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国家在农村社会的力量有所减弱。出于加速农村现代化和降低行政成本的考虑,国家在行政村推行村民自治制度,以保证其影响力并激发农村社会内在整合力量。在国家与社会互动中,村庄精英特别是村干部处于承上(国家)启下(村民)的中介地位,对村庄精英(特别是村干部)的分析是“理解村庄政治拼图的关键。”[1]有学者提出村干部是村落大家庭的“当家人”,也是乡镇政府的“代理人”,即“当家人—代理人”模式。[2]然而现实中我们看到,随着农村社会的转型,村干部的角色定位在不断自我调整,有一部分村干部在实践中为了自己的特殊利益,背离了制度角色,他们作为政府和村民之间的连接点,已经不再是忠于职守的桥梁,而是掌握着乡村话语权的“翻译者”,在国家与农村社会的缝隙中开拓生存空间,谋取自身的利益,形成了所谓“翻译者”模式。

一、桥梁作用的日趋弱化与“翻译者”的显现

本文所讨论的村干部是狭义的,主要包括村党支部书记、副书记、村委会主任、副主任、会计等,他们组成了村庄权力的核心圈。从“国家-精英-社会”模式来看,村干部的位置非常特殊,肩负着当家人和代理人的双重角色。一方面,在村落权力结构中,他们处于权力顶层,是村民利益的代言人。村委会是经过村民直接选举出来的自治组织,是村民优先考虑的利益表达组织与渠道;党支部是为人民服务的组织,是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忠实代表。因此村干部是村民重要的(在农民利益组织匮乏的情况下)、甚至是唯一的利益代言人。另一方面,从实践层面看,村干部位于国家权力系统的底层,是国家职责在农村的代理人和履行者。党支部是最基层的党组织,由乡镇党委直接领导,村委会虽然是村民自治组织,但要受到上级政府的指导,受党支部的领导,履行税收、征兵、计划生育等行政事务。村干部实际上是上级党委、政府离不开的“腿”,他们是国家和社会重叠的部分,是政府与农民沟通的重要而有效之手段。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的政治职能,在于维持国家对农村社会影响力,重新挖掘农村社会内在整合能力,保证农村社会现代化过程的稳定。村干部的制度设计角色是一方面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落实上级在农村的一系列发展规划,并完成征税等行政职能和其他临时任务,加强党和政府对农村的领导;另一方面管理村落事务,带领群众致富,促进农村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发展,即所谓的“当家人-代理人”的角色。

然而,现实中我们发现“当家人-代理人”模式只是制度设计的理想状态,一小部分村干部并没有完全履行角色,达到预期要求。他们的实践是凭借着特殊地位和话语权,作为“翻译者”穿梭在政府和村民之间,并且在谋求自己的利益。他们是如何“翻译”的呢?

村干部是政府与村民之间的联系人。政府与村民互动中不可避免的发生一些矛盾和摩擦,妥善处理矛盾,解决问题是村干部的主要职责之一。然而,部分村干部出于种种考虑,在出现矛盾时,不是想方设法化解矛盾,而是趋向“中间”态度。在与村民沟通中,他们布置上面的任务和要求,通常是要大大地诉苦,表达自己处在这个位子很难做,很委屈,同时会和村民一起对乡镇干部大发牢骚,表示对村民极大的“同情”。在矛盾无法调和时,村干部就会说,这是哪个部门布置的,你可以去找等等,把矛盾转移到上面,以此来推脱责任。而在与乡镇领导打交道中,村干部对上面布置的任务往往会面露难色,并大倒苦水,诉说村里怎么穷,村民如何困难,群众意见大,工作非常难做等等,总之要软磨硬泡,讨价还价。于是乎,无论是维护村民利益,还是完成政府任务,在村干部这里都要大打折扣,甚至扭曲变形,其动机是要减少工作任务,降低工作难度,不给自己增添麻烦,最大限度地减轻由于解决矛盾给他们个人当前和潜在利益带来的损害。

