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命题的提出，从政治选择来看，可以解释为对日渐明显的贫富分化以及渐趋严重的社会对立的制衡，是一种具有很强现实性的对策。但是，重大现实性就是深刻历史性，也是理论逻辑性。胡锦涛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显然是在独立地论述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是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问题作出新的判断。

从根本上说，所谓中国发展模式，是落后民族运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赶超先进民族，进而创造出优越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模式。它率先在实践领域展现自身的基本轮廓，继而显示在内容方面的客观性质，进而派生出在理论上的逻辑要求。

一、中国发展模式在实践中的初步形成

无庸讳言，中国改革是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下启动的。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了经济、政治与思想领域的全面紧张和一片混乱。就此而言，改革具有必然性，而改革的取向同样具有某种必然性。

中国改革对实践标准的张扬，以及对“摸着石头过河”原则的运用，表明中华民族驶离风浪的航船幸运地遇到了一位睿智、具有丰富经验和胆识的舵手。事实证明，中国改革巧妙地利用了所有的政治资源：西方文化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还有中华传统文化的。正是这三种资源的整合，奠定了所谓中国发展模式的基础。

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无疑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内容。如果说中国发展模式在未来人类文明进程中形成了创新价值，那么，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性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几乎可以肯定地预言：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即随着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市场经济成果和马克思主义的理想社会目标整合的成功，中华传统文化将借此实现一次凤凰烈火中再生。

按照上述思路考察社会主义改革进程，它的每一阶段的发展，都是与中华传统文化共进的。改革之初提出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建设问题在社会主义原创理论中，体现为社会关系的精神文明是受物质文明决定的；人类社会生产力所达到的水平，将通过决定经济基础进而决定着包括精神文明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换句话说，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对历史上的精神文明现象有过研究，对理想社会精神文明有过明确的期许，但从宏观上讲，他们都把精神文明看作是物质文明的派生现象。与之不同，中国在改革之初，就强调了精神文明的独立价值和意义。

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国庆$%周年讲话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不限于生产力的发展；要在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中央工作会议，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问题作为重要议题进行了讨论，指出：没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怎么建设社会主义？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确认，社会主义必须有高度的精神文明，并且把党在新时期的奋斗目标，概括为建设现代化的、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

中共十二大，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任务，提到了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的高度，确定了在这个问题上的根本理论观点和行动方针，认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人们的思想也得到改造，社会的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得到发展。这方面的成果就是精神文明，它表现为教育、科学、文化知识的发达和人们的思想、政治、道德水平的提高。

邓小平在会见印度客人时说：“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他认为：“一个国家的革命要取得胜利，最根本的一条经验就是，各国共产党应该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找出自己的革命道路。”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其中提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要一起抓，这是我们党坚定不移的方针。

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国社会主义者对精神文明的重视和关注，一方面与自身长期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特点有关———在物质条件很差的条件下，正是依靠精神鼓舞和激励，克服了各种困难；另一方面，与突出了思想规范和精神追求的中华传统文化有关。

进入新世纪提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辅相成的方略

依法治国是西方政治管理的基本特色，虽然西方国家同样存在着道德倡导的渠道，但以德治国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特色，当然我们同样存在着法治内容。明确地把二者联系起来，表明中国社会主义者形成了新的管理理念。

江泽民《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为了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更好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同时也必须在全社会形成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法律和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都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它们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的建设为落脚点。”江泽民在《当前经济工作需要把握的几个问题》中，进一步提出关于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思想道德体系问题：“要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围绕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实行继承优良传统与弘扬时代精神相结合，尊重个人合法权益与承担社会责任相统一，注重效率与维护社会公平相协调，把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努力形成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健康和谐、积极向上的思想道德规范。”

江泽民《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江泽民《在四川考察工作时的讲话》指出：“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实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同时要充分发挥以德治国的重要作用。”

显然，从强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一起抓，到强调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客观上使整合西方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努力，从抽象的哲学层次具体到政治层次。

目前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同时提出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

和谐社会是目前理论界关注的热点，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本文只指出与之有关的三个判断：首先，和谐社会命题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大大加快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前进速度，较为普遍地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显著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贫富分化、区域发展不平衡，以及人与环境矛盾加剧的问题。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

