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实现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世纪的中国发展面临着一个全新的战略机遇期。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与全球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交相辉映、相互强化,共同作用于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变化迫切要求通过有效的国家治理来实现超大规模社会平稳而理性的制度转型,全球范围的大国崛起进一步彰显了主权的价值与意义。因此,有效的国家治理与政治建设成为中国抓住机遇、化解风险的核心战略举措之一。大国治理表明了中国国家治理的基础性条件,突出了中国超大规模社会转型的复杂性与艰巨性。政治建设作为维护国家安全与整合多样化社会的基本策略和主要途径成为大国治理战略选择的核心与关键。本文试图对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战略选择以及如何通过政治建设实现有效的大国治理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问题的提出

大国治理问题是中国长期延续的一个历史性难题。当代中国又是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发展极不平衡的发展中大国,是世界上自然地理、人口资源、经济社会发展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主要问题集中在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面对日益多样化的社会,如何寻求有效的资源积累结构,确保现代化的顺利推进与制度转型的平稳进行,以达成有效的国家治理。林尚立教授认为,社会的多样化发展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国家政治建设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任务,其使命就是发展和建设与现代化社会相适应的现代政治体系、现代法律体系和现代意识形态体系。作为多样化社会整合关键的国家政治建设,其主要内容是构建容纳多样化的新的国家领导与治理体系。多样化社会整合的关键在于,国家政治建设的发展以及国家治理能力的提高①。因此,政治建设是构建有利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推进中国社会转型的资源积累结构的基础,通过政治建设形成的现代价值体系、现代国家制度体系与现代组织网络体系是凝聚与整合超大规模社会的核心与关键。

中国国家治理的战略选择主要解决通过什么力量来凝聚与整合这个具有特殊传统、现实国情以及时代使命的巨型社会的问题。同样,这也是大国治理与国家政治建设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政治学理论一般认为,在传统社会,外在的威力威慑以及内化于人们心中的文化认同是维系一个政治共同体存在的强大力量。而在现代社会,抽象的现代制度体系与专家系统是人们认同的主要对象,哈贝马斯认为:“法律对于内在伦理的分化保持中立,这充分表明在复杂的社会中,公民的总体性不再是由某种实体性的价值共识来加以维持,而只是由有关合法的立法程序和行政程序的共识来加以保证。”②这种文化整合(价值共识)到政治整合(程序共识)的演进是现代国家的基本特征,“宪法爱国主义”意义上的制度认同成为构建现代国家政治认同的主要基础。另一方面,在欧美发达国家国家治理的理性化进程中,各种程序技术的运作并不只是一种单独发挥作用的系统整合,而同时涉及了社会在价值领域的变化。在现代社会整合中,个人生活秩序的形塑(即福柯意义上的“主体化”过程)和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伦理实践,在促进国家治理理性化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社会整合不再仅仅依靠单一的力量,而是涉及到规范秩序、伦理实践、意识形态等诸多方面③。而且,这种普遍主义的法律原则表现在一种程序主义的共识之中,这种共识从“宪法爱国主义”角度来看,必须扎根到各种特定的政治文化的历史语境中去。现代制度是确立在历史文化传统的牢固基础之上的,制度的生命力源于传统赋予的价值。作为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国家,充分利用中国文化整合的传统资源,加强现代国家制度体系的建设,实现以制度整合为核心的现代政治整合就成为大国治理与国家政治建设的共同任务。在当代中国,国家政治建设是实现大国治理之道的核心与关键,是凝聚与整合超大规模社会的基本途径。我们认为,现代价值体系的塑造、现代制度体系的构建与现代治理结构的培育是大国治理与政治建设的核心内容,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战略选择的关键举措。

