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近年来在中国的兴起是值得我们予以特别关注的重大哲学事件。我国的一些专家学者围绕政治哲学的主题和学科属性、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传统及其当代意义、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与方法论自觉等诸多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现将讨论中的各种观点综述如下。

一、政治哲学的复兴及其社会学术背景
自20世纪70年代罗尔斯的《正义论》发表以来，政治哲学在西方世界已成为炙手可热的显学。在中国学界，近十多年来，政治哲学也受到专家学者们越来越多的关注，成为一种中心话语。

有学者指出，政治哲学在当代复兴的最根本、最深刻的原因是社会生活的变迁。20世纪中叶以来，人类社会生活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改变，这种改变以政治的方式体现出来，并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社会生存方式。在西方发达国家，二战后试图以“福利国家战略”对自由资本主义进行调整的努力深刻地改变了近代以来一直统治着西方社会的社会秩序和价值观念。但是，这种改变的后果并不理想，它在降低传统冲突的可能、在为社会大众提供了一种更为安全的生存网络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难以克服的社会问题。这种社会生活的总体性改变产生了一系列新形式的政治冲突和抗争，而且这些冲突和抗争又难以被归入任何一种政治冲突的传统形式，因而难以在传统的政治理念下得到合理的解释。同时，在世界的另一端，苏联和东欧社会的剧烈变化，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失败造成了社会生活的新分化、新格局，市场化取向的社会主义改革也引发了一系列全新的政治问题。在这样一个社会生活急剧变动和各种问题相互交错的历史时期，人们迫切需要为社会整合和社会发展提供新的政治理念的政治哲学，发挥它对社会的导向和规范作用。①

另有学者认为，政治哲学研究在西方的兴起与“全球化”的背景密切相关。20世纪中后期以来，人类面对环境、能源、人口、性别、贫富差距、战争与和平等全球性问题，引发了关于社会发展模式的反思、批判以及重构的思考。在这个过程中，势必涉及全球一体化的价值观念、社会治理与发展模式、对话与协商机制等问题。“冷战”结束后，这种“全球化”的要求更加强烈。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日益明朗，政治和文化全球化的问题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一些敏感的西方学者，着眼于思考未来世界经济政治秩序和规范体系问题，把以前在“国家政治”层面上思考的问题推广到全球领域，提出了诸如“全球政治”、“全球伦理”、“人类普遍价值”、“全球治理”等概念。这就是我们目前所看到的政治哲学在西方兴起的一个主要背景。论者指出，在这个背景下，政治哲学研究带有两个明显的特征：第一，它超出了以往主要在“国家政治”层面研究政治，即主要着眼于国家内部治理的研究范围，而走向了以全球政治和全球治理为主要目标的研究领域。第二，这种研究不再仅仅从哲学的概念和原理中引申出政治的原则、理论和策略，而是全面地着眼于全球经济、政治、文化甚至军事的现实，从中形成一种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方式，即综合地运用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法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的理论来构建当代的政治学和政治理论。①

也有学者认为，政治哲学话题的引出，并不仅仅是因为时下我国建设政治文明的时代要求。对于中国学界，这当然是首要的原因。但除此之外，至少还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使得政治哲学自20世纪后期以来一直占据着哲学的中心论域位置：第一，罗尔斯的《正义论》发表后，不仅整个西方哲学，而且，整个世界哲学的发展都发生了根本性的理论转向，注重哲学之知识合法性论证的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逐渐淡出哲学的主题论坛，让位于关注社会现实生活与价值秩序的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第二，20世纪的人类世界一如既往，从来就没有给哲学留下真正的纯粹学术化的知识生长空间，而且，事实上，作为一门基础性的人文学理论，只要哲学仍然不想放弃其追求生活智慧的理论宗旨，任何关于知识真理的探求都必定最终落脚于生活世界的本真意义及其哲学追问，因此，哲学的理论最终必须是关于现实生活的思想理论。论者认为，当代人类生活世界的真理问题，首先是政治道德问题，其次是文化政治问题，最后才是如何穿越政治、道德和文化之多样性或多元差异性鸿沟，达成普遍意义共识的人类真理问题。如何在保持人类社会多元文化生态的丰富多样性的同时，寻求诸文化传统之间的相互承认、相互理解的兼和之道，从而实现人类世界的人际、群际、族际和国际的共存共荣与永久和平，等等，就将成为哲学的当代主题，而政治哲学正是承诺这些当代社会主题的基本哲学方式。②

