，而且私人垄断资本在国民经济中处于统治地位；其次，要使国有经济为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服务，就必须改变我国的国家性质，放弃人民民主专政，实行所谓“四大法宝”的“核心”——资本主义“民主宪政”。

二、社会党放弃国有化主张，在经济政治方面向保守党靠拢

上世纪末，社会党在欧盟15国中的13国执政或参政。据此，有人说，西欧国家向“左”转了，但是就社会党自身来说，它们却大踏步地向资产阶级传统右翼保守党靠拢。现在社会党的改良主义色彩已经变淡，在重大的国内政策方面与保守党日益趋同。正因为如此，当代西方的民主社会主义与保守党的“正宗”资本主义并无重大原则区别。

社会党的变化集中反映在社会党国际的两个最重要的文件上，其一是1951年6月底7月初在德国法兰克福召开的社会党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与任务》；其二是1989年6月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18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社会党国际原则宣言》。1951年文件声称：“资本主义……产生了社会的不安定与贫富之间明显的对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剥削使人分裂为对立的阶级。社会党人的目的在于消灭这种剥削，以谋求自由与公正。”“社会主义的目的，是要把人们从对占有或控制生产资料的少数人的依附中解放出来。”“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是当地的金融寡头的寄生性的剥削与外国资本家的殖民地性的剥削。”从以上文字来看，社会党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是比较明显的。在“二战”后初期，全球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形势下，发表这样的言论也是它们的需要。但是由于其坚持价值观的多元性和议会道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以上豪言壮语只不过是纸上谈兵，属于打社会主义旗帜的一类。它们的本质依然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党。与 1951年文件对比，1989年文件把以上的文字和内容完全扫除了。文件通篇绝口不提阶级对立，不提剥削，更不提“消灭这种剥削”，不提“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不提资本家和资产阶级。在这些至关重要的内容从社会党国际的视野中消失后，它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自由、公正和团结一致”、“民主和人权” 等。不言而喻，社会党的“社会主义本质”只能局限在资本主义制度内，毫无社会主义成分。只要对它进行阶级分析，它的真面目就暴露了。

与以上变动相适应，社会党对它们称谓的“公有制”的态度也发生了重大变化。1951年文件声称：“社会党人为政治与经济民主而奋斗。他们企图经由土地改革与工业化，公有制的扩大和生产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的发展以提高群众的生活标准。”“公有制可采用把现有的私有企业国有化，创立新的公共企业、市有或地方性的企业，或消费合作社或生产合作社等形式。”“社会主义的计划并不以所有生产资料公有为先决条件。它允许在重要生产范围内，例如在农业、手工业、零售商业和中小型工业内，都可以有私有制存在。不过国家必须阻止私有者滥用他们的权力。”从这些主张来看，1951年的文件强调，在混合经济中要扩大“公有制”和国有化，把私有制局限在中小企业、农业等范围内。这说明当时社会党口头上主张的“公有化”规模，要比保守党已经搞过的国有化规模大得多。然而1989年文件不再提及以上内容，声称：“社会化（公有化）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必要的，但它本身并不是医治社会弊病的特效药……无论私有制或国家所有制，其本身都既不能保证经济效率，又不能保证社会公正。”“不是简单地实行国家在形式上和法律上的控制，而是实行工人本身及其团体对经济决策的实质性参与。”这段论述的意思是：要大大降低“公有化”的意义，不再扩大“公有化”；对私有制无须改变，工人在私人企业中能“参与决策”和“施加影响”就足够了，这就是社会党的所谓“经济民主化”。放弃“公有化”目标后，社会党与保守党更没有原则区别了。

