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斗争理论是希腊古典文化的重要遗产。这一理论在古希腊提出后,在中世纪神学家的译著中得到了传播,在维科的《新科学》中得到了运用,并进而在近代史学理论中得到了发展。而马克思、恩格斯等政治理论家的阶级斗争学说正是在这一传播、运用和发展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笔者曾以《阶级分析理论起源新探》为题论述希腊古典文化中的这一理论,①本文拟接承该文话题,论述阶级斗争理论在前马克思主义时代的传播、运用及发展,以期从史学史的角度对这一理论的传承发展作一贯通性研究。

一、中世纪的传播

这里所谓传播,是指阶级斗争理论以其创立时的面貌逐代流传,而无创新与发展。从时间上看,这种传播经历了自中世纪至17世纪维科《新科学》问世的漫长历程。而传播的方式,则主要是在神学家或基督教团体中翻译、印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

学术界错误地认为,在中世纪,古典学术被完全湮没了,直至文艺复兴时代才重见天日。事实并非如此。中世纪绝非没有继承、没有创造的时代。古典时代的许多作品一直为文人学者所搜集、珍藏、传阅和研究。更何况基督教神学本身也必须从这些异教的、理性的文化成果中吸取为它们所用的东西。因此,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一直为许多神学家所崇拜和尊奉。①他们的学说特别是哲学理论作为古典文化的经典之作自然成为经院哲学和基督教神学的重要基础。安瑟伦、阿奎那等著名神学理论家正是在他们的哲学基础上建构了气势恢宏的神学大厦。早在11、12世纪,阿伯拉尔等神学家就已经在修道院和神学院中讲授亚里士多德的理论。12世纪下半叶,西班牙和法国南部的犹太人从阿拉伯人那里获得了亚里士多德的多种著作以及许多希腊哲学著作,他们便把哲学著作介绍给了西方。自12世纪末起,西欧更兴起了直接由原文翻译希腊著作的热潮。②随着欧洲各地大学的广泛建立,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和传播,更由于约翰·古滕贝格1450年发明了活字印刷,古典作品得以大量印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理论获得了空前广泛的传播和影响。③有资料证明,12世纪中期至13世纪后期,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已经全部译成了拉丁文。④1498年,阿尔杜校印希腊文本《亚里士多德全集》在威尼斯印行。至1552年,经卡谟斯重校,《亚里士多德全集》在威尼斯已印至四版,并有增订。16至18世纪中叶,《亚里士多德全集》的希腊、拉丁文本已在巴塞尔、法兰克福、柏林、巴黎等更多的地方出版发行。1438年,亚勒丁诺拉丁译本问世。1548年,塞普尔维达拉丁译本在巴黎印行。1549年,伯纳杜意大利文本出版。1552年,维多利校印本初版,并在增加“述评”后于1576年再版。1556、1567年,莫雷尔校印本和朗比诺拉丁译本先后在巴黎印行。迄18世纪中叶,《政治学》在巴黎、法兰克福、巴塞尔、莱顿、赫尔姆斯塔得、伦敦、吕贝克、耶拿、斯图加特等地出版后更以多种西文文本流行于世。⑤这里所谓传播,正是通过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翻译、印行而实现的。《理想国》,特别是《政治学》是阶级斗争理论的载体,阶级斗争理论自然随着它们的发行而传播。而只要阅读、研究这些著作,就必然接触这一理论。但由于作为中世纪文化传播使者的神学家们关注的重心主要在于哲学、逻辑学、伦理学方面,迄今为止,既没有在史料中发现关于他们曾触及亚里士多德阶级斗争理论甚至在神学院、修道院中讲授《政治学》的记载,也没有在他们的著述中见到关于阶级斗争理论的叙述或讨论。但是翻译必须通读全文,必须深解作品的精神,惟其如此,译者便成为这种传播的首批受众,并同时通过译本的发行而成为新的传播者。《新科学》的作者维科便是这些新的传播者的受众之一。

