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认同、政治共识与公意

关于政治认同的界定,国内外学者的观点各异。美国学者威尔特·A.罗森保姆认为:政治认同,是指一个人对政治单位(国家、民族、城镇、区域)、地理区域和团体的归属感,是其主观意识中的社会认同的一部分,这种认同包括个人对那些单位与团体的强烈效忠、尽义务或责任。中国学者马振清认为:政治认同是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的一种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人们以一定的政治态度、政治目标确定自己的政治身份,将自己归属于某一政党成员、某一政治过程参与者、某一政治信仰追求者,并自觉地以组织与过程的要求规范自己的政治行为,并借以支持这个组织的路线、方针、政策[1]。

一般而言,政治认同是社会心理学的一个重要范畴,是一定政治生态条件下政治主体(个人、群体)对政治客体(政治组织、政治制度、政府过程、政治思想意识)表现出的某种政治归属感,是政治主体对客体的认知、判断、价值认可的心理认识过程、进而积极参与、维护与促进政治体系的发展的政治参与过程。因此,政治认同不仅是一种意识范畴,而且是一种实践范畴。它全面反映了政治主体的政治认知、情感、意志、信念以及因此采取的行为,是一个内涵丰富的综合体系。一般而言,政治主体的政治认知与政治参与,取决于政治客体与系统的形象、行为与绩效,同时又对其产生巨大的制约作用。因此所有政治统治者一般都会尽力引导、塑造有利于自己政权稳定的民众政治认同。

政治认同的形成需要一定的政治生态条件,政治认同往往也会受到内源性因素与外源性因素的双重影响,发生变化。从现代化视角分析,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心理认知基础就是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马克斯·韦伯最早关心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创设一个有生存能力并获得全体公民认同的民族国家”,它的前提条件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签订双方认同的权威性契约[2],以使民族国家具备合法性地位。显然,以政治契约为基础的国家合法性认同,其本质是一种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政治共识。一般意义上,政治认同与政治共识可以相通。

无论政治认同还是政治共识,不能简单等同于公意。卢梭将公意界定为“永远以公共利益为依归”,“永远公正”的意见。它与“着眼于私人利益”的“个别意志总和”的“众意”“总是存在很大差别”[3]。政治认同或政治共识可能是全社会成员的政治心理认知,这时可能代表公意,也可能是某一社会利益集团、某一政治组织成员的政治心理认知,着眼于某一政治组织利益、社会集团利益,这时只能代表众意。只有以公意为基础的政治认同才可能是政治客体合法性的重要标准。

二、政治认同与政治合法性认同

现代社会是以现代契约为基础的公民社会,作为政治主体的公民,其政治认同的对象是政治统治系统的政治客体,既可能是民族、国家、政党等共同体,也可能是政治运动、政治制度与过程。现代社会公民政治认同的核心问题是对政治合法性的认同,即对政治系统及其行为过程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的认识与评判。

政治合法性问题是政治学一个最古老、最基本的问题,它主要涉及政治统治者如何处理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信任问题,如何实行德政,体现公道,取信于民,以取得民众支持与效忠。

哈贝马斯将古希腊以来的有关政治合法性理论分为两类:经验主义合法性理论与规范主义合法性理论。马克斯·韦伯关于政治合法性的理论是前者的代表之一,他认为,政治合法性就是民众对既定政治体系稳定性、既定权威者地位及其命令的确认与服从。任何存在的统治只要是稳定的,无论何种形式,都是合法的,“不合法”的统治本身就没有存在余地的[4]。显然,马克斯·韦伯以现实统治的稳定与否的经验体念来确定政治统治的合法性,这一论点存在片面性与危险性。例如,纳粹法西斯政权曾经借助民主的方式产生,以狭隘的血统论与暴力手段使其统治得以稳定。

不少独裁统治凭借暴力与高压手段,也可维持其政权的稳定,但是它们绝对不具有政治合法性,因为它违背了绝大多数民众的最大公共利益,与“永远公正”的“公意”原则相抵触。在现代民主理念与“公意”原则的评判下,都是非法政治统治。因此,政治合法性的经验主义理论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苏格拉底的正义理论和柏拉图的理想国即“公正”国理论,都是一种规范主义的合法性理论。当代美国学者罗尔斯的正义论是规范主义合法性理论的重要代表之一。他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某些法律或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5]他们将永恒的美德与绝对的正义、公正原则看做政治合法性的唯一标准。尽管这一类理论为政治合法性提供了坚实的伦理基础,但是却走向另一极端:价值绝对主义。他们的片面性是忽视了社会政治现实———统治秩序的稳定性与民众的认同事实。例如,战后不少发展中国家的民众通过武装斗争与革命方式,而不是议会选举取得政权,并赢得民众支持,维持了新政权稳定,但是按西方传统的正义标准,新政权不是民众依法选出来的,就不符合正义原则,就要扶植旧政权复辟,废除新政权,就会引发混乱,损害众利,违背民意。显然,不承认政权稳定的合法性,也会陷入政治合法性的价值绝对主义泥潭。

