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字面上看,“政治发展”的含义似乎十分明了,没有
什么疑难。但实际情况是自这问世以来,学者们对这一概念仍未有定论。派伊把政治发展的概念归纳为十种,这一概括基本上涵盖了政治发展的所有含义。亨廷顿与多明格斯把政治发展的概念分为四种。台湾学者陈鸿渝也列举了西方政治学界十一种有代表性的政治发展概念。实际上,关于政治发展概念的不同理解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政治发展是狭义还是广义的?第二、政治发展是规范性的还是描述性的?第三、政治发展是单一的还是复合性的?第四、政治发展与政治现代化的关系。本文试作一辨析。

一、政治发展是狭义的还是广义的
“政治发展”一词,首先是西方政治学者用来分析发展
中国家政治问题运用的—个术语,从狭义上讲特指发展中国家由传统政治体系向现代政治体系变迁的历史过程,即社会经济现代化的政治性后果。但在后期的演化过程中,一些学者反对政治发展概念的狭义使用。但是综合来看,西方政治学者主要是在狭义上使用政治发展概念。这是因为:首先,政治发展概念起源于特定的研究成果: 20世纪50年代的发展中国家研究。这些新独立的国家处于前现代社会或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首要政治任务就是从传统政治体系向现代政治体系的转换。其次,和政治发展研究使用的研究途径有关。长期以来政治发展研究以现代化理论为主流分析框架,形成了政治发展概念的现代化取向。可见,狭义的政治发展概念不仅是一个类型学的概念(专指传统的政治体系向现代政治体系的变迁),而且带有“西方,扣心论”的浓厚色彩,即以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现代化模式为参照,比附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过程。

源于西方的政治发展概念引进中国其概念和内涵发生了
进一步的改变。一方面,一些学者坚持狭义的用法。王邦佐等主编的《新政治学概要》认为就狭义而言政治发展特指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变迁,就其涵义而言不仅包括现代化带来的正效应,也包括现代化产生的负效应。但如果不是从经验而是从规范的意义上讲,指的是现代化过程中积极的政治变迁。另一些学者持广义的理解,即在时间上将政治发展置于人类政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进行分析,在空间上置于人类社会所有政治共同体的范围进行分析。如王沪宁认为政治发展“意味着建立适应一个特定社会历史———社会———文化要求变化的稳定的政治体系”。[1]显然,广义的观点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克服了西方政治发展概念的偏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扩展了政治发展研究的范围和视野。

狭义的政治发展概念在外延上专指传统政治体系向现代
政治体系的变迁。广义的政治发展概念在外延上包含任何政治体系向更高级形态的政治体系的变迁。但是两种观点也有共同之处,就是都把政治发展的内涵视为政治体系向合理化方向的调整。若就研究近现代中国政治发展而言,以现代化为视角的狭义观点较好的实现了西方政治发展概念到中国语境的转换,也符合西方政治发展概念的主流。广义的政治发展概念虽然开拓了政治发展研究的视野、克服了“西方中心论”的价值偏见,但是对政治发展的研究变项多存在不同的意见,在操作层次上有待提高。

二、政治发展是描述性的还是规范性的
研究政治发展的学者基本上都主张政治发展的方向性,
问题是这个方向是政治变迁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必然趋势,还是体现主观价值的目的。不同的观点就分为描述性的政治发展概念和规范性的政治发展概念。亨廷顿列举了目的论的政治发展观,即视政治发展为朝向特定目的的运动,这些目的包括政治民主、政治稳定、政治一体化等等,不一而足。在将政治发展视为朝向特定目标的运动的观点中,又有一种将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模式视为理想目标模式的价值假设。二战以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实践已经证明这是一种价值偏见,因为许多发展中国家不是出现了西方式民主政体和政治稳定,而是出现了军人独裁政权、政治不稳定。这表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不是按照西方政治发展模式来发展的。

阿尔蒙德持描述性的观点。在《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中他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政治发展的一般逻辑,即结果→输出→过程→结构和文化。政策过程的专门化、政治结构分化和文化世俗化等逻辑上是一个“同步过程”。他接着以西欧国家为蓝本描述了政治发展的一般历史顺序:集权→分权,增长→分配,在政治结构分化上体现为首先是制定和执行政策的现代行政领导部门和政府行政机构的兴起,其次是各种政党,以及利益集团和通讯工具之类广泛从事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功能的结构的兴起。这样政治发展体现为一个似乎客观的趋势与过程。

中国学者结合了两种观点。一方面认同政治发展目标的
规范分析,将民主、效率、秩序等作为政治发展的目标。同时坚持政治发展目标的性质,特别是政治民主化的社会主义性质,凸现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实践的根本特征。中国学者也认为政治发展是一个客观的过程,但和西方学者不同的是,中国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从宏观的层面来揭示政治发展的客观性和规律性。