二、价值引导:现代价值体系的塑造

文化是制度之母。在欧美国家的早发内生性政治发展进程中,制度转型是在传统价值的边际部分开始创新,逐渐实现边缘制度对中心制度的替代而推动制度变迁的,中心—边缘制度之间的互换是一种借助传统的制度适应性、成长性变革,传统价值体系向现代价值体系的转换是现代制度体系确立的前提条件。更为重要的是,一个国家的崛起归根到底是精神状态的崛起,精神崛起是一个民族崛起的真正原动力,也是支撑崛起后盛况的基础④。邓小平认为:“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组织起来就有力量。没有理想,没有纪律,就会像旧中国那样一盘散沙,那我们的革命怎么能够成功?我们的建设怎么能够成功?”他通过总结政治与军事活动的经验认为,最重要的是人的团结,“要团结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⑤。首先,对于一个超大规模社会,共同的生活信仰与价值体系是凝聚人心、凝聚社会的基本力量,可以实现低成本的有效治理。其次,在中国的国家治理过程中,维系社会稳定是至关重要的,有效价值体系对社会生活的引领是维持一个超大规模社会稳定的关键。在中国社会急剧转型过程中,价值准则的失落与信仰体系的嬗变成为根本的社会问题,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根源。社会稳定的两个维度都与现代价值体系的确立密切相关:社会公共生活的有序状态表明,公众的社会公共生活不应偏离国家制定的法律制度和社会行为规范,因为,现代价值体系是现代国家制度体系的基础;公众思想的稳定性表明,在纷繁复杂的公众思想中,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与道德观能够获得大多数人的认同和支持。虽然公众思想很活跃,但是,在政治信仰、政治制度与政治价值等重大问题上能够达成共识,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能够引领多元的社会文化与生活样式,实现低成本的有效治理。

在传统中国的国家治理中,以大一统的天下主义和儒家政治意识形态为核心特征的价值统合,对传统中国的大国治理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当时治理技术很不发达的情况下,管理这么多的人民也只能依靠一个被广泛接受的信仰体系。在当代中国的治理过程中,在“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的核心价值指引下,构建能够形成社会共识的现代价值体系;在变化的时空条件下,维持国家的政治认同,实现多元社会的价值统合,是大国治理基本的战略选择。塑造一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与时代特征有机统一、中国传统与全球现代性普遍共性有机融合的价值体系,来引领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是大国治理方略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任何制度的运作最终都要归结到人的层面,人是制度运作的最终主体。因此,人们的思维模式与行为模式直接影响制度功能的发挥。从西方民主政治建设的具体实践来分析,现代公民文化建设是整个民主政治制度有效运作的基本前提条件。政治建设主要涉及制度建设与人的建设两个层面,把这两个层面的建设统一起来的基本要素是制度背后的价值与信仰。这种价值与信仰一旦转化为公民的基本政治精神和社会生活的基本原则,也就成为一种指导与约束人们欲望和精神世界的道德力量①。新宪政论吸收了古典共和思想的丰富养料,并延续其强调“公民美德”、“公共利益”和“公共精神”的传统,要求公民关心公众意愿和公共目标,维持社会的凝聚力。新宪政论从设计者的观点去理解人类的制度,分析一个理想公民的能力,认为负责任地行使权力是公民的基本任务。由此,新宪政论者不仅把宪政制度看成限制统治者滥用权力的实用工具,而且关注社会问题的明智解决和公民性格的形成②。从现代民主、法治、宪政制度的有效运作来看,现代价值体系的确立是中国政治建设的前提。

中国的制度转型迫切需要确立与中国现有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历史文化传统相适应的价值目标体系,即适应现实的中国国情与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生态条件的价值排序,把“社会公正”和“公共福利”置于与“经济效率”和“增长及发展”同等重要的地位,甚至更为重要的地位。当然,在全球化的国际空间里,我们应更密切关注中国的国家安全问题,在现代价值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充分考虑国家安全的位置。李强认为,中国在发展战略的选择上,必须从政治的角度、从国家安全和权力的角度考虑问题,在政策优先性的排序上,统筹协调国家安全、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将国家安全与崛起置于更加优先的地位③。同时,充分发挥国家在制度转型过程中的作用,国家作为“中立的协调者”成为化解社会利益矛盾与冲突、维护社会基本政治秩序的主导力量,承担保障所有公民的基本生活和人身尊严权利的责任。

