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农村政治与社会问题的研究一直是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学等多学科关注的焦点之一。相当一部分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尝试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分析。综合起来看,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农村政治及其变迁的研究范式,主要有国家与社会关系、政治经济学、新制度主义等。①这些研究范式的学科背景、分析切入点及关注的焦点问题各有不同,但相互渗透、相互借鉴,出现了一批富有价值的学术成果。然而,由于既有的研究范式已经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对农村问题的深化及对经验事实的学术敏感和问题意识的建构,我们在分析这些研究范式存在的局限性的同时,提出农村政治学研究范式的多元拓展,以期再现农村变迁的变动性、片断性,呈现农村社会的真实图景。

一
范式是人们对世界认知的模型化,有助于认识的清晰和判断的简明①。范式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每一种范式都有其解释的时空限度,超过这些限度,该范式就需要修正或者被新的范式替代。如果固守某个范式,不仅难以呈现农村社会的异常复杂性,而且会误导人们的认知与实践。而目前农村政治学研究中的三个流行范式,即国家与社会研究范式、新制度主义研究范式、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都隐含着局限性,需要调适和完善。

(一)国家与社会研究范式
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政治学研究者带着理想来到农村研究领域进行试探性耕耘。他们发现,这里早有学者在努力。此时进入农村研究领域的人类学、社会学和地方史的学者已做了相当出色的工作。他们中的大多数研究者均以乡村社会为对象,采用国家与社会的研究范式从历时、过程的视角来讨论国家与民间社会关系。国家与社会研究范式以官治与民治、地方政府与基层社会这一假定的二元对立与互动为前设,它事实上认同了一种价值观,即“国家”、“社会”要有一定的分离。在国家与社会范式下的农村政治研究,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分析概念,如黄宗智(Philip Huang)的“第三领域”,舒绣文(Vivienne Shue)的“蜂窝状结构”,萧凤霞(Helen F. Sui)的“细胞化社区”,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的“权力的文化网络”,等等;②也涌现出了一批有价值成果,如王铭铭的《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张静的《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吴毅的《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何包钢、朗友兴合著的《寻找民主与权威的平衡》,张鸣的《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变迁》,曹锦清的《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等等。以王铭铭的著作为例,他从草根社会的角度来理解国家。围绕这一研究,作者在福建的农村进行了一系列的田野调查,在对福建南部溪村社区历史的叙述与分析中,揭示了“社区文化的记忆”与“国家发明历史”的复杂权力结构关系,审视了国家力量向农村社会渗透以及民间力量的能动性,从生活世界和民众的视角来认识和解释国家的形象与本质。由于国家与社会研究范式打开了一个具有启发性的理论视野,借助此一模式可以使政治学界的研究超越以往的单一维度的、线性的革命范式,扬弃传统的注经式研究,从泛意识形态化回归学术,因而对学术的推动功不可没。

但是,当我们回过头来检视已有的研究,就会发现其隐含的内在局限性。其一,国家与社会研究范式的预设前提是双方具有各自自主的正当性权利,从而建立起一种相互对应的关系结构,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中国以外的经验现实提炼的问题。③研究者一旦进入国家与社会关系这个语义场,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国家—社会二分法的视界及语境所支配或影响,或者在某种程度上也许会陷入与西方对应式的假定之中。其二,依循这种路径或既有模式,很可能在一定的程度上“对中国多元且多重性的历史现象进行切割,或者说对中国原本可以作两可性解读或解释的经验材料作片面性的解读或作片面性的评论及批判”④。如王铭铭以吉登斯在西方特定的视野下的现代国家变迁理论来分析中国基层政治变迁,就有为西方理论做注脚之嫌。其三,国家与社会研究范式往往着眼于国家政治组织变革对基层社会的影响方面,“它将国家和农村社会假定为强制和反应的关系,国家为主动强权的自变方,而基层社会在其中的位置是被动(弱方)或反应性的因变方。这种视角强调了基层社会变动的外部影响力量,有助于我们观察到基层变化的大背景,但容易产生的问题是,过高地假定国家组织的控制,而忽略基层社会以不同的方式建构自主性空间”⑤。

