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速的经济社会转型孕育了新的社会阶层即外资企业与私营企业的管理和技术人员。供职于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形成一支不可估量的生力军,他们的经济地位、职业声望和社会地位在较短的时间内有了很大的跃升。为叙述之便,我们暂且名之为“企业白领”。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白领群体①一方面有自己的“强政治取向”,另一方面却又始终保持着一种“弱政治参与”[1]。此处运用泛化的白领概念得出他们政治参与的特点并不具有普泛性,以此作为指标探讨白领政治参与对策与趋向欠妥。本文探讨的“企业白领”专指供职于外资企业(以外商独资与中外合资为主)和私营企业受过高等教育的高层管理和技术人员。当然,这里高等教育和高层管理技术人员的判定标准难以恒定,以本科学历和部门经理及工程师为一般标准。文章采取质性的研究方法[2],对江苏省6市15位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白领(年龄在25-38岁)政治参与深入访谈,材料以概括式的方法处理应用。

一、“企业白领”政治参与渠道

1.常规主流的参与渠道:政协与人大、各种党派

中国的民主政治,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讲,实行的主要是选举(票决)民主;从人民政协来讲,实行的主要是协商民主,这种民主形式的突出优点是能够在选举前和选举后保证来自各界的政协委员都能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平等地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包括对社会道德问题提供协商的空间,在理性的讨论和协商中作出大家都能接受的决策。也就是说,我国的民主制度是“选举+协商”的民主制度[3]。这种民主制度为社会各阶层提供了参与政治和民主获得的渠道,无论是外资企业的白领,还是私营企业的白领,对政协和人大这两种主渠道的政治参与方式都给予了认可,并且这也是他们利益表达和心声吐露的有机场所。

显然,人大与政协作为参政议政的主渠道被外资企业与私营企业的高层管理和技术人员所共同认可,在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和日常生活当中,政协和人大作为政治参与的主要途径被常规化地固定在他们的头脑里。

2.边缘化的参与渠道:协会、联谊会等

除了政协和人大,其他的各种渠道基本被边缘化,这在很多企业白领中形成了共识。如无党派联谊会,企业白领对自己参与这一组织有些茫然。他们的参与是一种典型的动员式的参与方式,并且他们也有切身的进一步体会,在参与这个联谊会一段时间后,就觉得服务质量有所下降,原旨功能基本无从发挥,连续性差。这种联谊会形式的参与,其功能发挥程度和参与的力度确实有待进一步提高。

政府除了组织联谊会之外,有些外资企业发达的地区,政府还主动组织留学生协会,一方面可以加大引资力度,另一方面吸纳更多优秀的“海归”人才,但实际情况差强人意,至于其他的各种行业协会,其政治参与的力度自不必提,基本上是局限于某一行业或技术领域,并且具有很强的行业自发组织性质,在运作过程中政府又予以宏观控调。

3.最易获取的政治参与渠道:社区

社区委员会是一个政治机制,但利用这种机制而有政治参与的个案,在这次采访中根本就没有,而参加业主委员会倒是有一些,但业主委员会只是一个利益团体,其经济性色彩较浓。平时如果遇到问题根本不去找社区,社区也不会来找他们(企业白领),而是自己去找物业,这样无疑会降低社区的威信。社区作为社区成员包括企业白领最易获得的政治参与方式却被企业白领所扬弃,一方面是由于社区本身所致,社区服务的目的在于,通过组织活动和设置场所,加强居民间的交往,这才能够最终促进参与,因为参与首先需要交往[4]。这就需要社区有相当的经济实力作后盾,但是社区的活动经费需要上级的拨款,日常活动经费相当紧张,从而也就使得社区的工作人员素质较为低下,与企业白领的沟通出现障碍,这些都会引发社区作为最易获得的政治参与渠道却成了企业白领最不愿意去获取的。当然,这只是表层原因,其深层原因还在于作为政治参与渠道之一的社区在企业白领看来并未发挥政治参与的功能,带着这种功能取向的企业白领一旦发现社区不能满足他们的参与欲望,便折向求助于准政治参与的机构即业主委员会。

