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学说以其严谨的科学性和鲜明的革命性,在20世纪受到了世界范围内谋求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广大国家所普遍认可和接受。在把马克思主义学说作为一种理论武器转化为现实物质力量的过程中,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学说民族化、具体化。就马克思主义学说自身而言,它面临着结合时代需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要求。因此,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学说从最初原始形态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在众多从本国现实出发谋求马克思主义学说民族化、具体化的形式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该是最成功的。特别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众多谋求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具体化的过程中脱颖而出,取得了成功。究其原因,本文认为,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始阶段的三个基本逻辑环节:阶级、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的正确理解、把握和定位。

一、阶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始阶段的逻辑落脚点

“阶级”一词在英文中是“class”,又译“阶层”,从词源学意义上讲,阶级这个概念的产生与人类的认识能力和欲望是紧密相关的,它起源于古罗马,“罗马的人口普查人员为了军队义务性服役的目的,以财产状况为基础区分人口时引入了classis这一术语”〔1〕,是人们想达到对现实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科学认识的结果。近代以来,这个概念开始被社会学普遍广泛的运用〔2〕。阶级这个概念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是历史唯物主义核心概念之一,然而,尽管在马克思及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都有所涉及,但它却始终没有成为一个被系统论述的对象。这样一种理论上的“空白”,为后来众多的理论家提供了“症候式”阅读的空间。西方学者针对马克思阶级概念的研究,主要存在着两个基本的派别:

首先,以法国哲学家雷蒙·阿隆为代表的一派,从马克思经典著作中收集马克思有关阶级概念的零散论述进行研究。例如,雷蒙·阿隆在列举《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话后得出:“阶级这个词适合于任何社会中按等级划分的社会集团”〔3〕;列举《资本论》第三卷的最后一章中的一段话得出:“社会阶级就诞生于生产资料和生产人员之间的关系,本质现象就会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的分离”〔4〕;列举《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一段话得出:“社会阶级只有当它具有自我意识时才真正存在,但倘若不承认阶级斗争就不可能有阶级意识,一个阶级只有当它发现它要对其他阶级进行斗争的时候,它才具有自我意识。”〔5〕这三种结论构成了目前理论界存在的对马克思阶级概念多元阐释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经济(财产所有关系)、政治权力、社会意识(阶级意识)认识阶级概念似乎在马克思那里都是可以站得住脚的,而这三者中尤以从经济(财产所有关系)角度认识阶级概念最具理论上的折服力。这是因为,作为马克思主义正统的列宁,曾经给阶级下过从社会经济结构理解的定义,“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6〕在列举了上面三段话后,阿隆列举了马克思写给约·魏德迈的信中的一段话后(本文将要指出这段话是理解马克思阶级概念的关键,阿隆对它的理解有待深化,美国学者斯塔尔的理解是值得肯定的〔7〕),得出的结论是:“马克思认为他对阶级理论的决定性贡献在于,发现了社会阶级与一定的历史阶段有联系,发现了阶级斗争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发现了无阶级的社会将会来临。”〔8〕

其次,以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汤普森和安德森为代表的一派,不再执着于马克思文本著作的表层含义,结合新的理论资源和研究路径,试图重新把握马克思阶级概念的本质。例如,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就写道:“我强调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而不是把它看成一种‘结构’,更不是一个‘范畴’。我把它看作是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确实发生(而且可以证明已经发生)的某种东西。不仅如此,对阶级的看法还有赖于对历史关系的看法。如其他关系一样,历史关系是一股流,若企图让它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刻静止下来分析它的结构,那它就根本不可分析。最精密的社会学之网也织不出一幅纯正的阶级图形,正如它织不出‘恭敬’与‘爱慕’这些概念一样。”〔9〕与汤普森把阶级放置在社会结构的整体框架中进行分析相反,安德森仍然保留传统马克思主义立场,把阶级当成生产关系结构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强调从生产关系结构维度去理解社会各阶级,认识它们的角色和社会功能。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中,他就指出,工人阶级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找到其结构地位才能发挥其力量,他说:“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进步就在于打破这种僵局,确定根植于历史的具体的经济生产形式之中的特定社会力量的地位,作为能使旧制度得以推翻的‘阿基米德点’———由资本主义的产生所造就的产业工人阶级的结构地位。”〔10〕