在通过制度约束和社会力量的依法抵制来限定政府权力边界、确保政府的道德伦理向度的基础上,通过提高国家管理能力和改革行政管理机制,实现政府管理的科学化、专业化和理性化,一个好的政府与有效政府的结合是推动中国顺利现代化的关键前提。更为关键的是,这个好政府与治理下的好公民既受现代价值体系的制约,也同时成为现代价值体系的担纲者。

三、制度统合:现代国家制度体系的构建

制度是社会的基本构成要素,制度的变迁和成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的发展。制度选择与制度设计,成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首要前提;而制度的有效成长,则成为中国现代化的重要保证④。近代中国的政治发展是一个不断激进地脱离与摧毁中国传统的过程,它必须艰难地去缔造一种适应中国现实国情与时代发展潮流的新传统,其波澜起伏与挫折其实与新传统缔造的失败密切相关。因此,近代中国国家建设的最终结果不是一套完整的现代制度体系,而仅仅是各种现代制度碎片。从大国治理战略选择分析,在制度层面就是要构建符合中国国情,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国际惯例相衔接的现代制度体系①。从社会变革的角度讲,现代化的过程是新旧制度体系的替代过程;而从现代化的价值取向上讲,现代化是政治生活全面制度化的过程。

中国的制度转型既要培育公正、有效和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又要对新旧体制转换中利益受损的群体进行补偿,保持不同地区在转型中的相对平衡,建设一种适用于转型的价值观体系,更重要的是创建一个民主而有效的政府机制。中国的转型必须创造一种新的传统②。因此,胡鞍钢等人认为,在中国的制度转型过程中,不仅要将现有的国家机器民主化、制度化和程序化,而且,应该大力加强国家制度的薄弱环节,建立一个高效的、有很强的良治能力的政府。首先,国家基本制度建设应优先于大规模的民主化,因为它是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也是建立法治和民主制度的必要条件;其次,国家制度建设应当包括民主政治的成分,而且其最终目的也是在中国建立稳固的、基于法治的民主政治体制;最后,有序扩大公民参与公共政治是建设民主国家制度的必经之路。现代化的过程,不仅要实现新旧制度的替代,而且要实现新制度对新社会的塑造,从而使新制度作为一种价值、原则和规范渗透到社会机体内部,成为现实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内在精神与制度规范③。因此,制度转型与国家政治建设的关系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国家是制度转型的推动者,现代国家制度体系的构建是国家政治建设的核心内容;其次,制度转型塑造了国家的政治形态,国家形态的演进集中体现在制度体系的相互竞争与相互替代,现代国家制度体系的确立是中国政治建设的主要目标。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方面,针对大国治理的现实基础,我们必须注意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1.寻求集权型治理制度与分权型治理制度的均衡,在维护中央统一权威的基础上实现地方政府适度的自主治理。作为一个统一的尤其是具有超大规模的单一制国家,必然面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问题,面临如何构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有机联系机制以及中央对地方适度与有效的监控的问题,这对一个超大规模社会的国家治理尤为重要。在中国的政治发展过程中,如何在现代国家制度的平台上整合各种政治资源,构建一个合理而有效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推进地方政府管理体制的创新,重新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就成为一个超大规模社会国家治理面临的核心问题,成为中国政治建设的关键问题。对分权的必要性,亨廷顿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曾预言,“现代化对一个分散的、组织薄弱的和封建的传统体制的第一个挑战:典型地是集中必要的权力以造成传统的社会和经济的变革。接着的第二个问题是在该体制中扩大权力,以吸收新近动员起来的参政团体,从而创立一个现代体制……在此后一阶段,该体制就面临参政团体进一步要求分散权力并在各团体与机构之间确立相互制约的制度。”④亨廷顿把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分为权威集中—权威扩展—权力分散三个阶段,这些国家第三个阶段的政治发展将面临巨大的分权化压力。对于一个地域广阔、地区之间发展极不平衡的超大型社会,分权的收益是非常巨大的,一定程度的分权是中国国家治理的内在需求。因为“地域广阔的国家可能需要某种程度的分权来维持政治格局不变”,并且“在经济状况、地理条件和对服务的需求差别较大的国家,从分权的效率提高中获得的收益尤为明显”⑤。在现实政治、经济生活中,一定程度的分权既是建设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需要,也是建设民主政治制度的前提条件和必要措施。通过制度化的分权解决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利益与权力分配关系,建立和谐的层级治理机制与政府间关系,实现国家治理结构与治理体系的创新,是确立中国现代国家制度体系的结构基础。