4.借助现代器物的新型参与渠道:网络参与网络参与作为一种新兴的泛化的政治参与方式还不为外资企业与私营企业的管理和技术人员所认知,但他们在实践中或多或少都有网络参与的经历。当前网络参与一般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网站或者虚拟社区的论坛、个人网页、专门的政治网站、博客等。在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白领中间,其主要参与方式是网站或虚拟社区的论坛,专门的政治网络或者个人网页对于他们而言,基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从事。当然,不容否认,他们现在基于的程度还是一般性的政治关注式的网络参与,还没有普遍性地以参与讨论、跟发帖子甚至开设论坛的方式来参与政治,甚至直接参与专业性的政治网络建言献策,再加上由于劳动强度高、工作压力大,造成了企业白领只能间歇性地关注政治。

作为新的社会阶层构成之一的企业白领,他们和其他阶层的政治参与有很多表征上的差异,他们对当前中国政治参与的政治性的渠道基本有一种清晰的认知,并且他们当中仅有少部分人倚重政协和人大来践行他们的民主理念,绝大部分人还是没有这种政治安排和机会的,各种行业协会和社团毕竟是一种边缘化的参与路径,这种弱化的参与方式一般不被他们所认可和利用。网络参与方式以其较强的民主性和可控性使得他们可以自由地关注、发表和批判各种自己关注的国内和国际政治、经济政策、社会事务等。多元化的政治参与渠道为企业白领提供的参与政治契机,但主渠道的窄化和阻滞又限制了他们的深度参与,边缘化这种浅度参与方式又不能满足他们参与的热情和渴望,网络参与为他们的政治参与打开了一扇窗户,但这种方式需适当加以引导,在制度性政治参与占主导的条件下使其实现准制度化,从而真正实现企业白领有序的政治参与。

二、“企业白领”政治参与类型分析

1.动员参与型

动员式政治参与是中国一贯的政治参与方式之一,无论是对于农民,还是对工人,甚至针对很多新兴的阶层,这种方式仍具有无可替代的功效。动员式政治参与在参政议政资格的获取途径上表现为自上而下式的政治安排,这种政治安排对于一般企业白领而言,理智的应对是接受,并且,对于企业白领尤其是技术人员而言,他们很少有时间去思索政治事务,有些人大代表甚至直言不讳地以“兼职”来概括这种政治参与行为。除了上述这种状况以外,有些有参政议政经验的企业白领基本上没有时间去考虑提案之事,只是依靠身边的朋友或自己非常有限空闲的时间去临时收集相关线索,调研基本上只是走过场而已,而调研是人大和政协获取提案信息的重要渠道。

动员参与型从政治身份的获取至政治提案的提出,都表现出一种被动式的单向度参与,并且,获得政治身份的企业白领在实践参与中也是一种非积极的态度,甚至以兼职的态度对等,甚至有时会遗忘,这种状况出现的原因并非是因为企业白领的政治理解力或敏感力不高,而是某种程度上政治参与的内容与他们的政治关注的错位,同时,政治参与形式即兼职取向也让他们难以适从。

2.自动参与型

自动参与型的政治参与意涵为公民基于自身利益和需要而自觉地对政治过程施加影响的行为。从逻辑上说,这种行为的发生和实践首先需要公民具备一种强烈的自我利益保护和获取意识,并且在这种意识的激发之下自觉地利用各种政治参与的渠道来实践自身的行为。勿庸置疑,政治参与的自动发生前提预设是畅通的利益表达和争得的政治渠道。在与外资企业与私营企业管理和技术人员接触交流过程中,他们对自己的利益表达和获得有明显的认知意识,不仅如此,他们还有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企业利益与自身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等是息息相关的,尤其是外资企业中的高层管理人员,在企业中所处的职位让他们更加敏锐地意识到企业利益的至关重要。”市场的发育、社会的生长、社会流动的加快,都在一定程度上为自主式的政治参与提供良性的社会基础[5]。企业白领自主式参与背后是其深深的社会责任感和自我利益的交织,企业的发展与强大也成为他们参政议政的有力支撑,作为实力和声誉双重效应叠加的企业,权力对其渗透日趋淡化,鲜活的社会逐渐展露,加之市场经济理性元素的弥漫,在一定程度为企业白领自主式政治参与提供了社会空间和政治空间。