其次，和谐社会命题具有明确的系统互补性。共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涉及到的是较长一个历史阶段的发展目标；而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问题，并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五种执政能力之一，乃至胡锦涛对和谐社会问题的强调，实际上使和谐社会建设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当下问题；它既是后者的延伸，又是后者的完善；双方形成互补关系。

最后，和谐社会命题具有客观的逻辑前瞻性。只要联系中国改革实践前述两个环节，就可以发现：政治家有可能是从策略意义出发选择的和谐社会目标，与中国改革注重于整合中西文化的宏观立意是相契合的；不仅如此，它体现了新发展，即使依法治国—以德治国这种政治运作方式，上升到小康社会—和谐社会这种特定社会形态。

上述发展轨迹，可依稀辨认出中国发展模式的雏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走一条整合西方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的道路。

二、中国发展模式在内容上的基本趋势

中国有着自身的发展历史，其任何现代形式的发展，都不能不带有自身传统文化的烙印。中华传统文化与其赖以形成的自然条件是分不开的。它生长和形成于一个既相对封闭又十分广阔的地理空间，不同区域存在着显著的自然条件差异，导致其大一统文化模式内部的基本矛盾。在物质生产力水平还很低的情况下，面对巨大规模社会共同体的管理难题，统治者不得不运用自然性质的人口生产关系原则予以化解，从而促成中华传统文化的文化个性的形成。

首先，中华传统文化在社会管理中实行伦理化原则，并表现出运用精神方式调解人际关系矛盾的趋向。在自然经济时代，人类文明一般都表现出政治化管理与伦理化管理的统一。这大体出于两个原因：一方面，劳动生产率很低，人们不得不长期挣扎在温饱线上。一旦人们生存需要得不到满足，就可能藐视社会秩序，直至选择暴力方式。此时，社会管理不能不体现出政治管理的色彩，即用暴力作为解决问题的最后手段。另一方面，劳动者文化水平很低，比较容易接受既定的或灌输的道德规范；加上他们居住稳定，也容易形成有效的舆论监督。这促使人们去选择伦理化管理方式。

所应强调的是，中华民族进行社会管理时，形成了把政治方式寓于伦理方式之中的特点。儒家管理思想以伦理原则为主体，通过张扬人口生产中的自然从属关系，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相提并论，为政治服从确定了一个载体，使统治阶级的霸王之道有了一个通俗易懂的理由；通过张扬人口生产中的自然互助关系，提出“仁爱”原则，为复杂的政治管理确定了一个纲领，使统治阶级的怀柔之术有了一个温情脉脉的前提。千余年来，所谓“内圣外王”已经演化成为统治阶级的最高境界。不难看出，这两个方面实际上互为表里。

在实践中，中华传统文化把政治管理寓于道德规范之中，既普及了相关管理原则，强化了社会成员的自律能力，又启动了社会舆论监督机制，形成了成本较低的精神化解矛盾方式。而以家族管理为基础辅之以国家管理的模式，把大量人际关系矛盾控制在家族内部，大大节省了管理费用。

其次，中华传统文化崇尚人生有为精神，倡导个人奋斗对家族乃至社会价值目标的认同。历史已经证明，个体意识从群体中苏醒，是人类文明时代的开始。自然经济的劳动资料技术水平低下，人们不得不主要依靠联合解决生存问题。个人命运牢牢系在群体之中，无论何人做何大事，都须求助社会关系，这无形中鞭策人们注意自身道德形象。中华民族于此为甚。在漫长历史中，中华民族一直无法消除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的利益冲突，双方的持久对峙成为考察其历史的基本线索。对于游牧民族来说，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艰苦的生存条件，既使他们屡屡经受天灾人祸，被迫另寻他途解决生存问题；又锻炼了他们剽悍的作风和勇敢的精神，使其具有较强的战斗力，往往伺机掠夺收益较为稳定的农耕民族。而对于农耕民族来说，一方面是劳动成果收获时间集中；另一方面是劳动者分散，自卫能力较差。为此，它不能不表达出追求整体主义的价值取向，中华传统文化树立的成功者形象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与之不同，西方文化萌生、发展于相对开放的地理环境；且没有具备如中国那样的可以始终左右整个文化动向的典型的农业区域。众多民族的经济往来和战争，促成了契约意识的形成；变动不定的社会关系，迫使人们把更多注意力放在自然界方面；而各种文化意识的传播，又增强了个人自主心理。这种情况决定了它在社会关系制约方面的基本特点。