二、维科的运用

阶级斗争理论在古希腊得到创立后,历经古罗马、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漫长岁月而默默无闻。直到二千年后,在文艺复兴的余晖和启蒙运动的曙光里,意大利学者维科方始提及。维科分析了人类历史上的阶级斗争,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经历了神灵、英雄和人三个时代,这三个时代都贯穿着阶级斗争的内容。古希腊神话中已有阶级斗争的反映。金匠神巫尔坎和战神马尔斯都属于平民阶层,而天帝约夫及其同伙属贵族阶层。维科还以荷马史诗中阿喀琉斯的盾牌为例,说明平民和贵族斗争的情况。盾牌描绘了两座彼此对立的城市,一座城市欢声笑语,歌舞升平,属于英雄;另一个城市寂寥冷落,死气沉沉,属于平民。两座城市互相水火、势不两立。这里,维科引用了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明斗争的情况,“英雄们发誓要与平民们为敌。”①然而,随着岁月的推移和人类心智的发展,“各族人民中的平民们终于对这种英雄体制和各种权利要求发生了怀疑,认识到自己和贵族们具有平等的人性,于是就坚持自己也应参加到城市的各种民政机关里去。”平民与贵族斗争的目的“是要把原由贵族们独占的宗教方面的占卜权推广到平民方面去”,“这样一来,正是对虔敬的关心和对宗教的依附就把民政最高权移交给人民了。”于是就产生了民众政体。②

朱光潜、孙秉莹、张广智诸先生认为,维科的《新科学》首创了阶级斗争理论。对于这一观点,笔者在《阶级分析理论起源新探》一文中曾予分析,但意犹未尽,这里想作进一步说明。维科的阶级斗争理论是他的独创还是承袭?虽说同一种学说或理论可以在不同时间不同条件下由不同人提出,因而维科的著述有可能成为这一理论的另一源头。但我们有充分的论据证明,维科的说明仅仅是这一理论的流而不是源,而且是没有发展的流,也就是说,他只是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关于这一理论的成果。

由于数百年的出版发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在维科时代已不是稀见之书,即使一般人,读到它也非难事,何况维科的业师大多为神学家、哲学家,他读书、研究的场所都是修道院、神学院。其次,他通晓希腊文、拉丁文,而意大利文则是他的国语。这为他阅读和研究《政治学》提供了条件。另外,从《维科自传》和《新科学》的字里行间可见,他熟稔并深研了希腊、拉丁文典籍,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西塞罗的著作显然是他用力最勤、兴趣集中所在。而从一般意义上讲,研究政体、法律、阶级、阶级斗争问题,便不可不精读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因为不仅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时代是举世公认的大学问家,在以后也是如此,《新科学》中大量引用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述,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这自然使他深悉亚里士多德的阶级斗争理论。更为重要的是,作为这方面的直接证据,他在书中频繁引用了《政治学》的著述,特别是“英雄们发誓永远与平民们为敌”一语,反复引用竟达十余次。③维科认为,此语是他生活时代的名言,因此,他奉之为“金科玉律”。④而在我们看来,此语具体地表达了贵族与平民形成两大营垒的事实,恰恰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表现。亚里士多德正是在对这种事实进行深入研究和概括的基础上创立了他的阶级斗争理论。这一点,对于学养深厚、聪敏过人的维科,自然不难洞见。所以无论探讨政体、法律,还是分析财产、等级,他都引用了这句话。尤应注意的是,在论及古希腊神话以阐述他的阶级斗争观点时,他又一次强调了这句话。①维科的《新科学》是一部文艺理论著作,这注定了他对阶级斗争的研究远不像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那样系统、深刻。例如,研究政体的产生和更替绝不能不研究阶级力量对比问题,亚里士多德在这方面进行了缜密的思考和分析,维科则显然没有论及。

