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巨大发展，带来了意识形态观念的变化。其根本是经济结构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人们在社会中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也发生着变化。过去由于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所有占据绝对经济地位，这种刚性结构体现了国家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体。改革开放后，农村的联产责任承包和城里企业的国营改为国有和全员合同制的改革，从经济结构上，弱化了公有制为基础经济结构，让各种经济结构的形式应运而生和快速的发展。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带来阶层的变化和相适应意识流变化。
　　
　　中央关于《关于巩固和壮大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意见》中也提到了这一变化和相应的概念，“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人员等６个方面的人员。”社会上也流行着一个新的词语，叫“新社会阶层”。也有文章提到“自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出现的一个规模巨大、构成复杂、价值多元、成长迅速的社会群体”。也分析了这一社会群体的人数有5000万，然而相关的这一群体合成总人数为1.5亿；然而更重要的是他们掌握着10万亿的资产。社会各界，也包括这个群体的政治诉求，与日俱增，也合情合理。同时也产生了另一个新的复合词语，叫“新阶层代言人”。据说凤凰台的某某某要做新阶层代言人，媒体也给予充分的包装，如同“名牌代言人”、“企业代言人”那样，吸引着人们的眼球……然而，任何事物总有两个面。既然有这样的新阶层，难道就没有与这个阶层一起产生的另一个新的阶层吗？有了资本家就有工人，有了雇主必然有雇工。把雇主说成是“新阶层”，而雇工们就不是“新阶层”，似乎也说不过去。这些雇用层来自“下岗工人”、“新就业群体”和“农民工”。有人说现在的“农民工”已经超过2个亿了，如果也加上相关的群体，也应该有6个亿。如果再加上城里雇用层和相关群体，那又该是多少。那么这个“新阶层”谁愿意做代言人呢？他们的有没有类似的政治诉求呢？

　　我想他们也许还顾不上政治层面的，他们诉求可能还很低，比如“住”的问题，子女上学问题，工资的增长与与实际支出增长的平衡问题，离乡背井与家庭情感问题等等，“黑窑”事件的阴影仿佛就在眼前。我住的那个楼也发生过几次为了“群租”而引起邻里间争吵，农民工没有介入。但我们也设身处地为农民工想一想，真正值得同情真是他们。北京、上海都有名分规定的。这个问题应该是由政府来解决的。如果一户住一户，他们挣的工资全部拿出，他们吃什么？他们又上哪儿去找适合他们住的宿舍和居住的场所呢？北京和上海的房价他们买的起吗？中国的住房的私有率是极高的。这些农民工怎么“安居乐业”呢？有时经过城乡结合部街区，那里已是全国各地的主要居住集中地区，有钱的主开店，没钱的就在那里居住着，我不敢想象这是个什么样的特殊居住区，以后又将是什么样的？

　　我总是这样认为，中国要说稳定与和谐，都与这样的“新阶层”稳定与和谐作为标志性的。我的担忧也由此而产。在改革开放前的，我国也吸纳过好几千万的农民成为城里的人，这些都是在井然有序中过渡过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是“安居乐业”的。那么现在呢？这边是“新阶层代理人”呼声一浪高过一浪；那边的“新阶层”却默默无闻地承担着改革所带来的巨大的成本支出。在“富人经济学”与“穷人经济学”的天平上，中国特色的应该倾向那一头呢？有人说，印度是十亿人口的国度，却是一亿人的社会。难道中国也是这样社会结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