3.冷漠超然型

冷漠与超然不是真正的陶渊明式的超然平淡,对世事无所知晓,而是在对俗事看透并且不再有热情的情况下而作出一种避世的选择,这种出世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出世,并非真正的超脱,而是一种无奈的回避。他们的超然平淡只是在政治参与空间闭塞和政治参与型态走形后的曲线选择。从系统理论的角度看,政治参与的行动和影响渗透至少包括政治输入、政策制定、政治输出、信息反馈四阶段的整个政治过程[6]。但是,不同的政制安排会对公民政治参与的选择重点产生影响,也就是说,由于政制安排的差异,公民在政治输入、政策制定阶段无法进行有效参与甚至被禁止参与的环境下,会转而诉诸政治过程的其他阶段,抑或彻底与政治脱离,表现出对政治的疏远冷漠和超然平淡。

关于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类型,不乏历时态和共时态的分析阐释,周晓虹教授以纵时轴的分析方法得出结论: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公民的政治参与是动员式的政治参与,而目前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特点是自主式的政治参与[7]。程同顺则从横截面剖析了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窘境,中国公民的政治参与的程度和水平仍然很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有扩大的趋势[8]。我们这里所要探讨的是企业白领的政治参与,而在他们所关注的中国公民已经隐去甚至遮蔽了企业白领群体,这种分析对象的错位使得他们的结论对于企业白领未必适用;同时,企业白领在自主理性的主导下总是选择利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的交点去展示自己的政治参与行为,多元化政治参与态度让他们有了多元选择,但自动参与式的类型作为一种较为民主的方式因为追加成本较高,使得企业白领对它的选择慎之又慎,而动员式参与让他们对权力部门拥有更多的话语权,使得这种方式倍受青睐。

三、“企业白领”政治参与满意度分析

外资企业与私营企业管理和技术人员政治参与的满意程度就是指“企业白领”对政治参与的满意程度,是企业白领在分享政治参与过程的一种主观感受状态,一般情况下,这种满意程度是企业白领对政治参与的实际功效与自己原来的期望值域进行对比的结果,这是一种主观体验与个体感受,很难用量化指标数字性地显示出来。影响企业白领政治参与满意程度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政治参与的期望、政治参与的质量、参与价值的权衡等影响较为显著。

1.政治参与期望的考量

政治参与的期望是指随着政治参与需求的加剧,有什么类型的参与需求,就会有什么样的参与期望,一旦企业白领有非常强烈的政治参与的需求,他们的政治参与期望也就应运而生了。而这里关键的是政治参与期望值有高低之别,这种期望须与政治参与需求进行实践性对比。勿庸置疑,随着企业白领经济实力的日渐殷实,他们政治参与的需求也随之强烈,但政治参与期望与政治参与需求之间并非正向关系,需求程度高并非期望值高,这里涉及的中间变量是企业白领对于现实政治参与环境的考量,政治参与渠道的不畅、政治参与社会评价度低等都直接影响着企业白领政治参与的期望值。