社会党基于它自身的特性，在一定条件下就会向保守党靠拢。社会党既然不触动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就必然与保守党有了共性，而上世纪70年代中期后兴起的新自由主义对它的重大影响，是使它靠拢保守党的直接推动力。社会党放弃“公有化”就是最突出的证明。这里用英国工党和法国社会党的重大政策变动进一步加以说明。在1981－1987年期间，英国撒切尔政府出售了一半以上的国有企业，其中包括英国宇航公司等一大批大型和超大型国有企业，其规模之大居西方国家之首。以布莱尔为首的英国工党对此采取默认态度，并宣布放弃它过去的国有化政策。更有甚者，布莱尔明确表示，“工党将对私有化采取务实态度，只要有利于提高效率和保护消费者利益，工党也将搞私有化。”工党还宣布“工党是全民党，不再是工会的党。”“工党也代表企业主的利益。”从1997年工党上台以来，它就改变只吸收工会和工人为党员的传统，大量吸收以资本家为主的中产阶级人士入党。到上世纪末，“工会捐款占工党资金的比重已经从90年代初的90%降到1／3”，而资本家的捐款占了大部分。再看法国社会党的变化：正当英国撒切尔政府大搞私有化时，以密特朗为首的法国社会党独树一帜，在1981年上台执政后掀起了法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有化运动。但是，1990年该党的《原则声明》却修改了1974年的《原则声明》，放弃了“与资本主义决裂”，“消灭剥削和阶级”等主张，声明要“建立混合经济的社会”，“通过改良主义实现革命的愿望”。素称“激进社会主义者”的密特朗也放弃了原先的扩大“公有化”的主张，提出“两不政策”的新主张，即不搞私有化，也不再搞国有化。

以上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谢韬所赞美的社会党是接受了新自由主义重大影响、与资产阶级保守党并无原则区别的政党。它充其量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党。客观地说，社会党比保守党较多地倡导社会福利，但由于接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现在也主张减税，降低福利开支。所以，谢韬之说就更难站住脚了。

三、对民主社会主义的混合经济的进一步剖析

1、本文在前面用了较多文字揭示了西方混合经济中国有经济的资本主义本质。这里笔者有必要再度强调，在混合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私人垄断资本。列宁早已科学地指出，垄断是帝国主义的最主要特征。这一科学论断在当代决没有过时。社会党主张的混合经济也并没有越出帝国主义经济的框架。

2、私人股份公司不是公有制企业，连社会党人也承认这一点。多年以来，我国一些所谓“精英”为了举着红旗搞私有化，故意曲解马克思的观点，硬把私有制说成公有制。他们这种低劣的欺世之谈早已被揭穿。现在谢韬先生竟说：由于股份公司，“资本主义就这样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不再需要‘炸毁’资本主义的‘外壳’了。”于是，就大胆宣布，西欧国家，甚至连美国都已经是“民主社会主义国家”了。然而，笔者阅读了西欧重要社会党的不少文献，还没有发现一个社会党做出如上的论断。在这一点上，社会党人们远比我国某些“精英”们和谢韬诚实。关于西欧国家的社会性质和社会党的业绩，他们自己倒是有过中肯的评价。前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西班牙政府副总理阿丰索•盖拉说：“社会民主党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保存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却建成了福利国家”。原西班牙工人党副主席卡里略说：“社会民主主义的战略肯定并没有给我们带来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它至少能够使资本主义‘文明化’，并且使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不那么残酷无情和非人道。”

3、社会主义不允许两极分化，决不能一面制造两极分化，一面又要举起社会主义旗帜。西欧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必然要制造出两极分化。这是由内在经济规律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虽然它们用福利政策等手段加以弥合，但鸿沟依然清晰可见。谢韬根据随机选取的一点片面资料就敢说西欧国家已经实现了“共同富裕”，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已经“解放”了，可惜客观事实并不支持这些谎言。英国工党自己承认：“占人口 10%的人占有了60%以上财富，而1100万人却生活在官方规定的贫困线以下。”“只占成人1%的人却占有全部个人财产的1／4左右，占同样小比例的人几乎占有了全部私有土地的 70%，以及个人所持股票的3／4左右。” 1999年（英国工党上台执政2年后）的《英国卫报》报道：“英国……1／4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20%最贫困人口的收入只占国民收入的7%。”这个社会难道就是谢韬所赞美的“共同富裕”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就是要让中国学习的社会党的“混合经济”的社会？

