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针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以及国家形象等领域或方面事关国家走向的问题,讨论分析西方观念是在什么意义上以及怎样影响中国发展的。中国和西方在对待这些问题方面的差异、矛盾以及冲突,影响并构成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创制的真实内容。因此,如何应对这些影响是中国发展的现实需要和重要课题。

一、不同市场经济理解中的选择和创制

无论在西方还是我们的教科书中,市场经济的核心含义都是指用市场所具有的等价功能来调节的国民经济,正如马克思说的,“生产劳动的分工,使它们各自的产品互相变成商品,互相成为等价物,使它们互相成为市场。”①这些不同的商品之所以能够“等价”,就是由于斯密讲的价值规律,它不由任何个人和组织的意志来决定,叫做“看不见的手”。其实,资本主义创设这个规律有两个根据:一是信奉人的自私本性,另一个是把价格变动当成调节利益得失的天然杠杆。但是从本质上讲,“看不见的手”并不是价格,而是利益需求的调节机制,所以资产阶级在获取和维护自己的经济权益时,才会创设出民主政治作为适应这种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由于西方资产阶级并不存在中国的反封建任务,甚至也没有什么反封建革命,资本主义就是在欧洲封建社会自身的法律和政治调整改良中形成的,而这个过程所创设的市场经济的“市场”是在法律意义上讲的,其含义可以表述为以平等的方式获得的平等的权利之间的交易和让渡。当资产阶级把市场的法律意义用于经济运作的根据和规范时,具有这种平等性质的或以这种方式来进行的经济活动叫做市场经济,而适应并保证这种交易和让渡的制度化就是民主政治。因此,市场经济从来就不是什么规律,而是一种有着内在价值取向和政治要求的经济政治制度,而在市场经济作为发展手段的时候,西方就很容易、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来讲也必然会用它们的价值取向和政治要求来对待和影响中国。

西方的这种影响在中国已经体现为学术界普遍存在的三个主要混乱或误解。第一,不知道或者不愿意讲市场经济的本义,而是撇开历史,把市场经济作共时化处理,并且回避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和政治要求,错误地把市场经济变成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规律。第二,错误地把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当成两个相对立的经济概念和模式。上面讲过,市场经济是经济运作的法律含义和规则,叫做用平等的方式获得的平等的权利之间的交易和让渡;而计划经济则是指导经济的政治概念,叫做用政治计划经济。在这两个概念中,“市场”是定性意义上的形容词,“计划”是手段意义上的动词;前者是法律概念,后者是政治概念;它们虽然都作为某种经济的运作形态的特征表述,但根本不是同等领域和层面的对应概念;至于在现实中,从来就不存在没有计划的市场经济,而只要不同制度的国家之间要做生意,也就不存在没有市场的计划经济。第三,迷信(或者根本不懂)市场经济,只关注在游戏规则和具体操作上向西方看齐(叫做与国际接轨),完全忽略了中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尤其是它的创制要求,所以毫不奇怪,在许多学者、官员、公众,甚至正式文件中,常常是只讲“市场经济”而不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许有些人这样做是为了简便吧)。

事实上,中国要实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西方所说的市场经济并不一样,而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制一直就伴随着与西方市场经济的竞争、矛盾以及斗争,所以,克服上述混乱或误解才是我们应对西方影响的真实任务。从理论上讲,对市场经济的不同理解是一个事实,问题在于如何说明和指导中国的正确选择,正如林德布洛姆所说的,关于市场的理解并不只是一个经济理论的问题,而是能否作为支撑不同市场制度的根据以及如何对这些不同的制度进行说明。②因此,如何认识和对待市场经济的不同理解以及如何在应对西方影响的同时探索不同市场经济的联系和交往机制,直接或间接地制约着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选择和创制。这种制约是多方面的。首先,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选择和创制在西方的主流经济学中找不到借鉴。比如在上面提到林德布洛姆列出的各种市场经济制度中,就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中国特色就更不在他们的视野里了。其次,不同的理解是和不同的政治要求、价值取向以及意识形态紧密联系的,所以,西方往往以它们的市场经济观念和规则为标准,对中国的政策导向进行劝诱和提倡。比如,中国经济学界这些年愈演愈烈的新自由主义倾向和偏好就是受西方影响的直接结果,而主张新自由主义的人的共同特征就是只关心自己的特权和既得利益,把贫富差距的拉大看成是市场经济的常态。