哈贝马斯将有关政治合法性理论分为两类:经验主义合法性与规范主义合法性。他认为两者都有片面性。显然,延续十几年的法西斯政权是对经验主义合法性理论的挑战;完全排斥民众认可的经验基础,违背大多数民众利益的绝对平均主义的人民公社制度,又是对规范主义合法性的挑战。

哈贝马斯批判了两类政治合法性理论的局限性,并重建了政治合法性理论。他将政治合法性的经验性与规范性加以统一,使衡量政治合法性的标准既含价值标准,又含现实有效性标准。他的政治合法性理论得到了普遍公认[6]。

三、社会转型中的政治认同

(一)政治认同主要内容

一定政治生态条件下的民众对政治客体与系统的政治认同,是一种政治认知行为与过程,主要内容包括:

1.政治组织或共同体的认同

政治共同体认同主要包括国家、主要政党、主要政治组织、主要国际政治组织的认同。国家与执政党地位认同是最主要的政治共同体认同。就中国国民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合法性认同是最主要的政治认同。

2.政治制度的认同

主要包括基本政治制度与社会制度认同。例如,大陆的基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大陆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港、澳、台的资本主义制度。

3.政治过程或政府治理绩效认同

政治过程,例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21世纪中叶实现民族复兴的进程。政府治理绩效涉及经济发展绩效、科技文化发展绩效、社会管理绩效、政府自律绩效、军事与国防安全绩效、外交发展绩效、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绩等。民众对政府绩效认同,更关注民生问题与社会发展问题的治理绩效。

4.政治价值观认同

价值观涉及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仁义、忠孝、和合等;现时普世价值观:公平、正义、自由、平等、人权;社会主义的价值观:集体利益高于个人、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八荣八耻;共产主义价值观: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大公无私等。政治价值观认同,主要是对主流意识形态与价值观认同。

(二)政治认同面临的挑战

21世纪的中国正在和平崛起,中国的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绩效得到世人较高的评价。但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社会转型不可避免的因素,尤其是经济全球化与市场经济的影响,民众的利益与思想出现多元化趋势,对政治客体的政治认同受到内部与外部双重因素影响,也在发生微妙变化。

1.内部因素的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重心几度发生转移。前30年的发展重心在经济领域,并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绩,但也产生不少社会问题。主要是:各级政府重GDP与经济发展,忽视社会与环境发展;少数党员领导干部以权谋私,执政党的形象受到损坏;社会贫富分化的“马太效应”;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滞后,弱势群体的不满上升;部分民众发生信仰危机。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标志着中国发展重心转向社会领域,现时影响民众政治认同的内源因素主要表现有:

国家认同挑战———大陆“三股势力”分裂祖国的活动没有停止。台湾民进党的法理台独进入实质性阶段,显现出更加猖獗的势头。“一个中国”的国家认同,将面临2008年台湾大选的严峻考验,如果民进党赢得大选,岛内“去中国化”会加速。

政治制度认同挑战———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社会,基本政治制度与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还不完善,过去近30年的政治改革的核心是国家制度建设,但是制度建设依然滞后。现时政府在权力监督制度、社会财富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社会救助制度、环境保护制度等方面的建设,面临严重挑战。

政府治理绩效认同挑战———改革开放以来的各级政府绩效,好坏参半。经济发展绩效普遍获得认同,但是社会保障与财富分配绩效、科技文化创新绩效、生产方式的转变绩效、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绩效,依然差强人意,面临巨大压力。

价值观认同挑战———中国社会转型期出现利益分化与思想多元化,西方社会的个人主义、物质主义、享受主义、自由主义等价值观盛行,传统宗教的复兴,使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地位遭遇冲击,部分民众,尤其是部分青少年出现信仰危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刻不容缓。

2.外部因素的挑战

中国的改革开放,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赢得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巨大挑战。全球化、互联网与国际市场经济成为影响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同时影响民众政治认同的外源因素。

跨国公司资本的扩张与利益诉求影响———全球资本特别是跨国公司资本的扩张与利益诉求冲击了国内民众政治认同。跨国公司的中国雇员人数庞大,政治认同变化明显,他们对公司的效忠可能甚于对国家与民族的效忠。他们对西方政治制度与价值观的认同,可能甚于对本国政治制度与价值感的认同。