4、瑞典模式不是社会主义模式，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私有制“社会主义”。由于瑞典确实有较好的社会福利设施和政策，我国某些“精英”们便不断鼓吹瑞典模式，认定瑞典就是我国应当学习的“社会主义”国家。其实瑞典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由它的经济制度的性质所决定的。在瑞典的混合经济中，私有经济比重很高，垄断资本居于统治地位。“据瑞典财政部统计，90%以上的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各行业的私有成分比重如下：钢铁业 86%，化学工业92%，森林工业 89%，食品工业 84%，汽车工业100%，零售商业 89%，银行91%，土地及农业生产100%。私有企业雇佣的劳动力占总数的85%左右。”瑞典的私人垄断程度很高，17个财团控制着瑞典的经济命脉。瑞典的社会财富高度集中在少数富豪手中。在上世纪70年代，“大约90%的瑞典家庭没有任何股票，而占总数0.2的家庭却拥有股票总额的42%，2.6%的家庭占有全部私人股票的86%。”对于这种高度私人垄断和不平等的资本主义社会性质，瑞典社会民主党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即不得不承认：“瑞典经济界的大部分是以一些大企业为主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决定了经济界其他部分发展的条件。大企业由少数人掌握，他们左右这些企业发展，从而也左右了瑞典经济发展。”“尽管社会在朝着福利国家的方向迈进了一步，但它仍然保留着许多资本主义的原始特性，诸如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经济权力的集中等等。关系到整个国家发展和每个公民的生活条件的决定权仍然是那些一心追求资本主义利润的少数人的特权……民主的有效范围仍然有限，人们自幼便由阶级差别决定了他们必然要过低人一等的物质与文化生活的命运。”1990年的《瑞典社会民主党纲领》又把以上内容复述了一遍。然而，它仍不主张改变所有制，要继续走分配方面的改良主义道路，继续让一小撮垄断寡头统治瑞典。瑞典社会民主党从1920年开始，前后断续执政50多年，但是决没有改变瑞典的资本主义社会性质。有人说：“瑞典是社会主义国家”，可惜瑞典人不屑一顾。早在1972年，前瑞典社民党领袖、政府首相奥洛夫•帕尔梅在接见记者时就说：“瑞典社会现在还不具备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所需要的那些基本条件。

有人根据瑞典的福利制度就断定瑞典是社会主义国家，这种观点是不能成立的。瑞典劳动人民所得的福利一部分来源于自己纳的税，另一部分是其他转移支付。资本家所纳的税来源于利润，即他们所剥削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如果资本家对其所得的税后利润量不满意或基本不满意，他们就会把资本大量转移到国外，或者干脆关闭企业，其结果必然是瑞典经济的枯萎和凋敝。然而这绝对不是事实。所以，瑞典的福利制度只不过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改良。文明资本主义也还是资本主义，它的剥削实质并没有改变，无产阶级被雇佣的地位也决不会改变。因此，不根本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仅靠分配制度的改良就可以和平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即瑞典社民党总书记、1989年当选的社会党国际副主席英瓦尔•卡尔松的“职能社会主义”）是欺世之谈。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也决不可能产生私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

那么某些“精英”们和谢韬要我国学习瑞典的什么呢？学习它的处于绝对优势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吗？若如此，不仅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必然崩溃，就连中华民族发展的前景也将是暗淡的。民主社会主义不是救中国，而是害中国。这是我国广大劳动人民不能答应的。学习它的福利制度吗？无疑，我国会逐步提高福利水平，但是水平多高只能根据我国的实际来设定。因而，在当前鼓吹民主社会主义，对于我们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来说，是噪音，是杂音。对此，我们应高度重视和提高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