我们需要对以上两个基本派别做一点分析,以阿隆为代表的派别是典型的文本解读式学术研究思路,注重从马克思文本著作展开学术研究,这种研究方法作出的研究成果往往比较贴近作者本人的真实意思,而易于被人们所普遍接受,同时这种研究方法似乎还留有进一步深入的空间,如何深入著作文本的深层,解读出作者的潜在含义成为了这种方法的不足之处,而且这种方法如果处理不好很容易发生被客体牵着鼻子走,丧失主体作者在解读过程中自己的独立的意识,形成不了自己针对问题的独到见解。以汤普森和安德森为代表的一派,具有理论研究上主体自觉的特征,具有丰富的理论资源和背景,可以展开不拘泥于文本著作的研究,可是一旦涉及到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和解决时,他们往往陷入现实的泥潭中不能自拔。在如何界定阶级形成的问题上,汤普森就从现实中英国工人阶级如何形成来进行解释,使理论屈从现实,使他的研究带上了经验主义色彩,他收集许多有关英国工人阶级个人经历的事例和材料,认为这些经历对于工人阶级形成有着关键性作用。他指出:“当一批人从共同的经历中得出结论(不管这种经历是从前辈那里得来还是亲身体验的),感到并明确说出他们之间有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其他人不同时,阶级就产生了。”〔11〕由此可见,他对阶级概念的理解已经带有后天的方法论自觉了。在《理论的贫困及其他》中,汤普森认为,阿尔都塞并没有真正把握社会科学领域中的科学研究方法,他把非常有限而特殊的数学和逻辑学规则进行了随意扩展,忽视了基本事实材料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看到阿尔都塞强调历史中结构的必然性和绝对力量,遮蔽工人阶级的革命意志,导致社会主义运动力量削弱之后,汤普森得出,蕴藏于历史推动者内部的力量才是历史的真正动力,对百年来必然王国自我决定的逻辑构成了挑战。从这种研究方法中可以看出,它已经很大程度上背离了马克思的初衷,而形成了颇具异质性的理论视角。

本文认为,在这两个基本派别之外,还存在着一种比较合理地理解马克思阶级概念的派别,即从马克思思想史的角度理解马克思的阶级概念。坚持唯物主义立场,把阶级概念同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联系起来,同现实的历史关系联系起来,就会发现,阶级概念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会有不同内容的表现特征。在这里,我们可以利用历史回溯法对马克思本人关于阶级概念的理解加以回顾和反思。马克思晚年在给他朋友约·魏德迈的信中写到:“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⑴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⑵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⑶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12〕因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不是孤立地对阶级概念进行理解的,也不是放入静止的社会结构中进行理解的,而是把阶级概念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结合起来进行理解和考察的。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理解马克思阶级概念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阶级概念的价值和意义,阶级概念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对现实社会进行分析研究的重要理论环节,确立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阶级概念的具体表现内容,任何脱离这个角度所形成的具体的、单独的阶级概念(阶级斗争)都不是马克思阶级概念的本质。而马克思主义学说作为科学性革命学说转化为现实物质力量,也必须落到阶级的概念上,落实到无产阶级角色上,使它被群众所掌握。阶级这个概念成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深入社会现实的逻辑落脚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深入社会现实,对社会现实作出的解释具有理论上的折服力,在很大程度上在于它抓住了阶级这个概念,而不是现实社会当中具体的个人概念。因此,阶级概念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中一个基本的逻辑环节,一个历史唯物主义概念,为此,列宁就曾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离开分析阶级关系的正确立场。”〔13〕马克思阶级概念的这样一种状况,并没有影响马克思主义学说在现实中的传播和发展。可是,现实的变化和发展,比如说,工人阶级没有像马克思所期望的那样,发动一场革命的运动,促使很多人对马克思主义学说进行重新解释。其中,卢卡奇认为,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在于方法即具体的总体的历史辩证法,他没有忽视对其他概念的解释,例如,阶级、阶级意识、党等等,但是有许多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已经被他大大地弱化了。他说:“我们姑且假定新的研究完全驳倒了马克思的每一个个别的观点。即使这点得到证明,每个严肃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可以毫无保留地接受所有这种新结论,放弃马克思的所有全部观点,而无须片刻放弃他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所以,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结果。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基本‘圣’书的注解。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14〕由此可见,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解是十分强调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在其它概念的理解上也往往如此。与卢卡奇的做法(强调方法,并重观点)背道而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始阶段的逻辑进程时强调观点(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并重方法(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正确实现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始阶段的逻辑落脚点放在阶级的概念上。

