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情,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教育、科学技术、人口素质、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生产发展、国际关系、地理状况、历史传统诸多方面的情况,是历史和现实、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相对稳定因素和显著变动因素的辩证统一。如何对待国情,又如何认识国情,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中所遇到的重大课题,它关系到我们事业的兴衰成败。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和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特别重视认识和了解国情,善于研究国情,提出了很多研究、认识国情的理论和方法。这些理论和方法对于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调查研究:认识国情的基本途径

毛泽东向来重视调查研究,认为调查研究是认识国情的基本途径,也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的一个基本方法。毛泽东一生做了大量的社会调查,这对他熟悉中国的情况起了重要作用。在1921年春夏间,他就和两位同学徒步考察了湖南的五个县,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1925年回韶山养病期间,他又对附近农村进行了调查。1927年初,他赴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作了32天的实地调查,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总结了湖南农民运动的丰富经验,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基本理论和政策。此后在井冈山及寻乌、兴国等地,他更对农村做了系统的、深入的调查。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他针对当时存在的教条主义倾向,根据自己调查研究的深刻体会,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指出:“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

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1](p.110)在《农村调查》的序言中,他又强调说:“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对于担负指导工作的人来说,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2](p.789)在他的主持下,党中央于1942年发布了《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央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两个文件,还专门成立了中央调查研究局,全党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兴起了大搞调查研究之风。1956年,他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做了一次系统的经济问题调查,写出了《论十大关系》,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探索。1960年底,经过“大跃进”教训的总结,毛泽东再次提出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说: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的传统的。最近几年,调查做得少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作得很少了。请同志们回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要搞一个“实事求是年”。为此,他亲自组织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做农村调查,在他的号召和带领下,全党深入调查研究,制定了《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等条例,对于纠正“大跃进”的“左”的错误和恢复国民经济,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调查研究并不是一次就能够完成的。客观世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而调查研究也要反复不断地、经常地进行。在《关于农村调查》一文中,毛泽东说,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调查研究工作要有耐心地、有步骤地去做,不要性急。他自己认识农村,就是经过好几年的工夫的。在《实践论》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文章中,他还一再强调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党的历史也充分证明,要正确认识国情是非常艰难的,要反反复复地进行。党对国情的认识,就经过了一个长期的、曲折的过程。因此,应该不断地、深入地调查研究。

二、胸中有“数”:正确认识国情的着眼点

毛泽东强调,调查研究不仅要深入下去,还要作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要做到胸中有“数”,即注意到事物的数量方面,作基本的数量的分析,这是正确认识国情的着眼点。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毛泽东曾批评说,许多同志一直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估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在任何群众运动中,群众积极拥护的有多少,反对的有多少,处于中间状态的有多少,这些都必须有个基本的调查,基本的分析,不可无根据地、主观地决定问题。在强调胸中有“数”的同时,毛泽东还强调特别要探求和掌握事物内部的规律性。他说,实事求是的“求”就是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事实也证明,只有掌握了事物内部的规律性,调查研究才真正达到了目的,对国情的认识才真正达到了深刻的程度。

三、矛盾分析:研究和分析国情的基本方法

毛泽东认为:要深入研究和分析国情,必须坚持矛盾分析法。在分析矛盾时既要分析其普遍性,又要分析矛盾的特殊性;既要坚持两点论,又要坚持重点论。在处理各种矛盾的关系时,首先要抓住重点,即抓住主要矛盾,并把它作为解决其他矛盾的根本点和出发点。他写的《矛盾论》一书,就为我们用矛盾分析法研究国情树立了典范。在书中,他系统地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说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要客观地、全面地、深入地进行研究。从纵的方面来说,要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状,研究中国的过去、现在及将来;从横的方面来说,苏东坡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历史,今天我们研究中国社会,也要用个“四面受敌”法,把它分成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四个部分来研究,得出中国革命的结论。但是,在全面研究中要有重点,要着重分析矛盾的特殊性。所谓矛盾的特殊性,就是中国社会的特点,以及每个历史时期的特点。只有抓住这些特点,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在谈到如何研究战争的时候,毛泽东强调指出,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更要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因为我们的战争是革命战争,而这种革命战争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的,这是任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在矛盾的特殊性之中,毛泽东又非常强调研究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对于认识国情来说,首先要研究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特别是要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他说:“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告诉我们的方法。”[1](p.322)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他就是根据这个方法分析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他还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中日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阶级矛盾已成为次要矛盾。无论解决任何问题,都应该以这个主要矛盾作为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假若丢掉这个主要矛盾,而去研究细枝末节,犹如见树木而不见森林,仍是无发言权的。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毛泽东也是首先分析了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然后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方针。可以说,矛盾分析法是毛泽东研究国情的最基本的方法。

四、古今结合:研究、认识国情的时间要求

毛泽东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连续的发展过程,今天的社会乃是昨天的社会的发展,我们要深刻认识中国的今天,就“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2](p.801)。他一再强调,现实和历史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是割不断的,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发展,因此要认识国情,不但要了解现实,还要了解历史。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他就是从分析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国古代至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百年来的革命运动史入手,来分析中国的国情和革命的特点的。他对封建社会所作的全面、系统、科学的分析,对于中国共产党正确认识国情,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他又尖锐地批评那种不重视研究历史的态度,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就是不割断历史,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才,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不但要从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中去认识国情,毛泽东还强调从静态和动态的关系中去认识。他认为,任何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国情也是发展变化的,因此要从静态方面去把握国情相对稳定的一面,从动态方面去把握国情发展变化的一面。他对各个时期国情的分析,就非常重视其新特点。例如他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就明确指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的政治形势出现了新的特点,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由此所引起,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根据这种新的形势和特点,我们的基本的策略任务不是别的,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随着官僚资本主义日益成为人民的主要敌人的新变化,他在解放战争时期明确提出,官僚资本主义已经成为革命的对象,革命的任务已经变为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他也是根据当时国情的新特点,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

五、中外联系:研究、认识国情的空间要求

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的国情与世界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到了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更为密切,正如毛泽东所说:“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1](p.161)因此,认识国情不能不重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毛泽东在分析国情时,就一直重视这个方面。在《论持久战》中,他就分析了国际方面的因素,认为除日本的盟友和各资本主义国家的上层分子中的某些成分外,其余都不利于中国妥协而利于中国抗战。特别是苏联的存在,鼓舞了中国的抗战。中国战争之非孤立性,不但一般地建立在整个国际的援助上,而且特殊地建立在苏联的援助上。中苏两国是地理接近的,这一点加重了日本的危机,便利了中国的抗战。中日两国地理接近,则加重了中国抗战的困难。从国际条件这一方面来说,也决定了中国既不会亡国,也不会速胜,而是持久战。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前,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属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之内的,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这之后,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却改变为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在革命的阵线上说来,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而且是伟大的一部分。由此,也就决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然后再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在以后的革命和建设中,毛泽东也一直是从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中把握国情的特点的。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