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着改革所取得的宝贵经验，政治学界应当有所作为，而其关键是要突出一个“新”字。胡锦涛同志在2004年4月接见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代表的讲话中，连续用两个排比句和六个“新”字，集中强调当今世界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和我国改革发展所面临的重大变化、矛盾、问题、任务、情况和课题。确实，正在步入成熟期的中国政治学，要积极主动、切实有效地面对世界和中国发展中新出现的重大课题，促使整个学科得到全面、迅速的提升。中国政治学到了该“出理论”的时候了！

　　存在的问题

　　政治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发展只是近30年的事。19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治学界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等方面成绩显著，但由于缺乏足够的学科积累，学科的品位和活力还不够。这主要表现在，一是教材建设不理想。比如，1982年以来，仅政治学原理教材就出了200种左右，但低水平重复的多，内容较为粗糙，往往是主观客观不分，历史逻辑不分，表述不准确。二是缺乏“问题意识”，致使一些重要课题，比如法治国家建设、人权、祖国统一问题等，流失到了相关学科，学科体系还不完整，有不少空白点。比如“依法治国”的关键，并非法律和制度本身，而是对宪法、法制的“政治定位”问题。在“转变政府职能”等方面虽出了不少重要成果，有些还转变为政治实践，但那是在从1986年开始的探讨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过程中提出的，是经济变化帮了政治学的忙。三是大领域，小学科。政治学并不只是一门关于统治的学说，它也是一门关于政府管理的学说。这是由国家的双重功能决定的。特别是1970年代以来，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推进，公共政策理论、政府规制理论等都得到很大发展，拓宽了政治学的研究范围。但是，按照现行学科分类法，政治学被定位于法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而公共行政莫名其妙地被划到了管理学门类；在政治学学科体系中，至今也没有中国政治和比较政治的位置。上述这些问题不解决，将明显不利于政治学向纵深方向的发展。

中国政治学科的转变

　　近十几年来，中国政治学科发生了一些很重要的转变。其一，实现了从政治学研究人文化向社会科学的转变。中国社会科学不发达的一个表现，就是“人文”与“社科”不分，都在“激扬文字”。这是在千百年历史上形成的习惯。现在，在一些著名大学的课堂和许多学术会议上，我们可以发现大家都在努力从事建设性的工作，课程更规范了，深度分析多了，定量研究多了，调研多了，“民调”、“白皮书”、“年度报告”等新的工作形式进入了对策研究领域，谈感想、发牢骚的少了，——这在十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也即随着适应时代变迁的需要和学科自身发展规律的作用，中国政治学教学与研究终于开始转向了狭义的社会科学。这种转向源于它所研究的是整体性的社会现象，在于大家力求使之能够更规范、更有效地服务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其二，实现了从“提想法”到“上理论”的转变。政治学刚刚恢复时，主要侧重于研讨西方理论，试图在转变传统研究范式的同时，建构具有现代意义的学科体系。但是，要提升政治学的学科品位，就必须以规范的学科核心概念和基本范畴来引导学科向纵深方向发展。1990年代以来，政治学界出现了变“拿来主义”为学科理论系统建构的趋势。在及时跟踪国外政治学发展动态，认真研究国外政治学出现的新学科、新思潮、新主题和新方法的发展情况的同时，加强了对本土研究资源的开发，明显开阔了中国政治学的研究视野。

　　其三，逐步建构了与政治学的理论功能与实践功能相适应的基本范畴、研究方法和研究模式，其中对研究工作的具体性与可操作性的重视是前所未有的。在这方面，王沪宁等的《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王浦劬主持的《政治学基础》等做出了积极探索，促成了包括“利益政治观”等在内的重要命题影响的扩大，推动了对许多经典课题的新思考。同时，在属于应用领域的政府研究中，初步形成了政府体制、政府过程、政治形态等多角度研究并存的局面；在社会结构研究中，初步形成了阶级与阶层综合分析、阶层分析、“身份—契约”分析、利益群体分析等不同视角。也许在若干年以后，中国政治学界会逐渐形成若干有影响的学派。

　　未来发展的关键

　　面向未来，应当强调，成功的研究工作的重要基础是善于选择关键性课题。一个成熟的、有作为的学科，总是能够发现和驾驭自己所处时代的重大课题。从新世纪、新阶段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要看，政治学界应着重做好以下五项工作。