还有学者指出，在20世纪的相当长时期，西方大学体制中的任何院系都没有政治哲学的地位，因为西方学界曾一度相信，所有问题都可以由各门实证科学或行为科学来解决，因此认为“政治哲学已经死亡”。但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政治哲学却成了西方大学内的显学，不但哲学系、政治系、法学院，而且历史系、文学系等几乎无不辩论政治哲学问题，而各种争相出场的政治哲学流派和学说亦无不具有跨院系、跨学科的活动特性。例如“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在哲学系、政治系和法学院都同样激烈地展开，而“共和主义政治哲学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挑战”则首先发端于历史系（共和主义史学），随后延伸至法学院、政治系和哲学系等。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则把文学系几乎变成了政治理论系，专事在各种文本中分析种族、性别和族群等当代最敏感的政治问题，尤其福柯和德里达等对“权力－知识”、“法律－暴力”以及“关爱政治”等问题的政治哲学追问之影响遍及所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③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政治哲学的兴起一般都与政治社会出现重大的意见争论有关，这种争论往往涉及政治共同体的基本信念、基本价值、基本生活方式以及基本制度之根据，从而必然成为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的共同关切。就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复兴而言，其基本背景即是西方所谓的“60年代危机”，亦即20世纪60年代由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引发的社会大变动所导致的西方社会文化危机。这种危机感促使所有人文社会学科不但反省当代西方社会的问题，而且逐渐走向重新认识和重新检讨西方17世纪以来所形成的基本现代观念，这就是所谓的“现代性问题”或“现代性的危机”。更为重要的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化进程大大加速，与以往的时代相比，全球化已经成为当今时代最具历史意义的时代特征，它是一个充满矛盾、风险和冲突的时代。它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传统的理论模式完全无法把握的矛盾体系、风险模式和冲突类型。在这个时代，传统的价值观念不再受到尊崇，既往的秩序不再稳定，旧有的社会结构将会在新的基础上重构。所有这些问题表明，在现代条件下，人们对传统政治价值和实践行为的认同在发生转变，即人们的政治认同和社会归属在发生转移。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们不能不思考这样的问题，即如何在被现代化和全球化毁弃了的废墟上重建自己的家园？这个家园的构建应当遵循怎样的正义原则？我们怎样获得这种正义原则？

二、政治哲学的主题和学科属性
政治哲学作为一个独立概念，是在政治学从其他领域分化出来的过程中被确立的，现代政治学成为独立的学科，是社会研究的经验化和实证化的一个重要结果。关于政治哲学的性质、对象、研究范围以及学科属性，学界历来都是有争议的。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先澄清政治哲学与政治思想、政治理论、政治学的联系和区别，特别是政治哲学与政治学的分野，同时，梳理国内外学术界的有关论述，从多学科、多层次反复探讨和辨析。