三、圣西门的建树

圣西门出生晚维科近100年,这时西欧的印刷条件已远非维科时代可比,圣西门又出身名门,学生时代受过良好的教育,所以在接触前人的阶级斗争理论方面,较维科具有更多的便利条件,他可以直接阅读希腊、拉丁原著,可以阅读意大利文本,更可以阅读无论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是维科的法文译本。也许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他的阶级斗争理论较维科成熟得多。这样,如果说维科的阶级斗争理论已非源,那么,圣西门的阶级斗争学说则更是流了。

圣西门对阶级斗争理论的说明因袭传统而又有创新。所谓因袭传统,是指他仍像亚里士多德那样,以财产和职业为依据划分阶级。例如在《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中,他按财产占有的多寡将国民划分为三个阶级。第一阶级由学者、艺术家和一切有自由思想的人构成。他们拥有一定的财力;第二阶级由除第一阶级之外的拥有一定财产的人构成;其余的人构成第三阶级。②在同一篇文章中,他还有另一种划分,即将国民分为“有产者”和“无产者”两部分。如果说以财产作为依据在前面的划分中还不十分明确,那么,在对“有产者”和“无产者”的划分中则极为显见了。在《论实业体系》、《实业家问答》、《组织者》等著述中,他又依职业划分国民,将学者、艺术家、手工业者、农夫和商人称为第三阶级。③所谓创新,是指圣西门不仅在阶级划分上突破了传统标准,而且提出了新的阶级概念。如前所论,圣西门依财产划分的三个阶级中的前两个都拥有财产,那么,为什么还要划分为两个阶级呢?因为第一个阶级“思想自由”,“高举着人类理性进步的旗帜”;第二个阶级的旗帜上则写着“不进行任何改革”。④这种划分显然超出了财产占有的范畴,而以对社会改革的态度、立场为依据,由此,可以把所划分的阶级称为革命阶级或反动阶级。这样一来,问题也就复杂了,在财产占有上属于有产阶级者,在革命运动中则不一定是保守或反动阶级。反之亦然。这样的意见应该说已经接近我们现在对阶级的认识了。关于阶级的概念,他在历史上首次提到了“无产者”阶级或“无产阶级”。这一概念初见于他的处女作《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中,后随着认识的深入或提高,于1821年又以“无产阶级”为题发表专门论文,向社会大声疾呼:他们已被“一切有实力的人士所抛弃”,“他们没有工作,他们坐待饿死。”⑤圣西门的创新是基于对现实社会的细致观察而勤于思考和概括的结果。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城邦居民中大体上说仅奴隶没有财产,而奴隶又不被看作人,而是看作奴隶主会说话的工具,本身即归财产之列。即如此,也就不会被称作“无产者”或“无产阶级”了。圣西门时代则不同,奴隶制已成为历史的陈迹,而自由也再度普降人间。但由于资本原始积累的进行,大量的劳动者被剥夺了生产资料,变得一贫如洗。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以财产为标准粗略划分国民,便只有“有产者”和“无产者”或“无产阶级”的区别了。“无产阶级”是大机器工业的产物,生当奴隶制发展时代的亚里士多德是无论如何也提不出这样的概念的。惟其如此,圣西门的说明在阶级斗争理论的发展史上便有了创新意义。另外,他还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提出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概念。圣西门显然认为,因社会分工而从事社会生产管理或指挥工作的人居于领导或统治地位,从而构成统治阶级。例如在15世纪以前,封建贵族在农业生产中居于领导或组织地位,而农业在封建社会诸行业中具有首要意义,所以封建贵族掌握世俗权力。在未来的政治制度中,实业家将在社会生产体系中处于领导和管理地位,且掌握生产资料,所以必定成为统治阶级。显然,圣西门的这一思想中已经包含着列宁所论阶级概念的深刻内涵的萌芽。