2.政治参与质量的认知

政治参与的质量是企业白领的一个客观体验过程,是指企业白领在享受政治系统提供的各种政治参与渠道和机会的过程中对政治参与效果的实在感受。在这几个变量中,政治参与质量是比较具有可测性的和感知性的,它是企业白领政治参与满意度的核心变量,对整体满意度的高低有直接的影响。一般而言,企业白领对政治参与质量的认知由四个部分组成:政治参与满足企业白领个人需求的程度;政治参与机会获得的便利性;政治参与过程的可靠性;对政治参与实际效果的总体评价[9]。其中,政治参与满足企业白领个人需求的程度是政治参与质量感知的核心要素,对政治参与实际效果的总体评价则是政治参与质量最直白的呈现。

企业白领在政治参与初期,总是带着个人的欲求去践行参政议政,但这种欲求总是在集体声音中被湮没了,因为在政治参与的团队中,存有阶层之别,这种阶层之别使得一部分人的利益表达通畅,一部分人的利益表达受阻,这里所讲的利益并非完全是指个人私利,个人的社会关注点和价值倾向也是个人需求的要素,是一种自为实现和获取社会地位的质素。他们在获得政治身份之后,这种个人需求的表达仍然受阻。鉴于此,他们对政治参与的便利性和政治参与实际效果的评价就会出现一些不容乐观的情态。

3.政治参与价值的权衡

以任何一种方式或途径从事政治参与,都有潜在或显性的价值蕴含其中,政治参与价值权衡是指企业白领在享受政治系统的政治参与过程中,对其所感受到的利益与其所支付的成本进行的综合立体的评价。这种价值与经济学上的价值最大区别在于它是无法以价值外化的,它是参与者内心主观体验,可以说是一种参悟,然而,价值总归是成功与收益的统合体。企业白领在政治参与期间,作为理性的个人总是首先盘算着成本收益之间的净平衡,如果前者大于后者,就是净支出,企业白领会便有一股莫名的牢骚抑或退却。

参政议政会付出很多“有形”的成本如时间成本,更为关键的是还因为要承担巨大的机会成本,而所博得的效益却是无形的,无法在短时期内见得实效,但企业白领总觉得有责任这样去做,这在他们心中留存一个巨大有困惑,到底如何计算成本与效益?政治参与的价值是否与自我价值观存有冲突?在疑惑与茫然之中,他们对政治参与价值的权衡是一种低效度,同时是一种反思性的低效度。

四、加强“企业白领”政治参与的对策

1.加强制度改革,为“企业白领”政治参与提供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尤其是要加快我国政治的民主化、制度化、法制化进程,为新社会阶层参与政治营造良好的政治环境。政治民主化,就是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转变执政观念,完善执政方式,营造宽松的社会政治环境;政治制度化,就是要实现政治参与信息的公开化,完善政治参与的渠道或形式,建立政治参与的长效机制,充分调动新社会阶层人员参政议政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政治法制化,就是要健全政治参与的法律法规,保障新社会阶层人员依法享有的参政议政权利,并做到政治参与经常化、制度化[10]。外资企业与私营企业的管理和技术人员已被列入新的社会阶层之一,制度化的改革与建设同样可以为他们提供良好的政治参与环境和政治参与氛围。监督机制的改革和深化则是保证政治民主化的重要举措之一,政协和人大作为有力的监督机制,需要进一步的深化与改革,在改革的过程中不断地予以制度化,并配以法制的保障。

与此同时,还需要健全具体的政治制度,健全和完善地方人大、政府的组织制度,完善选举程序制度。选区可以根据社会阶层和职业的新变化,特别是为阶层尤其是企业白领划区,为防止选举过程中贿赂选民、拉帮结派左右选举,不按法定程序选举等问题的发生,对选举的具体操作可做具体的规定,实行选举过程的司法公正制度,杜绝选举中的非法行为。这是创造良好的政治参与环境现实操作的第一步。