政治发展的规范观点和描述观点是可以统一的。从政治
发展的动力看,一方面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决定了政治发展的一般趋势,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另一方面,政治发展是有意识的人的行为,体现了政治精英和群众的政治价值和意志。因此,政治发展过程是—种客观趋势,又是朝向特定目标的运动,是二者的融合。

三、政治发展是单一性的还是复合性的
政治发展是一个多维的变化过程,还是仅仅指一个特定
的方面?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政治发展就是政治民主化或者政治制度化,这从二战后政治发展的研究主题集中在政治民主和政治稳定上得到反映。不过多数西方学者认为政治发展是个复合性的概念,诚如派伊所说“政治的多重功能的特征使得人们无法用单一的标准来衡量政治发展的程度”。如果说政治发展是一个多维的变化过程,这里又产生了—个问题:包括那些变项?遗憾的是学者们在这里见仁见智,没有一致的结论。阿尔蒙德认为包括三个方面:文化世俗化、政治结构分化和次体系的自主性,派伊也是三个方面:平等、分化、政治体系的能力增强,亨廷顿是四个方面:理性化、国家整合、民主化、动员或参与,或三个方面:权威理性化、政治结构分化、政治参与的扩大。即使学者们在政治发展的变项上有基本一致的意见,但还没有摆脱另一个困境,这就是这些变项的相互逻辑关系是怎样的?它们为什么是一致的?还是仅仅主观的把它们罗列在一起?派伊就承认这些变项不容易结合在一起,相反从历史上看,对平等的要求、对能力的要求以及更高程度的分化三者之间往往存在一种非常紧张的关系。阿尔蒙德也认为结构分化、次体系自主性、世俗化三者的联系并不是必然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迄今为止没有学者能够给出足够的解释,只能假设这是一种经验上可以观察到的关系。中国学者大多数同意政治发展包括多方面的内容,不过也没有一致的意见,比较认同的方面包括:政治一体化、政治制度化、结构功能分化、政治体系能力增强、政治民主化(或政治参与扩大)、文化世俗化等。

亨廷顿对政治发展概念的“单一的”和“复合的”之争有一个总结,结论却是负面的。亨廷顿认为政治发展无论作为一个集合概念,还是一个分辨概念,这个概念都是多余的。集合概念的作用在于能涵盖若干在某些方面具有共性的子概念,分辨概念的作用在于将两种或两种以上别人认为没有区别的概念分离开来。作为集合概念,政治发展不能阐明所包含的变项的共同之处,相反给人误导,以为这些变化过程是相互和谐的,而忽视了政治发展中的冲突的危险性。而作为单一的概念,政治发展似乎是一个多余的名词。“政治发展意味着朝一个特定的方向运动,那么这种运动(例如民主化)通常就是一个完美的名词。”[2]可见,单一的和复合的政治发展概念都有自己的困境。

将政治发展表述为单个方面的过程显然不能涵盖现实政
治生活变迁的丰富内容,但是作为一种研究视角是有益的。将政治发展表述为多位变化过程的问题在于应选取一定的研究角度,角度不同包含的变项就不同。当然这只是复合的概念困境的部分解决。选取若干变项进行实证研究也是变项争论的部分解决之道,进一步的解决有赖于政治发展理论的建构。

四、政治发展与政治现代化的比较分析
从政治学的实际研究文献来看,政治现代化的概念出现
较早,韦伯、迪克海姆是这方面研究的先驱。政治发展概念的广泛使用是二战以后的事,其适用范围主要是发展中地区。前面已经表明政治发展概念的狭义使用与政治现代化概念的相近性。很多西方学者主张政治发展就是政治现代化,如班迪克斯、派伊、巴肯汉、艾森斯塔德等。阿尔蒙德和鲍威尔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即政治发展就是社会经济现代化较为广泛的环境中已经和正在发生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政治体系、过程和政策的变化。亨廷顿反对将政治发展等同于政治现代化,除了前面提到的时空局限性外,还会使政治发展成为一个意义含混的概念,并将降低对其进行经验研究的可能性,即使这种意义上的逆转现象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话,也很难说明什么是政治衰败。中国学者的意见是把政治发展和政治现代化当作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强调两者之间的联系,如“一方面,政治发展是政治现代化的积极的正面的结果,另一方面,政治发展被视为政治现代化的手段,通过政治发展建立一个适应和促进现代化发展的政治体系,支持社会和经济发展”;[3]或者认为政治发展比政治现代化所指称的时间跨度更长,政治现代化是政治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另一种主张用政治现代化取代政治发展的概念,并认为政治现代化是“现代化过程在政治方面的积极变化,大体上是人类最近几个世纪以来的政治发展,或者换句话说,是传统政治体系向现代政治体系转变的整个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政治的各个层面和要素实现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的各种特征的总和”[4]。


参考文献
[1]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239.
[2]谢立中,孙立平.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2. 468.
[3]孙关宏,胡雨春.政治学[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 245.
[4]施雪华.政治科学原理[M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1. 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