那么,阶级是怎样形成的?这是人们容易提出却又难于解决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圣西门在阶级斗争理论发展史上最早给予了肯定的回答:阶级是历史发展的产物,阶级和阶级斗争随着包括经济条件在内的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他有史以来首次追溯了阶级形成的历史过程。在《实业家问答》中,他考察了实业家阶级的形成和发展,认为这一形成发展经历了长达四个世纪的历程。它始自法兰克人建国,包括四个阶段,依次以十字军东征、路易十一即位、路易十四登基、信用制度的建立为终点。在第一阶段,实业发展的基础得以确立。在第二阶段,十字军东征使部分高卢人获得了土地和自由。而由于对外贸易的发生,部分高卢人成为手工业者,而另一部分成为商人。实业家阶级初步形成。在第三阶段,实业家阶级获得了发展,他们与王权结成同盟,共同对付封建贵族,逐渐占据了国家的经济阵地。在第四阶段,通过新的实业部门的建立,原来各自孤立的农夫、工厂主和商人在财政和政治方面形成了统一的实业家阶级。而由于银行的设置,实业家阶级扩大了自己的营业,所掌握的财力很快超过了其余一切阶级的总和,甚至超过了政府。通过以上四个阶段,“实业家在发展自己的能力、影响和实际力量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而非实业阶级都每况愈下。”①在这一分析中,圣西门注意了实业家阶级经济地位的变化,这有助于说明各经济利益以及经济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有助于说明法国大革命这样重大的历史事变。

圣西门的这一理论在今天看来已经平淡无奇了,但谁也不能否认它在18世纪阶级斗争理论发展中的重大的开拓性意义。它直接影响了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使他们每每潜入历史的深处,探究他们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起源、生成和发展的过程。梯叶里笔下的第三等级和圣西门笔下的实业家阶级起源于同一时代,即蛮族入侵和法兰克王国建立的时代,梯叶里充满激情地说:“蛮族侵略欧洲的时期曾经为人类保存了工业的艺术和劳动习惯的那个阶级的人们……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是征服者们曾经无情地蹂躏过的那些农奴、那些纳税者、那些有产者的儿女……。”①在《第三等级的形成和发展史》中,他更将第三等级置于长长的历史画卷中,向人们动态地展示它的起源、发展和演变。米涅则是“‘中等阶级’的自觉的、公开的、彻底的代表者,他的理想就是这个阶级能获得社会和政治的统治权”②。因此,他以同样的方法追溯了“中等阶级”的形成发展史。不仅如此,圣西门的理论通过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进一步影响了当代和后世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同一定的生产发展阶段相联系”③的论断显然包含了圣西门的思想成分。而所谓“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④追根溯源,与圣西门的理论有关。在圣西门的理论中,经济因素无疑是受关注的重心之一。学术界对于圣西门以阶级斗争理论解释法国大革命的讨论虽不少见,却极少探及经济因素的制约作用。