在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革命上升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马克思主义学说作为革命性学说展示出的现实力量,使其很快被中国社会接受,成立了以马克思主义学说作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明确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奋斗目标。从表面上,阶级概念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社会运用的中介环节,中国共产党人似乎已经完全把握和认识了这个概念。本文将要指出的是,真正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的是毛泽东,正是毛泽东借助这个概念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社会的运用。在实现马克思主义学说指导中国革命实践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发生了很多错误,出现了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按卢卡奇的理解,机会主义和庸俗马克思主义者的根源在于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本质即具体的总体的历史辩证法,其实这些错误的根源在于不能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针对这些错误思潮在党内的影响,毛泽东于1938年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命题,这个命题背后隐藏着毛泽东此时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社会都有了很深刻的了解和把握,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的理解和运用。毛泽东同当时其他共产党人一样从阶级概念入手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社会,不同之处在于毛泽东坚持了正确立场理解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

1925年,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从当时来看,对中国社会分析研究的著作还是很多的,但毛泽东实现了对中国社会的正确认识。当时,中国社会结构是很复杂的,如恩格斯所言,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相比,过去时代的社会结构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和隐蔽的关系”。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他不仅强调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进行分析,而且强调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革命的态度也需要加以分析,这种从现实出发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全面地看待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是毛泽东的重要思维特征,正是这样一种思维特征确保了他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走出一条正确的道路,这是很了不起的,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阶级概念运用于中国现实社会分析中的一项创举。“这是因为在前资本主义时期,阶级只能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的解释从直接既定的、历史的现实中推论出来,而在资本主义时期,阶级就是这一直接的历史现实本身。”〔15〕由此可见,毛泽东能从中国社会中得出正确的判断同他的分析推论能力是分不开的,更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结果,并由此拉开了利用马克思主义学说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序幕,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始阶段进程。