国际突发事件影响———全球问题对国内经济社会影响加大,一旦国际社会爆发危机,例如石油价格暴涨、地区冲突、公共卫生危机,就会引发国内困境,触发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与国内政治认同危机。

西方民主扩张的影响———当今世界政治民主化已成趋势,这是与市场经济的全球化相适应的。西方“民主示范”与民主扩张,使强势国家的民主范式得到普及,产生双刃剑效应:提高发展中国家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与维护自身的民主权利愿望,同时也增强国民对国内民主政治建设的追求,加大推进国内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压力,冲击民众对国内政治制度及其智力绩效的认同基础,政府体制改革与民主政治建设直接关系国民政治认同。

西方强势文化与价值观的影响———现代信息技术与互联网的发展,使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与传统价值观毫无例外地受到西方强势文化与价值观的威压,引发民众思想文化认同的混乱与社会政治心理的动荡,从而挑战民众对政府与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认同。

四、以科学发展观引领政治认同,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政治认同不仅是民众对政治客体与系统的认知行为,还应是民众对政治系统与政治过程的政治参与行为。在中国社会转型期,民众的政治认同面对诸如此类的内外因素的挑战,正在发生新的变化。执政党的一项重要职责就是积极影响并引领民众的政治认同,为此需要做好两方面的工作。

首先,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转变生产方式,更多关注社会公平,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只有全面推进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建设与执政党的自身建设,使政治客体的发展更符合“公意”,使政治主体的政治认知更积极向上,政治认同度更高、政治参与积极性更强。其次,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打造民众对政治客体认同的主体认知基础,使其政治认知更全面客观,更乐观积极。

在中国社会转型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执政党在引领民众的政治认同时更需关注以下一些举措。

(一)科学发展观引领使政治认同的基础转换:由“众意”向“公意”基础转换

由于社会利益的分化,民众间的政治认同的基础不尽相同。不同社会阶层、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民众的集体利益不尽相通,因此各自对政治客体的认同的基础,往往只是“众意”,而非“公意”。这些“众意”的认同有合理性,但是也有片面性。相互之间还可能存在矛盾与冲突。在和谐社会建设中,要引领民众的政治认同,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将民众的政治认同从“众意”基础引领到“公意”基础,使之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政治保障。为此,政治客体与系统必须从执政理念、执政方式、执政组织、执政能力、执政绩效评估全方位进行自身的改革与调整。一定意义上,政治主体的政治认知与政治参与,取决于政治客体与系统的形象、行为与绩效。

(二)政治合法性的视角转换:用现代化的视角替代历史
必然性的视角

21世纪的中国社会已经进入后威权时期,政治世俗化是发展趋势,民众对执政党与政府的合法性认同,不再局限于历史的必然性范式,中国共产党执政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这一合法性认同的历史必然性范式,其说服力已显“疲软”。民众对执政党与政府的合法性认同越来越取决于执政党与政府在领导现代化事业中的执政理念创新、社会发展及民生问题解决的实绩。因此,执政党的执政能力与先进性建设、政府职能与绩效评估标准的转变,对于拓展执政党与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基础意义重大。

(三)用全球化的视角积极打造政治认同的文明基础

经济全球化推动全球民主化浪潮,民主成为普世价值取向。社会主义本质是民主的。政权的民主性、人民性是社会主义政治合法性的本质体现。民主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而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产物。民主政治发展模式可以多样,但是现代民主的一些基本原则与程序具有普遍意义,例如,主权在民原则、普选原则、权力制约原则、选举程序、司法程序等。

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起步较晚,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以政府机构改革为重心的民主制度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进一步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应该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首先总结自己的民主实践经验,不搞“全盘西化”,不照搬西方民主模式;同时以全球化的视角,以开放包容的心态,积极借鉴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包括世界各国文明发展的经验与教训,积极推进政治文明建设,增强民众对中国基本政治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性认同。

(四)用文明融合、“和而不同”的理念,锻造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

文化具有塑造集体忠诚的重要功能,先进文化建设,尤其是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政治认同的思想基础。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应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对于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坚持“和而不同”的理念,不同文明之间应相互学习与融合,避免文明冲突。在借鉴不同文明成果时,应采取积极慎重的态度,既要积极借鉴与吸收各国反映现代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以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又要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与“西化”图谋坚决抵制。为此必须坚持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弘扬主流意识形态,体现民众的根本利益与要求,反映时代的精神与发展方向,增强国家的软实力,拓展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资源,打造民众对政治客体与系统政治合法性认同的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薛中国.关于“政治认同”的一点认识[N].光明日报,2007-03-31.
[2]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导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69.
[3]卢梭.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39.
[4]Max Weber.Economy and Society[M].New York:Bedminster Press,1968.214.
[5]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3.
[6]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2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