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本概念与实证调查

政治态度是指一个人或社会群体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对政治事物的基本看法。政治态度是一种综合性的心理过程,是在其他政治心理过程互动的基础上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政治心理过程包括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动机等各种心理因素的相互影响和综合。因此,政治态度作为政治行为倾向,包含了不同的内容,既有以认知和情感为主要内容的价值倾向,也有以动机和情绪为主要内容的动机倾向。

价值取向是指人们在生活中对对象物进行评判和选择的尺度。“价值之所以作为某种尺度,一方面是由人的需要决定的,另一方面则是由对象物的量度决定的,是人的需要和对象物的量度共同塑造了价值。”[1]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2](P406)人作为有目的有追求的个体,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需要,对事物有不同的判断标准,因而也有不同的价值取向。

社会各阶层的政治态度及价值取向关系到国家的政治发展和社会稳定,是政府制定政策的重要基础和参考。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社会阶层流动加剧和农民职业分化,我国农民已分化为农业劳动者、农民工、乡村私营企业主、乡村知识分子、村务管理者等五大阶层。“阶层分化过程的实质是一个社会各阶层利益重新
分配的过程[3],当原有的阶层结构被打破并开始新的重组时,必然要求重新进行利益的分配和调整,必然产生新
的利益诉求与价值取向。了解与分析农民各阶层的政治态度及价值取向是推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保持社会稳
定,进行制度创新与政策设计的重要基础。为此,我们专门深入农户家庭进行了实地调查。

这次调查地点主要集中在河南省境内。因为河南是一个农业大省,农业人口占大多数。近几年来,随着河南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民阶层分化剧烈。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河南省农民阶层的分化以及农民各阶层的政治态度及价值取向在全国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和代表性。这次调查的地点是河南省5个地级市的8个县(区),基本上以农业地区为主,个别地区处于城市郊区,经济比较发达。调查采取入户访谈及发放调查问卷的形式,共访谈了近700多户农民家庭,发放了各种调查问卷810份,收回调查问卷640份,收回率为78.9%。

根据农民阶层分化的实际状况,本次调查按照农业劳动者、农民工、乡村私营企业主、乡村知识分子、村务管
理者等五大阶层进行调查。农业劳动者阶层主要指居住在农村,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以农业收入为主要经济来
源的社会群体。农民工阶层是指拥有农村户口,在城镇或乡镇企业从事非农业生产活动,以非农业收入为主要经
济来源的社会群体。乡村私营企业主阶层是指在农村开办企业,拥有对企业的人、财、物的支配权,以企业经营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的社会群体。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我们调查的乡村私营企业主阶层成分比较复杂,除了开办企业的以外,还包括开办商店的等一些个体工商户。乡村知识分子阶层是指居住在农村从事科教文卫工
作的社会群体,包括农业技术员、乡村教师、乡村医生、乡村艺人等。村务管理者阶层是指从事农村村务管理的社会群体,包括村民委员会成员、村民小组长和村党支部书记等。本次调查各阶层的比例结构为:属于农村私营企
业主阶层的有86人,占调查总数的13.4%;属于农民工阶层的有165人,占25.8%;属于农业劳动者阶层的为229人,占35.8%;属于村务管理者阶层的为73人,占11.4%;属于乡村知识分子阶层的为87人,占13.6%。

调查内容共分四大类12项,主要有:国家政治发展、村民自治、农民政治要求、农民利益表达等。根据调查资料分析,由于农民从事的职业不同,经济收入状况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以及社会地位不同,各阶层的政治态度和价值取向不同。农民作为一个整体有其共同的政治诉求,不同阶层又有不同的政治要求。了解不同阶层的政治要求及价值取向,针对不同阶层的特点设计不同的政治参与方式与途径,对推动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农民阶层政治态度与价值取向比较分析

