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西方学术界尤其是美国政治理论学界存在一股对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的反思浪潮。这些反思大部分以该学科的基本文献，尤其是政治理论所谓的“经典”的近代意义为中心，思考这些基本文献是否能够满足全世界的理论需求。正因为这种怀疑，研究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的西方学者越来越愿意把在历史上通常忽略的思想内容，比如中国思想、印度思想等等，引入其学科范畴里。到目前为止，这个过程当然不是一帆风顺的，任何交流方法都会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意味或至少带有西方知识架构的痕迹。

“政治思想”与“政治理论”
研究方法格格不入

大部分学者都认为这一过程最大的难题与公平或者平等有关，即在“后殖民地主义”的世界中进行文化交流的时候，西方学者如何能够维持双方平等的地位。西方学术界如何能够认识到其他传统不仅具有能够促使我们进一步反省的内容，而且还具有能代替我们理论基础的内在理论，并由此突破西方中心主义。这两个选择就可取决于“政治理论”与“政治思想”的区别。

虽然“政治思想”与“政治理论”的研究课题通常一样，但是它们的研究方法（以及由此得到的研究结论）是格格不入的。以在美国学术界刚开始出现的一门学科——“比较政治理论”为例，在理论上，比较政治理论家如拉库散•于本（Roxanne Euben）和弗莱德•多勒米尔（Fred Dallmayr）已经开始批评欧美学术界的西方中心主义，并且对非西方的政治思想进行分析；然而在事实上，它仍然把非西方传统列入“思想”范畴而非“理论”范畴，并在此基础上对非西方思想进行“博物馆化”与“边缘化”。更吊诡的是，此学科无法应对其最根本的困境：非西方的思想贡献如何能够动摇西方思想在全世界的主导地位。

政治思想归属于历史学
政治理论以历史为背景

本文所用的“政治思想”的定义是比较狭义的，即某一个传统或某一个社会的学者对政治的考虑及研讨。虽然学者通常把“政治思想历史”列入普通政治理论的范畴之内，但是其最具代表的学科模型并非如此。政治思想的内容及其所分析的主体因为属于逝者的思想成果，因而归属于历史学的范围。这就意味着其所面临的思想挑战、其所挑选的研究课题或者材料，都跟过去经历与时间的发展动态有关。

最明显的是，“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都跟政治学有很特别的关系。可是两者和政治的关系有几个很重要的不同。第一个不同点就是虽然它们都有一定的政治内容，但是只有政治理论是针对政治的基本特点与架构进行分析，甚至于讨论“政治”应有什么边界，应该是何种东西。一般来说政治思想以政治的定义为其分析的既成基础，首先从这一定的基础上开始把过去思想分为政治或非政治的范畴，其次阐述政治思想的范畴中有何种意思或影响、跟某一定的历史经历有何种关系等等。简而言之，政治理论的研讨范围比较广义一些，会涉及概念上的基本问题，两者如何对待政治的内容也不一致。政治思想的基本目的一般来说是比较经验性的，而政治理论的基本目的是比较规范性的。

由此可见，政治理论是以政治切要的问题为中心，却不以政治历史或者政治思想历史为中心。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跟历史没有任何关系，而是指它跟历史的关系非常特别，没有以上所说的“政治思想”的历史含义。值得注意的是，政治理论把政治经验当做其反省的焦点，这不等于把历史作为其研究的范围。跟政治思想比较起来，其根本的目标并不是把历史经验讲得更清晰，而是对政治生活及其相关的问题进行更确切的分析，只有通过这种分析才能够对政治现象进行尖锐的批评。有人把政治思想列入普通政治理论的学科当中，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实际上政治理论以历史当做一种思想的背景，而并非当做其研究的主体。总而言之，这个历史背景是一种论坛的历史，是从一套经典书本中出现的，来当做理论分析的条件与材料。因此，政治理论归属于历史以外的学科范畴，叫做理论也好，叫做理想也好，叫做受到经典支配的规范性的分析也好。

“比较政治理论”
忽视非西方思想的内在理论

我之所以对思想与理论进行这样细致的分割的原因在于，我以为只有其中之一能够摆脱西方中心主义并且真正地接受非西方思想的内在思路。如果把西方思想或者传统列入“思想”范畴，未必意味着它只有历史性的价值；然而到目前为止只有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中的非常特殊的经典能够超越“历史相对论”的限制，何况西方之外的思想传统呢？跟“理论”的范畴来作比较，“思想”范畴恐怕有萧条的意味，至少只有历史的价值而已，最多变成了根本无法处理现代问题的死体。因此在文化交流比较严格的条件之下，我认为只有政治理论才能够反抗或者超越中国政治思想的“博物馆化”的过程。尽管如此，恐怕研究政治理论的当代西方学者对中国政治理论——或者其他理论内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进行这么深入的认识。

最大的原因就在于“比较政治理论”的方法：比较政治理论家多半只要跟“他者”讨论政治问题就会揭示两方存在的共同点，从这些共同点出发就可以展开一个自我反省的过程而且开设一门以互相了解为目的的政治理论学。按照他们的观点, 长此以往，政治理论就会变成一个全球化的、“讨论共同的问题，而非共同的答案”的学术。

把此定义发挥到极致，比较理论家的角色看起来很特别：站在比较政治学与政治理论学中间，研究者企图了解西方经典之外有何种思想贡献。然而，按照多勒米尔和于本的观点，正因为我们不能“活在他者的概念当中”，所以任何比较文化探索并不能按照“他者”的理论系统进行。按照我以上分得那么精细的“思想”和“理论”的区别，就可以看出， 所谓“比较政治理论”是以西方之外的思想作为外国思想而已，因为他们不能（或者不愿意）把非西方思想看做更普遍性的研讨基础，所以事实上他们无法把该思想传统当做单纯的“理论”材料。

在他们的分析当中，非西方思想就是研究的主体，然而却不是其研究所依靠的基本材料、架构或者方法。就“比较政治理论”所鼓励的“双方转化”而言，与其说理论家采取外国文化观点或者学术系统来讨论政治，不如说他们是从某一特定的文化视角（通常是西方的）出发，利用各种不同的其他文化观点来反省自己的政治理论。另外，虽然他们都以“自我改变”或“自我反省”为比较理论学最有利的结果之一，但他们并没说清楚这个转变如何进行。这透露出“比较政治理论”这个学科更基本的弱点：它还是围绕着欧美的特殊经验、挑战、材料与经典，由此在政治理论学中，比较方法事实上还没产生那么彻底的转变。更可惜的是，“比较”的分析忽视了非西方思想的内在理论，而由此使它失去产生全新的理论与洞见的基本能力。到最后，在他们的分析中，非西方思想并非一种活跃的理论中心，而是一种虽然有趣但却已经死去的博物馆展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