二、阶级意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始阶段的逻辑集中点

阶级意识这个概念在马克思原始著作中是没有直接规定的概念,但同样这个概念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列宁就十分重视这个概念。翻阅本世纪初列宁的一些著作,就可以知道列宁当时对阶级意识问题是赋予何等重要的意义,他十分重视在当代政治斗争和先进知识分子的培养中,灌输对工人阶级意识形成所起的关键性作用。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在其他学者那里也有关系阶级意识的研究。西方学者卢卡奇认为,阶级意识是“变为意识的对阶级历史地位的感觉”〔16〕,或“人们在特定生活状况中,如果对这种状况以及从中产生的各种利益能够联系到它们对直接行动以及整个社会结构的影响予以完全把握,就可能具有的那些思想、感情等等。”〔17〕同时,在卢卡奇看来,阶级意识“既不是组成阶级的单个个人所思想、所感觉的东西的总和,也不是它们的平均值。作为总体的阶级在历史上的重要行动归根到底就是由这一意识,而不是由个别人的思想所决定的,而且只有把握这种意识才能加以辨认”。〔18〕显然,卢卡奇对阶级意识的认识存在着夸张的地方,他强调阶级意识与阶级行动之间的联系,但是他把历史和阶级意识两者看作同一的概念,这需要推敲。汤普森在《理论的贫困及其他》中强调指出:“阶级和阶级意识不能分离,不能认为它们是两个分开的实体,也不能认为阶级意识是在阶级出现之后产生的,必须把确定的经验和在观念上处理这种经验看成是同一的过程。”〔19〕而阶级意识和阶级觉悟的作用在他看来也是无可估量的,他说:“阶级经历主要由生产关系所决定,人们在出生时就进入某种生产关系,或在以后被迫进入。阶级觉悟是把阶级经历用文化的方式加以处理,它体现在传统习惯、价值体系、思想观念和组织形式中。如果说经历是可以预先确定的,阶级意识却不然。我们可以说具有相似经历的相似职业集团对问题会作出合乎逻辑的相似反应,但决不能说这里面有‘规律’。阶级觉悟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会以相同的方式出现,但决不会有完全相同的方式。”〔20〕这种带有经验主义色彩的理解,忽视了物质决定意识的“规律”,把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看成主要通过传承文化得来的,意识的相对独立性跃升为绝对独立性的趋势已经很明显了。以上两种观点,代表了理解阶级意识概念的两种路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与这个概念存在着内在的联系,特别是在起始阶段。20世纪上半期,马克思主义学说传入中国以后,中国社会出现了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意图完成无产阶级革命的先进组织———共产党,这种先进性首先体现在意识层面上,如卢卡奇所言,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意识的明确的历史形象,是组织上具体化了的最高的意识和行动阶段。在实现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国化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遵循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积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为此,他们在革命实践过程中强调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因为他们知道“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同样,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21〕这样,毛泽东就自然地把革命理论放在突出的位置上,“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22〕转向了强调作为革命主体的无产阶级的认识层面,毛泽东于1937年就写了《实践论》来论述认识与实践的关系,从认识论出发,无产阶级意识也就自然地进入了毛泽东视域,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集中关注点。在理论上,从认识对实践活动的指导过程看,无产阶级需要经历一个从“自在的阶级”向“自为的阶级”转变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伴随着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觉醒过程,转向有意识有组织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在实践上,毛泽东认识到阶级意识对他们的认识存在着影响作用,由于受资产阶级意识影响部分党员形成不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为此,毛泽东提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23〕毛泽东从客观实际出发,从中国社会性质出发,认识和把握了中国革命实践过程中无产阶级世界观、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重要性,清醒地发现了中国社会在这两者上高度弱化的状况,尤其在部分历史时期党组织内,这主要是由于长期的封建传统势力和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影响。为了改变这样一种状况,毛泽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多次强调开展整风运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纯化人们的世界观,确保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形成,即使采取强迫教育也是有合理之处的,因为“所谓被改造的客观世界,其中包括了一切反对改造的人们,他们的被改造,须要通过强迫的阶段,然后才能进入自觉的阶段。”〔24〕

通过对中国革命主体世界观、意识形态的关注,强调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形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学说运用于中国社会,取得了中国革命实践的成功,集中关注正确理解的阶级意识,顺利地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始阶段的逻辑进程。

三、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始阶段的逻辑生长点

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核心概念,但是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解释历史,并不能代表他一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因为马克思阶级斗争的观点是与历史唯物主义相连的,如果不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理解阶级斗争概念,那么他们对阶级是怎样产生的,阶级斗争作为现代历史的动力其背后的动因是什么之类的问题就无法正确地作出回答,导致阶级斗争概念抽象化、虚幻化,陷入唯心主义历史观。正如恩格斯所说:“但是,旧的、还没有被排挤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知道任何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质利益;生产和一切经济关系,在它那里只是被当作‘文化史’的从属因素顺便提一下。”〔25〕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形态更替的根本原因,在阶级社会里,这种矛盾运动表现为阶级斗争,不同利益的集团通过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斗争形式为社会发展开辟道路,阶级斗争就成为了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那样:“每一个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者和统治者之间斗争的历史……”〔26〕。