然而,西方在自己具有明显优势时并不讲新自由主义,它们(尤其是美国和英国)现在大肆兜售新自由主义,是为了要遏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第三,西方假借市场经济的规则和取向来维护自己在经济交往中的利益。比如在中国的金融政策上,西方不仅对人民币贬值大加议论,而且理论上的主流看法都是主张和要求中国进一步自由化。又比如国际贸易,在西方与中国越来越多的摩擦、反倾销以及制裁和惩罚等诉讼案中,西方的依据仍是所谓的市场经济规则。第四,西方还为实施市场经济的标准附加各种政治条件。比如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中附加人权条件等。

二、民主政治的改革方向和模式

和“市场经济”一样,“民主政治”本来也是西方的概念,而且也被做了道德为善的理解,就是说成了谁也不敢反对的“好的”东西,所以西方试图影响中国民主政治的改革方向和模式的要求更加直接和明白。

其实,民主是一个历史范畴,它在西方的含义也是经历了很多变化的。从政治制度的角度讲,我们现在说的民主大概也就100多年的历史,在此之前不仅民主制度缺乏规范的认同,民主本身的含义甚至是和民众暴政混在一起、并且是令资产阶级害怕和竭力避免的。③具体说来,大约在20世纪60年代,经由熊彼特、李普塞特等人的定义,民主制度的理论表述才逐步明确一致起来,而且指的就是西方的代议制民主,其基本要素或具体内容包括合法和有限的政府、人民对政府的支持、政治竞争和权力交替、民众的代表和征求民众意见、多数原则以及持异议和不服从的权利、政治平等、新闻自由等。④西方对于民主的划分观念已经被中国政治学界认同,至少是被作为基本的学术知识来接受的,西方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西方的观念不仅以著述翻译、学者来华演讲等各种方式和途径对中国产生影响,而且这些影响还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显示出不同阶段的关注倾向。比如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学界出现的“新权威主义”以及从纠正“滞后”的角度来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直到最近的“反思改革”要求和“新自由主义”主张之间的论争,无一不能很容易地看出西方观念的影响。

由于西方的影响,中国学术界和社会上都有的一个普遍的误解,就是认为政治改革比经济改革“滞后”了。从中国的现实来讲,“滞后”一说的误解至少在于不了解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尤其是不知道中国政治改革的性质和特征。首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改革含义在于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是最根本的政治改革,不仅由此使改革开放的实施具有了合法性,而且始终是加快现代化发展的政治制度保证。其次,中国坚持并正在创制的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政府如何更有效地指导和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不是政治制度本身的性质改变。所以,中国民主政治在发展的总体状态上讲的是稳定,在政府层面上讲的主要是职能转变,在社会层面上讲的是如何保持宽松的政治环境。再次,多党制、代议制等等这些不仅不是惟一的民主形式,而且本来就是中国政治制度要排斥的,但却不等于中国的政治制度不要或没有民主性。正如2006年2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所说:“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立足我国国情,总结实践经验,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

西方影响的另一个突出的体现,就是很多人(尤其是官员和学者)都会说,民主进程要慢慢来、现在民众的素质还达不到让他们一下子民主起来的程度。说穿了,这种看法还是以西方的政治制度为民主政治的标准,所以才不能着急,所以才要宣传、普及西方的民主政治意识等等。这里的错误主要在于没有看到,不仅民主的性质和模式都可以是不同的,而且从来就不存在什么被给予的民主,中国的民众就是中国民主政治的主体和享有者,发展的渐进性只有在主体对民主政治的自觉创制这个前提下才是合理和真实的。这种观念误导在西方的学术著作中也是很明显的,比如迈耶就说:“中国人希冀更大的政治自由吗?这确实一个相当愚蠢的问题。问题是如果更多的政治自由可能意味着混乱、不安,而且/或许危及经济发展的话,中国人还会追求更大的政治自由吗?”“对普通的中国人来说,中央掌权者是否占有太多权威并不如中央能够维持秩序与稳定更为重要。”根据这个看法,迈耶认为,“中国的政治体系可能永远不可能建立一个西方的自由民主体系,但是目前的情况比起中国以前的权威主义实践,可以说已经迈出了相当大的一步。”⑤

