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是安徽省第七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年，各地的换届选举工作已经启动，电视会议开了，宣传报道有了；安徽省农村社会学研究会为推动此项工作，还专门在合肥召开了“村委会组合竞选学术研讨会”，作为安徽省农村社会学研究会的骨干，我是这次研讨会的主要策划人之一，忙前忙后，事情没少做。可是，如果要问我对换届选举有什么预期，我心中还真没有底。

“如此这般”的村委选举可能不是农民的真实需求

许多农民对村委选举的反应是冷漠的，我们不能不怀疑这种选举是不是农民的真实需求。主要原因可能有这几个方面，一是选举的技术手段往往不能保证选举过程的公正，农民的意愿不能被真正尊重和表达。农民完全可以有理由说，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要认真对待你这个“游戏”呢？二是缺乏共同的利益基础作纽带。在大多数村，除了土地还有个名义上的集体所有以外，集体经济名存实亡，村民们几乎没有其他共同拥有的经济资源。因此，许多农民就有理由认为，谁当“官”都一样。我们考察了一些农民协会、互助资金会，发现农民对这种组织的选送是相当认真的，因为这种组织里有他家的“一份钱”；相比之下，村委选举往往缺了这“一份钱”，因而，农民会把村委选举看成纯粹的选“官”，而不是选“当家人”。三是农民可能觉得选举是你的需要而不是我的需要。村委会的选举通常是由各级党委、政府主导和推动的，农民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加上基层干部工作方法上不到位，甚至搞暗箱操作，就使农民越看越像是你的事，不是我的事了。四是农民对村民自治的理解可能跟我们不同。根据我与农民的接触来看，农民最关心的是经济问题----赚钱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即使部分农民关注村民自治，也是以是否有利于其发家致富为依据的，他不考虑什么“中国民主进程”和什么“伟大意义”。这就启发我们，如果我们不放弃“专家偏好”或“政府偏好”，硬要给村委选举赋予许多农民听不懂的“政治意义”，不能使其“通俗化”，农民就更有理由相信，这种选举不是他的需要。

“选举后怎么办”可能是村民自治更重要的问题

我们现在把主要精力放在村委选举上，很多地方都是选了就完了，似乎村民自治工作就是这项选举工作，不到换届选举，村民自治就几乎没有人提了。“民主选举”固然重要，但是，实践中，“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自我教育”确实被大大忽视了。我认为，“选举后怎么办”可能是村民自治更重要的问题。这是因为：其一，不能解决好“选举后怎么办”的问题，即使选举工作做得非常圆满，也可能前功尽弃。因为村民自治的本意不是为选“官”而选“官”，而是要使“官”按照村民自治的原则去做事。假如选举后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工作没有做好，“官”就可能“不做事”或“做坏事”，选举再好又有何用？其二，如果不能解决“选举后怎么办”的问题，就会使农民丧失对村民自治的信心，进而对选举更不感兴趣了，如此恶性循环，危害甚大。从这个意义上讲，“选举后怎么办”的问题比选举本身更重要。其三，相对而言，“选举后怎么办”这项工作更加艰巨，其艰巨性决定了它的重要性。选举工作毕竟是一项短期的阶段性工作，也是一项程式化工作；而选举后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自我教育”是长期工作，且点多面广，缺乏统一程式，也难以有统一程式，其复杂性远超过了选举。其四，光抓选举，不抓“选举后”，那是本末倒置。选举固然重要，但它仅仅是“自治”的开始，“自治”的所有实实在在工作内容是要落实在“选举后”的，如果光抓选举，不抓“选举后”，村民自治就只剩下一个选
举空壳了，农民就没有理由不把你这个村委选举看成是一场政治游戏。其五，“选举后怎么办”还没有找到真正切实有效的办法，这就更加凸显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就查“民主监督”来说，如果依靠群众监督，由于信息不对称和群众的分散性等原因，导致群众监督往往乏力；依靠上级监督，村委在实践中很容易成为乡镇政府的“腿”——半政府，与上级结为利益共同体，难免“官官相护”；依靠舆论监督，全国有那么多村，媒体实在忙不过来。就这点来讲，笔者认为，辛秋水先生所创的组合竞选是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的。因为在组合竞选中，获胜方当选，落选方就成了“反对党”，这种自然形成的制衡机制比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面临城市化进程中人口流动的新挑战

目前，村民自治遇到的新挑战是，中西部农村地区大量青壮年农民外流，“空巢村”十分普遍，村级组织弱化，不仅村民自治工作不好开展，就是村级党建也十分困难。在这种形势下，村民自治如何应对城市化进程中的人口流动，是当前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其主要表现是：

其一，由于青壮年农民大量进城谋生，农村的精英分子脱离农村，留在村庄里的恰恰是那些文化素质相对较低、民主意识相对较差的“386199部队”----妇女、儿童和老人。在村委选举中，这些人很容易被村庄“剩余精英”——留在村庄里的少数精明农民所左右，结果村委选举就成了少数村庄“剩余精英”自导自演的“独角戏”，选举极容易流于形式。

其二，外出打工农民的民主权利不好落实。由于外出打工者中相当一部分，尤其是青年农民，除了其出生地是这个村以外，他的所有工作和生活都和这个村没有多少联系，因此主观上对这个村的事务没有多少关心的必要，也就激发不起参与本村选举的热情，更不愿意承担参与选举的往返路费。同时，虽然这些农民工在城市工作，所在城市的政治生活与他息息相关，可城市的选举又“不带他玩”。由此，就出现了一批“无政治权利”公民。

其三，“外出精英”有求于留守的“剩余精英”，这更加巩固了“剩余精英”的“领袖”地位。“外出精英”虽然在外打工，但还有很多事情有求于他所在村的村干部，比如在外要办各种证件，家里的“386199”还希望得到“剩余精英”的照顾，等等。这样，“外出精英”就不得不支持“剩余精英”，在选举中，就会“你叫干啥就干啥”，“剩余精英”的“领袖”世袭地位就更加得以巩固了。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