于是部分村干部不再是沟通政府和村民的桥梁,而只是一个“翻译者”,利用他们掌握的话语权,在政府和村民之间进行游说,游说的内容不是原汁原味的,而是经过加工,成为他们自己的、为他们谋求有利位置和利益的话语。他们一定程度上忘记了身上的职责,跳出了诸多矛盾,让农民和政府的冲突直接化,村干部应具有的缓冲作用和把矛盾解决在基层的桥梁作用大大弱化,甚至已经消失了。他们只是作为一个简单的“翻译者”,存在于国家与农村社会之间。

二、村干部村治权力的自我强化及其角色转换

由于压力型的行政体制和普遍的乡镇财政危机导致了政府与农民的紧张关系。虽然政府与农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存在对农村有限资源分配的体制性矛盾。乡镇政府为完成上级各项任务和维持运转,必须从农村征集大量的资源,然而农村资源是有限的。村干部是解决这个两难问题的执行者。他们不断地抱怨自己是风箱里的耗子? ?两头受气。来自上级党委的命令和政府的“指导”,村干部不能不去办,否则就要面临政治上的冷落和经济上的处罚。但很多工作不符合国家政策,是有损村民利益的,村民必然不愿意,并且认为村干部不为村民讲话,不维护村民利益。在今后的各种场合中他们将用“熟人、半熟人社会”的道德机制进行谴责,用选票表达对村干部的不满(尤其对于村委会干部)。正是由于这样一种两难困境的存在,部分地方无人愿意做村干部,这也是“当家人-代理人”模式的困境之一。

矛盾的出现激发村干部去寻找出路,他们对自己身份进行了深入思考。村干部虽然是干部,但是处于乡镇权力结构的底层,只能说是乡镇决策的执行者。他们感觉到“前途渺茫没盼头、任务繁重难完成、政出多门难适从、双重身份难做人、无钱办事群众怨、工资偏低难兑现、家庭压力难承受、亲朋好友不好处、人身权益难保障、退位之后处境难”,[3]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因此而大大降低。但同时他们也发现,自己手中掌握着的权力在乡村场域内有相当影响,可以为自己带来额外的利益。面对这样的生存环境,一方面是地位不高、利益无保障,另一方面是位置特殊,有机会谋求私利,强烈的对比使村干部对履行职责发生了动摇,加速了其角色转变的趋势。而且权力天生有自我膨胀的倾向,在监督无力的情况下,必然走向扩张和无序。

有一部分村干部在困境中开始转变角色。他们努力地从“风箱”中跳了出来,不再夹在中间受气。他们尽量躲避各种矛盾纠纷,穿梭在政府和农民之间,闪烁其辞,充当一个“翻译者”的角色。这种“翻译者”角色之所以可能实现,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位置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从而转变了看问题的角度,村干部认为他们背后的权力结构能够保证其走出困境,增进自身的利益。

村干部的特殊地位表现在,一方面,在村落中,虽然村民拥有道德批评和民主评价的权力,对村干部进行监督和约束,但是,传统的“官本位”思想在农村依然存在,对村民来说,村干部是上级党委、政府所委派和任命的,代表国家行使权力,虽然是个小官,但依然拥有权力和权威,轻易不会得罪,官方象征依然给村干部在村落拓展了权力空间。而且村干部掌握着资源使用权,与每个村民有着直接的利益关系。因此虽然是在村民自治的民主背景下,村干部在村落中依然占有权力优势。

另一方面,在乡镇权力系统中,村干部处于最底层,虽然面临着各个部门的多项任务,经常焦头烂额,无所适从,但这同时也说明他们的重要性。离开了村干部这些“腿”,乡镇政权将无法正常运行,他们是一个整体,谁也离不开谁,这是村干部的价值所在,这一点村干部非常清楚。虽然村干部面临着来自政府的政治上的压力,但他们具有另一个身份?