一种观点认为，按照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经典诠释，政治哲学是政治学的理论基础，它是一门关乎公民国家社会治理的正当合法性根据或基本政治原理（原则）的智慧之学。在经济全球化趋势空前加剧的当代世界，政治哲学的理论视野还应当扩及国际政治和“世界公民”的领域，为建立国际政治的基本正义秩序提供普遍合理的政治原理（原则）和理据。由上述定义可以推出，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关乎公民社会和国家政府两大领域，其核心概念是公民权利和国家（政府）权力。政治哲学关注的焦点首先是权利问题，即公民的基本权利及其保护问题；同时，公民权利的保障问题导出社会公共权力及其实践运用的问题。论者指出，如果说，政治正义的基本理念聚焦于权利与权力之间，并凸显公民权利优先于公共权力的政治价值取向，那么，政治哲学的主题则首先是围绕着政治的基本原则与社会的基本制度安排而展开的，并且，在政治原理系统与社会制度体系之间，同样存在着一种类似于权利与权力之间的优先性秩序。当然，对于原则与制度之间的次序问题，不同的政治哲学流派或不同的政治哲学家是有不同看法的。①

另一种观点认为，一般来说，政治就是利益、权利和权力的界定和分配，而政治哲学就是关于利益、权利和权力的界定和分配的正当性论证（由于正当性论证往往要以道德理由为最有力的依据，所以政治哲学总是同时涉及伦理学）。简单地说，政治哲学问题就是一系列关于各种政治制度安排的“正当论”（justification）问题。西方政治哲学的一个独特贡献是发现了“权利”（rights）。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发现，由于引入了权利这个思考变量，人们才发现了限制权力（power）的制度安排。现代社会的政治进步关键就表现在权利限制权力。论者认为，政治斗争作为一个利益和权力的博弈游戏，除了关于政治正当性的系列问题之外，还有另一个系列的政治哲学问题，大概可以说是关于政治博弈的纯策略以及博弈规律的问题。政治哲学虽然主要是关于政治实践的研究，但也有它的形而上学问题，一种可以称作“政治形而上学”的关于政治深度性质的问题，它涉及到政治活动的精神本质。②

再一种观点认为，政治哲学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反映了政治学的历史传统。在现代，政治哲学主要是一个比较性的概念，反映了科学取向的政治学对传统政治学的路径与方法的定位。政治学的现代发展不仅是形式上的变化，而且受到科学的知识体系的极大影响，其基本倾向是以实证科学方法来研究政治现象，并且以“事实”与“价值”的严格区别作为基础，以此否定政治学传统的意义。

因此，从知识体系来说，传统的政治学与现代政治学之间与其说是连续的，倒不如说是断裂的更为恰当。政治学被分为政治哲学或政治理论和政治科学两种类型。在政治科学已经成为政治学的主体甚至是政治学全部的今天，我们更愿意将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视为两种不同性质的政治学研究的倾向，它们既有共同的研究对象，也有不同的知识基础和研究方法。由此形成两种不同的学科体系，即规范的政治哲学体系和实证的政治科学体系，这两类政治学应当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这种学术上分工的基础，就是对于政治学的两种取向在逻辑上做某种区别，进而体现其特定的范围和意义。论者认为，政治哲学的主要内容包括：关于政治的价值性范畴及其关系的探讨，以及在此基础上对政治的合法性的论证和对于理想政治秩序的理论构建；关于政治价值范畴及其关系的元理论，它包括传统的哲学和伦理学的宇宙观、本体论和人的本质的前提，也包括埃克斯坦所说的“超理论”的知识论前提；以政治价值及其关系的理论和元理论为基点的社会政治批判理论。①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政治哲学、政治思想、政治理论，有时学者们在相同涵义上使用。不过，学者们并未就它们的含义达成一致。政治学在学科分类中通常用来概括政治研究的所有分支，但当它与政治哲学等概念同时出现时，一般指对实际政治过程的分析，有时专指其中经得起科学分析的那些方面。因而，政治学往往被看作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的简称。在西方学术界，政治理论可以指政治科学、政治哲学，但也有不少人用它涵盖整个政治研究，还有人认为政治思想的外延最广。论者认为，政治哲学是以哲学的方式探讨政治存在、政治价值和政治话语（political discourses）的一种理论知识体系。它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政治存在、政治价值和政治话语。从整个思想史来看，政治价值是它最重要最独特的论域。政治哲学由此可以相应地分为以下三个主要论域。第一，政治存在论（政治本体论）所研究的“事实”多属霍利斯的“准事实”（quasi-fact），诸如约翰·罗尔斯的“原初状态”，罗伯特·诺齐克（以及卢梭、霍布斯、洛克等人）的“自然状态”。在政治哲学家看来，这里的“准事实”与政治科学所研究的“纯事实”不同，它本身显然也是充满价值冲突的领域。第二，政治价值论（规范政治理论）探讨社会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如正义、自由、平等、民主、权威、强制、秩序。它论证社会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必要时它会质疑社会政治制度的合法性，以至论证发动革命的合理性。它为社会公共政治生活提供价值规范，如实施分配正义的各种操作原则。第三，政治诠释学（政治理解论）包括对古典政治哲学遗产的说明、诠释和理解，对社会政治生活基本假设和前提的反思，对政治语言的话语分析和逻辑分析。②综合学者们的观点，我们看到，政治哲学是集政治学与哲学、经验与先验、事实与价值相统一的具有较大包容性的学科③，是政治学与哲学的交叉学科，但它本身又有特定的理论诉求和学科特征。