如前所论,圣西门分四个阶段考察了实业阶级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在考察过程中,圣西门始终关注经济因素的变化,并以此解释各阶级地位的沉浮。在十字军东征之前,作为征服者和军人阶级的法兰克人领导民族的实业活动,他们几乎据有全部的土地和农业方面的动产。他们不仅是社会的保卫者,而且是农业的组织者。而农业是人们生活资料来源的主要行业,因此由他们组成政府,构成统治阶级。但应注意的是,作为实业阶级的高卢手工业者“虽处于奴隶地位”,却已开始“积累一些钱财”并“小心保管起来”⑤。从十字军东征起,这个阶级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十字军东征需要高额的耗费。为了筹集必要的款项,法兰克人不得不向高卢人出售自由。而高卢人通过自己的积蓄购得了自由,社会地位开始上升。十字军东征之后,随着经济活动的改进和发展,实业阶级日益强大,因此,这时构成这个阶级的成分都获得了重要的经济地位。高卢人拥有自己的土地,从事农业劳动;手工业者拥有雄厚的资金经营手工业生产;商人则以积累的商业利润从事国内及国际间的贸易。正是基于这一时期经济力量的发展,路易十一即位后,实业家与王权结成了反贵族的同盟。圣西门关注经济问题,提到了地产、商业、金融等具体的经济内容,以描绘的笔法形象地叙述了实业阶级逐渐占领经济阵地、取贵族的经济地位而代之的过程。在《论实业体系》中,圣西门更提出了所有制变革的概念,他说:“实业家以自己辛勤的劳动创造了大量的财富,而贵族则不断向他们出卖自己的动产……结果引起了所有制的变革……”⑥。但这时的法国,似正处在变革过程中,或者说所有制的变革还没有完成,因此不会发生法国革命。进入第四阶段,由于路易十四大力兴办实业,更由于银行业的建立,实业阶级掌握的财力“超过了其余一切阶级的总和,甚至超过了政府”,⑦这时的法国已经处在革命爆发的前夜。所有制概念的提出无疑使圣西门对于经济因素的分析“更上一层楼”,具有了更高的理论价值。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也曾触及经济问题,如以贫富作为标准划分阶级,而贫富即属经济范畴。这样,从亚里士多德的贫富概念,经圣西门的经济因素、复辟时期历史学家的利益关系(这一点后面将论及),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生产”概念,经济因素犹如一条渐次显著的红线,贯穿着整个阶级斗争理论创立、发展的历史。在这里,圣西门的理论十分突出,不仅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更重要的是相对亚里士多德完成了一种飞跃,因为亚里士多德所及仅仅是社会最表层的东西,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还有什么比贫富现象以及由贫富形成的两大阵营更直观、更浅显的吗?圣西门则已经触及这一表层下的潜质,如经济因素制约阶级关系、激化阶级矛盾、引发阶级斗争和社会变革,这在阶级斗争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四、法国复辟时期历史学家的创新

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正是从圣西门那里接受了阶级斗争理论。但综观他们的有关著述,其主要成就在于这一理论的运用而非发展。这种运用是指历史学家用以解释英、法资产阶级革命以及诸如法兰克人入侵、诺曼征服等重大历史事件。即使对第三等级的形成和发展所进行的细致入微的考察,亦大体未出运用这些理论的范围。相对而言,他们在这一理论的发展上所作的贡献略显逊色。尽管如此,从他们的著述的字里行间,仍清晰可见闪烁的理论光辉。对此,我们不拟面面俱到,而是仅就学术界没有论及或所论不深的方面作些论述。在亚里士多德、维科、圣西门的理论中,财富和职业是阶级划分的标准,特别是前者构成了阶级斗争的原因。在复辟时期历史学家的著述中,这种划分标准和导致阶级斗争的原因已由具体上升为抽象,从而财富、职业代之以利益关系。在这里,“利益关系”是划分阶级的标准,财富、职业虽还时有论及,却不再是问题的中心,而是作为论据用以证明和解释利益关系的制约作用。与此相适应,利益关系也就构成了阶级斗争的一般原因。

关于阶级的划分,梯叶里认为,英国革命基于“切身利益的利益”而形成两大阵营,“一个为了闲逸和统治,一个为了劳动和自由”①。米涅的论述更一语见的:“变革冲击利益,利益形成党派,党派引发斗争。胜利愈大,冲突愈烈。”②所谓党派,也就是阶级。前面的论述说得直接些则为利益产生阶级,进而引发阶级斗争。基佐则指出,在英、法资产阶级革命中,基于普遍利益而形成了中产或第三等级;基于个人利益,则产生了专制阶级。③

关于“利益关系”导致阶级产生并进而导致阶级斗争问题,梯叶里认为,社会利益或阶级利益,必然引起各阶级的斗争,即阶级斗争。诺曼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对英国实施征服,而征服的最重要的结果是上等阶级和下等阶级的斗争。④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及贯穿革命过程中的宗教运动也是真正的现实利益的反映。米涅认为:“最广泛和最强烈的利益支使着法律并实现自己的目的。”⑤这种目的的实现完全是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在基佐的理论中,这种利益关系可用土地关系予以说明。“要了解政治制度,就必须研究这个社会中的各个阶层及其相互关系。要了解这些不同的社会阶层,就应该理解土地关系的性质”,①以此观察法国最初两个王朝的历史,则这一历史充满了各阶层之间的斗争。