其一，西方文化在社会管理中采用法治化原则，并注重用物质方式调节人际关系。西方也曾出现政教合一的局面，某种程度上类似于中华文化中政治化和伦理化的合一。但是，中华文化把政治伦理化，而西方文化把宗教政治化。它们的侧重不同。在中世纪，西方国家的法律判决可以援引《圣经》词句，宗教裁判本身就是政治裁决。沿着这一传统，西方文化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法制体系，对人际关系矛盾注重于物质性解决。这种做法使管理原则客体化，促进了社会成员行为的规范，更适应人口不断流动的社会环境。

其二，崇尚人的自然权利，主张个人主义价值观。道德原则往往存在于稳定的社会联系之中。它意味着，个人对他人或集体提供的无偿服务，在一般情况下可以不得到回报。就此而言，道德关系是采用不平等方式表现的平等关系。同一般经济关系相比，它不要求立即实现平等，不要求同一主体实现平等，也不要求实现等量意义的平等。但它骨子里仍然是依赖平等原则的。这种道德意义的平等，依靠舆论监督来实现。而只有稳定的人群才能建立对一个人德行的“口碑”。在变换不定的社会关系条件下，西方文化自然选择了个人主义，突出了人们的现实利益。

不难看出，由于客观条件不同，东西方文化在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历史积淀，为人类在自然经济时期的发展做出了各自的贡献。用今天的观点来看，双方的特点是瑕瑜互见的。

一是在社会管理功能上：中华传统文化通过政治伦理化管理，强调社会成员在政治主导下的行为自律性；一则管理容量大，二则节约管理费用；但失之于标准模糊，管理效果一般取决于管理者的道德形象，往往不够稳定。西方文化从传统的宗教政治化管理发展到法治化管理，强调社会成员行为的合法性；一则管理标准明确，二则管理收效快；但失之于法制繁化和法律滞后，往往加大了管理成本。

二是在社会动力功能上：中华传统文化通过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易于集中力量，以保证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需要；弊端则在于容易受统治者支配，使社会运行随政治清浊演变而快慢不一，甚至大起大落。西方文化通过个人主义价值观，能够普遍调动人们的潜力，使社会活动出现多样化发展；弊端则在于增加了利益冲突，使社会无法消弭各种现实的和潜在的对抗状态。

两种文化的区别，决定了它们在人类历史中作用的差异。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物质生产发展和社会关系进步主要体现在人们活动方式的交换方面，人对人存在着相互依赖的关系。对此，中华传统文化表现出较好的适应性，在推动社会发展方面比西方文化略胜一筹。人类在这个发展阶段最具历史意义的多项文明成果，就是由中华民族首创的。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人类进步转入以物的价值交换为主的发展阶段，并因此形成了所谓人对物的依赖关系。西方文化由于重视法治管理，重视个体自主意识，为市场经济迅速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在短短几百年甚至几十年里，西方国家就把东方民族远远地甩到了后边。

在信息经济条件下，历史前进似乎又回到对人们活动交换的依赖上，但这时的活动交换，不再是物质活动与精神活动的交换，而实质是精神活动与精神活动的交换，是一种使用价值的精神产品与另一种使用价值的精神产品之间的交换。它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前提，并最终带来人们的全面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中华传统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不能完全适应时代需要。它要求两种文化的内在统一。

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能够结合的根据，在于它们本来就不是相互排斥的。由于历史条件的原因，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形成了各自的侧重，也因此形成了自身的某种片面性。在人类被分割在不同地域活动时，他们不得不利用这种片面性发展自身；而当全球化成为客观趋势时，他们任何新的发展，必然表现为对自身片面性的某种克服。