2.建立适当层次的地方自治,实现公共政策的普遍统一性与地方实际情况多样性的均衡。社会各种形式的自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任何一种比较成熟的政治框架下都存在一定程度的自治,自治是现代政治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政府管理能力与社会自身的成熟程度是衡量地方自治能否发育以及如何发育的关键变量。自治的本质是自我管理与自我组织,是公民权利的基本实现途径,是政治资源的组织方式。从人的维度看,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是达到个人自由全面地发展的重要途径。基层群众要在地方自治过程中培养民主意识,锻炼民主技能,明确权利义务观念,进而在整个社会塑造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文化。人类社会的巨大棋盘必须允许棋子根据有利于形成互相尊重和互惠关系的规则自主运动,并提供方法处理和解决冲突,以维持一个公平的游戏,来追求各种各样的机会①。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类追求的崇高理想,人类的自主治理是所有政治制度聚焦的基点,是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最终的落脚点。人类只有通过民主政治的具体实践,在民主政治参与过程中学习,在游泳中学习游泳,才能培养自己实践民主的技能,进而提高自身实践民主的素质与能力。人的这种理想状态的发展,需要强有力的优良制度支撑,地方自治为这种发展提供了机会,地方自治为人类自主治理能力的培育提供了合适的制度框架,自主治理、合作治理与多中心治理的有机结合,可以实现公共政策的普遍性与非匀质性社会国家治理的均衡。

3.政治建设与大国治理民主化和法治化的有机互动。民主化强调国家政治权力最终归属性的一面,其作用在于它从根本上把国家与政府区分开来。政府是可以更替的,而国家则是永久的政治实体,是可以持久有效的认同对象,只有这样才能产生动态的政治稳定;民主化制约了国家的暴力性和官僚化倾向,从而确保了政治生活的活力,并增强了制度化弹性,民主化的推进是国家调控能力的进一步深化②。民主化是大国治理的重要资源,在社会日益自主和独立的情况下,单凭行政权力支撑的国家治理往往引发政府与基层社会的直接冲突和对抗。国家治理的有效基础应该是合理合法的权威,而不是机械性的行政权力。现代自然法理论与社会契约理论奠定了现代国家统治的基本原则——公民同意,公民同意是现代政府治理社会的合法性基础。民主机制是公民利益表达、利益聚合的重要手段,是体现公民意志的重要途径。合理地利用居民协商机制和民主表决机制,由居民自行解决所遇到的问题,不仅可以提高处理与运作社会公共事务的效率,而且可以形成国家与社会和谐的良性互动关系,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双赢。发展基层民主与基层群众自治,可以增强政府管理社会的能力,提高政府管理社会权威的社会基础。同时,也可以增强政府的基础性权力,增加国家治理的社会、市场资源流量,进而提升国家治理资源的总体存量,在与社会合作、协商、谈判与适度妥协中实现国家权力对社会的影响与渗透。有效的国家治理,不是通过国家权力的无限扩张来完成的,相反,是通过合理范围内的国家权力运作、社会自治的有效展开,以及两者的相互配合与合作来实现的。在社会日益分化的条件下,基层民主与社区自治是现代社会非常重要的治理资源与治理手段。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党和政府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重要方针。以民主与法治为核心的现代国家制度体系是欧美发达国家国家治理的主要基础,是实现国家政治整合与国家和公民有机联系的主要中介。在中国的政治建设过程中,一方面,我们必须追求在优化治理中建立民主,在民主的规范化、制度化和法治化的历史进程中实现民主;另一方面,对于日益走向现代国家的中国,国家治理的民主化与法治化是大国治理之道的灵魂。对于贫困社会、非匀质社会与断裂社会的治理,只有通过国家政治建设实现国家治理资源的有效积聚,在国家政治建设过程中实现民主化与法治化,以国家治理的民主化与法治化带动中国的政治建设,才能形成大国治理与政治建设的和谐良性互动。