由财富、职业到利益关系的嬗变,标志着阶级斗争理论的发展。因为就阶级概念本身而言,它在本质上即表述为一种利益关系。这种利益关系不仅表现在各阶级之间,还表现在同一阶级内部各分子之间。而由于财富和职业在概念上过于具体,在范围上过于狭窄,无法涵盖和囊括产生阶级并进而引起阶级斗争的形形色色、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这种关系没有得到全面的表述。利益关系首先是一个范围广阔、内涵丰富的概念,不仅包括了财富、职业所表达的内容,而且因为它的高度抽象和概括,而足以将产生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诸种现象囊括无余。这种利益关系意味着社会成员之间物质与非物质关系的一致、分歧和相反。在这种关系内,利益一致或接近一致的社会成员形成同一阶级,利益相反或基本相反的成员形成对立的阶级,而介于二者之间的成员则形成分立的阶级。显然,以这种概念说明阶级的生成和阶级斗争的产生,要较财富、职业涵盖面广,而且科学得多、合理得多。

在“利益关系”的基础上,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又提出了与“利益关系”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的两个理论:阶级关系变动和阶级斗争功能的理论。由于“利益关系”构成了阶级产生的一般原因,而利益关系又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这种关系必然引起阶级构成成分的变动甚至重组。由此,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提出了阶级成分不断变动的理论,我们称之为“阶级变动论”。基佐多次探讨了这一问题。如前所述,基佐认为,这种利益关系可用土地关系予以说明,而土地关系是不断变动的。在封建社会,土地的封授最初有一定的年限,后改为终身,最后改为世袭。土地关系的变化,使“个人关系转变为人和财产的双重关系或转变为不动产之间的关系”。②受土地关系的制约,阶级关系也处在经常变动之中。“你到处看到一个运动,看到人们不断地从一个阶级转入另一个阶级。在各阶级之间的关系上普遍存在着不稳定性。没有一个人长期停留在自己的地位上,没有一个地位是长期不变的。”③在封建早期,有四个阶级,自由人、被保护人、获得了自由的奴隶、奴隶。他们的地位变化频繁,自由人常常脱离自己的地位去服务于某一个人,从他那里得到一些礼物而成为被保护人阶级。而被保护人又竭力摆脱他们的庇护人而获得独立,重新进入自由人阶级。中产阶级产生于12世纪的城市自治,当时它几乎完全由商人、小店主、土地和房产小业主所组成。但三百年后,这个阶级包括了律师、医生、各种学有专长的人和地方行政官员,阵容空前强大。④

应该说,圣西门在《实业家问答》中论及实业家阶级的形成过程时已经触及阶级形成后并非一成不变的问题。但是圣西门的说明还仅仅限于叙述的范围,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基佐则不同,他是在对阶级形成后不断变化的大量事实进行考察分析的基础上提出阶级变动论的。但这一过程在他的著述中被隐去了,所以在他的笔下,阶级变动似乎呈现为先验的形式,而所有阶级演变的事实都不过为了论证这种形式。正因为圣西门的说明是具体的、不自觉的,基佐的论证才不仅标志着这一观点的提出,而且丰富了阶级斗争的理论。在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看来,阶级斗争是在利益关系的驱动下进行的,因此,在本质上,阶级斗争即利益关系的斗争,如前所述,梯叶里在叙述诺曼人征服英国的后果时曾明确提到这种利益关系的斗争。那么,这种斗争对社会历史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通过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提出了阶级斗争功用的理论。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潜心于阶级斗争功用的研究,通过大量的事实证明了阶级斗争的重要作用,认为阶级斗争不仅能够改变现实的利益关系,而且是推动历史发展和文明演进的动力。米涅研究了封建社会的城市公社,认为它的出现改变了当时社会的全部的内在关系。