西方文化把发展任务置放在社会成员个人身上，选择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方向。因为，人类能力极大化体现在每一个个体的全面发展上。但是，由西方文化所推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没有营造出理想社会。富裕与贫穷的巨大反差，秩序与犯罪的同时并存，人权关怀与霸权欺凌的怪诞组合，骨子里透出这一文化形态的历史片面性。人类不可能永远停留在内部充满对抗的状态，因为这种斗争对整体带来伤害。而对人际关系“粗枝大叶”的西方文化，很难自己走出这种困境。从逻辑上说，西方文化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既然依据人们能力大小圈定利益范围、排定尊卑座次，就无法同时认定他们应该具有平等的社会地位。

新的文化形态需要经历一个发展过程。在一定意义上，任何文化形态都取决于经济效率。新生文化形态应该是能够产生更高效率的文化现象；作为对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的双重扬弃，它首先和主要的是对个人主义价值观的扬弃，但同时也是对忽视个人的、片面的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扬弃，即必须形成包含个人利益的集体主义价值观。高效率的集体主义只能以个人能力的全面发展为基础。这意味着：人类劳动能力只有发展到一定水平，才能进入这种状态；人类解决与自然界关系的水平制约着彼此间关系的性质；人类解决与自然界之间关系的途径只有一个，即提高自身的劳动能力；人类只有使每一成员能力都得到提高，才能达到自身最大能力。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完成上述过程中，制度选择的意义在于能够决定付出代价的大小和运用时间的长短。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归根结底要受到这一尺度的检验。

在某种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是源于西方文化而又超越其局限性的思想体系。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正是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结果。但是，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华民族之所以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某些特征。

第一，中华传统文化历史悠久，最早跻身于人类古代文明之列，是数千年来唯一不曾中断发展的文化。它内容丰富，体系博大精深，学派众多，思想巨人频频出现。在自然经济时代，它创造了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成果，大大推动了人类整体的进步。因此，中华传统文化具有深刻的自尊内涵，形成了强大的社会吸引力。

第二，中华传统文化侧重于社会关系领域，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积累了厚重的思想成果。主要包括：同伦理化社会管理体制相联系的社会组织方式；依靠精神调解传统所形成的社会团结手段；通过家国一体价值观所产生的社会动员模式。因此，中华文化除（在自然经济条件下）较好地解决了自己发展物质生产任务以外，还磨练出完善的应变机制，在应付外敌入侵和突发事变时，表现出巨大的潜在力。

第三，作为具有独立价值的巨型文化体系，中华传统文化形成于异质文化相互交流、斗争、融合的漫长过程。它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具有对外来文化较强的包容能力和吸收能力。并且，这一文化素有“百家争鸣”的学术发展传统，保证了文化主体具有充沛的活力。因此，中华传统文化具有完备的开放功能，体现出内在的创造力。

中华传统文化的吸引力、潜在力和创造力，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中得到了确证：自鸦片战争始，西方列强虽然联手打破了国门，却不能把中国变成完全的殖民地；太平天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使救亡图存的运动步步深入；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领导了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武装斗争，结束了百余年来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社会动荡局面，成功地恢复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地位。

当然，中华传统文化保存自身，同它选择社会主义方向所需要的条件并不一样。选择社会主义方向，既取决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状况，又取决于国际经济政治条件。但是，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首先与其文化传统所蕴涵的旺盛生命力有关。这是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正确地解决一系列重大矛盾，最终走向社会主义的前提。

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改革，目的是建成高效平等的新型社会主义模式。它既能体现出中国的具体条件，又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一般规定性。这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只能是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有机统一。

三、中国发展模式在理论上的逻辑要求

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已经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但自进入新世纪以来，改革发展客观上要求重新认识社会主义、重新认识资本主义、深入认识“三大规律”（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这些都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层面，只能通过马克思主义现代化予以解决。而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研究从中国化向现代化的转变，仍然是理论界面临的难题。

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变为现代化，需要解决两个相关的难题：一是落后民族率先建设社会主义是偶然现象，还是必然现象？二是社会主义选择市场经济是策略性质，还是战略性质？

马克思主义同文明史上一切进步思想体系一样，是对现实社会弊端批判的产物；同时，它又与其他进步思想体系不一样，是以承认并服从社会发展规律为前提的。

唯物史观就是马克思主义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它主要肯定：判断社会关系的性质要看生产力水平；人类所拥有的生产力水平具有客观性质。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发展规律体现为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最为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应该建立在最为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基础之上。这种原创的社会主义理论，对全人类具有普适意义；它所指称的社会主义社会即“社会主义阶段”。而中国由于是在落后生产力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在相当长时期只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般规律之外的特殊现象，因而可以实行不同于社会主义原创理论所规定的原则。

