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叶以来,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全球化和信息化进入新的增长期和深化期。与此相对应,世界日趋和平,国家间关系总体上处于缓和与合作之中,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得到进一步发展。在这种背景下,国家间竞争的规则和特点有了新的变化,国际竞争呈现新的结构性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就是,人们对国家综合国力的要素构成有了新的认识,对综合国力要素构成的实质和作用有了新的认识。

对国家“软实力”(soft power)的讨论很好地把握和概括了这些新的认识。“软实力”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发展模式吸引力、机制规则的控制力所体现出来的“软实力”。在新形势下的国际竞争中,“软实力”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各国尤其是大国日益重视“软实力”的建设。发挥软实力作用,在国内,有利于维护社会安定,促进经济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在国际关系中,有利于树立良好的形象,让世界正确认识自己,减少猜忌和误会,完成中国和平发展战略。

“软实力”的内涵

　　通常人们把权力定义为控制或影响他人的能力,或者是“某些人对他人产生预期效果的能力”。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认为,权力是指那种让别人做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情之能力。约瑟夫·奈给“权力”下的定义是:权力是指对他人的行为施加影响以达到自己所期望结果的能力。①权力又分为两个层面: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既注重物质力量又注重非物质力量,但没有把两者分开进行系统的分析论述。

首先提出“软实力”概念并加以系统论述的是约瑟夫·奈,他曾经先后担任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最早促使奈产生“软实力”这一想法的一个事件就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国内关于美国“衰落论”的辩论。当时,关于美国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衰落的论调十分流行,其中以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1987年出版的《大国的兴衰》为代表。但约瑟夫·奈却认为美国的力量并没有衰落,而是其本质和构成正在发生变化。在对这种变化的观察中,奈受到了经典政治思想家们关于权力属性中劝说、同化和吸引力论述的启示,注意到权力不仅仅是压迫、胁迫和利诱的手段和结果。他注意到,随着冷战的结束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深化,作为劝说、吸引力和同化力的实力在国际政治中逐渐重要。这就是他对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区分。从1990年开始,他在一系列论著中集中总结和概括了他的软实力理论。1990年,他分别在美国《政治学季刊》夏季号和《外交政策》秋季号杂志上发表了《变化中的世界实力的本质》和《软实力》等一系列论文,并出版了专著《注定领导:变化中的美国力量的本质》,明确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2002年,他出版专著《美国霸权的困惑:为什么美国不能独断专行》进一步发展了其“软实力”理论。2004年,他在其新著《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中集中总结和概括了他的软实力理论。

按照约瑟夫·奈的观点,如果实力是指影响别人以达到你想要达到的目的的能力,那么有三种方式可以做到这一点:通过威胁(或者大棒),通过利诱(或者胡萝卜),或者通过吸引和互相选择,前两者属于硬实力,后者就是软实力。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力量、科技力量、军事力量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这种硬实力表现在一个国家通过依赖经济“胡萝卜”诱惑或军事“大棒”威胁别国去干它们不想干的事情;还包括一种间接使用实力的方法,即以文化、意识形态吸引力、政治价值观、政策亲和力和以自己价值观、制度和偏好所体现出来的“软实力”设置别国的议程。这种软实力就是通过吸引别人而不是强制他们来达到你想要达到的目的的能力。约瑟夫·奈把软实力概括为导向力、吸引力和效仿力,是一种同化式的实力。奈认为,军事和经济的威力往往能让他人转变立场。硬力量可用引诱或者威胁得以实施。但是,有时候,你不用实实在在的威胁或报酬就能得到所想要的结果,以迂回方式达到自己所愿。一个国家有可能在国际政治中获得其所期望的结果,是因为其他国家仰慕其价值观,模仿其榜样,渴望达到其繁荣和开放的水平,从而愿跟随其后。这种让别的国家也想达到你所愿结果的软实力,靠的是拉拢人而非胁迫人。奈认为,在国际政治中,衍生软力量的资源很大程度上产自一个组织或国家的文化所表达的价值观、其国内惯例及政策所树立的榜样及其处理与别国关系的方式。奈把国家的软实力来源总结为三种资源:能对他国产生吸引力的文化、言行一致的政治价值观以及具有合法性和道德威信的外交政策。②

在奈看来,美国不仅是军事和经济上首屈一指的强国,而且在“软实力”上也无人与之匹敌,美国的霸权和优势地位取决于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充分必要条件。奈一直呼吁美国要好好经营和发展自己的软实力资源,谨慎处理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关系。针对世纪之初美国国内萌生的新保守主义倾向,奈强烈呼吁人们保持清醒的头脑,警惕发生“胜利主义”盲目乐观的错误。③伊拉克战争爆发后,他又批评美国没有谨慎使用自己的硬实力,毫无必要地将软实力挥霍一空,从而付出了代价。他认为,伊拉克战争引发了对美国出兵伊拉克合法性的质疑,以及对美国如何使用其处于绝对优势的力量的广泛焦虑。美国在全球威望的急剧下降使其难以在伊拉克的占领和重建中赢得支持。赢得和平难于赢得战争,软实力对于赢得和平至关重要。美国出兵伊拉克的方式虽然在硬实力上赢得了巨大胜利,但也使美国在软实力上付出了代价。