迈耶对中国民主政治改革的判断和预期在西方是很典型的,不过就官方的行为来讲,其手段就不仅限于理论和观点了,还包括用各种方式在中国寻找和培植代理人以及在资金上资助各种留学、科研项目、非政府组织等。这种影响手段其实是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一贯战略,因为它不仅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中国的知识界,使之即使不全部接受西方的政治意识形态至少也因为用了西方的钱而心存感激,而且这样做的学术或文化面孔可以避免遭到政治甚至主权干预的指责。美国在这方面更是有全球考虑,不仅在中国这样做,在世界各地都这样做,以图中国在“接轨”方面有更大的心理认同。⑥至于各种“颜色革命”,只是由于中国自觉而有效的防范和抵制,美国和西方才显得极少有成功的可能。

三、社会稳定的体制化和文化建设的导向

不管怎样理解改革、稳定和发展的关系,这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都必须有一些共同遵守的规则,那么这些规则的形成、规范以及实施的过程,就具有了体制化的特征;而作为某种文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绩效如何,主要取决于它被社会认同的程度和状况,那么自觉的建设就必然要对可能的认同进行有目的的引导。因此,社会稳定的制度化和文化建设的导向有一种互为表里的关系:制度化由“内部”(主要指政权和政府)向“外部”(主要指社会和公众)发出,导向则从“外部”促成对制度化的接受;导向从“内部”为制度化提供合理性,制度化则在“外部”保证导向的合法性。

在中国的社会学界,最被关注和出现频次最高的问题是社会分层、社会变迁、社会转型以及发展理论、现代化理论等等,而这些问题在理论上都是从西方输入的。不过,问题并不在于西方的理论可不可以借鉴,而在于我们在自己尚无学术准备的情况下几乎是全盘接受了西方的理论,而按照这些理论来看待和分析中国社会时,得出的观点几乎都是与既定的体制性做法相反的或者至少是批评性的看法,因此也就很容易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的理论根据。从关于市民社会的讨论,到现在对培植和壮大所谓中国的“中间阶层”的提倡;从依据“小政府大社会”来阐释和劝诱国家的政策导向,到现在以与国际惯例接轨为方向的深化改革主张;从主张保护个人利益和要求各种资本转化的回报,到现在对新自由主义的公开宣扬;从借口按经济规律办事谋取一己特权,到现在公开把贫富差距拉大看成社会转型的必然代价或常态。所有这些,无一不是与西方理论的影响直接相关,也无一不是竭力按自己的需要对待社会稳定的体制化,也就是希望使这些观念具有体制的合法性和规范性。对于这种情况,社会学界并不是漠然无知,有学者就指出,我们现在对于共产主义“不仅从文明层次上反思还很少,就是对其内部的相当精密微妙之处的解析也极为鲜见”。但这里学者的意思并不是用共产主义文明来抵消对西方影响的盲目接受,而是要把共产主义自身的转型当成起点。所以他又说:“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共产主义文明及其转型,对社会学的发展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对这个文明的特点、运作逻辑及其转型的研究应当成为当代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发展的新的灵感来源和动力源泉。”⑦

如果说,外部观念在社会稳定的体制化方面的影响是张扬个人私利,那么它在文化建设认同方面的影响则是对民族自尊的漠视和对集体主义的讥讽。两者之间的互为表里几乎无需分析就清清楚楚。民族自尊体现在很多方面,但最为根本的是语言,因为不尊重自己的语言将使这个民族彻底自我腐蚀掉。在这方面,外部影响的体现是十分隐秘和间接的,同时也是多种因素造成的。