(二)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
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是以资源配置、产权制度、市场—政府、个人选择与集体行动等为研究重心,从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相关性切入的一套研究和解释框架。美国学者黄宗智、戴幕珍、周晓等,中国学者项继权、党国英等的相关研究,都采取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黄宗智从经济史的角度解释了村庄与国家、农村与城市的张力。他发现,导致农民贫困的客观原因是以“人多地少”为资源约束的“过密化”以及阶级分化;而制度根源则是深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为变法图强而不顾农村过密化的现实,不断地从乡村社会榨取更多的税赋或经济资源。新中国建立后,农村经济仍然没能摆脱过密化的困境,只不过是集体制下的过密化罢了。①戴幕珍则从粮食征购制度这一关键因素,解释了集体化时期农民对国家的依附关系。她提出,国家、生产队和农民之间的权力关系及其利益斗争,是围绕剩余农产品的支配权而展开的;失去土地的农民,在农业生产、流通都高度集体化的体制中是不可能支配农业剩余的,根本原因是他们不能自由支配自己,由此导致了农民对代表国家权力的地方干部的制度性依附。②卢迈根据其对珠江三角洲乡镇企业的调查,发现乡村政府在兴办企业时能够用它的行政、人力和财力资源,为企业直接提供土地和资本等投入品或提供信息交换、信誉担保、安全保障等多方面的服务③。瑞典学者金山爱(Maria Edin)认为,比经济刺激更重要的是乡镇干部责任制所发挥的激励作用④,由此推动着执政党去寻求更有效的乡镇干部管理体制。项继权基于理性农民和理性国家的理论假设,通过对集体经济背景下乡村治理结构的研究,发现乡村治理的每一次根本性的变革都与乡村基本经济制度尤其是产权结构及经营方式的变革密切相关,认为乡村的集体化和集体经济的发展对公共权力的组成、配置、功能、运作及效能等有着多方面的影响。社区产权结构及中国乡村的合作化和集体化不仅是一种经济制度安排,也是一种社会组织方式。⑤

(三)新制度主义研究范式
新制度主义研究范式侧重于社会制度与政治制度的相关性及其对人的行为的影响。它把关注的焦点放在制度、结构、集体行动、公共选择等主题上面,更加强调国家、制度的自主角色,并批评那种将国家、制度、集体行动还原成个人动机与选择的还原主义。由于村民直选、村民自治等制度都是建构性的政治制度,对这种制度建构过程及其社会效应的分析研究,制度主义的解释框架展现了它的优势。实际上,这种范式被研究村民选举和自治制度的学者广泛采取。徐勇、张静、张厚安、白钢、辛秋水、郭正林、白益华、王振耀、詹成付等国内学者,史天健、墨宁(Melanie Manion)、帕斯特(Robert Pastor)、王海(Thomas Heberer)、阿魄曼(Bjorn Alpermann)、金山爱(Maria Edin)等国外学者都采纳了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不少学者注意到,村民选举、村民自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使中国乡村政治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农村政治结构转型和发展。⑥另有一些学者突出了程序性民主的重要性或者把村委会选举看成中国实行民主的制度化策略⑦。围绕县、乡、村组织的关系及村级两委关系,亦可见大量的成果⑧。

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和新制度主义研究范式的共同之处在于都采用了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这两种范式在具有很大优势的同时,也都带有自身的局限性。首先是这两种解释模式的静态性。这两种范式对社会的结构与性质可能会有一种深刻而敏锐的洞见,但其前设是一种静态性的功能主义分析,对于社会结构变动的认识则有一种滞后性。对于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来说,这种分析方法在反映社会的“转型”方面有局限性。其次,制度主义范式重视问题背后的结构因素对事件具有决定意义,但以这种研究范式作为分析工具,容易使事件成为“定义”意义上的真实①。为解决制度分析方法的不足,一些学者采取的方法是通过对制度的重新定义或建立新的概念体系来弥补其不足。

二
事实上,无论是国家与社会范式,还是政治经济学范式、新制度主义范式,都可以归入一种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从理论上讲,结构主义者倾向于把任何事物都看成一个整体,追求一种整体主义的方法论。结构的整体性、持续性和自调性是结构主义的基本观念。一方面,在结构主义分析中,往往是“只见制度变,不见人出来”,因此,如何突出研究场域的主体即行动者,是结构主义难以绕开的问题,因为所谓的结构也是在行动者互动的情境中形成的结构。而另一方面,研究者在抽象的同时,如何呈现事实本身的复杂性,如何在建构的同时避免虚构,也同样无法回避。基于这些局限性,当前学术界的着力点应该是致力于研究范式的突破和研究视角的转换,不断拓展农村政治学研究的视野,丰富政治学的想象力。