虽然奈并不是第一个提出类似观点和方法的学者,经典思想家们和历史上众多的政治家都懂得使用文化、价值观和政策吸引力来提高和积聚自己的实力,但是奈毕竟首先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并且较为系统地论述了这一概念。奈的“软实力”概念和论述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积极的响应和回应,正是他的影响促使人们认真思索和检视“软实力”的地位和功能以及“软实力”建设的战略和方法。在奈之后,众多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来论证软实力的内涵和作用,掀起了一场世界范围内的“软实力”大讨论。

概括起来,“软实力”可以包括以下几种形式:

第一,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文化指的是广义文化,概念界定模糊,范围宽泛,宗教、语言、教育、生活方式、电影、电视、报纸、网络、服装饮食等都可以包括在文化的范畴之内。从层次上看,文化既包括浅层的通过器物和风俗表现出来的文化,也包括文化深层所贯穿的思维方式、宗教、价值观;既包括娱乐文化和大众文化,也包括精英文化。

第二,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的吸引力。如果一国所提倡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具有吸引力,就会很容易造就对本国政治合法性的认同。

第三,外交政策的道义和正当性。一国外交政策的内涵是否包含道德感和具备正当性是他国对本国认同的一个重要指标。在国际关系发展过程中,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流派交互替代,分别在某个时间段占据上风,但是,理想主义无论是否占据上风,人类追求理想的脚步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无论是多么强大的帝国,其外交政策都需要寻找合法化的依据。即便是强大的美国不断追求、实施单边主义,它也要给自己的行动披上联合国的外衣。

第四,处理国家间关系方式的亲和力。同他国打交道的方式是否具有亲和力,是否尊重他国的感受。

第五,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的吸引力。这是指一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对他国具备的借鉴意义和吸引力。

第六,对国际规范、国际标准和国际机制的导向、制定和控制能力。在国际关系中,尤其是在多边外交舞台上,国际规范、国际标准和国际机制是很重要的软实力,它们决定标准和议程,塑造成员的行为规范。如果一国对这些资源拥有影响力,它就会把自己的喜好和优势转化为软实力。

第七,国际舆论对一国国际形象的赞赏和认可程度。

关于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关系则是一个较为复杂、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问题。相对而言,硬实力是指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力量;软实力所指的是不易测量和把握的吸引力和感召力。硬实力和软实力构成了竞争主体实力的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它们既互相区别,又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相互制约和相互转化。很多情况下,硬实力是软实力的物质基础和有效载体,软实力则是硬实力的精神和制度支柱,是硬实力的无形延伸。一方面,硬实力是软实力背后的支撑力量,有了强大的硬实力作为物质后盾,软实力才有可能得到迅速提升,这样,硬实力就可以转化为软实力。另一方面,软实力可以反过来补充硬实力的不足,通过软实力的影响和感召力,达成政策愿望。但是,硬实力和软实力并不总是成正相关关系。硬实力使用不当,可以大大减损一国的软实力,软实力减弱,硬实力也不能补救。比如,苏联的衰落和最终解体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又比如,布什采取单边主义政策,发动伊拉克战争,与欧洲传统盟友关系恶化,与穆斯林世界关系紧张,国内反战运动兴起,布什政府的国内外政治动员能力都下降。对硬实力的盲目使用和迷信大大损害了美国的软实力。反过来,软实力并非仅仅依赖于硬权力,它有自己的独在性。有些国家硬实力并不突出,但是其软实力却较强,在国际社会中有着较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另外,还应该准确把握硬实力和软实力各自最适合的使用场合和情境。试想一国受到军事入侵的威胁,在敌国蛮横的硬实力面前,必须运用自己的硬实力才能确保生存和安全。在贸易谈判中,经济利益的胡萝卜可能是最适合的讨价还价的手段和工具。在国际舆论的竞争中,只有软实力才是舆论环境的主要构建力量。所以,玩不同的游戏要有不同的游戏规则,国家必须准确判断和把握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最佳适用场合,同时能够做到交替或者综合使用两种不同的实力。此外,还需要清醒把握的是,软实力作为一种实力的形式,其使用和投放遵循实力的所有特性和原则。在国际竞争中总是存在着软实力的竞争。软实力的增长同硬实力的增长一样,也会引起竞争者的不安和猜疑,引发安全和信任困境,从而引发国家间的对抗和冲突,诱发硬实力的投放。所以,一国综合实力的大小和竞争能力取决于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平衡发展。两者同等重要,不可偏废。