问题在于，当中国改革进一步从策略层面肯定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时，市场机制不断涌出的私营经济成分和不断扩大的贫富分化趋势，却对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乃至解释体系形成了巨大冲击。它迫使人们反思“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立论依据。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命题的成立离不开两个逻辑前提：一是必须存在着“社会主义阶段”。没有“社会主义阶段”，何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二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明确显示出向“社会主义阶
段”发展的趋势，否则的话，有什么根据断言这个“初
级阶段”是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呢？不难看出，这两个逻辑条件共同依赖于“社会主义阶段”标准的明晰。

在没有推行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前期，人们可以把以公有制为主体和计划经济视为社会主义的制度特征，并按照这一标准，从理论上承接社会主义原创理论，从实际上考察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走势。但中国改革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之后，特别是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呈现的发展趋势，当初所依据的这两个逻辑条件均遭到质疑。

首先，中国改革选择市场体制表明：这一经济体制适应了人类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客观需要。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并没有吞噬资本主义，甚至也没有使之难以为继。当今发达国家没有出现向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转变的迹象。它们通过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已远离了暴力革命的威胁；借助于现代市场经济这一载体，已拥有了国家宏观调控手段，虽面临各种矛盾，却呈现出在现有制度模式下长期发展的态势。换句话说，在人们可以预见的范围内，发达国家不会走向原创意义的社会主义道路；即便我们可以寄希望于更遥远一些的未来，但很难依据社会主义原创理论说明这一转变的必然发生。

与此相关的难题是：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选择了资本主义赖以发展的市场经济体制。我们将如何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走向原创意义的社会主义？哪怕仅仅是从多种经济成分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变成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这差不多是重复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如何变成原创意义社会主义社会的困难。因为这样一来双方都面临着如何把市场体制变成计划体制的任务。

矛盾的焦点在于：如果说，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实行的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基础上的市场体制，原创意义的社会主义实行的是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体制的话，那么，要使后者成为前者的历史归宿，就必须找到发生这种转变的逻辑依据，即需要从经济合理性方面去论证这种转变的必然发生。但是，学术界在这方面并没有拿出有说服力的成果。

人们一度想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来化解因固守制度标准所造成的困境。但是，党的十六大确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提出允许私营企业家入党的策略。这种调整不能被解读为中国共产党放弃了消灭剥削的目标，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她还需要重新认识剥削现象。当剥削这一关键问题尚待决疑时，又怎么界定什么是本来意义的社会主义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发展到今天，沿着既定路线前行的实践空间仍然很广阔，但其理论空间却已经感受到明显的压力：马克思主义是以探索人类一般发展规律为内容的，它的国别化成果只有与人类发展规律实现对接，才能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才能使自身的改革实践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也才能对其他民族的发展进程施加积极影响。

和谐社会目标的确定，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社会主义思想资源和中华传统文化资源的重新审视。其中，社会主义对社会平等的追求以及中华文化对社会关系的重视，完全有可能形成一种合力：前者确定方向，后者寻找道路。这并不意味着弱化市场体制的作用。

现代市场经济内在地包含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两个环节。如果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主要由市场机制来体现的话，那么，和谐社会目标应主要由政府调控来体现。虽然，从根本上说，二者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但是，相对的区别是存在的。社会主义政治权力可以依靠自身整合两种文化所形成的新理念施展作为。

从逻辑上看，和谐社会的实现本质上应该发掘更大的生产潜力，应该调动更多的资源，体现为新的生产力发展手段。否则，很难脱离运用道德举措缓和社会矛盾的窠臼。这意味着，和谐社会将通过增加道德成本的方式达到节省管理成本进而提升人力资源水平的目的，属于更为经济的发展模式。

现在的问题是，必须首先认识到这个方向的合理性，必须把和谐社会目标从策略层次提升到战略层次，必须从社会主义文化资源、西方文化资源、中华传统文化资源的整合上去解决问题。届时，中国将以自己的发展模式为人类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