在这里,后现代理论及方法可以给农村政治学研究者很大的启发———“后现代主义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出现,不仅仅标志着另一种新颖的学术范式的诞生,更确切地说,一场崭新的全然不同的文化运动正在对我们如何体验和解释周围世界的问题进行广泛的重新思考。”②总的来说,后现代主义是在反思和反省现代性的后工业社会暴露出来的问题和困境中产生的,是对现代主义理论的撞击和兼容、反叛和承续,因而后现代主义在方法论上就表现为现代的反面———非中心的、消解、非同一性及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多元论、解“元叙事”、冲破旧范式、不断地创新、非理性主义、不确定性、摒弃决定论……。从而完成在现代范式之外确立自身,并进行自我证成和自我创新的后现代转变。这种转变主要是通过解构、语言学转向、系谱学方法等途径实现的。

所谓解构,就是强调差异、矛盾和冲突,摒弃旧有的二元逻辑对同一、统一的迷恋,因而其考察的对象是文本的各个边缘而非文本的核心论题。而“语言学转向”,在本真意义上指原来仅被认为是传达“意识”、“观念”的媒介的“语言”,本身反而规定构成了“意识”、“观念”的内容,语言开始成为理论考察的对象,并被视为是所有理论的出发点。这样的认知范式和方法论渗透到整个人文科学,便形成了具有整体效应的语言学转向。至于系谱学方法,则对后现代系谱学策略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因为客观化的理性形式及其真理与知识体系的形成过程,不是传统的现象学上先验地假定认知主体从事的理性逻辑的建构活动,而是作为历史性的偶然的力量相互较量的结果。所以,系谱学着重于考察破裂之物、中断之物、“局部的、不连贯的、不合格的、非法的知识,并反对关于某个统一的理论实体的各种声言……那些声言打着构成一门科学及其对象的某种真知识和某种随意性观念的含义……而那个理论实体则会被认为是不断走向优化、层系化和有序化”③。这样的路径之贡献在于:第一,它突出了语言在认知过程中所具有的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我们所能够加以感受、加以理解和加以讨论的对象并不是一种纯粹“客观”的现实,而只是一些由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语言所建构起来的“文本”;由于语言意义的不确定性,使得我们对同一文本的理解和诠释也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和多元性。第二,它修正了西方思想中关于本质和现象、一般和个别、普遍和特殊、同一和差异和整体和局部、中心和边缘、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等关系问题上的传统解释,使我们意识到个别性、特殊性、差异性、局部性、边缘性、非连续性的价值和意义,意识到理论概括有其局限性,进而使我们从一种新的立场、以一种新的眼光去看待我们这个世界。

援借后现代理论,通过解构、语言学转向、系谱学等新的视角和方法研究农村政治学,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有力地穿透传统话语的中心化,摈弃现代认识论的假设,审视方法论的常规,抵制知识性的断言;通过探索多元的研究范式,呈现农村的复杂性、多元性、差异性。

三
任何研究都希望对未来的方向有所思考、有所指向。在笔者看来,未来的农村政治学研究一方面应从社会视角向国家视角转换;另一方面,其学理提升还有赖于研究方法与分析框架的多元化,从宏大、系统、必然、普遍等等系统世界的结构主义的研究范式的视域中走出来,从科学的真实走向感觉的真实。从这个意义上说,微观权力分析、话语分析及日常政治分析范式,是未来农村政治学研究值得尝试的新的研究范式。

(一)微观权力分析:农村社会运作机制在微观层面的显现

当前,基于对中国社会现实及理论方法与范式的“焦虑”,法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界已经有一批学者结合后现代的方法论探索新的范式。具体到乡村政治研究领域,比较有启发性的是法学和社会学者所尝试运用的微观权力分析①。

最早对权力进行分析的是马克思,他的权力观是与阶级、物质资源的占有、压迫、斗争等概念联系在一起的。到了韦伯那里,权力被界定为行为者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其他行为者之上的可能性。这个界定强调的也是一种支配控制关系。以至于米尔斯的“权力精英”、阿伦特的“合法支配型”权力、帕森斯的权力体系、达尔的权力决策、卢克斯的多维权力等等,体现的都是传统权力观,即权力的“利益—冲突模式”和“合法化—权威模式”,这两种模式都将权力理解为同质的、单向的、压制性的外在控制。②以这种权力观对农村进行的研究中,不可避免地把权力分析的焦点放在精英分析上。