?村民的利益代言人,乡镇政府不敢任意处理他们的。村委会干部是民选产生的,权力来源于村民,对村民负责,任免由村民决定。在党组织方面,“村级党支部与上级党组织虽然具有‘命令-服从’这一科层制的基本特征,但由于其组成成员仍然是农民,并不具有科层组织所具有的升迁和流动。”而且村干部“一般是本村人……虽然在村党支部主要成员的产生上,乡镇党组织具有一定的决定能力,但由于这些人员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一般很难通过‘调任’的方式来对其进行控制。而且在村庄这个‘熟人社会’,相互之间‘熟悉’使乡镇党组织的影响力受到了一定的制约。”[4]村干部在乡镇权力中有着微妙的重要性。因此有美国学者认为,中国并没有真正控制其农村和农民,恰恰是村庄内的村干部掌握着主动权。因为“国家没有致力于转变(村庄)内在的政治文化,也没有摧毁地方上牢固的关系网络……一种强有力的、普遍的文化,在亲戚关系和村庄、家庭和居住地形成了一种权力关系。”[5]

通过对自身价值的重新“认识”和“定位”,村干部认为可以从村民埋怨、领导差使的尴尬地位中走出来,而成为村民敬畏、领导抚慰的对象,对乡村权力结构中角色的重新定位,实现了“当家人-代理人”向“翻译者”的转变。村干部的位置并没有变,变的是其看待自身的角度和自我定位,他们在原有制度的生存空间中改变了生存方式,对其原有权力进行了自我强化。

三、话语权及其在乡村权力场域中的强势运作

如果说乡村权力结构中的特殊地位是村干部转变为“翻译者”的基础,那么掌握话语权则是他们的直接利器。

法国思想家密歇尔·福柯认为,“‘话语’并不是像人们所想的那样,是一个纯粹的和简单的事物和词的混合体……话语是由符号构成的,但是,话语所做的,不止是使用这些符合以确指事物。”[6]在福柯的语境中,“话语”是一种特殊实践,‘话语实践’组成了人类的历史与文化(即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话语的基本特征在于它是一种权力关系,而不是思想的自由表现。人们与世界的关系只是一种话语关系,任何脱离话语的东西都是不存在的。[7]因为,“在任何社会里,话语一旦产生,即刻就受到若干程序的控制、筛选、组织和再分配,这些程序的作用在于防范它的权力和危险,把握不可预料的事件。”[8]福柯所谓的权力是一种网络,而知识的生产、传播和消费与权力交织在一起,权力网络制约乃至决定着知识的性质和用途,并且以知识为工具,控制着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道德伦理等人类社会的全部领域。

福柯的“话语理论”阐述了话语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开辟了全新的“话语分析”视角。话语不仅仅是交流沟通的工具,更是权力的言语陈述形式,是话语者权力的自然流露,是特定场域内权力结构的体现和利益表达的手段。倾听者对话语者陈述的认同和接受,间接地反映了对话语者的地位认同和权力顺从。权力与话语相互依存,权力控制了话语,话语编织了权力,话语因为权力支撑而张显,权力因为话语表达而渐强,在互动中相互促进,统一于话语主体。

因此,所谓话语权是指在一定情境中以言语形式进行的权力扩展,主体话语的特定言语内涵如概念、定义、逻辑、价值标准等,对其他人群有强烈的影响,带有明显的强制性诱导。从政治社会学层面看,与话语内容相比,我们更要关注话语背后的权力,谁是话语主体?主体的权力基础是什么?主体话语获得合法性的制度基础又是什么?

在乡村场域中的村干部无论其权力授权的来源如何,都具备了科层权威,一部分还具备传统权威或个人魅力权威,或者集多种权威于一身,村庄事务的话语权基本被他们所掌握,从集体资源的使用、村民资源的提取到邻里纠纷、家庭矛盾,村干部的话语权都能起到关键作用。在处理村庄事务中,村干部通过话语和行动,形成和重塑村庄的社会行动规则,成为村落的行为规范,制约着村民的言行。村干部都是村落的精英,他们见多识广,他们的言行举止和价值观将会大大影响村民和村落价值观的形成,从而深刻地影响村庄文化。国家话语在农村社会的传播、扩张过程中,村干部的话语是重要的和有效的渠道。他们依托国家的权威,在传播国家意识形态的同时,结合自己对国家话语的理解和思考,通过自己语言表达出来,从而转化为农村社会的话语,使之适应村落的特点,不知不觉中村庄文化里融入了村干部的思想。村干部话语的传播,为其在村落编织了一张包括政治、经济、道德和文化等领域在内的权力网络。