2.展拓政治参与渠道和健全政治参与方式,为“企业白领”政治参与搭建有效平台

目前,企业白领的政治参与渠道比较单一,虽然存有其他多种不同的参与途径,但是,企业白领在实施参与过程中有形或无形地都会认可政协和人大这两大渠道,这也就是意味着,政治参与渠道比较窄化,需要进一步拓展。企业白领的差异决定了他们政治要求和政治态度的差异,这也决定了与之相配套的参与形式和参与渠道的多样性,其多样性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表现为企业白领政治参与可以选择不同的方式与渠道,而每种形式都应有相配套的渠道,可以通过官方渠道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及多党合作制度等,又可以是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民主评议政府等多种政治参与方式,还可以通过民间渠道参与如新闻媒体、大众舆论和政治上网等方式;另一方面,政治参与的多样性即是允许多面向的意见存在,尤其是“反面”和不同的意见存在。

在信息化、民主化背景下,政府通过推行“电子政府”、信息公开等手段作出积极调适,进一步强化了公民对于网络政治参与认同感的增进过程。公民有理由相信,自己的参与对于政治过程是有效的。当然,网络政治参与的有效性,是以政府基于网民利益表达的指向作出回应并形成一种相互作用机制为基础的。在这种合作氛围中,网民培养了政治责任感,铸造了政治人格[11]。同时,为保护网民正常的政治参与行为和参与热情,防止危害社会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行为的发生,有必要建立基于网络监测的社会预警机制。

3.加大宣传力度,激发“企业白领”政治参与热情

企业白领有很强的政治参与意愿,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并且深受市场经济历练。他们不仅关心企业的发展和自身的前途,同时也非常关注社会民生和国家政治。强烈的政治关注使得他们有强烈的政治参与意愿,而这种强烈的参与意愿的实现需要统战部门不断地将信息和政务公开,并且,只有政府的行政行为与他们切身利益密切相关才能激发他们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也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戴。在宣传过程中,应在法律许可范围内,将企业白领关心的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特别是涉及到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发展的相关政策措施尤其是优惠政策广而告之[12],让他们尽可能地了解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从而使政府的行为与企业白领自身利益紧密相连,提高他们政治参与的热情。

与此同时,在此基础上加大统战工作的宣传力度,提高企业白领有序政治参与的热情。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同时也是衡量一个社会民主政治的基本标准。推进我国以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为核心的民主政治建设,就要求执政党必须改革和推进民主政治的组织领导方式,增强推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能力[13]。目前,对于企业白领的统战工作正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由于企业白领所处企业性质的特殊和工作性质的差异,无论是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无论是管理人员还是技术人员,他们都具有较强的“被动封闭性”,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工作的需要,另一方面可能是习惯使然。因此,统战部门需要转变思路,加强对企业白领的统战工作,无论是迂回的策略还是径直的方法,提高企业白领的政治参与热情和实现有序的政治参与是最终目的。



参考文献:
[1] 李友梅.社会结构中的“白领”及其社会功能——以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上海为例[J].社会学研究,2005(6).
[2] 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北京:教
育科学出版社,2005:17.
[ 3] 李君如.协商民主:重要的民主形式[N].文汇报,
2006-07-27(5).
[4] [德]托马斯·海贝勒.中国的社会政治参与:以社区
为例[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3).
[5] 贺东航,郭细卿.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特点[J].河北
学刊,2006(2).
[6] 祁玲玲.对西方政治动员理论的检验[J].二十一世
纪,2004(1).
[7] 周晓虹.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毛泽东和后毛泽东时
代的比较[J].香港社会科学学报,2000(秋季).
[8] 程同顺.当前中国农民政治参与——一个比较政治学
分析[J]江海学刊,1995(1).
[9] 华正学.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中的满意度研究[J].河
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5(1).
[10] 文道贵,陈志宇.新社会阶层的政治参与及执政党的
政策引导[J].社会主义研究,2005(6).
[11] 陶建钟.网络发展对政治参与的影响[J].社会科学,
2002(2).
[12] 谭细龙.论公民知情权保护与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
[J].理论探讨,2004(2).
[13] 唐绍洪,等.对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价值解读——兼
论我国政治民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社会主义研究,20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