最后,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许多学者,尤其是奈本人关于“软实力”的论述主要是从国际政治的角度展开的,但是事实上,“软实力”的概念和内涵对国内背景同样适用。第一,国际竞争中表现出来的实力本身就是国内实力的总和与综合。第二,“软实力”符合实力的一般属性,这种属性的特点之一就是,实力只有在相互关系的前提下才能成立。所以,软实力其实普遍存在于各类主体的相互关系之中。软实力概念具备更为普遍的理论价值,能够指导和启发我们事业的方方面面。

发挥既有“软实力”资源优势,提升中国综合国力

　　中国在现存世界体系中的位置,是由中国自身的实力水平决定的。当今世界的竞争是综合实力的竞争,国家不仅关注安全、经济发展,更关注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关注自身形象,即软实力的作用。国家间的竞争,看上去是硬实力的竞争,实际上在很多领域背后是制度、文明以及战略的竞争,是软实力的竞争。

最近几年来我们提出了“和平发展道路”,其实质就是和平、开放、合作、和谐、共赢,其特点是既要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促进世界和平;既依靠自身力量和改革创新实现发展,同时又坚持实行对外开放;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努力实现与各国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坚持和平、发展、合作,与各国共同致力于建设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一个国家的崛起应该是综合实力的全面提升,即“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平衡发展,二者缺一不可。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国力不断增强,崛起之势渐趋明显,在“硬实力”方面拉近了同发达国家的距离。在软实力方面,我们已经具备了较好的基础和传统的优势资源,这是需要我们加倍珍惜和有效利用的。这些资源包括:

第一,中国外交文化和实践的吸引力。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为中国外交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在封建时代,中国就形成了尊“王道”轻“霸道”的传统,在这种理念支持下形成了著名的“华夷体系”,中国同体系内其他国家一直处于一种比较松散、宽松、注重象征意义的关系,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诉求。此外,中华文化中求和平、反强权、“和为贵”的“和合”文化历经数千年而不衰,正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认同。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外交政策随着时间和客观形势的改变而有所不同,但是,中国人民求和平、谋发展的目标从来没有改变。新中国成立之初,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正确处理国家间关系提供了参照系,求同存异,改善了中国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在国际舞台上初步展现了中国外交的魅力。

改革开放后,我们所创立与推行的中国特色的外交政策主张和实践,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同和欣赏。例如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睦邻外交、与邻为善和以邻为伴、新安全观、和平崛起与和平发展、“一国两制”、和平统一、主权观、人权观、对话而非对抗、多边主义、国际关系民主化、文明对话、维护和尊重世界多样性、促进全球化的均衡和可持续发展、做负责任的大国等等,都是软实力的宝贵财富。

在改变自己、影响世界的过程中,通过增强文化吸引力,展示独特的政治价值观,追求外交政策的合法性、道德性,中国的软实力得到了提升,并对硬实力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第二,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针对独特的国情和历史使命,我们摸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这一模式概括了中国特色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和民主政治建设方面的内涵和优势,例如稳定优先、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等。某种发展模式之所以有吸引力,是因为这种模式有效解决了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问题,并对他国具有借鉴和启示作用。2004年5月,英国专家乔舒亚·库珀·拉莫提出了“北京共识”。他把这种兼顾公正与增长的发展途径定义为: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等。中国的发展理念对外部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思路———它们既要融入国际秩序以寻求发展,又要保护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政治选择。“北京共识”逐步代替曾经流行一时的以市场化、自由化为导向的“华盛顿共识”,正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的认同,成为吸引发展中国家的“软实力”。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在构建和强化软实力的过程中,传统文化发挥了独特作用。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众多的思想流派,如儒家、道家、法家学说。它们各有自己的主张,不仅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影响很大,并且对民众的思想影响也非常巨大,对于今天的民族性格、政治制度的形成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像儒家提倡的“仁政”,道家提倡的“天人合一”、追求“小国寡民”状态、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等思想对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仍有借鉴意义。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诉求源远流长,对今天我们追求政治的合法性、政策的道德性有很大的启迪作用。

优秀的民族文化对中国的历史进程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对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近代以来,在追求救国道路的过程中,也是在对传统文化的不断批判和反思中,中华文明逐渐超越了种种樊篱,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在注重民族性的同时,又注重世界性;在吸收传统文化精髓的同时,吸收世界先进文化,确立了自己应有的文化地位。