　　——强化对一系列重要的结构性问题的研究。

　　在经济形式多样化、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化的条件下，我国社会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对这一问题的科学认识，是正确提炼时代政治生活主题的基础。毛泽东对20世纪前期政治生活主题的正确把握，就是以他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为基础的。在新世纪，对各种重要政治问题的把握和处理，同样需要以深入研究各阶级、阶层的实际状况及其相互关系为基础。在研究这类问题时，应把握两个关键点：一是把阶级分析方法与阶层分析方法有机结合起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无论忽视阶层分析还是淡化阶级概念、否定阶级分析方法，都会影响研究的科学性和实效性。二是研究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尽可能地化解社会矛盾，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引导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的群众和谐相处。

——强化对一系列重要体制性问题的研究。

　　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课题，是要正确调整政治系统中各主要政治要素之间的关系，使制度和体制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加快发展和扩大服务的需要，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从而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比如，如何更好地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如何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和政府组织、管理工作的内在规律，更科学地设计政府机构、编制模式等，都是关键性的课题。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这是由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也是进一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必然要求。

　　——强化对一系列重要功能性问题的研究。

　　政治发展不仅包括政治体制改革，而且应当包括政治过程的改善。相对于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我们对政治过程问题的关注相对较少。在经济社会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政治与政府管理流程安排粗放的问题就会显现出来，从而制约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比如，我国人多地广，政府的纵向层次不可能太少，但过去我们对如何处理这一关系研究得不够，困扰多年的许多深层次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从而造成每一级都管所有的事情，权力的交叉点过多，形成条块矛盾。这就需要通过深化研究，为推动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支持。

　　——强化对一系列重要过渡性问题的研究。

　　中国目前的所有政治问题，几乎都是过渡性问题，也即是在改革开放背景下出现的问题。现在经济学中有一个重要分支就是“转型经济学”。政治学同样需要加强对政治生活中某些带有过渡性的政治现象的研究。它比政治发展的含义要窄，但是直接面对中国问题。再过十几年二十年，当中国改革进入半个世纪的里程之后，诸多重大改革都将陆续进入“总结期”，并且都将衍生出这样那样的政治课题。强调对过渡性政治问题的研究，将成为新时期中国政治学发展的重要“生长点”。

　　——强化对一系列重要世界性问题的研究。

　　工人阶级结构的变化，特别是白领阶层的增长；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背景下资产所有者的“科层化”；绿色政治的出现；政党间差别缩小；第三部门的壮大；传媒对政治的影响加大等，都非常引人关注。目前中国政治生活中出现的许多新问题都有其世界政治背景；同样，对世界政治生活中重大问题的正确认识，也有助于解决国内政治问题。像工人阶级结构的变化、第三部门的发展、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等都已在中国出现。青年人尤其关心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多是在二战前后陆续显现出来的，只是由于国际共运中“左”的思潮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被回避了，使之变成了今天正确认识世界和中国的制约性因素。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综合考虑中国与世界实际情况的基础上，经过努力，中国政治学完全能够为科学地解释这些重大政治现象作出理论贡献。

　　面对30年改革所取得的宝贵经验，政治学界应当有所作为，而其关键是要突出一个“新”字。胡锦涛同志在2004年4月接见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代表的讲话中，连续用两个排比句和六个“新”字，集中强调当今世界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和我国改革发展所面临的重大变化、矛盾、问题、任务、情况和课题。确实，正在步入成熟期的中国政治学，要积极主动、切实有效地面对世界和中国发展中新出现的重大课题，促使整个学科得到全面、迅速的提升。中国政治学到了该“出理论”的时候了！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作者简介：朱光磊，南开大学教务长，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政治学组主要成员，全国高校政治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机构编制管理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中国政府与政治、中国阶级阶层问题、现代政府理论等理论和政策研究工作。代表作有《以权力制约权力》、《政治学概要》、《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当代中国政府过程》、《中国的贫富差距与政府控制》、《中国政府与政治（繁体字本）》、《现代政府理论》等，有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等转载或摘要。1993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9年入选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1999年获宝钢全国优秀教师奖，2002年获全国高校优秀青年教师奖，2003年获全国首届高校百名“教学名师”奖，2004年主讲的“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课程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2008年领衔的“中国政府与政策教学团队”被评为国家级教学团队。目前主持教育部社科重大招标项目“改革服务型政府的构建”等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