最根本的因素,是改革开放以来把“发达”等同于“先进和文明”的误解,于是就一切模仿西方。由于语言是民族特性的最根本因素,变化起来也就显得自然而然和见多不怪,所以在销蚀解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时,其意识形态的转换也就具有了隐秘和间接的欺骗性。文化建设中现在最常见的西方影响,是在中国语言中掺入了英语的语法,比如用“有”表示完成时、用“将”和“会”的连读表示将来时、用“是”作为系动词以虚化或软化后面紧接的实意动词,等等。和对社会稳定的体制化的刻意误导一样,不尊重自己的语言其实有着意识形态抵制和反讽的潜在心理。另一个普遍现象是刻意和大量模仿港、台用语和发音,直接解构普通话和简化字的合法性,抛弃中国合法的语言规范以及集体主义和英雄主义的语用情感。这种抵制和反讽还体现为故意错用概念和错读字词。比如,“前苏联”就是一个错误的概念,因为苏联只有一个,而故意这样错用是为了表示对某种体制瓦解的快意,所以尽管根据“前后”的逻辑今天的俄罗斯应该叫做“后俄罗斯”,但从不见有人这样说。至于乱改既定词汇、刻意读错发音以及赞赏低级庸俗的用语并伴以主持人的搔首弄姿等等,这些已经是故意糟蹋和诋毁本民族语言了。不尊重本民族语言在广告语中最为常见,也最便于表达意识形态的解构和反讽。比如,有一个广告语说,“数风流人物,还看封面人物”,这前一句话是毛主席诗词,其固定含义众所周知,现在却直接等同于同样是众所周知的商业、炒作、庸俗、浮夸等含义,明显表明着对集体主义和英雄时代的否定。

事实上,上述现象在包括严肃电视节目的各种传媒中的大量出现,才是造成社会对其效仿的直接原因,因为文化建设的实际内容和倾向就是由体制化(主要指政府)、导向(最突出的是传媒)与社会认同的相互作用来体现的;而政府对此不加干预或许有被它的隐秘性和间接性所蒙蔽的原因,但毕竟放纵了西方观念在影响体制化、导向和社会认同相互作用方面所起到的作用。

四、国家形象的认同

所谓国家形象,是指能够体现国家性质、构成、制度、功能、实力、能力以及文化等方面的总体特征。一个国家的形象树立要靠这个国家的自觉设计和努力,但是形象的实际判定却取决于外界(如某些国家和国际社会)对这个国家整体行为以及观念态度的看法。由于可持续发展已经具有世界性的认同,又由于美国是惟一能够单独构成世界一极大国的,这里就以西方在中国可持续发展模式方面最关心的问题以及美国的对华政策为例,说明西方观念对中国国家形象认同的主要影响。

我们知道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包括几乎所有领域的、整体性的发展观念和模式,不过西方从自己的利益得失出发,很自然地把能够影响中国的问题集中在消费程度和方式上。其实,由于中国在GDP和国际贸易额增长都十分突出的情况下,仍然一再强调要拉动消费,这样,除了市场和技术方面的竞争外,西方关注中国的消费程度和方式并将此作为中国国家形象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很自然的事了。理论上一种最常见的但却是似是而非的做法就是算各种消费账,比如说如果中国人每天多喝两杯啤酒,那么就消耗掉挪威一年的粮食;如果中国人像日本人那样消耗海产品,那么全世界的捕捞量就都给了中国人了。事实上,不管中国怎么看待和实施可持续发展,西方那种“谁来养活中国”的担忧仍然明显存在,并成了直接影响中国形象的一种重要的外部观念。其实,西方这些看法和他们对中国相关体制的怀疑有直接的联系,比如美国有学者认为,判断是否过度消费主要有两个标准,即现值最大化的可持续性,但它们都取决于一个重要因素,即包括宏观调控、税收、清晰和安全的财产权等内容的公共政策是否合理。而正是在这方面,主流的经济学(以及政治学)看法都程度不同地存在以西方的标准来要求中国的倾向。

至少从现代化竞争这个大背景来讲,中国发展的相对优势就意味着发达国家的优势减损,这就使“中国威胁论”在西方看来具有了现实性,而这恰好就是美国制定对华政策的潜在心理和判断利益得失的观念参照。面对中国的“和平崛起”,美国觉得直接指责中国有“威胁”的做法太笨拙,于是就改成劝诱拉拢,试图以“利益相关”的“责任”把中国纳入美国以及西方的体系。的确,美国对华政策最近的公开表态就可以代表西方影响的典型观念:既然中国自己讲要“接轨”,那么符合西方标准就安全、负责,否则就威胁、激进,甚至“中国特色”也必须在此前提下才有被认同的可能。