村干部是乡镇政府信息源,在信息传输中,村干部会充分利用自己的话语权,巩固自身重要的权力地位。乡镇政府对农村情况的了解,绝大部分是由村干部输出的信息,这是一种节约成本的有效方法。这些信息的输出是经过村干部的综合、判断的,然后用他们的言语进行事实陈述。陈述内容包含着村干部的价值判断和利益表达,无疑这是有利于村干部的,至少是对其无害的。而乡镇政府为了节约成本和保护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对其信息的内容和内含的价值导向,在不影响其统治地位和职能履行的情况下将会模糊考查标准,给予认同和支持,从而给予其乡村权力以合法性支撑。

无论在村落中还是在与乡镇联系中,村干部总是能利用话语权游刃其中,左右逢源。那为什么话语权是村干部作为“翻译者”的直接动力,而不是其他的权力呢?与资源控制权、人事权相比,话语权在村干部的权力系统中地位很特殊。话语权是一个基础性的、经常性的权力,是话语交流中的权力流露,各项权力的外化形式,话语权的强弱综合体现了其他权力的强弱,因此话语权又是村干部追求的最终目标之一,它宛如一条红线贯穿在各个权力层面,成为村干部权力系统的主轴。同时,从发言权开始发展到话语权,话语权具有极大的弹性,因为具有弹性,村干部都极力发挥潜力,为开拓自己的权力和利益空间创造机会,但其掌握话语权力的能力有所差别。而且在村民自治的民主背景下,民主监督的氛围渐渐形成,对村干部的资源控制权、人事权等诸多敏感的刚性权力的监督在不断加强,村干部的行为受到很大的约束。但是话语权因为个人表现不一,又无准确的量化形式,具有相对软性,因此常常被忽略,成为民主监督的死角,因此话语权成为村干部游刃于乡镇与村落之间重要的工具。

村干部对话语权的占据,是伴随着农民的失语。中国农民长期处于失语状态,尤其在革命成功后,国家对农村社会控制渐强,长期处于“国家型塑社会”阶段,农民对政治、经济事务甚至生活事务安排的发言权渐失。其原因在于第一,农民的知识、能力有限,理解和掌握社会行动规则和规范困难;第二,由于信息本身的不完备性和传播渠道的不足造成的信息有限;第三,制度缺陷,包括体制性缺陷、机制性缺陷、结构性缺陷、功能性缺陷和规则性缺陷,影响了农民社会行动及其规则的言语规范的掌握和利用。[9]农民由于自身因素、体制因素和社会因素造成的失语给村干部对农村社会话语权的垄断提供了便利。

四、“翻译者”模式的危害及对策

“当家人-代理者”模式的部分失效和“翻译者”模式的出现是在农村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农村社会的转型以人员流动加剧、阶层分化明显、价值观念多元、文化冲突不断、利益分化凸现、农民经济独立与利益意识增强为表征。村干部作为农村社会的一个有权的精英群体,有必然的、而且强烈的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要求,这是村干部角色变化的诱因。同时,国家从社会中逐步退出,控制力减弱,国家与社会间的利益冲突随着社会转型的发展而越发明显和激烈,造成了村干部角色的内在冲突,实际上他们的角色冲突就是国家与社会冲突的缩影。这是村干部角色失范的深层原因。

“翻译者”模式的出现是有其客观性的一面,是当前利益主导的价值观念和乡村体制矛盾的产物,但这不能掩盖“翻译者”模式具有的极大危害性。第一,“翻译者”的出现大大减弱了国家在农村社会发展中的核心作用。村干部放弃了带领村民致富、促进农村发展之职责,游走在国家与社会、村民与政府之间,谋求个人小利益,不利于农村社会的发展。

第二,“翻译者”有可能在农村社会形成一个特殊的利益群体。作为农村社会的有权群体,“翻译者”对自身利益的过度关注,必将有损国家利益和村民利益,从而损耗农村有限的剩余资源,影响农村的经济发展,不利于农村发展和农民奔小康的进程。