在意大利,公社因取得统治地位而建立了民主制度;在法国,因与王权联合而奠定了专制政体的基础;在英国,由于同封建主阶级结盟而建立了君主立宪政体。基佐的意见与之一致,认为一部英国革命史就是一部资产阶级与贵族阶级的斗争史。同样,法国革命也是第三等级与封建贵族的斗争史。正是通过这两次革命的“原则和努力”,才使欧洲社会取得了它的一切进步。①在另一部重要著作《法国文明史》中,他更集中阐述了这一原理,其中的说明进一步发展了阶级斗争的动力理论。②19世纪以前,关于阶级斗争的功用问题还几乎没有得到任何说明。大体可以认为,对阶级斗争的研究,除了关于阶级产生的原因和划分的标准的探讨外,主要是对阶级斗争事实的客观描述或具体记录。19世纪初,圣西门首先触及这一问题,肯定阶级斗争具有重要意义。但他的说明还过于肤浅,缺乏应有的理论价值。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则不同,他们将阶级斗争的功用作为阶级斗争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进行专门研究,在资料检索、概念概括和理论阐明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就。正是从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开始,阶级斗争动力论才成为19世纪学术界脍炙人口的名词或提法,并在20世纪一直为人们所广为传用。也正是在这一研究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政治理论家才建立了阶级斗争的动力学说。

复辟时期历史学家的阶级斗争理论也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他们一方面强调利益关系的频繁转化,另一方面又将阶级对立绝对化,将阶级斗争扩大化,以致于目光所及尽是阶级斗争。在基佐看来,法国的历史和现实,英国的历史和现实,欧洲各国的历史和现实都充满了阶级斗争。当贵族分子指责他宣传阶级斗争煽动邪恶情绪时,他针锋相对地回答,他不过在概述法国的历史,法国历史充满着阶级斗争,或者更正确地说,法国历史是等级斗争所构成的。③直至1849年出版《论民主》的小册子,他仍然认为社会战争(即阶级斗争)构成了法国的历史。其实,利益关系的转化在一定条件下恰恰意味着阶级关系的调整、阶级矛盾的缓和和阶级斗争的削弱。在具体的社会历史过程中,阶级对立应该是相对的,因为人类历史的基本活动是生产活动,而生产需要安定的环境,需要社会关系的协调与和谐。利益关系的调整或转化正是要解决冲突,营造这样的环境,并使这种环境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成为占主导的形式。在这样的环境下,原来分立的阶级可能趋向于统一,而对立的阶级则应彼此处于相安状态。这并非说任何阶级之间的摩擦都停止了,摩擦可能存在,但不至于影响或阻碍生产的正常进行。

将阶级对立绝对化,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必然逻辑是夸大阶级斗争的作用。如前所述,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将阶级斗争看作历史发展和文明演进的动力,特别是基佐,把现代欧洲的诞生归结于社会各阶级的斗争。①这显然夸大了阶级斗争的作用。历史发展和文明演进的动力首先而且主要是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发展了,文明才能演进。只有当经济的发展受到非经济因素的严重干扰而不得不诉诸暴力时,阶级斗争才能以极端的形式发生作用。在这里,我们应当将生产力和阶级斗争分开来理解,生产力的发展是历史发展和文明演进的动力的主干,阶级斗争只是在一定条件下发挥辅助作用。这方面的讨论已经很多,②无须赘文。具体到现代欧洲诞生的动力,自然首先是生产力的提高带来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达,只是在生产力需要进一步发展而现行的生产关系又对之发生阻碍作用时,才发生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

综上所论,阶级斗争理论通过神学家的译著在中世纪得到了传播,继亚里士多德之后在维科的《新科学》中第一次得到了运用。阶级斗争理论的发展则主要是通过圣西门的政治理论和法国复辟时期历史学家的历史理论实现的。他们重视和强调经济因素的重要作用,不仅突破了阶级划分的传统标准,提出了新的阶级、“利益关系”、所有制等概念,而且在阶级斗争的功用问题上提出了阶级斗争的动力理论。马克思、恩格斯等政治理论家正是在这些概念、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他们的阶级斗争学说。