所以,2005年9月21日,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举行的一个活动上发表重要讲话说:“我提出美国应采取对应策略,调整我们30年来促进融合的政策,以支持采取建设性的行动;我们现在必须鼓励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一个负责的利益攸关方。作为一个负责的利益攸关方,中国不仅仅是一名成员,而且应该和我们共同努力维护这个使之获得成功的国际体系。”其实,佐利克眼中的中国国家形象与中国国内的某些观念是有联系的,或者说多少体现了西方影响在中国的反应。比如,在佐利克那个讲话之前,郑必坚在当月《外交事务》上刚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的和平崛起”的文章,所以佐利克才说,“据郑先生说,中国领导人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改弦易辙,决定接受全球化,不再置身事外”,而在今天,“中国虽未实行民主,但也不认为自己正在与全球民主制度进行最后搏斗”,甚至中国“并不认为自己正在与资本主义进行殊死斗争”,所以也“不想与美国发生冲突”。作为回应,郑必坚在佐利克讲话后马上就发表文章称,“佐利克先生关于中美关系的重要讲话,可以说是近年来美国高层对中美关系所作的一次明确的政治表态,是美国对华关系的一个提纲挈领的有分量的表达。”⑧

佐利克的讲话清楚地表明,中国的国家形象在西方看来是不民主的、但出于利益考虑又不会直接与美国冲突的,而美国对中国施加影响的主导观念,就是要使中国融入、并且和美国共同维护美国(以及西方)的民主制度和国际体系。美国也很愿意中国自觉保持一种赞成“全球化”的形象,因为全球化的控制权以及由此带来的利润都牢牢掌握在外国公司手中,因而是对美国有利的。比如美国《纽约时报》网站发表记者戴维·巴尔沃萨2006年3月发自深圳的文章就说,看上去中国好像从美中贸易中获得了更大的回报,实际上真正的利润被美国等外国公司所得,而没有给中国留下全球化带来的利润,比如标有“中国制造”的芭比娃娃在美国单价20美元,但中国只能获得其中的35美分。因此,一个明显的事实在于,美国看待中国的主导观念直接影响着中国国家形象在美国(以及西方)所体现的整体特征和倾向,而这种观念表述的调整始终是以如何消除“中国威胁”为核心利益的。

五、小结

影响中国发展的外部观念很多,但就其在制度层面与中国的差别和矛盾以及实际效应来讲,这些观念主要来自西方。为了突出重点和表述简洁,我们从不同领域归纳提炼出了以下一些事关国家发展走向的主要问题:第一,从最基本的经济和政治领域来看,这两方面的西方影响的确是互为表里的:由于现代化竞争总有其相对认同的规则,而作为在制定规则中处于优势的西方实行市场经济,有关市场经济的理解和运作就成了影响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外部因素;又由于市场经济在西方一直是和民主政治互为支撑的,而西方又把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排斥在民主政治的范畴之外,对民主政治的理解和运作就成了影响中国政治发展最大的外部因素。第二,社会和文化领域同样也有这种互为表里的特征:由于资本主义的基础是私有制和私有观念,西方的影响主要是对个人主义甚至一己私利的彰显,并希冀中国对这方面的合法性作制度化规范;又由于文化是主导性政治理念的真实认同形态,西方的影响主要就是用大众传媒和消费导向来解构中国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第三,由于国家形象直接关系到一国的整体可信任度和行为能力,因此西方为了保持自己的竞争优势就假借可持续发展来提高中国的发展成本,又以自己的利益安全标准指责中国发展对世界(其实是西方)的“威胁”。

上述当然不是西方观念影响的全部,但已足以表明中国应对这些影响的重要性和现实性。首先,在创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必须从理论上研究并阐明中国和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在性质、目的、主要内容、运作模式等方面的区别,尤其要研究和说明具有区别(甚至是本质性的区别)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在运作上的规则连结和联系是什么,而不是只讲“接轨”。其次,在弘扬爱国主义的同时,研究和阐明集体主义和英雄主义对中国发展的积极作用以及确立这种价值观的必要性和可能途径。再次,在自觉塑造国家形象的同时,研究和阐明争取制定国际新秩序的基本原则和有效方法,而不是仅仅被动(甚至空洞)地解释说中国的发展没有“威胁”;研究和阐述不同国家、地区以及社会制度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特殊形态,而不是仅仅追随西方制定的各种指标体系和标准认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