正是通过上述立场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概念的正确理解,并通过这个概念在中国社会现实中的展开,围绕着这个概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步一步地把马克思主义学说运用于中国社会,从而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始阶段的逻辑进程。马克思主义学说传入中国以后,毛泽东从中很受影响,率先感受的就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概念,正如他后来所回忆的那样:“我记得我在
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本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27〕当时,中共在阶级斗争实践中存在着各种错误,包括“左”倾错误和右倾错误(“左”倾错误无视阶级斗争的规律性,右倾错误教条化阶级斗争的规律性),二者都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毛泽东针对这些错误,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老老实实地研究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1925年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他就是从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入手,从而分析出它们对革命的态度的。通过对中国农村和农民运动的实地考察,通过对中国社会矛盾的深刻分析得出了各阶级对革命的态度的准确判断,真正揭示了中国社会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为党制定出正确的阶级路线策略提供了保证,成功地解决了把马克思主义学说用于指导中国革命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难题,从而将革命引向胜利。

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继续的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也在继续。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并提出了两种性质不同的社会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可惜,这些正确的思想未能在实践中坚持下去,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使许多人民内部矛盾被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了,阶级斗争的主题又重新被强化了。在随后公开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时他写了一段话:“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28〕

可以看出,毛泽东此时对阶级斗争概念的理解是错误的,这种理解是把阶级斗争概念泛化的表现,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导致现实中并没有真正很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综上所述,阶级、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始阶段完成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但是这三者之间并不是孤立的,本文认为,这三者存在以下关系:即,不同阶级的存在是发生阶级斗争的前提,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当他们矛盾达到一定程度时就发生了阶级斗争,从而推动阶级社会的发展。当社会阶级斗争结束之后,会出现一个新的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新阶级。而在阶级斗争发生的过程中,阶级是否具有阶级意识是一个关键性要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始阶段就是围绕着这三个概念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展开的。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充分利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这三个概念,把握这三个概念的本质,准确地定位了这三概念之间的关系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进程中的逻辑地位,顺利地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始阶段的逻辑进程。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这三个基本逻辑环节和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起始阶段落实到这三个基本逻辑环节的做法,也许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注:
〔1〕〔2〕迈克尔·曼:《国际社会学百科全书》,袁亚愚译,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第79页、第79页。
〔3〕〔4〕〔5〕〔8〕雷蒙·阿隆:《阶级斗争工业社会新讲》,周以光译,译林出版社, 2003年版,第15页、第16页、第17页、第27页。
〔6〕《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第11
页。
〔7〕参阅斯塔尔:《毛泽东的政治哲学》,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2006年版,第81页。
〔9〕〔11〕〔20〕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上),钱乘旦等译,译林出版社, 2001年版,第1页、第1—2页、第2页。
〔10〕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余文烈译,东方
出版社, 1989年版,第133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547页。
〔13〕《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
第140页。
〔14〕〔15〕〔16〕〔17〕〔18〕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译,商务出版社, 2004年版,第47~48页,第116页,第136页,第138页,第107页。
〔19〕汤普森:《理论的贫困及其他》,伦敦默林出版社,
1978年版,第109页。
〔20〕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上),钱乘旦等
译,译林出版社, 2001年版,第2页。
〔21〕〔23〕〔24〕《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3页、第296页、第296页。
〔22〕《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
第443页。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365页。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252页。
〔27〕《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第21-22页。
〔28〕《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 1999年
版,第2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