四、组织支撑:现代治理结构的培育

政党是现代国家的核心,是现代政治生活的主要组织者和发动者。在现代国家体系中,任何执政党都充当着选民的动员者、政府的组织者、国家与社会的连结者以及社会利益的整合者的角色。从政党本身的性质看,政党是特定阶级或阶层利益的集中代表,是由特定阶级的骨干分子在共同政治纲领的指引下,为谋取和巩固政权而在政治活动中采取共同行动的政治组织。在一个超大规模的社会,党的地方与基层组织在整个政党的组织体系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党的基层组织的质量与效率直接关涉到政党的社会公共形象,是政党执政力量的源泉,动员社会的组织基础。政党基层组织的功能定位主要是通过构建和谐的政党-社会之间的关系,达到巩固执政基础、强化执政体系的目的。政党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密切性,以及政党组织自身科层化的特点,决定了现代政党的组织网络体系一般都延伸到了社会的最基层,政党基层组织体系的有效运作直接决定了政党力量的大小。有效的政党基层组织是现代政党的力量源泉。在现代民主社会,主权在民的政治理念已经把民众的利益和要求置于政治生活的中心,但是现代社会分化的利益结构、多元的社会利益主体要求有一个政治中介充当民众利益的表达者与整合者,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宗旨与组织性质决定了它在中国政治体系中充当了社会利益输入、表达、整合的中介与桥梁。

强大的政党是动员资源与整合社会的主导力量。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领导核心,是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者和主导者、国家发展战略的制定者和直接推行者、政治稳定的维护者以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推动者,是凝聚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的、超大规模的发展中大国的组织和领导力量,是中国国家治理最为关键的组织支撑。

执政党的主要特征是执掌国家政权,通过自己先进的政治理念和科学、合理的执政纲领及本党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引领社会的发展,为社会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行提供政治保障。在中国,党是国家建设和社会改造的领导力量和组织基础,社会的改造与重构直接以党的组织力量和组织网络为资源,新的社会组织体系也是以党的组织网络为核心架构,执政党、国家与社会三位一体的组织模式成为支撑大国治理的基本力量,是中国国家治理的组织支撑。正是基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与大国治理中的核心与关键地位,加强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核心的执政党建设就成为新时期中国政治建设的核心主轴。作为中国的领导阶级,“政治成熟”成为衡量执政党建设的主要指标。“政治成熟”就是一个民族的领导阶级能够把握本民族长远的经济政治“权力”利益,而且有能力在任何情况下把这一利益置于任何其他考虑之上①。中国共产党应该成为民族政治意识的担纲者,中国迫切需要培养一个政治成熟的领导阶层,建设一个具有良好政治智慧与政治判断力的理性化执政党。因为,中国当下的大国治理与社会政治问题的关键“不是被统治者的经济处境,而是统治阶级和上升阶级的政治素质”②。执政党的价值引导能力、制度创新能力、组织动员能力建设,既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基础,也是中国大国治理与政治建设的必然要求。