20世纪70年代末,福柯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权力概念。他认为,权力是在行使过程中形成的,是在人们的互动关系中形成的。因而,权力是一种关系网络,权力不断处于紧张状态和活动之中的关系网络中,而不应被看作是一种所有权。权力的支配效应不应归因于“占有”,而应归因于调度、计谋、策略、技术、运作;不应该把权力视为一种所有权,而应被视为一种战略。同时,权力不是压制性的外在控制,而是生产性的实践。这种实践一方面作为事件,通过社会肌体的各个不同的局部点,体现为形形色色的策略和技术;另一方面作为关系,编织起一张“阴暗而结实的网”③,不断创造出社会成员之间的新的联系和作用线。

微观权力分析是一种关系/事件的分析方法,这种方法放弃了现代理论所使用的表层/深层模式和因果模式。以这种方法分析和观察农村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使得社会运作机制在微观技术层面得以显现。“任何一个现实、具体的权力关系都同时涉及制度、组织和这些制度组织交织在一起的日常生活以及作为这些场合中的实践活动的前提和产物的自我—主体形态……权力分析所能够探索的正是这些成为技术的权力运作方式,它虽然只是权力运作的冰山所露出的小小尖角,却使我们可以感受到在话语的水面之下所隐藏的权力运作的无穷无尽的可能性。”④微观权力分析就是要发现真正隐藏于行动者背后的深层奥秘,体验“沉默的大多数的生命颤动”⑤。

微观权力分析一方面采用方法论上的关系主义路径,完全打破了原有框架的约束。以应星的《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为例,在移民上访与国家“摆平理顺”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事件之间那些复杂的、有时纯粹是偶然的或随机的关系不是被线性、单义的或结构的因果关系所排除,而是在各种矛盾的“爆炸”和历史对日常生活的“入侵”中被揭示出来,并展现了行动与制度之间复杂的“适合的”因果关系。⑥农村社会中国家与社会关系并不是组织结构的关系,而是处于模糊的实践中的。⑦另一方面,微观权力分析从动态的视角来解读乡村社会,充分体现了实践性。“只有着眼于实践过程,我们才能避免理念化了的建构的误导,尤其是意识形态化了的建构的误导。同时,着眼于实践中未经表达的逻辑,正是我们用以把握不同于现有理论框架的新的概念的一条可能的道路。”⑧另外,微观权力分析还体现了动态性。社会事实是动态的、流动的,而不是静态的。也就是说,社会事实的常态,是处于实践的状态中。就如同在印象派画家的眼中,空气和阳光是流动的一样。⑨

(二)话语分析:农村政治学研究的后现代语言学转向

在西方学术界,“话语”这个词以多种方式被使用着,有的研究者使用它是指所有形式的谈话和文字书写,有的用它意指谈话交织在一起的方式。而福柯则指称它为一种更为宏大的历史进程中的语言实践①。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专注于文本的建构以及诸种“话语秩序”的长时期构建。话语分析同其他各种“传统的”分析相区隔的是:话语分析并不对各种社会问题与思想问题提供一个切实的答案,但它能够通向隐藏在一个方案、一个陈述或一种研究方法下面的各种思想预设(如存在论的和认识论的各种假设、隐在的各种动机以及共同的逻辑,等等);换言之,话语分析并不对特定的问题提供各种绝对的答案,而是使我们能够认识到隐藏在一个特定“问题”背后的各种状况,并使我们意识到该“问题”的“本质”与它的“(各种)解决方案”本身乃是基于它的各种假设;正是这些假设使得那个“问题”得以存在。因此,一个话语分析研究的各种“结论”总是暂时性,它们不是超越于各种话语机制的网络之外的诸种“真理”。此外,话语分析还是一个批判性的与自反性的路径。所谓“批判性”,既意味着去展示各种隐在的预设与话语的生成性规则,也意味着介入,这使得它自身或明或暗地成为一个社会—政治性的行动。所谓“自反性”,则意味着时时提醒分析者去理解什么是他/她自身的诸种限制。在这个意义上,它的目标不是要提供各种确定性的答案,而是去扩展我们个人的诸种视界,并使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的(以及他人的)各种短处与未被承认的计划或动机。