政治哲学与政治学有共通之处，即皆以社会政治为其研究对象，但两者的侧重点不同，政治哲学更偏重于作为人文学科的哲学，即理论化的、哲学化的思想探索和论证，尤其是自罗尔斯以来，政治哲学的规范性价值的特征很明显。政治哲学不能回避对基本政治范畴或概念，以及围绕这些概念而展开的基本政治观点的回答。对诸如权力、权威、国家、主权、法律、正义、平等、权利、自由、民主这些最基本的政治概念，政治哲学均需要进行基本的概念分析和理论推导，并表明自身的基本理论倾向。④政治哲学的基本范畴应该体现为与“实然性”命题相区别的“应然性”命题，体现为形而上的学理透析，其价值诉求在于“真理性”，有别于“实然性”所追求的“事实性”；其基本的研究框架体现为对作为政治社会本质的最高层面的价值判断和意义的研究，体现为对现实政治社会正当性的理性批判与价值建构，并由此显现政治哲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区别。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传统及其当代意义
政治哲学在西方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就其与社会生活变化的关联性而言，具有一种必然性，亦为社会生活所必需。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不言而喻，发展一种适应于现实生活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任务也便提上了议事日程。事实上，如果综合地和历史性地考察当代政治哲学的兴起及其与这一时代的本质关联，不仅需要引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传统，而且需要强化这一传统在当代的在场性意义。这同时也意味着，要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传统作出合理深切并富于时代意义的发扬与阐释。

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已确立之时，它不可避免地会有一种政治哲学。这对于西方学界的大多数学者来说，根本就不成为一个问题。对他们来说，马克思主义当然有一种政治哲学，甚至马克思主义主要的就是一种政治哲学。但是，由于种种理论上和实际上的原因，在很长时间中，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却淡出了哲学的视野。说马克思主义有一种政治哲学，并不意味着既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有着与人们通常得自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概念的相同或相似的那种理论内容。任何一种政治哲学所追求的，都是在其理论内达成价值性与事实性的某种统一，或所谓可欲之事与可行之事的统一。在这一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唯物主义历史观，更是十分突出地强调了历史事实性对于价值性的限制，强调了任何价值、任何规范的历史合理性，而非超历史的、永恒的抽象合理性。这也就是将价值性与事实性的统一理解为一个在历史中变化的过程。显然，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政治哲学是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等流派的政治哲学完全不同的。这样一种政治哲学可称之为理想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①