第三,“翻译者”群体利益的膨胀和权力结构中的地位特殊化,有可能造成村干部与村民矛盾不断,从而影响干群关系,进一步拉开村干部与村民的距离,影响基层政权的合法性,不利于农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第四,“翻译者”的出现造成国家对农村社会控制的困难。“翻译者”的自我膨胀,势必影响国家与社会对其监督,使原来有限的监督雪上加霜,不利于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控制,造成所谓国家政权“内卷化”倾向。

作为“翻译者”的村干部虽然不是普遍现象,但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消除“翻译者”群体,使村干部切实履行起带领农民致富、完成必要行政事务、保持农村社会稳定的职责,有利于转型期农村社会的健康发展和全社会的发展与稳定。为此,国家和社会等方面都有很多工作要做。

第一,在制度上保障村干部适当、合理的利益要求。在农村社会转型的宏观背景下,漠视村干部的利益追求是不现实的,用堵的办法解决其自利行为的成本又太高。国家应该采取疏导的办法,用制度保障村干部适度的利益追求,制度同时也有约束作用,以消除他们实际中的谋利行为。实际操作中可以采取政府和村集体各自承担一部分的办法,解决村干部的工资和社会保险资金。

第二,对农村社会话语权重新分配,培育农村话语权新主体。通过制度设计、提高农民文化素质和民主素质等措施,鼓励和支持农民掌握话语权。也可以通过建立农会、专业合作社等农民组织,提高农民组织化能力。农民话语权的增强有利于农民的利益保护和利益表达,有利于对村干部的监督,弥补法律监督和政府监督的不足,保持农村社会权力均衡。

第三,改革当前压力型乡镇行政体制,进一步转变乡镇政府职能。由中央政府自上而下强力推行社会发展中的“科学的发展观”,改变当前以单一的纯经济指标为标准的政绩考核制度,减轻乡镇政府压力,进而转变其职能。实现乡镇政权以市场调节能力和社会自组织能力为依据的、从直接行政调控向通过市场进行间接调控的转变,乡镇以提供公共服务、进行宏观协调和制定发展战略为主,为农业和农村发展创造良好、宽松的环境。通过转变职能,减少了乡镇政府对农村资源的提取,从而减少为完成任务而不得不赋予村干部的种种权力,这实际上也就减少村干部以权谋私的机会。

第四,改革乡镇财政体制,切实落实税费改革措施,减轻农民负担,改善干群关系。2004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除烟草外,取消农业特产税,从今年起,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平均每年降低1个百分点以上,五年内取消农业税。”[10]这是“三农”问题的又一重大喜讯,解决了农村工作中的一个最大的难点,在减轻了村干部工作负担的同时,也减少了干群矛盾和摩擦的机会;保存了农村的剩余资本,增强了农村的发展能力和机会。

第五,加强村干部的队伍建设,特别是加强基层党支部建设,提高党支部的战斗力。加强队伍建设,优化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干部队伍结构;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提高村干部的政治素质和发展经济的能力,确保村干部全心全意地带领村民致富,为村民服务,为政府分忧,促进农村的发展和稳定。



参考文献:
[1]金太军·村级治理中的精英分析[J]·齐鲁学刊,2002,(5)·
[2]徐勇·村干部的双重角色:代理人与当家人[J]·二十一世纪,1997,(8)·
[3]方江山·非制度政治参与[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27·
[4]于建嵘·岳村政治[M]·北京:商务出版社,2001·356·
[5][美]弗里曼·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372·
[6][法]密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M]·北京:三联书店,1998·61、62·
[7]谭斌·试论“话语”一词的含义[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1)·
[8][法]密歇尔·福柯·话语的秩序[A]·(英)阿兰·谢里登·求真意志———密歇尔·福柯的心路历程[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60·
[9]付顺东、张襄誉·农民的话语权:应对加入世贸的冲击[J]社会·2002,(7)·
[10]温家宝·政府工作报告[N]·人民日报,2004-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