1.农民各阶层政治态度的比较分析

农民的政治态度是其政治心态、权威认同以及民主信心等政治心理素质的综合反映。政治态度作为政治行为倾向,包含了不同的内容。本次对农民阶层政治态度的调查共设计了三项大题,关系到农民对国家政策的关注程度、对国家政治发展的信心、对农业政策的评价等。根据调查材料分析,农民各阶层对国家政治发展有信心以及关注国家政策的比例均在52%以上。这说明广大农民具有良好的政治心态,有明确的政治态度。这是我们树立政府权威,推行国家政策的政治基础,也是实现农村政治稳定的重要保证。近几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农民各阶层对当前国家农业政策的评价比较高,选择“满意”与“一般”的比例达到了90%以上,充分说明国家的农业政策是深得民心的。

但是,农民各阶层的政治态度也表现了一定的差异性。在对国家政策的关注程度上,村务管理者、乡村知识分子和私营企业主阶层对国家政策的关注程度比较高,其比例均在60%以上。而农业劳动者阶层对国家政策的关注程度相对比较低,有9.6%的人对国家政策“说不清”。对国家政策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政治的关心程度。农业劳动者阶层人数众多,基本上占农业劳动人口的60%以上。作为一个整体,他们文化水平比较低,经济状况不太好,基本上远离乡村政治权力中心,普遍对政治的兴趣不高,关心不够。乡村知识分子是对国家政策关注程度最高的一个阶层。他们有知识,有文化,有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和一定的政治素养,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政治情怀。村务管理者作为农村社会管理的主体,需要和国家政策打交道,自然关心国家政策发展。他们对国家政策的关注程度仅次于乡村知识分子阶层。

在对国家政治发展的态度上,乡村私营企业主阶层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新兴阶层对政治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对国家政治发展充满了信心,选择“无信心”的比例是所有阶层中最低的,仅有2. 3%。同时,乡村私营企业主阶层最看重国家的政治稳定,希望国家经济发展,政局稳定,国泰民安。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私营企业主阶层是国家政策的获利者和支持者。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制定了一系列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为私营企业主阶层提供了大展宏图的良机,使他们在国家政策指导下获取了一定的经济利益,进而提高了政治认同感,激活了政治参与欲望。他们希冀着在乡村政治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2.农民各阶层对村民自治评价的比较分析

村民自治是乡村民主政治的重要体现,是乡村治理制度的核心内容。村民自治的组织载体是村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作为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在村民自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农民对参与村委会干部选举和参与村务管理的态度反映了农民对村民自治的看法。农民各阶层对村民自治的评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对基层民主的看法。农民对当选村干部首要条件的选择体现了农民的政治素养和价值取向,反映了乡村政治的走向。关于农民各阶层对村民自治的评价,我们共设计了四项大题,调查了一些相关内容。

从调查资料分析,农民各阶层对参加村委会干部选举都表现出了一定的热情,有47%以上的人表示愿意积极参加村委会干部选举;有62%以上的人关心村务管理。在村干部任职条件的选择上,农民各阶层选择道德品质的最多,表现了高度的一致性。这不仅符合主流社会选拔干部的标准,也表明农民具有一定的政治素养,这有利于村民自治的良性发展。

虽然农民各阶层都愿意参加村务管理,关心村民自治,但是各阶层对村民自治和村务管理的态度却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农民工阶层对村委会干部选举和村务管理态度一般比较冷淡,他们愿意参加村委会干部选举以及对村务管理的关心程度是各阶层中最低的。因为,农民工阶层游离于城市与乡村之间,处于不断分化过程中,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将来会融入城市。作为一个整体来讲,农民工阶层基本上在城市务工就业,对农村的联系正在逐步减少,因而对村民自治、村务管理的热情远没有农业劳动者、乡村知识分子等阶层高。相反,农民工阶层有相当一部分人关心城市社会发展,愿意参加城市管理,他们认为城市政府出台的一些政策与自己的实际利益联系更紧密一些。在村民自治方面积极性最高的是村务管理者、乡村知识分子和乡村私营企业主。随着农民阶层的分化,乡村私营企业主和知识分子阶层正在成长为农村新的政治精英。这部分人经济状况比较好,文化知识水平比较高,民主素养和参政议政能力较强。他们政治参与欲望强烈,对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影响较大。