另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主题确实不是在现存政治秩序内寻求社会正义。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国家理想主义的批判，得出的结论是国家必须被消灭。人类解放，作为对政治解放的超越，必须以推翻现有社会为前提。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超越性特点，不能被理解为马克思对自由、民主、平等只存在一种批判性、否定性的关系，更不能把马克思的政治立场指陈为反民主的。论者认为，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超越性，并非是对现存国家政治秩序的简单否弃。他关于自由主义民主、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关于人类解放理想的论证，以及对向这一理想社会过渡的条件和经济、政治形式等等所作出的阐述，都是其政治哲学具有深厚内在性的表现。当然，由于马克思政治哲学长期以来仅仅被指称为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也由于马克思把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仅仅看成一个过渡时期的国家，难免使其后继者容易产生一种忽视政治形式、政治制度以及与之相关问题的倾向，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关于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建制形式等问题，也确实需要重新研究。至于在比较落后的经济、政治、文化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创建出一种既有别于马克思当年所设想的、又明显高于原有政治形式的无产阶级民主（专政），如何在现存政治秩序中实现社会正义，更是一些全新的课题。但即使这样，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当代意义仍不应低估。②

再有学者指出，马克思政治哲学有两个基本向度：第一，由阶级分析理论支撑起来的政治解放。在这一维度上，马克思强调基于经济政治关系展开对人的社会关系的区分，包括个体、群际、区域、民族以及国家的区分。对马克思而言，阶级区分的立场指向是弱势主体。并且，对于弱势主体的权利诉求，马克思不是诉诸道德伦理，而是强调奠定在经济关系之上的阶级解放以及一个新的公正社会结构的建立，在此，决定马克思政治哲学秩序合法性的，并不是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争论不休的善与权利谁优先的问题，而是所有人民是否能够获得一种公正底限的社会关系及政治结构，这才是正义问题的实质所在。第二，政治解放必然要通向人类解放。从形式上看，政治哲学在整个马克思哲学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从内容上看，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又是服从于整个人类解放的哲学理念的。在他那里，政治解放只是中介，人类解放才是目的，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是服从于其总体的哲学人类学的（在马克思哲学中，政治哲学不可能是所谓“第一哲学”）。这也提示出马克思政治哲学基本的历史哲学前提，就是建立在其实践观与唯物史观之上的基本的现代性及历史进步观念。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以关注阶级分析及社会革命理论为特征，并借此在一个多世纪以来产生了世界范围的历史影响。然而，对整个马克思政治哲学意义的评估还不能局限于此，对于其阶级斗争及革命理论的理解也不能局限于既定的历史框架。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现代性十分重要，这是马克思与新保守主义的根本区别。①也有学者认为，政治哲学具有双重维度，政治哲学概念的核心是如何理解政治与哲学的关系。

从动态的角度考察，它们具有一种双向的、彼此作用的互动关系。从政治哲学所包含的双重维度来看马克思政治哲学，后者无疑也内含了用哲学的方式处理政治和用政治的方式处理哲学这样两个方面的内容，我们不妨分别称之为狭义的马克思政治哲学和广义的马克思政治哲学。（1）关于狭义的马克思政治哲学。可以说马克思对政治现象、政治问题的观察从未离开哲学的方式和哲学的视域，这是由哲学家的素质、风格甚至本能决定的。而且，马克思观察与研究的对象和领域几乎无所不包，当然也几乎遍及政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正是由于这两点，决定了在马克思哲学中包摄和蕴涵了一整套有关各种政治现象、范畴、问题等专门研究的系统和完整的政治哲学思想，或者说，一个狭义上的完整的政治哲学体系。这个体系至少包括下述内容：第一，对各种政治现象的哲学研究，如市民社会、政治上层建筑、国家、意识形态、阶级、阶级斗争、社会革命、议会制、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战争、和平、暴力、异化、世界历史、政治解放、人类解放，等等；第二，对各种基本的政治概念、范畴的哲学研究，如民主、平等、正义、和谐、自由、人权，等等；第三，对各种政治思潮的哲学研究和批判，如拉萨尔主义、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等等；第四，对各种具体政治问题的哲学研究。（2）关于广义的马克思政治哲学。从用政治的方式来处理哲学问题这一视域来审视，整个马克思哲学都有理由被视为一种地地道道的政治哲学，因为马克思正是从无产阶级的立场、从人类解放的立场来看待和阐释哲学的本性、使命和终极目的的。如果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提升到哲学高度来看的话，其中也隐含了政治哲学的内容：他的整个政治经济学，可以被看作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一种分析；而他的整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则可以被视为一种独特的、然而却堪称真正的“正义论”。在马克思的眼中，所谓共产主义就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即他的“新唯物主义”的实践化。这也意味着，在马克思那里，哲学、政治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是融为一体的。所以，“实践的唯物主义”这一称谓，在一定意义上正是马克思对自己的政治哲学的一种独具特色的表述。②