在当前的乡村政治学研究领域,已经有一些学者开始运用话语分析的方法。如黄宗智在《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从土改到“文革”时期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一文中,在分析1946—1976年农村阶级斗争的历史时,不仅在结构层面注意到社会—经济的和制度的客观性维度,而且也注意到象征性领域或话语的文化和表达的维度;在主体(agency)的层面,不仅仅是考量行动和事件,而且还关涉到思想和态度;进而从客观结构和表达结构的关联这一视角,让我们看到执政党是如何建构表达性现实,而这一表达性建构是如何越来越脱离客观实践,从而最终导致阶级斗争话语突然地完全崩溃。②这种话语分析的系谱学方法是一个批判性的与自反性的路径。这一路径可以有效地揭示当前乡村研究中客观主义—结构主义解释中所存在的问题,从而拓宽乡村政治学研究的新视野,提升乡村研究的洞察力和对研究本身的反思性。

(三)日常政治分析:从理性回归到生活世界20世纪,哲学社会科学“回归生活世界”的“日常生活思维”方法把日常生活世界从背景世界中拉回到了理性的地平线上。“日常生活研究”被西方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运用于各自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丰富成果。在中国,80年代中后期,社会学界和人类学界开始自觉地展开“日常生活研究”,哲学界也发出了“日常生活范式转换”的声音;到90年代,政治学界也开始把“日常生活思维”作为一种思维方法和研究策略运用于政治学研究。这说明,在当代中国社会不断变动的条件下,“日常生活思维”具有独特的方法论意义。

日常政治中“日常”,指的是行动者的日常工作、交往的空间、日常的活动、日常的作为。与制度政治、文本政治相区隔,日常政治即生活政治,实践政治,它指的是具体的、动态的、繁杂的政治活动,即政治生活的实际运作过程。日常政治分析着重于从理性回归到生活世界,主张从日常的具体的行动去思考制度与结构问题。

费孝通指出,文化的深处,并不在典章制度中,而是在人们洒扫应对的日常起居之中;一举手,一投足,看似那么自然,不假做作,可其实正是深层文化的行为体现。③这是因为,不同的文化积淀造就着不同的“举手、投足”。农村政治看似某种全能理性的建构之物,但它一旦走入实践,就成为日常生活的自然延伸。只有深入到日常政治生活,从人们甚至是无意识的“举手、投足”的惯习当中,才会发现农村政治的真谛。农村基层政治运作的隐秘也往往存在于人们习以为常的日常应对当中。日常政治的视角不在于简练、线性和必然,而在于丰富、具体、真实。所谓的权威机构、精致程序、制度规则、庄严仪式只是表象,而真实的政治却在日常政治当中,在日常生活中上下级之间的礼尚往来,同事之间的亲亲仇仇,私下里的闲言碎语,餐桌上的宴饮唱和等等。这些日常政治生活长期被作为政治学的“背景”要素被忽略不计。人们往往都把注视的目光投入到宏大、系统、必然、普遍等等系统世界中,“日常生活总以这种偶然性、变动性、不确定性、片断性,向人们以安排、设计、规定、建构支撑起的理性自信,提出无声但严肃的告诫。任何最伟大的社会进步,起初恰恰由那些平淡、零散的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引发,最终也总以波及或改变这些最日常的生存条件,开拓出超越细微的宏观格局”①。具体的、日常政治的实践即涵蕴着结构或者制度的影子也使行动者自身得以主体化。把这一研究策略运用于农村政治学研究,应当具有更大的空间。

最后需要申明的是,尝试提出微观权力分析、话语分析及日常政治分析的研究范式,并不意味着对以往研究范式的舍弃和否定,目的仅仅在于保持对当前研究范式的好奇和警醒,寻求农村政治学分析范式的多元取向,重新思考农村政治学研究认知模式。同理,借用后现代的方法,也并不意味着后现代主义就摧毁了现代性的知识体系,毕竟现代性对当下中国来说不仅是一种“观念”,它也是一种“实在”。后现代的研究范式只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审视和远观现代性知识体系的独特视角,给我们反思现代性提供了一个立足点和锐利武器,因为中国农村社会的变迁及乡村治理的研究是在中国恢弘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展开的。微观权力分析、话语分析及日常政治分析的方法能够有效揭示农村社会运作的复杂性、动态性,使制度结构中不可见的偶然性、突变性悉数进场,从而表明农村政治学研究范式多元拓展是完全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