虽然,绝大多数农民对村务管理表现了极大的热情,但是,农民各阶层对村民自治的总体评价并不高,不论哪一阶层对村民自治评价的满意率都没有超过30%。许多人认为,村民委员会受到家族势力的控制,受到上级政府的干涉太多,村委会干部不能廉洁自律,任人唯亲,账目不公开等等。甚至有人认为,村民委员会形同虚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许多青壮年和“能人”纷纷到城市打工就业也影响到了村委会组成人员的素质。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过程中,如何加强村委会建设,完善村民自治的各项制度措施,推选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参加村委会的工作,发挥村民委员会在农村基层管理中的作用是值得研究与探讨的问题。

3.农民各阶层的利益要求比较分析

利益要求是价值取向的重要组成部分。现阶段我国农民已发生了阶层分化,阶层分化必然带来利益分化。农民作为一个整体,既有共同的利益要求,又有不同阶层的不同要求,呈现出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特点。我们从国家、个人以及利益要求的输入渠道等三个层面,调查了解了农民各阶层的利益要求。

从调查资料分析,农民各阶层选择“经济需求”的比例均是最高的,这说明当前农民最大的利益要求是经济要求。这主要因为我国农村现有经济条件比较差,农民生活还比较贫困,绝大多数农民把经济需求放在第一位,强烈要求改变现有的经济状况。即使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乡村私营企业主阶层也希望发展经济,为自己谋取更大的经济利益。为此,继续坚持“少取、多与、放活”的农业政策,加快农村经济发展,给广大农民带来更多的实惠,是满
足农民各阶层利益诉求的最好回应。

在回答“你认为当前国家应该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什么”这一问题时,农民各阶层表现出了一定差异性。乡村私营企业主阶层选择“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比例最高。这充分说明他们珍惜今天的发展环境,希望国家经济持续稳定发展,能为他们创造更多的机会。同时,他们也希望国家政治稳定,能够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保障他们的利益。农民工阶层对“公平正义”的要求比较强烈,他们身为农村人,在城市务工就业,对城乡差距深有感触。同时,农民工在城市受到了一些不公平的待遇和歧视,因而他们希望国家能够解决公平问题,使农村人和城市人
一样享受到国民待遇。

在利益表达渠道的选择上,村务管理者选择“村委会”的比例最高,选择“新闻媒体”和“其他”的比例最低。这说明村务管理者在利益表达方面是理智的,他们基本利用正规渠道,在制度内表达其利益要求。同时也说明他们的资源优势比较明显,作为村干部,他们与乡镇政府接触比较多,不管通过村委会还是通过乡镇政府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都具有一定的优势。

三、结论

1.村务管理者的政治态度及政治素养值得关注

村务管理者阶层是农村基层社会的管理主体,是农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他们具有农民与干部的双重身份,但更多的是扮演社会管理者的角色。从调查资料分析,村务管理者对国家政治发展的看法表现出矛盾的心态,他们有57.5%的人对国家政治发展有信心,其比例仅低于农业劳动者和农民工阶层0. 1个百分点,同时又有11%的人对国家政治发展缺乏信心,是所有调查者中比例最高的。无信心者认为,从表面上看,国家政治形势一片大好,可实际上存在许多问题,如腐败问题、贫富差距问题、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等,他们对国家政治发展表示了深深的忧虑。

在村务管理方面,一方面他们对村务管理持关心态度的比例是所有阶层中最高的(达到71. 2% );另一方面他们对村务管理持无所谓态度的比例也是最高的(达到4.7% )。这一现象告诉我们,绝大多数村务管理者是兢兢业业,忠于职守,热心为村民服务,值得信赖的。但是也有一部分村务管理者是身在其位,不谋其政,对村务管理并不热心,工作的积极性不高。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几年随着城乡关系的调整,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入城市,留在农村的基本上是老、弱、病、妇、孺,不可避免地导致农村政治精英的缺失或基层干部政治素养的下降。另外,农业税取消以后,村干部可支配的资源相对减少,也降低了一些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