综合以上观点，我们看到，政治哲学可以一般地理解为对于政治生活的哲学反思，这种反思可以是指向一种理想的社会生活状态的，也可以是指向一种对于现实政治生活的理解的。通过改变外部事实性以实现价值性与事实性统一的哲学，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即马克思的理想性的政治哲学无疑是一个典范。然而，现实社会生活需要一种现实性维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而从马克思的基本原则出发构建起这样一种现实性维度的政治哲学亦是可能的。这样一种政治哲学与既有的理想性维度的政治哲学构成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两种不同的进路。两种进路之间既存在某种张力，但也构成一种互补关系。在当前，我们所要进行的理论工作亦应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构建一种系统的现实性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二是基于现实生活的变化，对于理想性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进行一种新的阐释。①当代西方的政治哲学总体上仍然只是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较量对决，而且有意舍弃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传统或使之边缘化。实际上，作为具有自身历史存在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传统，不仅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及其社会文化的总体性问题，而且对非西方以及弱势群体的生存处境，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分析批判意义；对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分析批判，也需要引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所强调的阶级分析方法与立场及其人类解放论，仍然是当下时代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主题。

四、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与方法论自觉时代的发展不仅向我们提出新的问题，而且向我们展现出包括政治生活在内的全部社会生活的新的意义。敏锐地感受和捕捉社会生活的新的意义，进而在理论的层面上揭示和阐释社会生活的新的意义，就会形成某种新的理论，并对重新理解社会生活具有某种“研究范式”的指导意义。

有学者认为，政治哲学作为“对于政治生活或政治事物的哲学反思”，它本身是一个开放的领域，既需要众多学科学者的广泛参与，又需要研究者具有多学科的理论与知识，特别是比较扎实的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理论和知识。就此而言，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哲学学者，不仅需要同其他学科学者“结盟”，而且需要“补课”。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以其广博的多学科的专业性的知识背景进行我们今天所说的“政治哲学”研究，同样，活跃于当代的西方政治哲学家也多具有相当广泛和扎实的多学科的理论背景。如何实现政治哲学研究中的学科之间的“互补”和学者之间的“结盟”，这应当是一个引起关注和认真对待的重要的“前提性”问题。论者指出，建构一种哲学理论，最为重要的是两项工作：一是时代精神的主题化，即把时代性的最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升华为某种基本的哲学理念；二是基本理念概念化，即以逻辑化的概念体系表述相应的理论内容。就前者说，我们对政治哲学的关切，首先是对当代人类生存困境和未来命运的关切，特别是对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关切，我们需要从这种关切中升华出建构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基本理念”。就后者说，无论是“宏观政治哲学研究范式”，还是“微观政治哲学研究范式”，都需要把“研究范式”切实地转化为相应的概念、范畴体系。这两项工作无疑是长期的艰苦工作。②