为了彰显自己的文化力,中国也在很多方面作出了积极的探索。例如中法文化年、中俄文化年的举办,有力促进了中法、中俄的文化交流,展现了中国文化的魅力,加强了中国人民同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信任,促进了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我国媒体也积极走出去,利用多种方式、创造多个平台,加强同海外媒体的合作,加强对中国文化的宣传,使更多的西方民众了解真实的中国,减少了误解和疑惑,提升了中国的软实力。

第四,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制度创新。国际制度的创新能力表现在对国际规则、国际机制制定和再制定的参与和控制中。每一次世界政治发生重大变革后,霸主国总是能够控制国际规则的制定,从中体现它们的理想追求,例如二战后建立的雅尔塔体系,反映了美国战后治理世界的蓝图。当今中国,提出了和平崛起战略,积极融入现存世界体系,不做挑战者。为此,中国也采取了许多行动,积极参与多边国际机制,争取最大可能地参与和改造国际规则,使之有利于中国的发展。作为APEC成员国,中国在这一机制内的影响不断扩大,在化解1997年、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表现不俗。中国积极推动与东盟的关系,“10 +1”、“10+3”机制进展顺利,中国成为东亚区域一体化的重要推动者。经过长期谈判最终加入WTO ,这是中国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中取得发言权的重要一步。近年来中国积极主导成立多边组织,亚洲博鳌论坛、上海合作组织是比较成功的两个范例。亚洲博鳌论坛成为展示中国的重要舞台,对一些国家产生了很强的辐射力和吸引力。上海合作组织成为中国与独联体有关国家多边交往的一个平台,促进了在能源、反恐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国际合作,实现了共赢。

加强软实力建设,促进中国和平发展

　　随着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提出,需要进一步扩大中国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加快软实力建设迫在眉睫。

第一,加大制度建设力度。软实力在制度层面,表现为制度的长期性和稳定性、自我调整和自我改造的能力以及制度创新的强度与频率。

“北京共识”虽然被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可,但是,中国的发展还面临着很多问题。如经济快速发展是建立在高能耗基础上、建立在对环境巨大破坏的基础上;社会管理的法治化、制度化、程序性和规则性较差;经济体制改革缺乏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套和支撑等。能不能顺利解决这些问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努力。因此,这条发展道路还不是最终的结果,这种发展模式能否保持长期稳定性,具有持久吸引力,还要看中国的发展状况。这种发展模式在吸引别的国家追随上面临着困境,使中国在与其他国家的软实力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针对制度创新不足、制度缺少持续性的现状,需要我们不断加大制度建设力度,进一步加大国内体制改革的力度,促进公平和效率的兼顾,促进国内和谐,实现科学发展。国内软实力建设既是国内和谐和凝聚力的前提,也是国际软实力的基础。当前,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社会进入矛盾突显期,解决这些问题的惟一出路在于进一步加大体制改革的力度,在改革中解决问题。软实力建设应该成为改革的方向和指导原则。这就是要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公平和效率的兼顾,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第二,加大文化的吸引力。

首先,要加强对传统文化的整理和开发。结合时代精神和世界潮流发现传统文化的精华,剔除传统文化的糟粕。中国文明是世界上少有的几个长期保持连续性的文明,其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是我们软实力的宝藏。但是对待传统文化,我们倾向于笼统地谈论,缺乏精确界定和解剖,尤其是根据时代特征和当前的战略任务,去清理和发掘传统文化的具体内涵。要真正提高中国传统文化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促进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上发扬光大,就要首先搞清楚传统文化中哪些是软实力建设的努力方向,哪些不是。

其次,要强调文化的普适性。在强调中国特色的同时,加强对人类普遍性价值的吸收和借鉴。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不断进行观念创新和制度创新,这是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的一条基本经验。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客观和科学地看待人类文明中具有世界普遍性的内涵。软实力的特点在于,越是普遍性的内容越有吸引力和感召力。要提高软实力,就要敢于借鉴、吸收、发展新的具有普遍性的价值和模式。过去,我们对硬实力方面的借鉴和吸收,思想比较解放,对于市场经济的引入和改革,力度比较大,但是对于文化和政治文明建设方面,存在着一些误区,比如,民主、自由、人权、和平都是具有世界普遍性意义的,我们不能因为有些国家打着这些旗号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就回避这些字眼,而是应该大张旗鼓、理直气壮地拿来为我所用。

第三,准确把握和判断软实力和硬实力的相互关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对外交往中,既要谨慎使用硬实力,维护和保持软实力;又要不为对软实力的重视所牵制,因噎废食,敢于使用和动用硬实力。这才是国际竞争多样性和复杂性的本来面目。

第四,积极加强对全球传播的规划和实施。当今世界,文化产业和传播事业是软实力的有力载体和武器。世界的软实力大国都是文化产业和传播事业发达的国家。我们要认真研究和总结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时代的对外传播规律,做强做大文化产业,向世界说明中国,在国际传播舞台上扩大中国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