村务管理者是政府在农村实施管理的依靠力量,国家的许多政策措施需要他们在农村贯彻实施,如果他们的政治态度呈现出一种矛盾的心态,会影响到国家政策的执行和农村社会稳定。因此,在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有必要加强对村务管理者的政治与思想品德教育,提高他们的政治素养,尽量推选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进入村级领导班子。通过村务管理者素质的提高来保证村民自治健康发展和农村社会稳定。

2.乡村私营企业主阶层具有强烈的政治诉求,将成为新的乡村政治精英

乡村私营企业主阶层是一新兴的社会阶层,这一阶层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经济收入普遍较高,政治地位与社会声望的提高相对滞后,具有较强烈的政治诉求。根据我们的调查,目前乡村私营企业主阶层有23.3%的人最大的利益要求是政治需求,是所调查的五个阶层中比例最高的。在回答“你的第一位政治要求是什么”时,有22%的人选择竞选村干部,有19. 8%的人选择入党,特别是在“入党”问题上是所调查的阶层中比例最高的。这反映出乡村私营企业主阶层作为一个新兴阶层具有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和明确的政治取向,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地位提升的相对滞后性。

另外,在回答“你认为当选村干部的首要条件是什么”这一问题时,乡村私营企业主阶层有30. 2%的人选择“经济实力”,是所有被调查者中选择比例最高的。同时有53. 5%的人选择“道德品质”,是所有被调查者中选择比例最低的。乡村私营企业主阶层对村干部当选条件的选择,反映出他们对经济实力看得比较重,而对道德品质看得相对较轻。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一部分人希望通过自己的经济实力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另一方面经济实力的增强也助长了一些人“金钱万能”的思想,在这一思想引导下,一些人可能会以金钱开路,在村委会选举中出现贿选等现象,对乡村民主政治的发展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

我们认为,乡村私营企业主阶层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政治权力欲膨胀,他们将形成新的农村政治精英,进而对传统的乡村政治权力结构提出挑战,促使农村基层政治体系重构,促进农村政治体系的改革和调整,为农村民主政治发展提供一定政治基础和条件。同时,乡村私营企业主阶层正处于上升阶段,如果其政治地位的提高长期滞后于经济地位的提升,其政治诉求不能及时得到回应,也会导致一些人利用金钱与政治联姻,通过不正当手段影响农村民主政治的发展。因此,要关注乡村私营企业主的政治要求,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政治参与机会,引导他们正确地参政议政。

3.农民利益表达渠道需要进一步拓展

利益表达是政策制定的重要基础,在利益要求的表达方面,我们看到这样两种情况:一是资源占有状况对利益表达影响比较大。相对来讲,村务管理者和乡村知识分子阶层占有的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较多,在利益表达方面,他们多选择村委会、乡镇政府和新闻媒体等渠道。而农业劳动者和农民工阶层所拥有的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相对较少,在利益表达上,他们多选择“其他”渠道。二是大多数农民对目前的利益表达渠道不满意。他们认为,目前农民的利益表达渠道很少,也不畅通,即使向有关部门反映了也解决不了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农民愿意选择
“其他”渠道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包括直接到县里上访,围攻某一部门,找熟人,拉关系等。这实际上说明农民利益表达途径的不完善,加上正当途径的无效性,使得人们选择其他渠道甚至非制度化渠道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

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认为,如果利益要求的输入渠道过少或不畅通,会导致输送失败。“示威、骚乱、群众集会等等成为表达和沟通要求的重要机制。在这种情况下对要求的阻碍并不能起到清除要求的作用。其结果是把一种源源不绝的特殊要求注入到间歇爆发的群众暴力事件之中。”[4](P144)因而,他主张对社会成员开放足够多的利益表达渠道:“在一个民主系统中,这就意味着,要求的通道网络必须足够广大,能够把要求提高到有关公众面前加以讨论,也能引起政治领导人或政府的注意。”[4](P145)所以,加强农民利益输入的管道建设,根据农民的利益要求开辟更多的利益表达渠道是保持农村社会稳定,满足农民利益诉求的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1]汪辉勇.公共价值的本质、创立及其实现[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05, (6).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3.
[3]李景鹏.当代中国利益结构的变化与政治发展[J].天津社会科学, 1994, (3).
[4]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M].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