另有学者指出，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在许多方面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同传统政治哲学相比，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转变，在于从宏观政治哲学向微观政治哲学的范式转变。首先，微观政治哲学通过排除宏观政治和宏观权力的核心地位来解构各种普遍化的宏大叙事，把政治放到人类社会历史的多元形态中加以考察和把握，形成多视角多维度的社会历史理论；其次，微观政治哲学在政治现象和政治事物的视野中，充分重视各种边缘的、微观的、多形态的、多元差异的政治权力的地位和作用，形成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政治理解模式；再次，微观政治哲学通过各种微观权力机制的分析而深入到日常生活世界之中，由此凸显出政治和文化的关联，因此，微观政治哲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回归生活世界的文化哲学。论者认为，建立微观视域同宏观视域相结合的社会历史理论，对于我们根据变化了的历史条件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理论，对于坚持用马克思的方法论指导我们的理论创新，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应该承认，每一时代的社会历史状况对于理论研究提出的任务都是不同的，马克思主要关注的是宏观尺度上人类社会变革和革命的问题，在他那里，尚不存在微观政治哲学的思考。但是，马克思毕生强调的具体化的方法论是我们的微观政治哲学得以确立的重要的理论依据。我们生活在一个由于理性的危机而重新审视日常生活的意义和价值的时代，生活在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社会机制日益多元差异，非中心化的微观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结构日益发展凸显的时代，自觉地开辟微观政治哲学的领地，显然是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新发展。①

也有学者认为，政治哲学的研究在中国虽然刚刚起步，但从一开始就应该明确：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不是要亦步亦趋地去与当代西方学术“接轨”，而是要自觉地形成中国学界的批判意识与独立视野。要言之，中国学人研究政治哲学的基本任务有二：一是批判地考察西方政治哲学的源流，二是深入梳理中国政治哲学的传统。对中国学界而言，今日最重要的是在全球化的时代能够始终坚持自己的学术自主性。无论对施特劳斯学派，还是对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共和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等，我们都主张从中国的视野出发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批判地讨论。我们虽然强调研究古典思想和古典传统的重要性，但从不主张简单地以古典来拒斥现代。论者指出，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毫无疑问将有赖于深入地重新研究中国的古典文明传统，特别是儒家这一中国的古典政治哲学传统。但是，深入地研究儒家和中国古典文明不是要采取理想化的方式，而是要采取问题化的方式，重要的是要展开儒家和中国古典传统内部的问题、矛盾、张力和冲突，以及儒家和中国古典传统在面对现代社会和外部世界时所面临的困难，对此我们并不需要回避、掩盖或否认，而恰恰需要充分展开并加以分析。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同时也必然以日益复杂的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为动力。当代中国已经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同时又处于前所未有的全球化格局之中，我们对中国古典文明的重新认识和重新开展，无疑必须从现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复杂性出发才有生命力。②

还有学者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端于经济体制改革，目前正在向政治和文化领域积极推进。在这个背景下，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和建设的问题，必然成为重大的现实问题和理论前沿问题。在哲学上提出和回答这些问题，显然首先属于作为部门哲学的政治哲学研究的任务。因为，在这个领域内，我们迄今为止尚未形成一个清晰完整的学说体系，一种具有当代水平的学说体系。因此，仅就这个方面来说，我们的学科建设和学说构建的任务，还是相当沉重而繁难的。论者认为，从实际情况来看，我们确实还需要解决从理论上厘清政治概念和确定政治学定位等一系列基础性问题。有了这样的基础，才能进一步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同时具有时代高度的新兴政治哲学学说体系。只有下一番苦功夫，拿出自己的成果，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才能真正兴旺和发展起来。③

综合以上观点，我们看到，提出和探索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前提性问题，分析和阐释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资源，这是两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马克思政治哲学具有极其显著的超越性特点，尽管马克思把共产主义这一“超越正义的社会”看作历史的产物，对理想社会的实现条件与途径作出了深刻的论述，但由于他不是从我们今天所说的学科视角来分析社会政治问题的，因而可以说其政治哲学是未完成的。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资源是需要深入挖掘和深切反思的。究竟如何看待、梳理、总结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理论资源？怎样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资源与当代“复兴”的政治哲学在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上的“对接”？中国传统哲学是怎样的政治哲学并包含哪些重要的理论资源？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建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提供了怎样的理论资源？这是需要我们着重地进行思考和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