同时,我们的政治建设也要根据现代政府架构原理,构建以公共权力运作理性化与运作主体专业化为核心特征的现代政府,构建政权体系内部和谐的分工合作与相互制衡关系。通过“人民主权”原则限定公民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关系,根据“议行合一”原则构建合理的立法权与行政权、司法权之间的关系,在行政权与司法权以及司法权内部构建以“分工负责、相互配合、互相制约”的机制为核心的制衡关系,构建完整的现代政府体系作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社会层面上,党的基层工作可以不再主要依赖原来的行政架构,而更多地利用社会组织来实现其领导,如社区委员会、业主委员会、文化团队等;不再单纯依托行政资源,而是更多地利用社会与市场资源进行国家治理;党员的组织,不仅限于传统意义上的支部及小组,而更多地以职业特点、生活方式、兴趣爱好为纽带,以增强组织作用的有效性;党的活动不仅限于一般的政治发动,而是更多地在维权领域里发挥作用。与此相适应,党内可相应建立包括社情民意处理机制、重大事项党员意见征集机制在内的一系列制度。改进执政党的社会工作机制与社会工作方式,确保党在基层社会的影响力、作用力无处不在,营造和谐的执政党—社会关系氛围。大力发展社会中介组织与市场组织,培育完善的公民社会作为公民与政府之间协调利益关系的组织基础,通过以经济生活与私人事务为核心内容的市民社会来强化社会的自组织能力与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能力,真正构建均衡与和谐的党—政—民关系。中国的政治发展过程既体现为现代国家建设与现代社会成长及培育的有机结合,又体现为国家与社会之间制度化联系的有机再造。因此,作为大国治理组织基础的执政党组织、政府组织与社会组织之间良性的分工合作,既成为大国治理的组织基础,为构建现代国家治理结构与现代治理体系奠定基础,又是国家政治建设的主要内容,是构建合理的现代政治权力结构的关键。

改革开放之后,市场经济体制逐步替代计划经济体制,分权化、分散化的国家政治体制逐步置换传统的全能主义政治体制,意识形态高度一元化的文化整合机制在日益多元化的社会价值体系冲击下很难保持以往的独尊地位。面对日益多样化社会的政治整合难题,作为大国治理核心与关键的政治建设就是重组国家调控体系,构建科学、合理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首先,塑造现代价值体系来统领多元的社会文化,再造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文化整合机制与人们的生活信仰。其次,推进国家基本制度建设,确立现代国家制度体系,为现代价值的实现提供载体和基本途径。最后,构建合理的执政党—国家—社会之间的和谐互动关系,型塑合理的政治权力结构与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为高效的国家治理奠定坚实的组织基础。这三个方面共同成为面临急剧社会变迁的人口大国政治建设的基本内容,也是大国治理在国内政治层面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

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国家治理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一个非匀质性社会、贫困社会与断裂社会从事大国治理,我国的制度转型与国家建设存在巨大的内生性风险。同样,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历程中,曾经有过成功的辉煌,也有过失败的剧痛。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的现代性在人们现实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生活中还远远没有确立。现代化成功与挫折的根本区别,并不在于现代化过程中是否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矛盾与冲突,而在于国家或社会能否形成解决矛盾、问题与冲突的能力。因此,在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通过政治建设培育一种促进、维持与控制变迁的能力,就成为国家制度理性能力成长与大国治理能力提升的核心与关键,从而为中国平稳而理性化的社会转型奠定坚实的基础。通过大国治理与政治建设的有机互动,有望提升我国调控社会变迁的能力,顺利实现中国社会的制度转型与现代化。

在人类历史上尚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在拥有如此大的人口规模的前提下,经历如此急剧的社会变迁与制度转型。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一种典型的非均衡转型,既通过非均衡的发展来启动国家转型,同时又必须通过国家建设来消弭这种非均衡转型带来的严重消极后果。因此,中国国家治理不仅面临大国规模带来的挑战,更面临在这个巨型社会确保平稳制度转型的强大挑战,中国国家治理的艺术性相对于科学性更加明显,这些都无疑凸显了国家政治建设的价值与意义。在中国,有效的国家治理必须以历史传统、现实国情与时代特征为基础,通过以价值引导、制度维系与组织支撑三个维度为核心内容的政治建设,实现大国治理与政治建设的和谐互动,最终达成有效而民主的国家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